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拓画

张炜

    一位多年不见的海边好友，从打磨文字的作家变成了画家。他展示一幅幅作品，令我无比惊讶：都画了鱼，大鱼小鱼，那么逼真而古朴，看上去有些异样，与以前看过的绘画完全不同。我见过各种各样鱼的水墨画，还从未看到这样的风格。我向他讨了一幅。

    我选中一条一尺多长的黑色大鱼，说：“这好像是一条比目鱼。”他说：“是的，一条比目鱼。”他指点着墙上的画，依次告诉：“赤鳞鱼、鲷鱼、鲳鱼……这是一条红鲷，多大的红鲷啊，四斤二两！”最后一句让我吃惊：他显然在说一条真实的鱼。看着我惊讶的样子，他主动解释道：“我忘了告诉你，这不是一般的画，这是‘鱼拓画’。”

    “什么是‘鱼拓画’？”

    “就是给鱼做拓片，像拓碑一样，把宣纸放在上面……”

    这令我更加惊奇。我马上想到的是要等活蹦乱跳的鱼死去，等它僵硬时，然后再涂墨，按上宣纸。鱼毕竟不是石头和木头，这事儿从头到尾做下来肯定麻烦。不过到底有多麻烦，我怎么也想不清楚。只觉得这种办法高明而巧妙，他能够想得出真不简单，也许只有生活在海边的艺术家才能有这种奇思妙想。

    我知道他喜欢出海钓鱼，是海猎能手也是烹鱼高手。大概就是这种海上生涯给了他灵感，让他成为一个特别的画家。我尽力发挥想象，说：“如果没有猜错，你肯定要把逮到的大鱼搁置一会儿，等它不动了才开始动手。这大约需要多次实践，积累经验，比如墨色浓淡、宣纸按上去轻拍重拍、怎么把握力道等，会有许多技巧。宣纸揭下来还需要动动画笔，最后才能题字落款，成为一幅作品。”

    我像一位内行，这样说时，其实内心里已经在琢磨怎样亲手做一幅“鱼拓画”了。因为这种画是在现成的鱼身上“印刷”出来的，算是一种工艺，只要掌握要领就能完成。我说着，极力隐藏自己要当一位艺术家的跃跃欲试、野心和冲动。

    谁知朋友马上摇摇头：“死鱼不能拓画。”

    “用活鱼？这怎么行？”我的声音变大了。

    “让鱼安静一会儿，但不能让它死去。安静的鱼和死去的鱼是不一样的，死鱼，拓出的画也是死的，那就没什么价值了。”

    听上去既有道理，又过于玄妙。我甚至认为他有点太较真或太讲究了，换了自己一定不会这样做。因为显而易见的道理：只有死去的鱼才会有木石一样的标本作用，那时操作起来才得心应手。我微笑不语，看着他。

    “我让鱼安静下来，让它睡一会儿，在这段时间里抓紧完成。”

    “怎么让它睡着？”

    “一点酒吧。”

    我明白了，它醉眠后，他开始往它身上小心翼翼地涂墨。怎样涂？如预料之中，他语焉不详。大致是按照丰富的经验施墨，而且在宣纸和鱼结合一体的时候，拍按之间，需要高度的技巧。鱼鳞、鱼鳍，特别是鱼的眼睛，都要传神地表达出来。他一再强调“眼睛”。

    这使我想到：鱼是有神气的，鱼是有神采的，鱼是有心情的。是的，我不得不确认这样的一种理念，即一切高妙的艺术都是精神的再现、个性的表现。而对于一条海中生灵而言，最能传递这一切的当然只能是眼睛。它要注视，它的悲哀或怜悯都要从目光中流露。它从自己的那个方位投向人间的神情，即便在这样的瞬间也不会泯灭。我想，作为一个艺术家，这种揣测和把握当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切艺术即心灵劳作的关键所在。

    他告诉我，一张好的鱼拓画可以把鱼和鱼之间的不同表现出来，也可以将同一种鱼的不同时刻表达出来。不同的鱼，不同的时刻，都在画纸上凝固了，却是凝固了栩栩如生的那个瞬间。

