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16）》显示，2015 年，全国共有 30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各类功能区共监测20188点次，昼间、夜间各10094点次。昼间共有 9331 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 92.4%；夜间共有7504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74.3%。31个省会城市昼间总点次达标率为87.7%；夜间为 61.8%，交通干线两侧声污染相当严重。

全国最“吵”的地方，并非京沪等特大城市，而是以均值58.9分贝位列第一的贵阳，哈尔滨紧随其后。长期调研显示，哈尔滨噪声强度大跟生活习惯相关，而贵阳则是由于最近几年工地较多。

    2011年3月，世卫组织一份报告首次给噪声污染“定罪”。根据世卫组织对欧洲国家的流行病学研究，噪声污染已成为空气污染之后影响人体健康的环境因素。过度暴露在噪声污染中，不仅会严重影响心理健康，也会增加患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

也正因此，噪声成为环境污染投诉高发区。年度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35.4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35.3%。其中，工业企业噪声类占16.9%，建筑施工噪声类占50.1%，社会生活噪声类占21.0%，交通噪声类占12.0%。

    尽管投诉比例居高不下，但问题的解决却十分不易。温香彩介绍，与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的污染都不同，噪声污染瞬时性、局部性、分散性很强，所以即使接到群众举报，有时很难取证，投诉经常不了了之；或者当时解决了，之后又会继续。也因此，对于噪声污染，目前的状况是“民不告，官不究”。

    其实，从国家到地方都为此作出了努力。2015年，国家、地方新颁布了9部环境噪声相关标准规范，涉及风力发电机组、三轮汽车等产品的噪声测量方法，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噪声与震动控制规范等。2015年，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发布了21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文件，设计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绿色护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与专项整治等工作。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国内一些地区已开始探索一些先进的防止模式。报告显示，2015年，上海市建立起约700平方公里的外环区域城市噪声地图和数据库，声源信息及噪声数据信息的显示和查询，为城市环境噪声管理提供了有力手段。

（节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邻居的装修声、公路上的汽车声、小区附近的施工声……无孔不入的音波不知给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带来多少烦恼。而且噪声污染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心情，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噪声污染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损伤听觉器官，还会引起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

环保部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在2015年，全国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35.4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35.3%。尽管投诉比例居高不下，但问题的解决却十分不易。一方面，噪声污染存在着瞬间性、分散性、随机性等特点，很难抓住现行；另一方面，噪声污染种类繁杂，工商、城管、公安等部门对于噪声的管理权限分工并不明确。居民遇到噪声污染，也往往陷入不知道究竟该向谁反映情况的困境。即便是好不容易将问题反映出去，也多是泥牛入海，再无消息。最终使得噪声污染治理工作像是向空气中打出的重拳一样，虽然强劲有力，却无着力点，从而难以发挥效果。

    可喜的是，我市出台的《襄阳市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暂行办法》，着重强调并纠正了上述问题。环保、公安、城管、交通等多个部门进一步理清权责，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的投诉，具体划归至各个部门。今后，群众遇到相关问题可以根据法规找到直接的负责者，各个部门之间也不会再因权责不清而相互扯皮。

    该暂行办法还明确要求，受理单位应自举报受理之日起7日内告知举报人受理及初核情况，60日内将办理情况回复举报人，并及时向社会公开。这一要求，保障了该暂行办法能够切实落地，切实执行。

（节选自《襄阳日报》）

材料三：

    20日，一场广场舞大赛在人民广场举行。赛前，市城管局人民广场管理处组织发起“广场舞文明健身倡议”。

    当日上午8时，参赛的广场舞团队陆续到达人民广场。舞台一侧，一幅巨大的《广场舞文明健身倡议书》宣传板已立起来。跳舞的大妈们了解情况后，争相举起写有“噪音NO”的标牌，在倡议书上签名。一些市民见状，也积极上前参与。

