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是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二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暗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啮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咀咀嚼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说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挞挞地打，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

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

[注]余光中，台湾作家。

让地名留住文化记忆

    主持人：地名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含意？

    李辉（人民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我们很长时间缺乏一种对文化和历史的敬畏，改地名其实也反映出这个问题。地名的形成不是一个单纯篙单的事情，它的来源、它的延，续发展，它融进了很多经济的、文化．的个人情感，甚至家族的东西在里面。

    我的家乡是襄阳，我父母是枣阳人，我是在随县出生，我长大2 0年期间都属予襄阳地区，对襄阳的印象很深，同时襄阳行署的所在地是在襄樊市，是个县级市，后来叫地改市，过去叫地区一级的改为地级市，就用到襄樊这个名字。我这次回家乡，家乡人说：我们这个年龄的可能有几百万人知道襄樊，但全世界有多少人知道襄阳呢？一个《三国演义》几十回都写的襄阳，我们看金庸的书，小说里面，杨过、郭靖、黄蓉战襄阳，还有唐诗宋词多少写襄阳，王维的“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还有社甫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孟浩然就是襄阳人，杜甫的祖父也是襄阳人。一个地名是和两手年的文化是密切相关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符号。

    我们有时候说到乡愁，乡愁不是一个虚的东西，乡愁是和你生活的地方的地名是连在一起的。一个省的民政厅的干部跟我们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老兵到了台湾一直没有回来，身体不好不能回，后来让他的儿子回到家乡找他住的地名，但是这全地名没有了，孩子找了很多年没有找到，最后通过民政部档案里的地名找到这个名字，更改了。后来这个老先生写了一封信挺感谢他们，说你们可以发展得很好，经济发展得很好，建设也很好，但是地名不要改，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

    主持人：地名的更改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李辉：首先，我们对这个地名要有一种情感，情感刚才讲了，是个人情感、家族情感和对这个地方的情感。另外，外面的人要改它的时候，你要对这个地方人表示尊重，对这历史敬畏，因为任何一个地名的形成都是有历史形成的。

    打个比方，前面讲了襄阳，包括那些诗，你们都读唐诗宋词，说这在哪里，襄阳在哪里。而这些东西恰恰是我们中国文化二三千年一个非常有支撑的东西，比如我去年去汉中一个县，就是武侯墓所在的那个县叫勉县，“勉”用的是勉强的“勉”。50年代是叫沔水的“沔”，过去汉水一直叫沔水的，所以《诗经》时代开始，到诸葛亮时代，包括到30年代、40年代，那个水都是沔水，沔水就是汉江如上游，沔水一直流到汉阳汉口，汇入长江。沔水到了50年代，这个“沔”不太好写，随便改了叫勉强的“勉”，因为我们读沔水就想到《《诗经》，想到诸葛亮。说这个勉强的“勉”也能改，都能改，但是这样改是很草率的。包括湖北还有一个县叫沔阳，和沔县的“沔”是一个字，前几年改名叫仙桃，我们知道，仙桃的来历叫什么，因为有一个镇叫仙桃镇，就改为仙桃市了。沔阳也是很有名的，我们知道，湖北沔阳三蒸，沔阳花鼓戏。恢复荆州以后，沔阳一个著名的作家叫池莉，她就是沔阳人，她认为能不能不要把沔阳叫仙桃了，我们恢复沔阳吧。像这些东西都是草率地更改。把历史都没有了，一想到这个名，就想到当年的美食，都没了。

    主持人：您对于传统地名背后的文化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李辉：每个区域对自身特定的区域性文化，传统文化的保护，很丰富，面也很大，每个区域也不一样。传统文化不是虚的，有一个特定的区域性文化，对特定区域性文化的凝聚力是在他的语言中，在他的教育中。还有美食，吃的东西。传统文化是和这些相关的，教育是有虚有实的。教育是让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知道这个地方是你的家，这里的语言是你一生的语言，这里的戏你要听，这就好。所谓保护传统文化，我觉得没有别的，从自己的事情做起，包括他们一到节假日就有祭祀活动，这就是文化。过去我们拜祖先、拜祖宗，过去一度作为破四旧的，现在都恢复了，都允许了，这是传统文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原地带和北方比南方可能要差得远，福建、广东，包括浙江那一带的，他们地方性传统文化的保护，我觉得是比其他地方要好一些，这就是靠具体的事情来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当然也要有资金，资金不是主要的，要有热心的人。