    我长时间沉默。我在想鱼和艺术，想生命的奉献，想短暂和永恒。这样一些关系纠缠在艺术创造之中，从来没有例外。离开了这样的领悟，所谓的艺术就会变得木讷。而那些看起来木讷的用来作拓片的石碑之类，却蕴含了十足的生命力。我们一再地拓、拓，复制，只为了再现生命的神色。

    一条大鱼留下自己生前的刻记。它带着水族的秘密来到面前，那一刻刚刚沉睡。它曾经活生生地、惊讶地看着这个新的世界，看着和自己完全不同的生命，大睁双眼……

    关于鱼和海的故事，朋友可以讲上一整天。那是一些烂漫的故事，惊险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大多是鱼。他的这些经历铸就了与水族的深刻情感，也催生了手中的艺术。

    后来这幅艺术品挂在了我的室内。它看上去和一般的水墨画大为不同：既是一种拓制，又是活的生命的印迹。我端详的时候，总觉得它的一双眼睛在注视我，充满了悲悯。

    它真的就在那里了。它是一个悲剧。它演绎着生命和创造的故事。它讲述了大海：波涛万里，压低的铅云，还有其他……

（选自《散文选刊》2018年第10期，有改动）

如意楼和得意楼

汪曾祺

    ①竺家巷是一条不很长，也不宽的巷子，巷口就有两家茶馆。一家叫如意楼，一家叫得意楼。

    ②如意楼的生意很好。一大清早，小徒弟就把铺板卸了，把两口炉灶升起来，——一口烧开水，一口蒸包子，巷口就弥漫了带硫磺味道的煤烟。一个师傅剁馅。茶馆里剁馅都是在一个高齐人胸的粗大的木墩上剁。师傅站在一个方木块上，两手各执一把厚背的大刀，抡起胳膊，乒乒乓乓地剁。一个师傅就一张方桌边切干丝。另外三个师傅揉面。包子皮有没有咬劲，全在揉。他们都很紧张，很专注，很卖力气。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③如意楼的胡二老板有三十五六了。他是个矮胖子，生得五短，但是很精神。双眼皮，大眼睛，满面红光，一头乌黑的短头发。他是个很勤勉的人。每天早起，店门才开，他即到店。各处巡视，尝尝肉馅咸淡，切开揉好的面，看看蜂窝眼的大小。我们那里包包子的面不能发得太大，不像北方的包子，过于喧腾，得发得只起小孔，谓之“小酵面”。这样才筋道，而且不会把汤汁渗进包子皮。然后，切下一小块面，在烧红的火叉上烙一烙，闻闻面香，看兑碱兑得合适不合适。其实师傅们调馅兑碱都已很有经验，准保咸淡适中，酸碱合度，不会有差。但是胡老二还是每天要视验一下，方才放心。然后，就坐下来和师傅们一同擀皮子、刮馅儿、包包子、烧麦、蒸饺……茶馆的案子都是比较矮的，他一坐下，就好像短了半截。如意楼做点心的有三个人，连胡老二自己，四个。胡二老板坐在靠外的一张矮板凳上，为的是有熟客来时，好欠起屁股来打个招呼：“您来啦！您请楼上坐！”客人点点头，就一步一步登上了楼梯。

    ④胡老二在东街不算是财主，他自己总是很谦虚地说他的买卖本小利微，经不起风雨。他和开布店的、开药店的、开酱园的、开南货店的、开棉席店的……自然不能相比。他既是财东，又是要手艺的。他穿短衣时多，很少有穿了长衫，摇着扇子从街上走的时候。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手里很足实，这些年正走旺字。屋里有金银，外面有戥秤。他一天卖了多少笼包子，下多少本，看多少利，本街的人是算得出来的。“如意楼”这块招牌不大，但是很亮堂。招牌下面缀着一个红布条，迎风飘摆。