    市城管局人民广场管理处主任刘勇介绍，广场舞因噪音问题屡遭投诉，为了改变现状，管理处在市民中调查，并和跳舞的团队协商解决办法。

    活动倡议广场舞爱好者自觉调整跳舞时间，早上7点后开始，晚上9点前结束，每次跳舞时间不超过两小时；将音量降低到60分贝。目前，在人民广场跳舞的固定团队有6支，均已自愿响应倡议。有成员还呼吁，希望更多广场舞团队也加入，大家一起拒绝扰民、舞出文明。

（节选自《楚天快报》）

材料一：

空巢老人是指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旁的老年人。据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客观地讲，在我国目前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要彻底解决空巢老人“不敢老”的问题仍存在困难，需尽量采取多种措施以减少老年人的担忧。

（摘编自王庆海《破解空巢老人养老难题》）

材料二：

    空巢老人的问题，折射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交织着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地区发展不均衡，劳动力候鸟式的迁徙就不可避免；社保制度的割裂，使各种保障难以无缝衔接；户籍制度的坚冰，让老年人随子女迁徙难度加大；政府投入不足和民间资本进入不畅，导致养老服务供给不够且水平较低……时代的列车一往无前，老年人却已步履蹒跚；而最为弱势的空巢老人，更是难以承受的时代之重。

    从要求各级政府“用于养老服务的财政性资金重点向农村倾斜”，到提出“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问题正在破解。而此前不久，国务院决定合并“新农保”和“城居保”，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无疑将有助于解决老人们面临的问题。

（摘编自贾壮《“空巢”之痛时代之重》）

材料三：

    农村空巢老人安全现状令人担忧。具体体现在：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面临着外在危险的威胁，由于年老体弱，老人在受到外力侵害时无力抵御和抗衡；另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多陷“内在疾患”。调查显示，农村空巢老人的患病率在80%以上，甚至有50%以上的老人患有两种以上的慢性疾病。

下图是对农村空巢老人猝死家中的原因的调查统计分析。

（摘编自张晓琼、侯亚丽《晚年何以安度：农村空巢老人安全保障问题研究》）

材料四：

    一方面是老龄化社会的步步逼近，一方面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如何把“互联网+”和养老服务结合？南京市民政局目前正在进行这样一种有益尝试。这种基于“互联网+”的“一键呼叫式”养老模式，其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便利，通过“互联网+”把老人在居家养老过程中可能用到的各种资源、服务整合到一起，老人身边只要有一个电话或手机就可以轻松享受这些资源和服务。

    养老服务网络等于是通过“互联网+”这种新的技术手段，在市场和老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进而实现双方的共赢。但我们也要看到，老年人群体要想充分享受到这种服务的便利，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那么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对那些被纳入养老服务网络的企业、商家在服务质量、服务价格上给予必要的引导，以避免有企业和商家哄抬服务价格；二则，对于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老年人群体，政府应该加大养老补贴和救济的力度，以类似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享受养老服务网络上的各种资源和各项服务。

（摘编自苑广阔《盼“互联网+”惠及更多空巢老人》）

对话杨庆祥：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访谈嘉宾：扬庆祥（评论家、学者、诗人）

凤凰文化：是怎么想要提出“新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的？

杨庆祥：首先，我已经注意到了有大量的作品在书写“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而且在书写的过程中涉及到伤痕的问题。这些作品中包括前辈作家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和最新的作品《日熄》，还包括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又发现整个批评界或者说整个文化界并没有对这种倾向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只是从非常简单的社会学角度——比如70后、80后等等——来划分的。我恰恰认为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都在面临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伤痕或阵痛。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有共同的诉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伤痕文学”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历史语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凤凰文化：既然今天主要聊“新伤痕文学”，那我们先从“旧”的伤痕文学说起。伤痕文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文革”的历史创伤），它是一个比较短命的文学现象，当时比较重要的作品如《班主任》、《伤痕》，现在看起来是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那么属于“新伤痕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也会具有相似的局限或者说遗憾吗？