（本文有删改）

材料一：

    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的变化，随着地理环境的变迁，王朝对都城所在地的选择也会因时因势而变化。但无论怎样改变，交通便利是都城必备的条件之一。自五代至北宋，统治者选择在无险可守的开封建都，其原因虽不止一端，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封具有“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地理特点，其地理位置接近东南富庶之地。

    开封的陆路交通发达。商周以后，出函谷关沿黄河东行，经洛阳、开封到临淄构成东西交通要道，北行渡过黄河沿太行山前大道可到今北京一带，向南也有大道可通东南及南方各地。北宋建设的陆路交通网络是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连接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向四方辐射，并到达全国各地。

    北宋运河水系向南沟通淮河、邗沟故道、长江及江南运河，向北沟通黄河、济水及卫河。运河通向四方，连通了全国各大水系，建立起了密集的南北水运交通网。开封居于黄河与淮河之间，这样的水路交通条件在中国古都中是绝无仅有的。以开封为中心的漕运诸渠，既是官方财货赋税的运输航道，亦是中外商旅来往之路。运河对于北方政治、军事的发展和南方经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北宋王朝的生命线。

    然而，作为都城，开封的劣势也与河道水系不无关系。历史上确有数次开封城被黄河河水吞没之记录。北宋后期黄河频繁决口，汴河淤塞，运输能力大大降低。北宋之后，开封的自然地理优势丧失殆尽，十几年短暂的金朝建都开封后，开封作为都城的历史就此结束。此后开封水患日益加剧，明清时期，黄河水多次灌入城内，仅开封附近见于记载的水灾便达40多次。黄河泛滥不仅淹没村舍农田，而且将运河全部淤平。至此，开封的水路交通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取材于张清俐、张杰《南北运河见证东京城百年兴衰》）

材料二：

    开封，古称东京、汴京、汴州等。作为北宋的都城，开封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商贸都会，其影响力在于规划布局的严整性、山水形胜的优越性和天赋庄严的神圣性，核心在于前所未有的都市规划和发展格局。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城市体系完善。《清明上河图》的图像资料和《东京梦华录》的文字资料，形象逼真地再现了北宋都城汴京的城市风貌。开封依据城市发展的需要，逐步形成了三城相套的格局，最里为皇城，主要为宫殿区；再外为里城，为官衙与市民区；最外为新城，新城与里城相互沟通。一千年前的开封排水设施相当完备，还有专司城市救火的“探火军人”，还有官办的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机构。按西方观念，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开封的城市软硬件设施齐备，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街市制度兴起。从西周到唐朝，我国城市建制一直是市（商业区）与坊（住宅区）分设，比如唐代实行里坊制，里坊有坊墙，每天定时关闭坊门。这种坊市建制以便于统治管理为目的，突出政治中心地位，不利于商业发展。开封是中国城市史上由古典型城市向近代型城市转变的开端，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率先转型的城市之一。当时的开封拓宽街道，拆掉坊墙，允许临街开店，面街而居，形成坊、市合一的局面。商业店铺沿街兴建，形成街市，交易区扩大到全城的各个角落。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沿街建筑鳞次栉比。

    商业贸易繁盛。当时宋朝首都东京，人口达百万，居民、商人经商不但不受空间约束，而且没有时间限制，夜市甚至可以通宵达旦。开封城有大量的酒肆、店铺、勾栏、瓦舍，它们毗邻主要交通干道，有的酒楼内设雅间近百间，日客流量突破千人；有的街道甚至以本街区标志性的酒楼命名。这些商贸餐饮娱乐场所的出现，将市民生活提升到新的高度，开封已成为当时最具活力的商业大都会。

    一千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开封等城市灯火辉煌；一千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拥有这样百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那时的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意大利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城市规模不过万人。正如《哈佛中国史》的评价：“（宋代）开封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新型都市，它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

