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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论述类文本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吉林省长春市吉大附中实验学校2019届高三语文第三次模拟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古代司法的疑罪从无、从轻

李竟恒

    传统中国司法制度的主流,尤其重视审慎,以避免冤案的出现。先秦时期司法精神的主流,主张司法的审慎与宽和,《论语·子路》中孔子主张“赦小过”,上博楚简《仲弓》作“赦过与辜”,《周礼·秋官司寇·司刺》也主张赦免幼弱、老耄与蠢愚这三种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疑罪从无或疑罪从轻。《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从夏代的司法精神中,便强调与其造成冤案,宁可达不到执法效果,即宁纵毋枉。周人的《尚书·吕刑》中,尤其强调司法的审慎:“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司法中的疑罪,采取赦免从无原则。汉代孔安国的注解认为,刑狱有疑点的,应该改为较轻的处罚,小惩罚有疑点的,应该完全赦免。按照孔安国的解释,这一周代的司法精神同时兼有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两种。

    秦朝的司法思想以有罪推定为基本底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两件事。一次是有人在东郡的陨石上刻诅咒秦始皇的文字,秦始皇便“尽取石旁居人诛之”,陨石旁边所有的居民都被进行了有罪推定,所以杀无赦。类似的例子,秦始皇在梁山宫怀疑身边的人将信息泄露给了丞相李斯,于是便将“时在旁者”全部杀掉。云梦秦简《封诊式》记载,秦法对于犯罪嫌疑人,“无解词,笞讯某”,即一边刑讯逼供,一边要嫌疑人自证清白。这种有罪推定的司法,很容易产生冤假错案,如张家山出土竹简《奏谳书》中,就记载了一个秦代冤案,一个叫“讲”的人,被怀疑偷牛,在严刑鞭打下最终屈打成招,惨遭冤狱,全家遭殃。正是秦朝的这种严酷司法,最终导致“赭衣半道,群盗满山”,路上遇到一半的人都被判定犯罪,漫山遍野都是逃跑的亡命者。

    汉儒继承了先秦主流的司法思想,反对秦朝法律文化。《礼记·王制》:“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即有疑点的案子要拿出来众人讨论,如果大家都认为存疑,便作赦免处理。汉代儒书《孔子家语·刑政》也有:“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者赦之”,主张疑罪从无。汉儒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主张:“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即疑罪从无是仁政的司法要求。汉儒刘向在《新序·杂事第四》中曾经记载一个寓言,据说魏国有疑罪,一半的司法人员主张应该做有罪推定,魏王便请教大商人陶朱公。经陶朱公启发,魏王意识到应该“狱疑则从去”,于是“梁(魏)国大悦”,确定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因而获得民众的拥护。

    这些汉儒疑罪从无、从轻的司法思想,对汉代的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影响。《汉书·于定国传》记载,汉宣帝时廷尉于定国,学习儒家《春秋》,接受了儒的价值观,所以“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这位司法官员虽然没有实践疑罪从无,但却践行疑罪从轻,比起秦法的有罪推定传统来说,是一种明显的改善。

    相比于秦朝的有罪推定,儒学的疑罪从轻、疑罪从无思想都是更合理的。当然,从轻和从无二者之间又有高下之分。明代人梅鹫在《尚书考异》中就指出,“罪疑惟轻,贤人以下。忠厚之事,圣人似不止此”,意思是罪疑从轻原则,只是一般儒者就能主张的水平,而疑罪从无,才是真正圣人的司法思想。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9.2.28)

