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修身、修心与力行

    自古以来，我国先贤们就主张人要修身，最经典的表述是《大学》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生活方式和生命价值观与古人相观照有诸多异同之处，其修身方式自然也不尽相同。

    修身最简要的定义是要修除个体身上的缺点不足，使之成为意志坚定、道德超拔的“君子”。古人的修身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境界性，是一种境界修身，鼓励人们不要被眼前艰难的生存状态所击垮。即使处于一种艰难的生存状态，也应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

    绝大多数的现代人已经不再为生计烦恼，有时人们强调修身是防止过于优裕的生活容易使人失去有意义的生活目标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更多时候，现代人面临的最大生存境遇是激烈的职场竞争压力、复杂的职业环境、严格的职责要求、以及职业发展的起伏与挫折等，于是，他们更需要通过修身来使心理、生理和伦理诸方面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同时，现代人开始追求生活品质，主张工作和生活分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他们追求举家出游或结伴而行的方式以达“休身”和“修心”的目的。诚然，这种修身与古人的境界修身是有差距的，古人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他们的修身是“正心”，现代人是“休心”、“松心”；古人的修身绝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而是具有浓厚的心系天下百姓的政治理想与人文情怀。

    现代人认为生命在于运动，修身健身要处于运动之中。一是与“独”相反的“群”修身健身方式。古人的修身多为“独”和“静”，而现代人独处的时间比古代人更多，心灵的孤寂更深。现代人也相信集体行动比个人行动更能够调节气氛。无论是职场人士还是就读的学生，在闲暇时间，三五成群到“KTV”去“飙歌”的情形时常可见。二是与“静”相对的“动”的修身健身模式。“琴棋书画”是传统的中国式修身方式，其主要特征是以静入胜。毋庸讳言的是，古人“静”的健身方式，表达的首先是修身，然后才是健身的精神追求。现代人的观念则相反，“动”则有活力。近年来，“广场舞”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健身新理念。或许有人会认为“广场舞”只是大妈们一种健身运动，算不上修身。在笔者看来，“广场舞”是健身为主且有益于修身，属于健身修身型。“广场舞”多数选择与舒缓、低沉的“静”相对的明快欢乐，甚至节奏感强的音乐曲调，其实反映了一个个独立又有些寂寞感的个体对同一时间空间集体交流的精神向往，这无疑也是一种修身。

    古人的修身是一门功课，每天必需花一定的时间进行专门的反省。从前有一种“功过格”，每天做完事情之后，睡觉之前，要静坐思过，有做错的事，用笔墨在格中点一个黑点；如果做了好事、善事，则用朱笔在格中点一个红点，这样天天反省。这样最后达到“修身力行”的圣贤境界。

    现代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考验伦理道德的境遇。因此，随时力行也是随时修身，修身力行应合二为一，而不是刻意专门找一个时间修身。比如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银行、剧院、商场、公园、地铁等公共场所，都要注意遵守公共秩序，这都是修身。

    值得指出的是，在所有的职业中，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修身最为重要，要求也最高最严，必须“严以修身”。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讲君子“三耻”，即“耻不修”、“耻不信”和“耻不能”，他将“耻不修”放在首要位置。

（选自2015年9月28日《文汇报》）

做人和做事

周国平

    ①做人最重要的是诚实地面对自己，在自己良心的法庭上公正地审视自己，既不护己之短，也不疑己之长，从而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足以使他哪怕在全世界面前坦然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淡然面对哪怕来自全世界的误解和不实的责骂。

    ②做事即做人。人生在世，无论做什么事，都注重做事的精神意义，通过做事来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始终走在自己的精神旅程上，只要这样，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有意义的，而所做之事的成败则变得不很重要了。

    ③做事有两种境界。一是功利的境界，事情及相关的利益是唯一的目的，于是做事时必定会充满焦虑和算计。二是道德的境界，无论做什么事，都把精神上的收获看得更重要，做事只是灵魂修炼和完善的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做人。因此，做事时反而有了一种从容的心态和博大的气象。

    ④人生在世，既能站得正，又能跳得出，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跳得出是站得正的前提，唯有看轻沉浮荣枯，才能不计利害得失，堂堂正正做人。如果说站得正是做人的道德，那么，跳得出就是人生的智慧。人为什么会堕落？往往是因为陷在尘世一个狭窄的角落里，心不明，眼不亮，不能抵挡眼前的诱惑。佛教说“无明”是罪恶的根源，基督教说堕落的人生活在黑暗中，说的都是这个道理。相反，一个人倘若经常跳出来看一看人生的全景，就不太会被那些渺小的事物和次要的价值绊倒了。

    ⑤权力是人品的试金石。恶人几乎本能地运用权力折磨和伤害弱者。比如一个办事员，手里有了一点小小的权力，即使办一个正常的手续，他也会百般刁难，以显示他的重要。而善人几乎本能地运用权力造福和帮助弱者。他们都从中获得了快乐，但这不同的快乐，体现了多么不同的人品啊。一切世俗的价值，包括权力、财富、名声等，都具有这样的效应，能彰显其拥有者的善和恶。

    ⑥天赋，才能，眼光，魄力，这一切都还不是伟大，必须加上真实，才成其伟大。真实是一切伟人的共同特征，它源自对人性的真切了解，并由此产生一种面对自己、面对他人的诚实和坦然。精神上的伟人必定是坦诚的，他们足够富有，无须隐瞒自己的欠缺，也足够自尊，不屑于用做秀、演戏、不懂装懂来贬低自己。

