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何时花开

刘玉琴

①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②有些话，总能让人禁不住 △ 。万物肃杀的季节已去，冰雪早融化在暖风里，此时，陌上的花开了，鹅黄嫩紫，青草萌绿，怎不令人眼前一亮？而“可缓缓归矣”，仿佛又以别样的深情和延宕的心绪，诉说着百转千回、欲扬还抑的思念，让人△ 。

③写下这个句子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君王钱镠（liú）。这位横刀立马、成就天下的乱世英雄，被后人记得不是因为他的雄霸吴越，而是缘于他对原配夫人戴氏王妃的一片深情。

④戴氏王妃是个孝顺女子，每年寒食节必返临安郎碧娘家，看望并侍奉双亲，直到陌上花发才归去，岁岁如此。这一年，王妃在娘家盘桓数旬未归。一日，料理完政事的钱镠走出宫门，见杭州凤凰山脚，西湖堤岸已是樱花嫣红杨柳如烟，便提笔写下一封书信：

⑤“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⑥九个字，平实温馨，情愫尤重。钱镠的感动古今之处，在于对夫人的深情，九个字融入了几多思念与柔情以及对陌上风物的深切感知。钱镠同样令人记忆深刻、极为钦佩之处，还在于欲催归而请缓的心境。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和心绪！思念着王妃，催促她归来，却又深情款款，让她不要着急，慢慢欣赏路边的风景。一代君王对美的流连，对季节变换心灵敏感的悸动，对身边万物发自内心的珍惜之情，让人内心深有触动。

⑦最令我感慨的，正是其中漫漶出的放慢脚步，舒缓心情，从容欣赏的真情和韵致，“多少事，从来急”，能在如此着急和迫切中握住节奏，真诚地叫自己、叫别人放慢脚步的人委实不多。尤其是当下，放慢脚步成了这个时代的稀缺之姿，脚放不下来，心也慢不下来。这是一个时常以数字和速度作为衡量指标的快节奏时代。一切都在迅速变革，故而诱惑很多。浮躁、急躁、焦躁……许多人似乎成了被放在火上炙烤的鱼，翻来覆去，躁动不已，时间的飞逝中夹杂着深感幸福太远的焦虑。于是，不但停不下匆匆的脚步，甚至忘记了生活的真正目的，一再与身边的风景、人生的快乐失之交臂。

⑧真该多读几遍“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在内心涌起的阵阵温情中，放缓脚步，随时欣赏沿途的风景。说到底，学会欣赏是一个人善于发现、丰满内心的前提。

⑨放慢脚步，神宁气定，也许可以看到五月的风里，红色的夹竹桃，积攒了全身的气力，欢跳着在枝头上绽放。深秋的寒气里，总有一些叶子不肯从枝条上飘落，等待着白霜覆盖它们高贵的身影。也许可以听到午后的果园，在许久的沉寂之后，传来一声脆脆的鸟鸣，或者淅沥的细雨，在屋檐下发出清亮的低吟。当然，也有可能看不到什么，尤其是在高楼摩天的城市，看不到水泥地里长出的青草，天上的白云也不够絮一床薄被。但只要留心，总有惊喜。当我们用一颗平常心去看待每一处风景，每一件事情，会发现许多不曾看到过的美丽，发现许多不曾想到过的通向生活之美的途径。找回本应属于我们的快乐。也许，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比最终的结果更重要。

⑩可能我们习惯了繁华和喧嚣，但放缓心情，可以让思想和灵魂清醒独行，可以及时立定反省：每一步是不是都有实实在在的分量和意义？有时走得太快，忘记了出发的目的，有时走了很远，发现心思还没有跟上来。所以，不妨时常停下来，让脚步等一等心灵，听一听心灵的诉说。守住内心，清理欲望，让心灵的顿悟，凝聚起全身的力量。