    ⑤相形之下，对面的得意楼就显得颇为暗淡。如意楼高朋满座，得意楼茶客不多。上得意楼的多是上城完粮的小乡绅、住在五湖居客栈的外地人，本街的茶客少。有些是上了如意楼楼上一看，没有空座，才改主意上对面的。其实两家卖的东西差不多，但是大家都爱上如意楼，不爱上得意楼。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⑥得意楼的老板吴老二有四十多了，是个细高条儿，疏眉细眼。他自己不会做点心的手艺，整天只是坐在帐桌边写账，——其实茶馆是没有多少账好写的。见有人来，必起身为礼：“楼上请！”然后扬声吆喝：“上来×位！”这是招呼楼上的跑堂的。他倒是穿长衫的。账桌上放着一包哈德门香烟，不时点火抽一根，蹙着眉头想心事。

    ⑦得意楼年年亏本，混不下去了。吴老二只好改弦更张，另辟蹊径。他把原来做包点的师傅辞了，请了一个厨子，茶馆改酒馆。旧店新开，不换招牌，还叫做得意楼。开张三天，半卖半送。鸡鸭鱼肉，煎炒烹炸，面饭两便，气象一新。同街店铺送了大红对子，道喜兼来尝新的络绎不绝，颇为热闹。过了不到二十天，就又冷落下来了。门前的桌案上摆了几盘煎熟了的鱼，看样子都不怎么新鲜。灶上的铁钩上挂了两只鸡，颜色灰白。纱厨里的猪肝、腰子，全都瘪塌塌地摊在盘子里。吴老二脱去了长衫，穿了短袄，系了一条白布围裙，从老板降格成了跑堂的了。他肩上搭了一条抹布，围裙的腰里别了一把筷子。——这不知是一种什么规矩，酒馆的跑堂的要把筷子别在腰里。这种规矩，别处似少见。他脚上有脚垫，又是“跺趾”——脚趾头摞着，走路不利索。他就这样一拐一拧地招呼座客。面色黄白，两眼无神，好像害了一种什么不易治疗的慢性病。

    ⑧得意楼酒馆看来又要开不下去。一街的人都预言，用不了多久，就会关张的。

    ⑨吴老二蹙着眉头想：我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

    ⑩他不知道，他的买卖开不好，原因就是他的精神萎靡。他老是这么拖拖沓沓，没精打采，吃茶吃饭的顾客，一看见他的呆滞的目光，就倒了胃口了。

    ⑪一个人要兴旺发达，得有那么一点精气神。

（选自《汪曾褀小说》有删改）

品质

〔英〕高尔斯华绥

    那座店房有某种朴素安静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任何为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

    他本人就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脸庞黄皱皱的，头发和胡子是微红和鬈曲的，双颊和嘴角间斜挂着一些整齐的皱纹，话音很单调，喉音很重；因为皮革是一种死板板的物品，本来就有点儿僵硬和迟钝。这正是他的面孔的特征，只有他的蓝灰眼睛含蓄着朴实严肃的风度，好像在迷恋着理想。他哥哥虽然由于勤苦在各方面都显得更虚弱、更苍白，但是他们两兄弟却很相像，所以我在早年有时要等到跟他们订好靴子的时候，才能确定他们到底谁是谁。

    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穿着那双因为急需才在一家大公司买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走进他的店铺。他接受了我的定货，但没拿皮革给我看；我可以意识到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他最后说：

    “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连鄙视的情绪也没有，不过那里面却隐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潜在因素。为了讲究时髦，我的左脚上的靴子有一处使人很不舒服；他把手伸下去，用一个手指在那块地方压了一下。

    “这里痛吧，”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可耻！”跟着，他心里好像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所以说了一连串的挖苦话。我听到他议论他的职业上的情况和艰难，这是惟一的一次。

    “他们把一切垄断去了，”他说，“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事到如今——我很快就要失业了。生意一年年地清淡下去——过后你会明白的。”……

    他的面孔和声调使我获得很深刻的印象，结果在随后几分钟里，我定了许多双靴子。这下可糟了！这些靴子比以前的格外经穿。差不多穿了两年，我也没起想要到他那里去一趟。

    后来我再去他那里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了——也是个靴匠的名字，当然是为王室服务的啦。那几双常见的旧靴子已经失去了孤高的气派，挤缩在单独的橱窗里去了。我也比平时等了更长的时间，才看到一张面孔向下边窥视，随后才有一阵趿拉着木皮拖鞋的踢踏声。最后，他站在我的面前了；他透过那副生了锈的铁架眼镜注视着我说：