杨庆祥：八十年代的旧伤痕文学有个很大的局限，对事件的描述大于对人的描述，这就导致了它变成一个非常短暂的潮流。当然它当时被终结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新伤痕文学”应该从中吸取它的教训。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在我的定义范畴里面它一定是“新伤痕文学”。但如果“新伤痕文学”止步于余华的《第七天》，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短命的文学现象。《第七天》的内在书写模式非常接近于当年旧伤痕文学的模式。其实在我看来，应该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不能上升到这个高度，必然就会很短命，也不能够提供更多的意义和路径。

凤凰文化：你提到“新伤痕文学”不仅仅是发现和揭露，对这个时代也是有照亮和疗愈作用的。这个“疗愈”怎么体现？

杨庆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在社会转型的撞击过程当中积累了太多负面的情感性的东西。个人跟世界的相处出现了问题，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出现了问题。而我们又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整合和改造，这就导致了有很多人会盲目地去追求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对于真正的现代人来说，其实更需要一种理性的途径。

凤凰文化：“疗愈”就是表达出这种感情吗？

杨庆祥：不但仅是表达，而是通过一个“语言化”的过程将这种情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书写可以把这种社会的创伤表达出来，个人的创伤和社会的创伤是互为一体的。这种创伤表达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问题的根源所在。

凤凰文化：那么就你的观察，哪些作家或者哪些作品是让人满意的，能够担当起“新伤痕文学”的疗愈作用的？

杨庆祥：有很多人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地写，但完美的作品目前可能还不存在。我觉得更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方向是对的，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话的视角，没有简单地将伤痕“他者化”。

老一代的作家容易把伤痕轻易地归结于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新伤痕”不是，更年轻的作家们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每个人只可能从自我出发然后抵达他者、疗愈他者。首先要反思和批判自己，然后重建自我这个现代概念的主体性。比如张悦然最近出版的长篇《茧》作出了一些尝试。

（摘编自“凤凰网”，有删改）

三秒钟的小公益

王宇凡  欧阳洁  王发财

2011年10月2日，家住甘肃兰州市红古区薛家村的李芬连老人十分高兴。

镜头前的李芬连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衣服，神情庄重，端坐在家门前，好像在举行仪式。

这是她平生第一次照相。

每给一位老人拍完照片，袁柯都会告知很快就会寄来照片。他是西北师范大学大三学生，22岁，于2011年8月发起了一个叫“快门三秒钟”的公益项目，呼吁爱心人士关注农村，用相机帮助农村老人和孩子，解决农村老人缺少遗照、孩子缺少童年照片的难题，不让他们因没有照片而留下遗憾。袁柯刚和他的团队走出大门，李芬连老人就拿着自己舍不得吃的水果追上来，送给他们。

在路上，袁柯碰见了拉着架子车的薛成基老人。他留着长长的花白胡须，听说这些大学生要给自己拍照，立刻同意了。

薛成基老人希望和妻子苏美英照一张合影。53年前，他们有过一张黑白结婚照。如今，梳洗打扮了一番，他依旧站在她的右边，拘谨而又兴奋地盯着镜头，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这一瞬间就此定格。

“好浪漫啊。”有一名队员由衷感慨。

有位老人拿到照片后，次日一早，就提着自家种的桃子，来到袁柯借宿的农民家。

老人感动地说：“我活了70多岁，儿子都没给我照过一张照片，你们真是好人啊……我也有老人照(遗照)了。”袁柯不由心情沉重。辛苦抚养子女，寂寞地守着空家，老人们因此就能满足。

袁柯想起了已经去世的外婆。两年前，刚刚考上大学的袁柯去看望84岁的外婆。他提议用新手机给老人照相，下身瘫痪的老人硬撑着爬了起来。

临走时，老人问袁柯能不能把照片洗出来?当时的袁柯不知道手机资料可以传输到电脑，就摇摇头。外婆叹了口气。不久，老人离世。去年春节回家，他把照片洗出来，放到了外婆的坟前。