(1)、下列有关“先秦司法精神”的论述,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论语》中的“赦小过”、上博楚简《仲弓》中的“赦过与辜”以及《周礼》中对“幼弱、老耄与蠢愚”的赦免主张,充分证明了传统司法制度重视审慎的特点。 B、从《左传》所引的《夏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内容可以断定,夏代的宁纵勿枉的司法体系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疑罪从无或疑罪从轻”精神的萌芽形态。 C、周人的《尚书·吕刑》中有“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的说法,这表明当时非常重视司法的审慎,对司法中的疑罪采取从轻从无的审理原则。 D、《尚书·吕刑》提到了“五刑”“五罚”,审案体系较为完备,因此汉代的孔安国在为其作注时,明确指出周代的司法精神同时兼有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两种特点。
(2)、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文章按照时间顺序,条理清晰地介绍了我国汉代以前疑罪从无、从轻的司法思想不断完善的过程。 B、文章主要采用引用论证的方式,以大量的儒家典籍和史书材料来佐证观点,论述语言平实而周密。 C、文章在论述汉代司法思想特点的时候,强调了汉儒的主张对司法实践的影响,深化了文章的观点。 D、文章结尾对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的高下进行判定,可以彰显我国古代儒家思想所蕴含的仁爱气质。
(3)、下列选项中,不能对画线句观点起支撑作用的一项是(    )
A、如果避免以有罪推定为司法思想底色的做法,就会减少冤假错案的产生,增强政权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B、如果对有疑点的案子加强讨论,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个人好恶对断案过程的影响,使结果趋于公正。 C、如果能坚持遵循“疑罪从去”的断案原则,就可以更好地践行儒家仁政思想,更可能获得民众的拥护。 D、如果能够辨清“从轻”与“从无”的高下之分,就能丰富司法思想的内涵,为实现圣人之政打好基础。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画家画天空,背后有科学

      爱德华·蒙克的《呐喊》中,天空充满了红色的颜料,它们像一大块黏糊的东西,看起来如此沉重,似乎即将冲压下来。这夸张的色彩也许不是画家的随意泼墨,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物理学家唐纳德·奥尔森在《天空和望远镜》杂志中指出,蒙克画中的红色天空,也许是一种自然现象。

      那些传世画作往往反映了真实的气候环境情况。希腊气象局科学家赫里斯托斯·泽雷弗斯所带领的科研小组也做了类似的研究。他们搜集了554幅日落油画和水彩画。这些画作分别出自181位著名画家之手,其中包括法国印象主义画家德加、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荷兰画家伦勃朗、德国宫廷画师鲁本斯等。最后把他们的研究论文发表于《大气化学与物理》杂志上。该论文分析了16世纪以来554幅描绘日落景象的名画中红绿两色的使用频率,结果表明,在过去的100年中,大气中的悬浮颗粒物浓度一直呈上升趋势。他们认为,由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造成的大气中粉尘含量上升,会阻碍阳光进入大气层,导致全球暗化。

      英国伯明翰大学气象学家约翰·托宁多年来也一直在苦心研究各个时期英格兰各地的天气状况,他意外发现莫奈旅居伦敦期间的作品为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莫奈创作于那时期的画作中,展现了阳光在泰晤士河上跳跃闪耀,天空呈现出奇异的色彩变化。约翰·托宁想到,这些丰富的颜色并非出于莫奈头脑中的艺术幻想,而来自于真实的伦敦生活。那漫天黄色,应是高硫含量的煤燃烧后烟尘和硫酸盐颗粒散布到空气中,成为水蒸气的凝结所致,在此条件下形成的雾霾比自然形成的雾更为持久。比较巧合的是,狄更斯在反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小说《雾都孤儿》中也写道:“在城市边缘地带,雾是深黄色的。靠里一点儿,是棕色的。再靠里一点儿,棕色再深一些。直到商业区的中心地带,雾是赭黑色的。”

      科学家并且还去做了验证,选取莫奈1898—1900年间创作的9幅作品,结合他同一时期的信件和日记,与美国海军天文台的数据对比。令他们惊叹的是,莫奈身为艺术家,却如同科学研究者一样,一丝不苟地记录了创作日期及太阳所处的位置,绝无臆造。所以印象派大师的确是非常可信地用手中画笔将伦敦当年的绝世光影留存于世。不过印象派大师的绚丽色彩,可能来自PM10之类的大气污染物,想到这点不免让人有点沮丧。

(节选自《北京青年报》2015年1月23日,入选本试卷时,有删改)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列小题。

骚扰电话该谁管?