    “你是不是——先生？”

    “啊！格斯拉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你要晓得，你的靴子实在太结实了！看，这双还很像样的呢！”我把脚向他伸过去。他看了看这双靴子。

    “是的，”他说，“人们好像不需要结实靴子了。”

    为了避开他的带责备的眼光和语调，我赶紧接着说：“你的店铺怎么啦？”

    他安静地回答说：“开销太大了。你要做靴子吗？”

    虽然我只需要两双，我却向他订做了三双；……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我又到他的店铺里去；我记得，我去看他的时候，心里有这样的感觉：“呵！怎么啦，我撇不开这位老人——所以我就去了！也许会看到他的哥哥呢！”

    因为我晓得，他哥哥很老实，甚至在暗地里也不致于责备我。

    我的心安下了，在店堂出现的正是他的哥哥，他正在整理一张皮革。

    “啊，格斯拉先生，”我说，“你好吗？”

    他走近我的跟前，盯着我看。

    “我过得很好，”他慢慢地说；“但是我哥哥死掉了。”

    我这才看出来，我所遇到的原来是他本人——但是多么苍老，多么消瘦啊！我以前从没听他提过他的哥哥。我吃了一惊，所以喃喃地说：“啊！我为你难过！”

    “的确，”他回答说，“他是个好人，他会做好靴子；但是他死掉了。”他摸摸头顶，我猜想，他好像要表明他哥哥死的原因；他头上的头发突然变得像他的可怜哥哥的头发一样稀薄了。“他失掉了另外一间铺面，心里老是想不开。你要做靴子吗？”他把手里的皮革举起来说，“这是一张美丽的皮革。”

    ……

    一个星期以后，我走过那条小街，我想该进去向他说明，他替我做的新靴子是如何的合脚。但是当我走近他的店铺所在地时，我发现他的姓氏不见了。橱窗里照样陈列着细长的轻跳舞靴、带布口的漆皮靴、以及漆亮的长统马靴。

    我走了进去，心里很不舒服。在那两间门面的店堂里——现在两间门面又合而为一了——只有一个长着英国人面貌的年轻人。

    “格斯拉先生在店里吗？”我问道。

    他诧异地同时讨好地看了我一眼。

    “不在，先生，”他说，“不在。但是我们可以很乐意地为你服务。我们已经把这个店铺过户过来了。毫无疑问，你已经看到隔壁门上的名字了吧。我们替上等人做靴子。”

    “是的，是的，”我说，“但是格斯拉先生呢？”

    “啊！”他回答说，“死掉了！”

    “死掉了！但是上星期三我才收到他给我做的靴子呀。”

    “啊！”他说，“真是怪事。可怜的老头儿是饿死的。”

    “慈悲的上帝啊！”

    “慢性饥饿，医生这样说的！你要晓得，他是这样去做活的！他想把店铺撑下去；但是除了自己以外，他不让任何人碰他的靴子。他接了一份订货后，要费好长时间去做它。顾客可不愿等待呀。结果，他失去了所有的顾客。他老坐在那里，只管做呀做呀——我愿意代他说这句话——在伦敦，没有一个人可以比他做出更好的靴子！但是也得看看同业竞争呀！他从不登广告！他肯用最好的皮革，而且还要亲自做。好啦，这就是他的下场。照他的想法，你对他能有什么指望呢？”

    “但是饿死——”

    “这样说，也许有点儿夸张——但是我自己知道，他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做靴子，一直做到最后的时刻。你知道，我往往在旁边看着他。从不让自己有吃饭的时间；店里从来不存一个便士。所有的钱都用在房租和皮革上了。他怎么能活得这么久，我也莫名其妙。他经常断炊。他是个怪人。但是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是的，”我说，“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呼兰河传（节选）