（取材于张杰、张清俐《北宋东京城：凸显商业与开放》）

材料三：

    北宋对东京城市建制的变革，为城市的繁荣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扫清了道路，也为文学的发展和新文化样式的出现提供了无限可能，为历史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时代。北宋的文化政策比较宽松，文人创作较为自由，这种氛围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东京城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典型的市民城市，是市井文明的汇聚地，因此兴起了白话小说、戏剧等。皮影、绘画、木版年画等市民文化产业也十分兴盛。

    东京城是文人雅士、巨儒名家的聚集地，他们在此吟诗作对、填词作赋，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相比起唐诗，宋词形式较为自由，内容和词语也更通俗化，这不仅更受底层人民欢迎，也更利于民间传唱。宋代散文承接唐代古文运动并走向成熟，话本小说为新兴的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书法艺术继晋承唐，技接五代，开创了一代新风，对后世有巨大影响……

    宋代绘画不仅表现为一门艺术，更表现为一种技术。一批技艺精湛的职业画家，将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书画行业开始兴盛。东京城最繁华的街市高头街、大相国寺一带的庙会，都曾是书画商云集之地。年关节日，门神、钟馗等节令画在市场上热销。社会对绘画的需求和民间职业画家创作的活跃，是推动宋代绘画发展的重要因素。宋代由于手工业发达，促成了雕版印刷的发展与普及，东京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雕版中心，不少书籍及道经、佛经都附有版画插图，其绘刻之精美让人赞叹不已。

    对于生活在北宋时期的文人来说，东京是他们的自豪和骄傲，他们在作品中直接呈现东京的繁盛景象，“一画一书”就是这样的代表作品。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记录了东京开封的城市面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孟元老的笔记小说《东京梦华录》对都城写实性的描述，让后人对这座弥漫着文化气息的都市充满了向往。

（取材于朱金中《开封：繁华如梦境的宋代文化》）

材料一：

    圆梦正当时，中国梦激荡最大“海归潮”

    优惠的政府政策、全球最活跃的经济、快速发展的高新产业、持续投入的科教事业、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以及海内外“人才、项目、技术、市场、资本、场地、服务”全面对接的平台，正吸引越来越多海外学子归国追梦。

    国外媒体评价，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这样大规模、这样专业化地吸引人才回国。

    “现在，海归回国主要是被‘吸’回来的。”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说，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条件、更有能力吸引全球人才。

    詹天佑、茅以升、钱学森、邓稼先……纵观历史，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赴外求学、归国兴邦。

    今天，除了拥有前辈们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吸引大量海归人才归来的，还包括自我价值与个人梦想的实现。

    然而，在全球竞争中发展成一个人才大国、人才强国，仍需下更大决心、更大力气。一份面向全国200多所高校的问卷调查显示，“编制过死、编制偏紧”是人才管理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从人才发展上看，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人才队伍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还存在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布局不优、效率不高等困境，破解这些“瓶颈”，唯有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

（选自2月22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二：

新东方海威时代与全球化智库（CCG）共同发布了《2016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六成企业在招聘时仍更倾向于使用海归人才，而82.5%的单位均在一定程度上对海归员工采取了倾斜性优待（如更核心的岗位，较高起薪等）。

而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是，身处海外的留学生在回归本土职场的过程中也遭遇了些许不利因素。《报告》结果显示，多数企业的招聘岗位数量，招聘时间，招聘渠道对海归求职较为不利。同时，海归人才在求职过程中也暴露出对国内就业形势不了解，错过企业招聘季以及缺乏明确职业规划等问题。超过50%的海归认为不了解国内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是回国就业的第一不利因素，同时47.3%和32.4%的受访人员认为回国时间错过校招季以及岗位海投效率低这两大因素导致了海归回国就业难度增大。

（摘自中国新闻网，有删改）

材料三：

    日前，杨振宁、姚期智两位老科学家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一事，引发热烈关注。

    在舆论场上，以耄耋之龄回归故土的杨振宁更是备受关注。已近百岁之龄的杨振宁，估计已不会如年轻时那般埋头扎根于科研一线，或许正如他本人所述，“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是文化的归属感让他对故土恋恋不舍。亦或是科学上的引路精神让他回来发挥“余热”，为后来者指引前路，如他自己在诗中所说：“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杨振宁选择入籍，是他对晚年道路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国家的道 路选择是交叉的。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创造的开放环境，对世界潮流的融入，杨振宁的归来方才有了现实的可能；而杨振宁等一批海外科学家的归来，又会给中国科研带来从项目到建制与世界接轨的机会。