⑪人的一生，会相逢许多季节，遭遇许多变故，既有“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忧伤，也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欣喜。虽然不能人人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但却可以放慢脚步，站稳脚跟，将目光投向更远。这是生命的权利，也是人生的要义。身体在物质的世界里穿行，心灵需要在思想的世界里高蹈。杜甫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位哲学家也说过，当你从匍匐的地上起立，才可以看得见天上的光辉。在浮躁喧嚣的今天，在匆忙急促的过往中，人们有时容易忽略和失去对价值意义的判断与追求——效率有时导致功利，速度容易使人来不及体味境界的本色和含义。所以，静下心来，适时调整向度，犹如弓在手中，向后满拉，是为了更好击中目标，走得更远。

⑫人生是一个奇妙的旅程，需要追求，但不能过多，需要加快速度，但还得学会放慢脚步，否则过多的追求、过快的脚步会湮没了作为初衷的快乐和本意。当然，这里的慢，并非速度上的停止或坐等。它更多是一种心态，一种修为，一种坚守——宁静的心境，积极的奋斗，对人生的高度自信，是细致、从容应对世界的方式。一位学者指出，放慢脚步不是支持懒惰，不是拖延时间，而是在生活中找到平衡，找到乐趣。

⑬一边是力量积累的宁静，一边是积累力量的迸发。慢下来，在生活的芬芳气息和悠远意境中，去感受一个个鸟声如洗的清晨。           

（取材于作者的同题散文）

    与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相比较，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文起八代之衰”的重担会历史地落到韩愈的肩上。韩愈大大超越了他的先驱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善于展开文学争鸣。西魏的宇文泰和苏绰，隋代的杨坚和李谔，曾依靠帝王之尊，将相之权，采用严厉的行政措施，来反对艳丽浮靡的“今文”，推行《尚书》式的“古文”，并且强制规定“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周书·苏绰传》）。但效果极差，嗣响无闻，终于失败。韩愈则不同。他不依靠行政手段，而是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摆事实，讲道理，深刻地剖析了“古文”与“今文”的功过是非。是非明则方向定，人们容易接受，乐于响应。因此在他的周围自然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及“古文”爱好者，为古文运动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其次，对六朝文学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对于六朝文学，先驱者常是采用简单的一概骂倒、全盘否定的态度，甚至连屈原的优秀辞赋，也被他们斥为“亡国之音”而不顾（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但谩骂攻不倒骈文。韩愈则不然，他在批判的同时，对六朝文学并不全盘否定，对骈文有益的成分加以吸取，以便作为营养，用来壮大“古文”的新肌体。他虽自称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但这只是口号标榜，实际并非如此。他对六朝文学是熟悉而精通的，如他对唐初的骈文典范——王勃《滕王阁序》，称赏备至。他自己的文章如《进学解》《原毁》等，也自然地融骈入散，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再次，善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上，先驱者的火力虽猛，却没有在艺术特征及创作实践方面下苦功，因而理论脱离实践，因盲目而无用。柳冕曾感慨地承认：“老夫虽知之不能文之，纵文之不能至之！”（《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韩愈则不仅有高明的理论，而且有成功的创作经验。他的优秀“古文”典范，自古至今，像磁石吸铁那样，吸引了人们，骈文就很难与它争锋了。韩文的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与骈文相比较，创造了适时通用的文学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成败至关重要。韩文之所谓“古”，并非真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体制；恰恰相反，他是“惟陈言之务去”，提倡“能自树立不因循”的创造，要求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改古语为今言，创造出比较接近当时口语、适时通用的文学语言，为“古文”形象地反映生活创造条件。韩愈打的是“复古”旗号，实是为文学革新服务。正因为这样，所以韩愈能把先秦  两汉那种堂皇的文字，变为生动活泼、逗人喜爱的日常杂文，极富艺术魅力。一是针对现实，有为而发；发愤抒情，不平则鸣。这样，韩文就具有了充实的内容。如《送孟东野序》，以为文学是“物”（自然与社会）使之鸣的结果；文学反映的是“不平则鸣”之“物”，所以韩文言之有物，现实性斗争性很强。