萧红

    在小街上住着，又冷清、又寂寞。

    一个提篮子卖烧饼麻花的，从胡同的东头喊，胡同向西头都听到了。虽然不买，若走谁家的门口，谁家的人都是把头探出来看看，间或有问一问价钱的，问一问糖麻花和油麻花现在是不是还卖着前些日子的价钱。

    间或有人走过去掀开了筐子上盖着的那张布，好像要买似的，拿起一个来摸一摸是否还是热的。

    摸完了也就放下了，卖麻花的也绝对地不生气。

    于是又提到第二家的门口去。

    第二家的老太婆也是在闲着，于是就又伸出手来，打开筐子，摸了一回。

    摸完了也是没有买。

    等到了第三家，这第三家可要买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刚刚睡午觉起来，她的头顶上梳着一个卷，大概头发不怎样整齐，发卷上罩着一个用大黑珠线织的网子，网子土还插了不少的疙瘩针。可是因为这一睡觉，不但头发乱了，就是那些疙瘩针也都跳出来了，好像这女人的发卷上被射了不少的小箭头。

    她一开门就很爽快，把门扇呱哒地往两边一分，她就从门里闪出来了。随后就跟出来五个孩子。这五个孩子也都个个爽快，像一个小连队似的，一排就排好了。

    第一个是女孩子，十二三岁，伸出手来就拿了一个五吊钱一只的一竹筷子长的大麻花。她的眼光很迅速，这麻花在这筐子里的确是最大的，而且就只有这一个。

    第二个是男孩子，拿了一个两吊钱一只的。

    第三个也是拿了个两吊钱一只的。也是个男孩子。

    第四个看了看，没有办法，也只得拿了一个两吊钱的。也是个男孩子。

    轮到第五个了，这个可分不出来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头是秃的，一只耳朵上挂着钳子，瘦得好像个干柳条，肚子可特别大。看样子也不过五岁。

    一伸手，他的手就比其余的四个的都黑得更厉害。其余的四个，虽然他们的手也黑得够厉害的，但总还认得出来那是手，而不是别的什么，唯有他的手是连认也认不出来了。说是手吗，说是什么呢，说什么都行。完全起着黑的灰的、深的浅的，各种的云层，看上去，好像看隔山照似的，有无穷的趣味。

    他就用这手在筐子里边挑选，几乎是每个都让他摸过了，不一会工夫，全个的筐子都让他翻遍了。弄了他满手是油，把那小黑手染得油亮油亮的，黑亮黑亮的。

    而后他说：“我要大的。”

    于是就在门口打了起来。

    他跑得非常之快，他去追着他的姐姐。他的第二个哥哥，他的第三个哥哥，也都跑了上去，都比他跑得更快。再说他的大姐，那个拿着大麻花的女孩，她跑得更快到不能想象了。

    已经找到一块墙的缺口的地方，跳了出去，后边的也就跟着一溜烟地跳过去。等他们刚一追着跳过去，那大孩子又跳回来了，在院子里跑成了一阵旋风。

    那个最小的，不知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的，早已追不上了。落在后边，在号啕大哭。

    他们的母亲，虽然是很有威风的样子，但是不动手是招呼不住他们的。母亲看了这样子也还没有个完了，就进屋去，拿起烧火的铁叉子来，向着她的孩子就奔去了。不料院子里有一个小泥坑，是猪在里打腻的地方。她恰好就跌在泥坑那儿了，把叉子跌出去五尺多远。

    于是这场戏才算达到了高潮，看热闹的人没有不笑的，没有不称心愉快的。

    就连那卖麻花的人也看出神了，差一点没把筐子掉了地下。他高兴极了，他早已经忘了他手里的筐子了。

    至于那几个孩子，则早就不见了。

    等母亲起来去把他们追回来的时候，那做母亲的这回可发了威风，让他们一个一个地向着太阳跪下，在院子里排起一小队来，把麻花一律地解除。

    闹到结果，卖麻花的和那女人吵了一阵之后提着筐子又到另一家去叫卖去了。他和那女人所吵的是关于那第四个孩子手上拿了半天的麻花又退回了的问题，卖麻花的坚持着不让退，那女人又非退回不可。结果是付了三个麻花的钱，就把那提篮子的人赶了出来了。