    对于中国来说，迎来杨振宁桑榆晚年的同时，也不可否认，错过了杨振宁最辉煌的科研生涯。由此，未来的方向也当因之厘清：让更多科学家们愿意留在这片土地上，诞生出最精尖的科研成果，不仅是因为中华文化的血液，更因为是先进的设备、优厚的条件、社会的理智与尊重、环境的平和与包容。

（来自光明网，作者“光明网评论员”，有删改）

材料一：

    在全球卫星导航多系统并存竞争和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应用主要依赖国外系统；缺乏统筹规划，地面应用基础设施整体能力不足与重复建设并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尚未掌握核心技术，相关产品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相关政策、法规、标准尚不健全，产业集中度低，缺少龙头企业。因此，需要加快我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设，促进其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到2020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创新发展格局将基本形成，产业应用规模和国际化水平将大幅提升，产业规模超过4000亿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及其兼容产品在重要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对国内卫星导航应用市场的贡献率达到60%，在全球市场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摘编自2013年印发的《国家卫星导航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材料二：

2017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已达到2550亿元，校2016年增长20.4%。其中包括与卫星导航技术直接相关的芯片、器件、算法、软件、导航数据、终端设备等在内的产业核心产值占比为35.4%，北斗对产业核心产值的贡献率已达到80%。

    为了突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核心芯片关键技术的瓶颈，国内芯片研发企业打造自主北斗芯片开放平台。由国内企业所研发的全球首个支持新一代北斗三号信号体制的多系统多频高精度导航定位芯片正式发布。同时芯片产业链企业根据自身需求针对芯片资源进行应用功能的二次开发，使芯片的综合能力得到再一次提升。

（摘编自新华网《北斗对产业核心产值贡献率达80%》，2018年5月19日）

材料三：

表一：北斗与GPS基本情况比较

表二：北斗相较GPS的优势

（摘编自《2017—2022年中国北斗卫星导航行业竞争现状及十三五投资策略研究报告》）

材料四：

    2018年是北斗系统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建设任务最为繁重的一年。组网发射创造纪录，系统运行确保稳定，国际合作亮点纷呈，应用推广成效显著。

    根据计划，2019至2020年，我国还将发射11颗北斗三号卫星和1颗北斗二号卫星，在巩固亚太区域服务同时，这将会进一步提升全球服务性能。

    国内应用领域不断拓展。交通运输等领域应用不断走深走实，全国已有617万辆道路营运车辆，36个中心城市8万辆公交车，使用北斗系统。港珠澳大桥采用北斗高精度形变监测系统，有效保障大桥安全运行。基于北斗的高空气象探测系统，有效改进我国中期天气预报质量。在大众应用方面，市场销售的智能手机大部分支持北斗定位功能；智能车载终端在30多个车型上实现批量应用。

    国际化实现新突破，北斗赢得海外广泛赞誉。缅句、泰国、阿尔及利亚、俄罗斯等多国相继采购北斗产品，服务性能和产品质量在当地创下口碑。北斗已进入国际民航、国际海事等多个国际组织标准，国际搜救卫星组织将北斗纳入全球卫星搜救系统计划。

（摘编自《中国北斗怎样服务全球》，《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8日）

大敦煌

    从兰州出发，沿河西走廊一路西行，过武威、张掖、嘉峪关，最后到达敦煌，凡一千一百余公里。一路西域风光，沧桑雄浑，美．不．胜．收． ， 而至敦煌则达到顶点。

    敦煌，一座总面积只有 3.12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 18 万的蕞尔小城，就敢取这么一个大气磅礴的名字，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的气魄。东汉应邵注《汉书》中说：“敦，大也；煌，盛也。”唐朝李吉甫编的《元和郡县图志》进一步发挥道：“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尽管现代大多数学者都说，“敦煌”一词是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语音译，但是敦煌人宁愿相信古人的解释。

