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道性善”，以孟子人性思想为性善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性善只是孟子对人性的具体认识，只是他整个人性思想的一个结论。只说到性善，不对孟子提出这一结论的理依据做深入的研寻探讨，就不可能全面认识孟子人性思想的丰富内容及其深刻意义。

    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是孟子对“生之谓性”的反对和批驳。孟子虽然也认为人性是天生的，但他反对“生之谓性”的说法。他不是从人的生物本能看人性，而是从人和禽兽的区别上看人性，认为只有把人与禽兽区别开的那些属性，即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特征才是人性。关于这一点，张岱年先生有详尽的论述。他说：“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征。人之所同于禽兽者，不可谓为人之性；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实即是人之‘特性’。”“孟子所谓性，指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而非指人生来即有的一切本能。”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为人性，是人性论上一个大创造和大贡献。给正确认识人性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孟子人性思想的又一个基本理念，是“天人合一”。

    “心”“性”“天”三者的关系，是性善论的核心思想。心、性都在人，而性是天赋，又属天；天在人之外、人之上，但同时就体现在人性中。所以“知其性，则知天”，知性亦即知天。天不再是高不可及，不能认识，而成为可以认识；人要知天，不假外求，只需修养自己的心性即可。通过尽心、知性，上达于天，为的是“事天”，即顺应天道，安顿自己的人生，也就是安身立命。如此，建立起了由修养心性而上达于天的理论架构，完善了天命与人生、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天人合一思想。

    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为人性和尽心知性知天，通过修养心性而沟通天人，达到天人合一。这两点是孟子人性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对儒学和中华文化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以仁、义、礼、智等德性为人性，无此“非人也”，而善性并非自然具足，“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就提出“做人”的问题。人生的第一要务是修养心性，提升自己，摆脱禽兽境界，堂堂正正做人。

    中国文化中没有人间和天国两个世界的分别，只有一个天人合一的世界。中国人不追求死后进入天堂或极乐世界，而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留取丹心照汗青”，追求在人间、在历史中的不朽。生和死是统一的生命过程。死是生的继续。人的物质生命是短暂的，人死后，躯体腐烂，物质生活方面的一切失去意义；而人的精神生命则可以长留人间，在历史发展中永垂不朽。不朽不在于生前物质生活之所得，而在于立德、立功、立言之“虽久不废”。

    中国人又讲“畏天命”，讲“天理”，把“天理良心”合提。尽心知性和事天立命合一，人生和天命合一，道德良心的自我约束和对天命的敬畏合一。

    人性沟通天人，人道天道合一。人道本于性，即本于天道。所以“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指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

（选自钱逊《孟子人性思想的核心理念》，有删改）

    乐府，原来是一个音乐机构，秦代开始设立。汉也设立了“乐府”机构，同样做采集民歌、配置乐曲和训练乐工的工作。这些采集来的民歌，汉人称“歌诗”，魏晋人称“乐府”或“汉乐府”。

    来自社会底层的汉乐府是“忍无可忍才写的诗歌”。班固《汉书•艺文志》说，“代、赵之讴，秦、楚之风”，都“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乐府”的采诗运动，是继《诗经》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采集运动。这些采来的乐府民歌比起《诗经》来，乐府有几个变化：一是乐府民歌中，写女性的题材比例上升。二是口头文学的形式，故事性比《诗经》更强，有的还情节完整，人物性格鲜明，描写刻画细致入微，开创了我国不发达的叙事诗的先河。三是杂言向五言的方向靠拢。这三者结合，就产生了伟大的乐府民歌。被称为“乐府双璧”的《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无论是题材还是艺术，都创造了中国叙事诗的典范。

    南朝乐府民歌，像是江南女子专情的歌。歌如眉峰聚，诗是眼波横，六朝都城建业及周边地区的“吴歌”和江汉流域的“西曲”，一言以蔽之，是一个“情”字。今天的江南文化是在南朝乐府民歌里才开始真正奠定成型的。此外，南朝民歌的形式，以五言四句为主，短小的篇幅，含蓄蕴藉的风格，同音双关的运用，假如调一调韵脚或平仄，那就是初唐人的五绝了。