    为着麻花而下跪的五个孩子不提了。再说那一进胡同口就被挨家摸索过来的麻花，被提到另外的胡同里去，到底也卖掉了。

    过去了卖麻花的，后半天，也许又来了卖凉粉的，也是一在胡同口的这头喊，那头就听到了。

    卖凉粉的一过去了，一天也就快黑了。

    打着拨浪鼓的货郎，他担着担子从大街口走回家去。卖瓦盆的，也早都收市了。拣绳头的、换破烂的也都回家去了。

    只有卖豆腐的则又出来了。

    晚饭时节，吃了小葱蘸大酱就已经很可口了，若外加上一块豆腐，那真是锦上添花，一定要多浪费两碗苞米大芸豆粥的。一吃就吃多了，那是很自然的，豆腐加上点辣椒油，再拌上点大酱，那是多么可口的东西；用筷子触了一点点豆腐，就能够吃下去半碗饭，再到豆腐上去触了一下，一碗饭就完了。因为豆腐而多吃两碗饭，并不算吃得多，没有吃过的人，不能够晓得其中的滋味的。

    所以卖豆腐的人来了，男女老幼，全都欢迎。打开门来，笑盈盈的，虽然不说什么，但是彼此有一种融洽的感情，默默生了起来。

    卖豆腐的一收了市，一天的事情都完了。

    家家户户都把晚饭吃过了。吃过了晚饭，看晚霞的看晚霞，不看晚霞的躺到炕上去睡觉的也有。

    这地方的晚霞是很好看的，有一个土名，叫火烧云。说“晚霞”人们不懂，若一说“火烧云”就连三岁的孩子也会呀呀地往西天空里指给你看。

    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堂堂的，好像是天着了火。

    一会工夫火烧云下去了。于是孩子们困倦了，回屋去睡觉了。竞有还没能来得及进屋的，就靠在姐姐的腿上，或者是依在祖母的怀里就睡着了。

木耳

在阿勒泰连绵起伏的群山深处，凡有生命的东西，都甘心遁身阴影之中，安静而绝美；当然，包括一排排半透明地立在倒木上的木耳。它们是森林里最敏感的耳朵，总会比你先听到些什么，多知道些什么。

我们在深山里的森林边上开店，也算为方圆百里的牧人提供了方便。

日子寂静，我们更为寂静地做着各种简单的事，愿望也简单。走过长长的草地，走过独木桥，到远远的泉眼边打更干净的水，回来淘米做饭。食物也简单。各自端碗，围着一碟粗糙腌制的野菜，寂静地吃。偶尔说些寂静的话。那时没有木耳，我们安心打理小店。

一天午饭后，我妈进入峡谷北边山阴面的那片黑林子。她回来得很晚，手持一根小树枝，枝梢上凝结着指头大的一小团褐色的、嫩嫩软软的小东西，像是活的、能蠕动的小动物。那就是木耳。

我们的采木耳生涯就有了第一根小线头。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像一朵朵花渐次开放，满胀在心里。为采到更多木耳，我妈出去得一天比一天早，回来得一天比一天晚。每当她疲惫地回到家中，无论收获如何，我都觉得她像是又离我们远了一点……

我们把木耳摊在门口晾，来买东西的牧人都会问这是什么。他们再来时，纷纷从口袋里掏出这种东西给我们看。我妈非常高兴，大方地掏钱买了下来。

那时候，除了牧人之外，知道这山里有木耳的，还只有很少的一些人。他们采摘木耳也只为给自己家里人尝尝鲜，改善改善伙食而已。

当晾干的木耳攒够六公斤时，我妈仔细分装好，一手拎一只箱子，搭一辆卡车去了山下。搭车回来时，六公斤木耳全卖了，一公斤八十块，一共四百八十块，远比我们靠小店做生意赚得多。我妈得意坏了。