这个遗憾，也是袁柯创办这个公益项目的初衷。

在大都市，人们很难理解一张照片对于一个农村老人有怎样的意义，自小生活在农村的袁柯对此深有感触。

他们也给乡村的孩子送去温暖。

苏家沟小学的孩子们就因为要拍照，整个教室都沸腾了。孩子们有的拍桌子，有的站在凳子上，高兴得直跳。等确定在小花园前拍照时，孩子们全都围过来了，抢着要站在镜头前面，两个孩子还打起来了……看到这一幕，袁柯心里酸酸的。

苏家沟很贫困，“快门三秒钟”项目组给他们带来了新鲜的喜悦。短短六天时间，他们帮300多名孩子拍了照片，有单照，有小伙伴们的合照，也有全家福。

苏家沟村有个家族，前几年闹了矛盾，两个家庭关系很紧张。项目组积极地调解，并且提议拍张“全家福”，终于让两家人凑在一起拍了照片。过后两家人开始沟通、接触，现在已经和解。双桐村也有两位村民因为田地边界闹了矛盾，在队员和村民的劝说下，两人照了张合影，也就握手言和了。

他们认为，既然都拍了合照，都固定到相纸上了，还闹什么别扭啊?

有人质疑袁柯搞公益是为了出名：“在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拿一张照片有什么用?”袁柯说“除了物质需求，人还有精神需求。谁不想有一张童年照?谁不想在去世后留下一张照片?”

“快门三秒钟”团队从2011年8月至今共进行五次活动，已经拍摄近2000张照片。

22岁的袁柯并非专业摄影师，用的也是1000元左右的尼康相机，还经常把做家教的钱拿来做公益。

“一张照片，虽然看起来很微小，却对我们的目标群体很重要。从小处着眼，解决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星星之火也可燎原，那样我就实现了‘大精彩’”。

（选自《中国青年》）

    材料一：

    近日，一项调查显示，46%的人认为出门不带手机比出门下雨没带伞的情况更槽糕，而手机未带或被偷就感到紧张的人则高达90%。这些数据表明，手机在日常生活中正扮演着愈发不可或缺的角色。

    与此同时，有关“手机使用依赖症”的说法甚器尘上，认为频繁使用手机是一种新的心理疾病，并与孤僻、自卑等性格画像联系起来。这些把手机使用与心理健康相对立的观点，反映着现代医学对身体话语权的争夺，而现象背后的时代变化，却往往被搁置一边。

    其实，“手机依赖”不一定是人们“离不开”手机，比如有的人出于工作需要需实时关注讯息；有的人因消费支付不得不“机不离手”；有时候，手机还承担着某种象征性功能——如果在社交场合中，你不太想和别人说话，那装作玩手机不失为一个避免尴尬的借口。

    (摘编自《别把“手机依赖症”太当回事儿》《广州日报》2018年9月26日)

    材料二：

    图一：消费者对各类手机应用的使用频率

    图二：智能手机使用轻度使用者与重度使用者占比

    图三：智能手机重度使用者年龄段分布

    （资料来源于“德勤咨询”）

    材料三：

    近年来，呼吁警惕“手机依赖”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大。这种呼吁的初衷不难理解，但“手机依赖”真的有那么可怕，值得如此忧心忡忡吗？到底何为“手机依赖”，从来就缺乏一种准确的定义。在今天这样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对日常生活的介入越来越深，与人的紧密性越来越强。

    当然，当“手机依赖”被作为一种问题看待时，它往往被默认为是一种需要干预的“心理疾病”，比如使用手机在一些人那里成了下意识的行为，空闲时间被完全用手机来打发。这种倾向确实不值得提倡，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要防“沉迷”。它对应的可能是时间的浪费，甚至是生活方式、人际交往的“异化”。

    (摘编自《理性看待大学生“手机依赖”》《中国教育报》2018年4月24日)