    北朝乐府民歌是长期处于混战状态的北方各民族的歌唱，是北方英雄横刀高唱的豪迈之歌。风格质朴刚健，粗犷豪放，自然清新。多数是北魏、北齐、北周时的作品，它们传入南朝，被南朝乐府机关翻译、修改、配音，保留下来。今存七十余首，大部分收在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横吹曲辞》里。今天的研究者以为，北朝乐府民歌是靠流传到南方才保留下来的。因此，其歌辞多少已经过南方汉人的翻译和润饰。

    从某种风格特征上说，北朝乐府民歌兼具汉乐府的诗歌精神和南朝乐府的情采；既有汉乐府刚健的底色，又有南朝乐府别致的花纹。因为表面上看，北朝乐府刚健豪放，与南朝民歌的艳丽柔弱迥然不同。但其实，能在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乐府民歌，总有它们共同的地方。譬如在语言的节奏上，在质朴纯真的风格上，在心灵绽放的美丽上，南北朝乐府民歌内在的美是相同的。

    汉乐府、南朝乐府、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和魅力，延伸在历代的文人模拟乐府中。

    文人的乐府诗创作，汉代就开始了。发展到建安，形成了高潮。就三曹而言，曹操今存诗歌约二十首，全部是乐府诗；曹丕、曹植也大量写作文人乐府。文人乐府题材内容非常广泛。除了为祭祀、宴饮宾客而写的外，大部分涉及行役的苦辛、边塞的遥远、游侠的豪放、人生的慨叹、对生命的忧虑以及男女的相思。诗温以丽，意悲而远，或慷慨，或清绮，风格多样。这些说明，乐府民歌不仅给文人诗歌形式外壳，还遗传了题材、体裁、意象和风格特征。

    在艺术形式上，文人乐府既有传统的四言，也有新兴的五言，更有在民歌中诞生的七言。还有杂言、三言、六言等各种体式。由于宋、齐、梁、陈的统治者提倡，使文人乐府创作蔚然成风，他们继承建安，又有了新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潮。

摘编自曹旭《读乐府民歌掇拾》

莫把汉学当国学

慕朵生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 ，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实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选自2014年4月1日《学习时报》，有删改）

春节传统文化亟待重视起来

    “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二；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这些童谣，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年习俗”，这也是人们记忆中的“年味儿”。

    然而，这些老传统对于现代人而言，已经渐行渐远。一方面，生活节奏的加快，让人鲜有时间和精力去体会这些“慢幸福”；另一方面，伴随娱乐方式多元，人们追求多样性的年节，也导致了这些老传统习俗的式微；再者，“互联网+”赋予了传统春节全新的载体，让老习俗有了新载体。但是，诚如专家所言，“传统节日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民众审美情趣、伦理关系与消费习惯的集中展示日。”传统节日在今天有着更为丰富的现代价值，对“传承文化认知、增强民族认同”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不能任由春节传统文化一再式微，对其亟待重视起来。

    首先，法律推动民俗保护势在必行。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其中文化部申报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6个传统节日均被列入其中。地方立法也应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其次，应搭乘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列车。二〇一八年中央一号文件就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扫房、祭灶、春联、爆竹、压岁钱……与春节有关的习俗都带有农耕文明的印记。所以，春节传统文化完全可以借机实现再振兴。

    同样，让春节传统文化氛围浓郁起来，也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比如，文化部门与热心企业共同搭台，让春节传统文化有施展拳脚的平台；于我们个人而言，更应该明白春节不是一个单纯的吃喝玩乐的节日，铭记春节传统文化，并通过多种形式传承下去，也是我们当代人的使命。

    近年涌现的文艺作品数量巨大，但佳作、力作不多，尤其是值得流传的经典少之又少，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文艺创作的套路化倾向存在着一定关系。

    “套路”一词再度流行，更多地指向一种实用主义倾向，携带着关于当前社会文化领域的一些症候和信息。在此前提下所说的套路化写作，针对的就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尽可能快速地吸引人们的眼球，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从事低水平重复的创作风气。这种既无创作主体性可言，又丧失了社会责任感的行为，违背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

    套路化创作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创作题材跟风化，即完全以市场为导向，一旦某种题材大受欢迎，就一拥而上；二是创作模式低水平重复化，缺乏创新精神和原创意识的内容比比皆是；三是创作心理浮躁化，盲目迎合市场的行为日渐成为一种“时尚”；四是创作理念鄙俗化，创作者不把文艺作品的生命力寄寓在作品的精神内蕴上，而是寄托在所谓的娱乐明星、话题炒作等非本体的手段上。

