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五四运动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兴反传统力量，在与保守主义者的交锋中以大获全胜告终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新兴的思潮则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亲和态度。

    20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消逝最快的一个世纪。以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为先声，作为中华文明表征的儒教文明，在整整一个世纪内受到了持久的打击。1966年展开的“破四旧”活动，将这种打击发挥到了极致。及至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与西方的巨大现实反差，刺激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西学东渐”渐成风流。在此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眼中，中国之所以落后，很大程度上肇因于顽固的“传统”。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仍旧继续了其受批判的命运。

    变化发生在90年代初。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淡出，学术突显”，“国学热”适时产生。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是较早提出“儒家传统未必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障碍”的主张的人。在对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他所称的“儒教自由主义社会”进行考察之后，刘军宁得出儒教可以和自由主义成功对话的结论。在他看来，破坏传统未必意味着现代化的必然实现，相反却可能导致价值体系的解体和文化认同的失落，从而损害到现代化秩序建构过程本身。

    进入21世纪之后，主动向传统思想伸出橄榄枝者更是络绎不绝。时常参与政策制定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最近提出了“儒家宪政主义”——“仁义礼智信的宪政主义”的概念。而著名学者甘阳，最近也提倡文化“复古”，他认为，成功的改革必然顾及到历史文化的延续性。

    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杨鹏，在“老子与自由主义及执政学”的研究上颇有建树，老子的理念在其参与制定环保政策时也时常发挥作用。但当与记者谈到儒学时，杨鹏却表现出一种排斥的态度，对他的朋友——“新儒家”陈明和蒋庆倡导的“政治儒学”观点，他也表现出不以为然。

    从对传统进行重新审视的角度出发，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中国的未来开出了不同“药方”。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提出“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希望能够发动一场遍及全球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目标是，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刘军宁则对“五四”进行再思考，并认为当时的人们对传统存在错误认知。“他们认为可以离开传统，把传统变成一块白板，然后重新写东西。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他主张，中国传统虽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无法独立开发出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来，因此与外来文化的接轨与融合是必要的。他认为，“传统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其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它会不断获得新的内容。”

    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与非的争论仍在，并且其观点的多样繁复甚至并不比近一个世纪前少，所不同的是，中国思想界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一种激烈的反传统情绪中走了出来。

    传统中国重视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强调官员对民众的约束与塑造作用，因此，政治的着眼点在“治吏”上，要求官员清正廉明就成了传统政治的核心诉求之一。而西方更着重于法典与制度的完备与执行，更为相信“法”的约束与规范作用。这就使得传统中国与西方在“官吏”的定位方面出现非常大的区别。西方的官吏是技术型官僚，以对法制的熟稔和贯彻为考核依据，局限在公权力领域，官员的私人领域并不影响其公权力领域的职位与权威。而传统中国既要求官员具备技术型官僚的职能，又要求官员充当万民的表率，即所谓“青天大爷”，被西方放置在个人层面的“道德”在传统中国却恰恰是约束的重点。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是“政者，正也”，只有人“正”才能产生清明的政治，所以重视德性培养和德行考察。如上所述，传统中国对官员的监督，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形成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以明代最为典型。明太祖朱元璋痛恨官吏的贪污腐败，建立了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常制，监察御史和给事中合称“科道官”，共一百六七十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言官”，专职弹劾百司。监察御史品秩不高，但代表皇帝，可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尤其巡按御史，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很有权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明朝没有宰相之制，都御史直接向皇帝负责，六部、地方政府和监察御史、给事中不相统属，避免了由于隶属关系而对言官产生行政干涉，保障了言官职能的有效发挥。

    言官要起到肃清吏治的作用，由谁来担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贤良方正”之人来充任言官，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政治上一定要忠君爱国。明成祖朱棣则进一步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不仅如此，明代还要求言官有实际的仕途经历，不是仅凭借书本上的抽象理念来行事，而是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由于言官的道德劝谏职能，就必然对言官任职资格提出了专业技能之外的更多要求，首先是任职回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其次对言官出身有资格限制。明代规定，不能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如果曾犯“奸贪罪名”，也失去获选资格。在选任程序上，言官比起其他普通官员要严格复杂很多，先要进行察访，调查舆论民情，然后，“或策以时务，或试以章疏，议论正人”，最后拟出名单，供皇帝批准。考核程序也远较普通官员复杂。