    总之，在唐代的古文运动中，不管是理论还是创作，韩愈都能匠心独运，无愧于“文起八代之衰”的称号。

（摘编自蒋凡《为什么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材料一：

“影子说”是揭示《红楼梦》人物设置和结构建构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法。前人有关“影子说”的论述涉及许多方面，有关乎人物的，有关乎事件的，也有关乎小说题旨的。甲戌本脂评“晴有林风，袭乃钗副”的概括，最早揭出了《红楼梦》人物设置的这一特点。影映关系中的人物被称作“影身人物”，即指文本中拥有相似特质、具有互相映照作用之人物，人物间的联系包含外貌、性情、身世、命运等方面。

还有一些评论与人物或事件的结局有关。《红楼梦》第二十三回王希廉评：“花冢埋花，虽是雅事.却是黛玉结果影子。”第四十九回评：“第三首《月诗》固好，然‘一片砧声’‘五更残月’及‘秋江独夜’‘团不永’等句，不但为香菱结果影子，且是黛玉、宝钗小照。”姚燮在第五十九回也有类似评论：“从莺儿口中写出宝钗平日不爱花艳光景，与前贾母到宝钗房中嫌其太喜素净，一同闲中点缀，为后来宝钗守寡作影子。”七十四回陈其泰评：“袭人留房，而知薛婚之已定，晴雯被逐而知黛玉之必死。如镜照影，若离若合。”这些有关“影子”的评论是就事情的相似性而言的。若以“人影”概括人与人的相互影映的话，那么这些即可谓之“事影”。另外一类是关乎小说题旨的。第一回王希廉评：“《跛足道人歌》及甄士隐注解是一部《红楼梦》影子。”此可谓之“题旨影”。

“影子说”的内涵颇为复杂，以上这些只是粗略分类。无论“人影”“事影”“题旨影”，都与叙事结构有关。《红楼梦》围绕着宝黛钗几位核心人物设置的众多互为形影的影身形象，共同构成了小说颇具规模的叙事结构。

（摘编自王富鹏《论＜红楼梦＞影子人物体系的建构与小说叙事结构的形成》）

材料二：

小说中的“影子人物”又称“镜像人物”，是指小说家有意设置的互相映衬的人物形象，是东西方文学共有的现象。该提法最常见于红学研究，涂瀛在《＜红楼梦＞问答》中说：“袭人，宝钗之影子也。写袭人，所以写宝钗也。”“晴雯，黛玉之影子也。写晴雯，所以写黛玉也。”贾宝玉也有影子人物，脂批第二回云：“甄家之宝玉乃上半部不写者，故此处极力表明，以遥照贾家之宝玉。”

“影子人物”的形成原因，学界基本有两种观点。

其一，从对偶美学的角度阐释。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提出叙事受阴阳互补思维的影响，对偶结构不仅是古典诗文的中心原则，也渗透在结构较松散的小说戏曲中。他把鲁莽的李逵和伪善的宋江称为互相影射的“成对人物”：他们彼此赏识又互相抗衡。沿着这一思路，田晓菲将《金瓶梅》中的白玉莲称为潘金莲的对偶，在命名、肤色、遭际等方面揭示了一人的若即若离、相反相成。

其二，借弗洛伊德的自恋理论分析小说中的女性影子人物。刘纪蕙在《女性的复制：男性作家笔下二元化的象征符号》一书中指出，弗洛伊德认为恋爱多是一种自恋式的、对理想自我的追求，“自我”是大众认可的、男性追求的某些特质，当个体的取舍面临矛盾，男性的自我概念就有了分裂倾向。美国学者罗杰士总结了影子人物的两种产生方式：其一为“重叠复制”，即数个形体重复呈现同一个概念；其二为“分割复制”，即同一个整体由两个对立的部分呈现，如灵与肉，情与理。