    就是这块土地，曾经连接起汉唐盛世与西域文明，手挽着长安城与波斯湾，见证了无尽的繁华与沧桑。在汉代，敦煌疆域辽阔，统管六县，被誉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在唐代，敦煌更是成为一座拥有 140 万人口的大城市，仅次于首都长安。现在，敦煌虽然没有了当年的显赫地位，规模也大大缩小，然而，历经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价值独特的敦煌文化所散发出的迷人魅力，更是与日俱增。

    到达敦煌，暮色四合。深秋的敦煌格外清朗，夜晚的天空格外高蓝，明月洒下一地清辉。从来没有见过那样晶亮的满天繁星，好像一天的星星都集中到这块天空了。城市不大， 但建设有序、干净整洁、规划整齐。汉唐的建筑，街头的飞天雕塑，满墙风动的壁画，让人怀疑是在历史与梦幻之中。

    一夜小雪，鸣沙山披上一层洁白的轻纱，空气像水洗过一样清爽。登上山顶，举目四望，那一道道沙峰如奔涌的波浪，气势磅礴。微风吹来，扑人心怀，爽人心肺，心胸顿觉空明。鸣沙山的沙粒有红、黄、绿、黑、白五色，当地人称它“五色神沙山”。登临此山， 听山与泉同振共鸣，犹如钟鼓管弦齐奏，令人动魄惊心。《后汉书·郡国志》引南朝《耆旧记》云：敦煌“山有鸣沙之异，水有悬泉之神”。

    被誉为天下沙漠第一泉的月牙泉，千百年来不为流沙而淹没，不因干旱而枯竭。茫茫

大漠中有此一泉，满目苍凉中有此一景，造化之神奇，令人心 ． 醉．神．迷．。月牙泉有版本众多的美丽传说，听导游说，月光下的月牙泉更美丽。最好在农历十五月圆之夜时来，露宿在鸣沙山才可以亲历那梦幻仙境般的意境。

    来敦煌不能不去瞻仰莫高窟。是的，是瞻仰，不是参观。莫高窟，坐落在敦煌城东南25 公里的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不断兴建，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洞窟门一打开，历史的味道迎面而来，栩栩如生的泥塑和壁画好像带你走进了历史。你仿佛可以看见千年前的画工巧匠们一点一点描绘、上色；可是那些泥塑的残破现状又告诉你时光已逝、光阴变换的事实。那些佛像用着千年不变的平静面对你，微微上扬的嘴角述说着乐观豁达。其实他们面对的不只是你，还有千年的历史，那些进入盗宝的强盗，那些谦卑的祈福的平民。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走进敦煌研究院大门，一块条石上镌刻着的大字格外醒目，也格外锥心。如果不是一次意外的发现，也许莫高窟现在还静静地沉睡在沙漠的怀中；或者，她在合适的时间被合适的人发现，也许能够受到更好的保护。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1900 年 6 月 22 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从此敦煌不再平静，从此敦煌在被掠夺、被肢解中走向世界，从此无数的学者为她皓．首．穷．经． ， 从此世界上产生了敦煌学。

    面对敦煌遭遇的重重劫难，中国知识分子拍案而起，他们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掀起了一场敦煌大抢救运动。最先站出来的，是著名金石考古专家罗振玉。当他得知一批珍贵

的敦煌文物沦落到法国人伯希和之手后，当即报告学部，要求即刻发令保护藏经洞遗书。紧接着，一批著名学者投入到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中去。更有人远涉重洋，到日本、到欧洲，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书卷。

    在保护和研究敦煌方面，贡献最大、最令人感动的是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敦煌守护者。他们放弃内地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奔赴偏僻荒凉的大西北，把一生都贡献给了敦煌保护事业。正是由于他们的艰苦付出和辛勤努力，敦煌才结束了无人看管的现状，走上了科学保护的道路。敦煌学研究也从无到有，从粗到精，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状况。

    敦煌是中国的敦煌，应该使敦煌学回到中国。这是三十多年前，一位老人的郑重嘱托。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告慰这位老人：敦煌学已经回家了！

（取材于徐可的同名散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