    对言官体系的任职资格、选任与考核均如此严格，使得明代的吏治在经历了洪武的严刑峻法之后走向常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体而言，因为能出现像海瑞这样抬棺死谏的言官，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明代吏治的清明程度比其他王朝要好。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对言官自身要求严格之外，对言官也要进行有效保护，不因言获罪是重要的原则。明代在制度上继承了宋代不杀读书人的传统，言官在社会上有很高声誉和公信力，尽管明代有言官因言得祸的时候，比如王阳明就是因为上疏申救言官而遭贬谪，但总体上，言官有人身安全的保障。由于明王朝非常强调从道德情操角度来培养士风，言官尽职尽责，哪怕是对皇帝也不放过，万历时期言官雒于仁曾批评万历皇帝“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言官对阁臣的监督也非常有效，严嵩当政时期，有十余位言官前赴后继地弹劾严嵩，即便遭到严嵩假借皇权进行延杖、除名、贬谪、下狱等打击报复也在所不辞，终于使严嵩父子伏法。言官对地方政治的监督也颇为有效，当明王朝的朝政荒怠时，地方运转基本正常，言官可谓功不可没。

《明代言官监督与朝政兴衰》，有删改）

谈谈“循序渐进”与“为而不争”

    中华传统美德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当前，认真践行中华传统美德，深入挖掘和阐发其中的思想道德资源，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是我们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应当努力做好的一件大事。这里谈谈中华传统美德中“循序渐进”与“为而不争”的思想。

    中华传统美德之中，有一种可贵的思想，叫做循序渐进。这一思想发端于《老子》，《老子》中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段话是说，世间万事万物皆有一个发生、发展的演进过程，我们无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始终如一地保持兢兢业业的态度，而不是虎头蛇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孔子主张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荀子集诸家之说而加以改造，乃化为己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发展到南宋，再经朱熹的创造性总结，遂成“循序而渐进”的至理名言。

    为而不争，是蕴含于中华传统美德之中的又一可贵思想。若究其渊源，这一思想同样可以追溯至《老子》。《老子》最后一章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这里说的“不争”，以“为”作前提。为而不争，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所谓的“为”是“为人”“与人”，即有利他人、给予他人；第二层则是该书二十二章所言四个“不自”，即“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也就是说，人生在世，既要做有利于他人的事，也要做好自己，不要因“争”损害了自己的人格、品性等，这才叫做“为而不争”。孔子也主张“君子无所争”，只是讲法略异于老子，说的是“矜而不争”。也就是说，不争的前提是“矜”。同一个“矜”字，老子作夸饰、尊大用，主张“不自矜”，孔子则作庄敬持己用，虽讲法各异，但皆从严格律己出发。唯其如此，也就有了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正是弘扬先贤思想，孟子才会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古往今来，循序渐进、为而不争的思想有若春雨润物，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先人。然而近些年来，这样的思想被一些人渐渐淡忘了，急功近利、追逐金钱的坏习气蔓延滋长、无孔不入。结果，许多人对无序竞争、损人利己之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更有甚者，为了谋求一己私利，竟然践踏道德底线，损害国家、民族利益，弄虚作假，伤天害理。长此以往，势必导致民族道德素质下降。

    凝聚人心、扶正风气，这是中国学人数千年一以贯之的社会责任意识。北宋范仲淹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执著追求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早成旷世箴言，不胫而走。清代学者顾炎武著《日知录》，用整整一卷篇幅集中探讨历代社会的人心风俗问题，发出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呐喊。晚近学人据以归纳，遂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强音而融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之中。见贤思齐，亡羊补牢。从当前社会风气的实际出发，学人似有必要多讲讲循序渐进、为而不争的道理，多谈谈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可贵思想。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坚持不懈，经过较长一段时期努力，定然能使中华传统美德深入人心、蔚成新风。

（陈祖武《人民日报》有改动）

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

袁行霈

    李白的诗歌固然有高度的艺术技巧，但只凭这些显然不足以产生那么强大的艺术力量。李白乃是以气夺人。气是一个哲学概念，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已经屡见不鲜。尽管古人对气的理解和用法不完全相同，但大致说来是指作家、艺术家在进行文艺创作时的思想境界、人格力量、性情才调，以及创作的激情、冲动、勇气等心理准备。说李白的诗以气胜，就是着眼于这些方面的。读者都会感到，李白的诗里有一股与云天比高、与历史等量的气回荡着，使人不得不慑服于他的力量。李白的诗，综而言之，其气奇、其气逸、其气壮。