虽然木耳能赚钱，但我们却说服不了更多人干这个。

那天晒木耳时，西面沟谷里的老牧民阿勒马斯骑马路过。他瞅了一眼：“这是什么？”

我们很努力地解释。

“哦，”他说，“我们那里多得很呢。”

我们大喜，报出诱人的价格。谁知老头淡淡地说：“这样的事，让孩子们玩吧。”我想起了近年发生的一则故事：一个商人到牧场收购活羊，看中了牧人家的一头大尾羊，但牧人对报价不满意，于是双方讨价还价。一直折腾到天黑，商人只好留宿。结果晚宴时，牧人直接把那只大尾羊宰杀待客了。

我妈每次下山卖木耳都被抢购一空，我们就涨到了一百块钱一公斤。再后来，可可托海甚至乌鲁木齐也有人来收购。我们顺势涨到了一百五十块钱一公斤。

采木耳的队伍悄然扩大。才开始大家只是为近水楼台，工作之余赚个零花钱。到了后来，就开始有人专职干这个了。最壮观的是娘子军。她们都是打工者的家属，跟着男人带着孩子来到新疆。她们特别能吃苦，往往揣几个馍，腰里塞一张塑料纸，带一只天大的编织袋就敢进林子。一进去就好几天，晚上把塑料纸往结满冰霜的草窝子里一铺，裹着大衣就捱过一宿。

木耳生长的速度极快，尤其在下过雨后。但还是赶不上采摘的速度了。我妈就不断开拓新阵地。

等待我妈回家的日子里，我天天在门口遥望。那些森林，那些大幅倾斜的碧绿草坡，还有我看不到的、山的另一面的巨大峡谷，高耸的崖壁。想象那些我尚未去过的地方，是怎样在他们的脚下和眼里，因变得过于熟知而再也不能令人惊奇了。我久久张望。

那年，远在甘肃、宁夏的人也来了。木耳明显少了。

从秋天到冬天再到春节，木耳从两百块飙涨到三百甚至四百块。那些人大量买下木耳，他们自己肯定是吃不完的。木耳恐怕已不是用来吃了吧……外面大地方的人总是有着更灵活更繁杂的心思，木耳一定还有我们所不知的用途。

第三年，木耳的世界疯了！伴随着木耳的狂躁，同时暴发了牲畜的大规模瘟疫，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型瘟疫。大批牛羊被活埋。山上的人不准下来，山下的人不准上去。山里一片混乱，抢劫不时发生，弄得所有人都很恐慌。那一年，牧人手头都紧，商店的生意也惨淡。

来年春天，桥头爆满了，到处都有人依偎着自己破旧的行李露宿废墟。还来了个铁匠，专门给大家打制挖野货时使用的工具。似乎在一夜之间，旧马路边出现了好几家非常便宜的小饭馆和小旅店。采木耳的队伍分成几派，矛盾不断，深山里出事的传闻也就不断。

树林里堆满了以塑料制品为主的垃圾。老早以前，这里的居民产生的垃圾主要是煤灰和柴灰。更早以前，我听说煤灰和柴灰也有用。那时，万物滴水不漏地循环运行，世界一定无懈可击。

所有伴随着木耳到来的事物，在你终于感觉到它的到来时，已经强大到不可回避了。

又一个春天，来买木耳的人据说开价到了五百块钱一公斤。

但是，就在那年——木耳出现后的第五年或第六年——再也没有木耳了。

是的，木耳没有了，我们加以它的沉重愿望也没有了。总有一天，它的这场“没有”也会让人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

那天我一个人进山，看到前面有人，那是我妈，她还在找。她手边有一朵木耳，那是整个世界的最后一朵。但是她没有发现。我呆呆站在那里，没有出声。

（取材于李娟的同名散文）

初三毕业前夕，初三1班要制定“时光”纪念册，设置了“时光剪影”板块，策划小组选了迟子建的文章放入纪念册，请你仔细阅读文章，完成表格填写。

暮色中的炊烟

迟子建

①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就带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宁静、纯洁、轻盈、缥缈。