    套路化创作应和的是消费主义的逻辑，其特性是快餐性、流行性、多变性，因而一旦创作成为某种套路，恰恰也就是套路过时之日。以好莱坞电影为例，其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无非两种类型，一是超级英雄片，一是合家欢动画片，一旦观众对这些套路了如指掌，就会被市场抛弃。此前上映的《变形金刚5》口碑和票房大不如前就是很好的例证。

    文艺的基本精神恰恰是反套路化的。那些彪炳千古的伟大作品，诸如李白的诗歌、莎士比亚的戏剧、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无一不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这些作品构筑了人类思想史、艺术史上最为瑰丽多姿的七宝楼台。当然，套路化创作也不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对于初涉创作的人来说，套路是学习前辈艺术家宝贵经验的有效手段。辩证地吸取套路中蕴藏的创作经验，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减少因经验不足而老走弯路的试错成本。

    文艺是人写的、写人的、写给人看的，我们之所以需要欣赏文艺作品，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些可能的世界和可能的选择。作品在构造了一个艺术世界的同时，也往往构造出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而套路化创作显然会导致艺术世界的“同质化”，使得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日渐单一，浅薄。实际上，随着受众欣赏水平日益提高，具有极高艺术性的文艺作品反而更容易获得口碑和市场的双丰收。正在热映的《战狼2》就是极好的例子。其将主流价值的表达与类型化的探索进行有机融合，用高质量视听奇观和高强度叙事节奏完成中国精神之于全世界的形象化展示。因此，创作者要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以超越前辈艺术家的勇气摆脱套路的束缚，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

（摘编自苏勇《套路化岂能横行市场》）

    民族传统手艺及其价值，正在被人们认识，其独特的技艺和工艺价值，也正在成为地方文化的象征而被人们关注。在许多地方，传统手艺正在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激活成当地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的转型，也是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保护方法。民族传统手艺生态化保护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要想办法让其“活”在当下。

    留住手艺，就是留住文化记忆。为了留住文化记忆，就要进行本真性传承。在当代语境中，传统手艺并非只是传统农耕文化遗留下来的“古俗”或“遗物”，它容纳了丰富的历史社会信息，表达了一方水土的集体情感和意志，具有情感交流与生活交际的价值。存活于乡土社区的传统手艺，其价值和意义是在乡土语境中生成和实现的。由于全球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无论是其技艺传承还是生产规模，都不可逆转地在现代社会走向衰落。生态化保护的首要任务不在于其产品，而是要确保其核心技艺不再失传，它涉及技艺本身的传承与记录、传承人的保护和手艺生态语境的恢复三个方面。

    留住手艺，只有本真性保护是不够的，赋予传统手艺以生命，让其“活”在当下，尚需很好地开发与利用。衍生性生产就是在充分尊重传统手艺形式、内涵和基本元素的前提下，通过题材的转换、内容的变化、功能的放大或用途的改变，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仅就功能而言，既可从物用形态向精神形态衍生，也可从物用形态向文化形态衍生。如景德镇陶瓷工艺的现代转型衍生出的美术陶瓷，使现代景德镇陶瓷发展出了对审美性、艺术性、文化性的追求。再如，传统的刺绣枕片、石雕木雕等非常实用的产品，已纷纷被移植到显示古老文明和民俗的装饰之中。从生态学角度看，这种衍生性生产不仅保护了传统手艺，而且还通过挖掘产品的文化内涵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增强了传统手艺“自我造血”的能力，赋予了手艺与时俱进的品格。

    生态化保护还需让传统手艺创意性发展。文化生态论认为，文化传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传统手艺的传承也需要创意性发展，它不是新与旧的简单更迭，而是传统智慧与当代生活的有机融合，需要更多汲取传统手艺的理念和经验，形成面向生活的应用和表达。传统手艺及其对物的循环再造、对生态自然的依存，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低碳、环保、循环经济的理念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在当代，一批有眼光的设计师走出工作室，走进田间地头，与传统手艺人有效合作，取得了可贵的创意。以此创意生活，不仅可以继承和延续传统，而且彰显了一种具有积极的时代性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