    所谓气奇，是指李白的诗歌显示了超凡的创造力，创造了许多按常规不可思议的诗歌形象，使人惊讶、叹服。南北文化的交流和中外文化的交流，激发了盛唐人的创造力，而李白的创造力尤其旺盛。他既尊重传统、学习前人，又勇于创新，走自己的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最为他所不齿。他的艺术风格是前无古人的，他的许多诗的写法也是前人不敢想像的。许多自然界的景物，前人曾不止一次地吟咏过，但在李白的笔下又有了新的创造、新的生命，成为新的意象。还有一些自然界的景物，前人似乎忽略了，没有形成饱满的诗歌意象，李白却有新的发现，咏之于诗，成为独具特色的意象。

    李白诗歌的气逸，表现为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李白的诗风飘逸不群，他的才情不受拘束。这种热爱自由、追求自由的精神，在李白的山水诗中表现得很突出。他笔下那咆哮愤怒、一泻千里的江河，奇险挺拔、高出天外的峰峦，往往是这种精神的体现。李白追求自由的精神还表现在他不肯让诗歌格律束缚自己，当感情达到高潮时，往往冲破格律的束缚，写出一些散文化的诗句。和中国封建社会其他朝代相比，唐代是一个文化比较自由的时代。李白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和时代的脉搏是一致的。

    所谓气壮，表现为一种强烈的自信心，而这也是植根于盛唐时代的。盛唐时代高涨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培育了李白乐观自信的精神。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挫折和打击，李白都能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他有深沉的苦闷和忧愤，但主导方面还是对前途的自信和斗争的勇气。李白经常写自己的愁，但只要和中唐孟郊、李贺的愁比一比，和晚唐温庭筠、李商隐的愁比一比，和宋词里那类锁在小楼深院中的闲愁比一比，就可以感到李白即使是愁，也是强者之愁，也有一股浩然壮气充溢其间。盛唐时代，随着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上升，人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和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也达到相当充分的地步。李白粪土权门，蔑视富贵，以布衣的骄傲和王侯相抗衡，以桀骜不逊的态度向社会的庸俗挑战，显示了人格的力量。这是中国古代志士最可宝贵的节操，也是李白诗歌最具魅力的地方。

（节选自《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

道统、治统与现代转型之艰

叶帆

    何谓“道统”与“治统”？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有言：“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简单来说，“道统”主要指尧、舜、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这些圣人的思想传统，也就是后来的儒家思想传统。“治统”主要指政治统治的传统，体现为政治统治的继承性。历代帝王庙里的一个个天子，皇皇二十四史，都体现出这种“治统”。

    作为“道统”的儒家思想传统，虽然在历史上也曾遭到其他思想的挑战，但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基本上属于“天下所极重”的思想。儒家思想自有其真理的闪光点和恒久的魅力，但历代帝王看重的是它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等对封建专制统治合法性的诠释，倚重的是它所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巩固，从而形成“天下以道而治”的共识。因此，历代帝王都把“继道统”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重中之重，即使是曾对“道统”比较陌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也很快就明白“道统”事关统治的合法性与稳固性。顺治皇帝曰“继道统而新治统”，康熙皇帝更是强调“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几千年来，一个个封建王朝依据“道统”不断更迭，但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一直传承着，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治统”。封建王朝的更迭是“新治统”，每个封建王朝以前朝覆亡为鉴，不断改进治理之术也是一种“新治统”。不过，以“继道统”为基础的“新治统”，其“新”是极其有限的。一个新王朝替代前朝，不会去否定其封建专制制度，而是认为前朝统治失德离道，所以天命转移。不去否定封建专制制度的“新治统”，只能表现为对治理之术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实践中则是封建专制统治在总体上不断强化。

    中国历史上，“道统”与“治统”相互交织，相互强化，决定着传统社会的基本面，也使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极为顽固。这种根深蒂固的“道统”与“治统”是如此强大，强大到可以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都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强大到可以使中国在西方列强接连不断的侵略下始终没有分崩离析。从这个意义上说，“道统”与“治统”对于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是，“道统”与“治统”的深厚积淀也使中国天然地缺乏走出传统社会的思想资源和体制基础。当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时，“道统”与“治统”就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让我们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地走了近百年。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才真正终结了维护封建专制的“道统”与“治统”，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有改动）

    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经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予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

    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以字幕的形式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应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槽”，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感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远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术承载的内容。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为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将作品的社会意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