    材料四：

    “手机依赖症”的典型心理是，手机必须随身携带，如果没带手机就会坐立不安、魂不守舍；并且即使没有明显需要，也常常会不自主地看自己的手机，一旦信号不满或者电量不足之时就会非常没有安全感。

    手机的出现本来是为了使沟通更加便利，然而在手机依赖症的襄挟之下，过度使用手机却使人们变得更加孤独。手机等多媒体工具会让人们陷入一种持续的“多任务”状态，甚至会导致“注意力缺失”，以及思维和语言的碎片化，非常不利于逻辑思维的进行。特别是对于青少年而言，智能手机的功能异常丰富，原本应该是睡觉的时间可能玩兴正浓——还在不停地刷微博、聊微信、玩游戏等，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规律，导致第二天精神萎靡。有研究显示在床上使用1个多小时手机等会发光的电子产品，会阻碍人体生成褪黑素，生理周期将受到影响，开使睡眠处于浅状态。人体生物钟长期被打乱，则会影响新陈代谢、情绪、免疫力，导致疾病多发。

(摘编自《手机依赖症危害大可使身心受累》《中国经济网》2018年1月9日)

材料一：

    一部顶着“1200万元”巨制名头的动画《戚继光英雄传》预告片在网上播出后，却遭到网民们一致恶评。不仅如此，13位动画业内人士也质疑投资的真实性，要求制片方还中国动画尊严。

    更让人惊掉眼球的是，6位刚毕业的大学生网友，制作了和该片一样的预告片，3D画质明显提高，但仅仅耗时三天，制作成本则是：泡面一箱，咖啡若干袋，AD钙奶4支A4纸半包，这无疑给了劣质动画一个响亮的耳光。

    许多动漫企业制作动漫的目的，不是遵循观众欣赏趣味和市场诉求，而是为了获取政府补贴。因此，动漫企业制作动漫片的流程一般是，先制作出批量的动漫片，然后在电视台和院线进行公关，最后到政府钱库里领赏……如此畸化的产业链，自然是功利当前，有量无质。

    动漫产业的灵魂是创新创意，这固然常要金钱的刺激和支援，但若陷入孔方兄的钱眼不可自拔，创新创意就为铜臭所污染，这样的产业，注定是泡沫化的。

（摘编自华西都市报《从<戚继光>看动漫产业的“气短”》）

材料二：

材料三：

    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高长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把握宣传导向，突出重大主题。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推出一批优秀重点作品，继续组织推动“中国梦正能量动画短片创作计划”“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等重大工程项目，超前谋划，整合资源、统筹安排，发挥好政策杠杆和专项资金作用，争取出精品、出人才。

（摘编自新浪网《高长力：2019年将推动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

材料四：

    广州最近对青少年展开一项调查“迪斯尼意味着什么？”答案是，不只是“米老鼠”，更包括衣服、文具、电脑游戏、皮包连锁店、专为著期炮制的电影大片。将近70%的孩子也知道把迪斯尼定义为“商品、文化附属产业”。

    事实上，由迪斯尼等公司主导的动漫产业，包括动画卡通、网络游戏、手机游戏、多媒体产品等内容，正成为继IT产业之后的又一个全球经济热点。美国网络游戏业连续4年超过好莱坞电影业，成为全美最大娱乐产业，而上世纪曾以《大闹天宫》写下辉煌的机器猫，仅这“五位”每年就从中国卡通市场“掠走”6亿元，巨大的市场和薄弱的原创力量，将中国动漫市场80%以上的盈利源源不断地向日本、美国输送。

    中国动画要想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从五千年历史文化中寻找新的灵感比如重新发掘绵延上千年的皮影艺术，同时从美国的迪斯尼公司、日本的宫崎峻等处拿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成功推销文化产品的运作方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上升和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豪感的增强，中国故事也将会推动本土动漫产业快速前行。

（摘编自新华网《中国“孙悟空”与美国“米老鼠”的魅力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