（选自《周国平文集》，有删改）

    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遏制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涉及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地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曹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

    生态创新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它结合当前被全世界广泛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运用经济领域的眼光和手段，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追溯其根源，不能不提及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不是一个技术概念，单纯的发明创造不是创新，只有当它被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我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由此将生态创新定义为：“指包括生态系统本身的变革、创造新的人工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即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再生产，各个环节生态化过程。”

    生态创新这一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当下的社会时代特点紧密相关。当前，由于环境污染、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问题日趋严重，如果单纯依靠投入来治理，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无力承担。生态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在于取得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包括一个国家范围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公平和国家之间的公平，它强调资源的有效利用，要求单位资源消费量为人口创造的福利最大化；同时，它又排斥平均主义，过度的平均不利于资源开发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代际公平涉及的是稀缺资源在不同代人之间的合理配置的问题，具体体现在数量上要至少保持稳定，在质量上要求不至于发生代际退化。

    单就环境与资源而言，不公平问题还可上升到更深的层次。首先，在不同阶层之间，一方面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会更多地关心生存问题，对保护环境资源认识不够，从而导致了广泛的掠夺性开发和普遍的短期行为。其次，发达国家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本质上是对其他国家环境权益的剥夺，而发展中国家则陷入了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的两难之中。很显然，这些问题的解决要从多方面努力，其中，生态创新是重要的途径。当然，生态创新也并非万用万灵，需要决策者们依据现实情况灵活应对处理。

    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统治了地球长达200多年。它是众多造成当代环境问题根源中的深层根源。所以，要确定可持续发展战略，首要任务就是重建人与自然间的和谐伦理关系，改变传统的主奴关系，确立尊重与爱护自然的观念。其次，环境质量具有消费性，因此在评价生活质量的时候，必须要将环境质量考虑进去。对公众而言，除了学法、懂法、守法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社区公益性的环保组织或协会，维护自身环境利益。最后，在生态创新前提下，人们的价值基本尺度必须具有可持续性，财富观也应更新为生态财富观。这是与工业文明时代的价值财富观的本质区别。

（摘编自高文杰等《生态创新的几个基本问题》）

    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歌德说过：“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都是以艺术的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提炼生活蕴含的真善美，从而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思想的启迪、心灵的震撼。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

    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要自觉抵制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错误倾向，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

    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那些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精品，都是远离浮躁、不求功利得来的，都是呕心沥血铸就的。我国古人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路遥的墓碑上刻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托尔斯泰也说过：“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毫无问题地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个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追求，才能拿出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

    行会制度是中国古代城市中的主要经济组织之一。行会制度形成于唐代，明清时期达到了繁荣。由于城市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封建统治者出于对工商业者的管理和征敛的需要，设立行会，“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行是按各手工业，商业的行业而设立的，故有“行”之名。行会制度即是监督工商业者“合法”经营，贯彻统治阶级管理工商业者的意图、向官府缴纳税赋的工具。城市行会制度的产生，说明了城市工商业的空前发展。没有城市经济的繁荣，就没有行会制度成长的前提条件。城市工商业的活跃，客观上需要行会制度在官府与工商业者之间进行直接沟通，工商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经营者也需要有自己的专门组织，到了明清之际，行会真正成为工商业者的组织，有的称会馆，有的称公所、行、帮。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工商业者实力的增强、社会地位的提高，手工业者之间，商人之间竞争日益加剧，于是，他们各自组织行会，行会内部是减少竞争，统一协调，行会外部是保护自身利益，防止外来竞争者侵犯自己的权利。这种行会实际上是工商业者的自发组织，民间组织，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们代表本行业，本部门或本地区工商业者的利益，内部具有一套制度，行规，其利益具有一致性，共同对外，具有强烈的利益自我保护色彩和排外性。明清时代一些同业公会工商业会馆，商人帮会，如激州商会，洞庭商会，具有相当大的活动能量和社会影响。

    明清时期，在东南沿海出现了许多中小型城市和大型城市，一批有相当影响的市镇也崭露头角。这些城镇型社区，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经济中心，商业十分活跃，市场连接海内外。城市手工业、商业的规模扩大，分工细化，打开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崭新局面。牙行和牙人在商业市场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工商业会馆、公所纷纷建立，交换活动中货币的作用日益广泛，手工业工场涌现，自由劳动力市场在城市中出现，手工业工场中雇佣关系形成。总之，这时的资本主义因素在一批城市和一些市镇中萌芽。明代后期的苏州“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

    与西方封建城市不同的是，我国封建城市中的绝大部分居民是官僚、地主、军人等消费人口，工商业者不占多数。汉代王符说过；“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天下百郡千县，市邑数万，类皆如此。”所谓“农夫”，是指农村居民，“浮末”是指工商业人口。可见，洛阳城工商业者比“游手”还少，再加上官吏，军队，工商业者的比例在城市中更少了。开封城中虽也有“九市之富，百廛之雄，越南海贾，朝盈夕充”，但城内到处是“天姬之馆，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将相之第”，大量消费人口充斥城市，即使带来城市的繁荣，也只是虚假的，没有根基的。

（摘编自邹农俭《中国农村城市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