    最近,网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也不是梦想,而是骚扰电话。”虽有戏谑与夸张成分,但未尝不是人们深受骚扰电话之害的真实写照:

    理财推销、发票开具、中奖兑换、房屋租售、辅导培训,骚扰电话五花八门,商业推广与电信诈骗混为一体,让人感觉“接不完,不胜烦”。

    骚扰电话到底有多少?今年3月,百度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安全白皮书》显示,2015年,全国骚扰电话总量为948亿条,较2014年上涨57%。这么大的数量,即使设套诈骗的概率有限,最后被骗用户的绝对数也不少。最不可思议的是,很多人手机上显示,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拨打,岂非怪事?

    客观地看,骚扰电话的界定确实不容易。以常见的骚扰号码400+电话为例,除非含有色情、暴力、淫秽等明显违法内容,否则很难认定哪些电话是骚扰、哪些内容属诈骗。更有人认为,电话通信是公众权利,在不能判定某个号码涉嫌违法的情况下,运营商没有权力擅自停止服务。这种似是而非的“付费就能使用论”,好像有一定道理,但听起来不免让人心塞。对每年数以几百亿计的骚扰电话,难道只能听之任之?

    据知情人透露,目前骚扰电话分工精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些所谓高科技软件公司开发出的系统,既能批量外呼,还能语音自动群呼,更能随意更改主叫号码,为骚扰电话推波助澜;有的地方电信运营商为了追求利润,滥用透传技术,出售通道帮不法分子建立呼叫中心,提供交换机等设备支持,更助长了骚扰电话的气焰。有媒体报道,在这条黑色利益链背后,每通话1分钟,运营商能获得五六分钱的收益。

    打击骚扰电话,离不开电信运营商的主动作为。对个别地方运营商参与骚扰电话产业链牟利问题,各大运营商总部应严格行业规范,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普查,清除内部害群之马。对授权出售常见骚扰电话号段的代理商家,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在电信号源、号码发放、资质审核、投诉处理等环节都不能放松。在甄别骚扰电话的技术上,积极与相关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不断改造升级屏蔽软件,让相关软件更有效。

打击骚扰电话,需要创新监管方式,加大处罚力度。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开设专门网站,为电信用户申请“别打我电话”服务,把那些申请保护的电话编入“全国别打电话名录”,推销公司如果拨打列入该名录的电话,将被处以1.1万美元的罚款。德国法律规定,乱打骚扰电话者,将根据情节,除被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外,还将面临最长3年的监禁。

    这几年,为打击骚扰电话,我国有关部门先后多次开展“清网行动”,查处了不少伪基站,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根本上管住骚扰电话,还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协作。电信运营商应当尽到管理责任,工信、工商、金融、公安等相关部门建立应急协调机制,提高骚扰电话的拨打成本,加大对违法分子的处罚力度,为饱受骚扰的电信用户讨回一个清静。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天人合一——传统文化中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

张涛

    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始终是一个核心理念和重要命题。作为中国传统生态世界观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天人合一”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根本意蕴就是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儒、释、道在比肩而立、相伴而行的过程中,都对“天人合一”情有独钟、多所阐扬、屡有创获,并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周易》不仅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被道家、道教尊为“三玄”之冠,亦曾为佛教众多高僧大德所倚重,它还是最早表述“天人合一”思想的著作。《说卦传》指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文言传》更有精妙的总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些都成为“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渊薮,也成为中国传统生态世界观的经典表述。