②炊烟总是上升的，它的气息是天空最为熟悉的了。但也有的时候气压过于低，炊烟徘徊在屋顶，我们就会嗅到它的气息。那是一种草木灰的气息，有点微微的涩，涩中又有一股苦香，很耐人寻味。这缕涩中杂糅着苦香的气息，常让我忆起一个与炊烟有关的老女人的命运。

③在北极村的姥姥家居住的时候，我喜欢趴到东窗去望外面的风景。从东窗，还能看见一座木刻楞房屋，这座房屋的主人是个俄罗斯老太太。

④她是斯大林时代避难过来的，她嫁了一个中国农民，是个马夫，生了两个儿子，那个在北极村的儿子为她添了个孙子，叫秋生，秋生呆头呆脑的，他只知道像牛一样干活，见了人只是笑，不爱说话，就是偶尔跟人说话也是说不连续。秋生不像他的父母很少登老太太的门，他三天两头就来看望他的奶奶。除了他，老太太那里再没别人去了。

⑤那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苏联的巡逻机常常嗡嗡地叫着在低空盘旋，我方的巡逻艇也常在黑龙江上徘徊。不过两国的百姓却是友好的，我们到江边洗衣服或捕鱼，如果看见界河那侧的江面上有小船驶过，而那船头又站着人的话，他们就会向我们招手，我们也会向他们招手。

⑥那时村中的人很忌讳和她来往，因为一不留神，就会被戴上一顶“苏修特务"的帽子。她也不喜欢与村中人交往，从不离开院门，只呆在家里和菜园中。她个子很高，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一点也不驼背。她喜欢穿一条黑色的曳地长裙，戴一条古铜色三角巾，她脸上的皮肤非常白皙，眼帘深深凹陷，那双碧蓝的眼睛看人时非常清澈。我姥姥不喜欢我和她说话，但有两次隔着栅栏她吆喝我去她家玩，我就跃过栅栏，跟着她去了。我至今记得她的居室非常整洁，北墙上悬挂着一个挂钟，挂钟下面是一张紫檀色长条桌，桌上喜欢摆着两个碟子，一个装着蚕豆，一个装着葵花籽，此外还有一个茶壶，一个茶盅和一副扑克牌。这桌子上的东西展现了她家居生活的情态，喝茶，吃蚕豆，嗑瓜子，摆扑克牌。她把我领到家后，喜欢把我抱起，放在一把椅子上。我端端正正地坐着的时候，她就为我抓吃的去了。蚕豆、瓜子是最常吃的，有时也会有一块糖。与她熟了以后，她就教我跳舞，她喜欢站在屋子中央，扬起胳膊，口中哼唱着什么，原地旋转着。

⑦她旋转的时候那条黑色的裙子就鼓胀起来了，犹如一朵盛开的牵牛花。北极村的很多老太太都缠过足，走路扭扭摆摆的，且都是小碎步；而这位老太太却是个大脚片子，她走起路来又稳又快。我那时把她爱跳舞归结于她拥有一双自由的脚，并不知道一双脚的灵魂其实是在心上。⑧那些不上她家串门的邻居，其实对老太太也是关心的。他们从两个途径关心着她：一个是秋生，一个就是炊烟了。人们见了秋生会问他：秋生，你奶奶身体好吗?秋生嘿嘿地笑，人们就知道老太太是硬朗的。而我姥姥更喜欢从老太太家的烟囱观察她的生活状况，那炊烟总是按时按晌地从屋顶升起，说明她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很有规律。大家也就很放心。

⑨老太太在冬季时静悄悄地死了，她是孤独地离开这个冰雪世界的。那几天秋生没过来，人们是通过她家的烟囱感觉她出了事的。住在她家后面的人家，每天早晚抱柴生火时，总是习惯性地看一眼老太太的烟囱，结果她连续几天都没有发现那烟囱冒出的一缕炊烟，知道老太太大事不好了。于是喊来她的家人，进屋一看，老太太果然已经僵直在炕上了。

⑩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暮色苍茫的时分看到过那幢房屋飘出炊烟，尽管村子里其他房屋的炊烟仍然妖娆地升起，但我总觉得最美的一缕已经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