    儒家核心思想“仁”不仅仅针对人际交往,也包括对大自然、对生态环境的热爱和友善,希望最终能够协助天地化育万物,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孔子具有效法天地而感化万物的优秀品质,将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推及自然界。孟子的“仁民爱物”也有按照自然时节进行生产、生活的思想取向。到了宋代,张载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中国传统生态世界观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被尊为道家和道教始祖的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则进而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道教也继承了这种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思想观念。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指明凡事皆可一分为三,“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三者同心相合,即可成就万物。佛教中“众生平等”“依正不二”等主张,也都体现了与“天人合一”异曲同工的生态世界观:人与自然构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世间万物之中,所有事物都显现着这种关系,所有事物也都因为这种关系而平等。人类保护了生态,也就是保护了人类自身。

    以上各家尽管在具体表述上有一定差异,但都致力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发展,而且都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和能动作用。《周易》要求顺天而动、适应自然,但又强调“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使大自然造福于人类。《老子》有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这也是在凸显人在天人关系中重要的主体作用。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儒、释、道之所以能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借鉴,《周易》固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被各家一致认同的“天人合一”生态世界观,应该也是出现这种思想文化盛况的重要思想前提和文化基础。我国开展的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天人合一”传统生态世界观在当代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

(选自2016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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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的文化品格

    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是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是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日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迭意。

    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当其婉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时,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除字句易于听懂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的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柳永“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李清照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愁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愁的抒发。在言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的“大江东去”的放歌,辛弃疾的“千古江山”的抒怀,皆可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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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技术推动阅读模式变革

    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新的阅读方式——社会化阅读,它是以读者为中心,强调分享、互动和可移动性的全新阅读模式。

    首先,新媒体技术打破了区隔的空间、整合了碎片化的时间,极大地提升了信息传递的时效,推动了信息的跨域传播,孵化出一个个集合的阅读社群;其次,以兴趣和情感为核心的亚文化传播,让网络社群升级到文化层面的情感共振及价值认同,促使阅读从传统的私人化行为演化为一种以互动和共享为核心的社会化行为;最后,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生活场景不断转移到线上,线上的社群文化也开始嵌入现实生活,这使碎片化的信息互动升级为更具系统性的知识交流,让阅读的社会化作用更加凸显,这就是社会化阅读。

    社会化阅读在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存在需要注意的问题。为适应移动状态下的阅读需要,社会化阅读的内容大都以浓缩的形式出现,可谓短平快;微信朋友圈或群推荐的阅读材料,基于熟人、朋友关系,容易引起重视并被优先阅读,也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效应。一般来说,群主或群里比较活跃的人的推荐有时不可避免地带有引导性,甚至经过了“再创造”。群友在分享阅读材料时,会有即时的评论发表,这就形成社会化阅读的一个突出特点:阅读分享与舆论的酝酿、形成几乎同时出现,没有留给理性思维以时间。以微信朋友圈为例,因其转发分享功能十分强大,如果不注意,很容易让“朋友圈”变成“谣言圈”。

    在当前网络时代下,信息知识过剩、信息污染、信息干扰等问题,容易造成阅读浪费。社会化阅读潜藏着一些危机,如时间和空间的碎片化促使“浅阅读”大行其道、过多地沉迷虚拟空间会使得现实社会的文化互动变得稀缺等。

    社会化阅读方式对传统文化、教育以及传统价值观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在传统社会中,出版物是经过审查、去杂质化的,社会化阅读则很难实现对内容的把关。因为在社会化媒体上,微新闻、微评论、微小说等随时可以上线,对于内容管理而言也是一个挑战。

    社会化阅读内容的管理者,应当了解社会化阅读的特点、规律与诉求,以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促进社会正效应和正能量的最大化。借助社会化阅读这种迅速直达受众的通道,尽可能多地提供质量高、营养丰富、满足读者需求的内容,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是“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映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 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 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 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 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 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 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 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 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佚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 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 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由《礼记》等书可 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 任清单。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 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 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 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 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 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 国。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 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 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摘编自荆培运《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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