李渔家庭婚恋小说常出现一夫二妻的三角模式。有研究者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双姝模式”分为“一男二女”和“双妹对比”两种范式，前者主要叙述二女围绕一夫展开行动，其原型是舜与娥皇、女英的神话故事；后者强调二女之间性格、身份、才学的高下区别，其文学渊源可追溯到谢道韫与张彤云的二元文化意象。

事实上，后世小说中这两种范式多有重叠，李渔的作品也不例外，即共事一去的两位女性人物可能是相反相成的关系。李渔创造力最旺盛的阶段，也是才子佳人小说大行其道的时代，然而李渔总有一些独出心裁的设计，让他的作品与众不同。

李渔的第一款杀手锏，是影子手法的“加倍使用”，即不只设置一对影子人物，还连续制造多个巧合，运用对偶思维敷演成一篇小说。

李渔的第二款杀手锏.则是将聚光灯打在一个形象之上，让原本不起眼的侍女占据关键地位。如《拂云楼》中，丫环能红的智慧被大写特写，能红与小姐之间的微妙关系，成为情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双美形象在李渔小说中反复出现，应与李渔妻妾成群的现实生活、热衷享乐的人生态度有关。“齐人之福”是多少封建士大夫求之不得的“理想人生”.这深受晚明放诞风潮之浸染。李渔拟话本小说中的影子手法其不足也很明显，一来思想深度上还欠火候；二来从叙事的角度看、人工斧凿的痕迹较重，限制了对人物厚度的挖掘.令读者难有《金瓶梅》《红楼梦》那样悠长的回味。

（摘编自殷富华《机巧还是机械？——论李渔小小说中的影子人物》）

材料一：

远在历史时期的初期，黄土高原到处都是森林或草原。由于农业发展，平原旷野逐渐开垦为耕地。陕西省中部泾渭两河下游，山西省西南部汾河和涑水河之间以及河南省西部伊洛两河河谷都是这样成为文化最早发达的地区的。这当然会使有关的森林草原受到一定的破坏，不过这在黄土高原上所占的比例不算太大，还不至于有太大影响。到战国后期以至秦汉时期，破坏的地区就相继扩大。当时秦国向西北扩展主要就在泾河上游，当地草原转变成农耕地区，此后由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两方势力在黄土高原北部互相消长，农田和草原就不免相应地随时改易。每一次变迁都引起生态平衡的失调。

森林遭受破坏自然与发展农业有关，因为破坏了森林就可空出土地从事耕种，这只是其中的一端，其他如伐取材木当作薪柴等，都会使林地缩小或消失。不过在历史时期的早期，这样的破坏程度是相当微小的，甚至是无足称道的；随着时移岁易，就愈益严重。大致说来，黄土高原森林遭受破坏，可以分为四期：第一是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一开始，还说不上有什么大规模的破坏，到了后期，现在陕西中部和山西西南部等所谓平原地区的森林，绝大部分都受到破坏，林区明显缩小；第二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上述的平原地区的森林，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到这一时期行将结束时，平原上已经基本没有林区可言了；第三是隋唐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平原已无林区，森林的破坏开始移向更远的山区；第四是明清以来时期，这一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黄土高原森林受到摧毁性的破坏，除了少数几处深山，一般说来，各处都已达到难于恢复的地步。

促成生态平衡失调的原因，还应该加上历来不合理的农耕制度和耕作技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阶级大量据有土地。一般农民只有少量土地，甚至根本没有土地，因而就不免到处开垦，由于不断的开垦，终于形成了滥垦，把若干根本不适于农耕的土地也都尽量开垦了。这样滥垦的土地产量不会很高，无法借此解决粮食问题，所以只好更多地开垦，这样就把原来地面上的植被都破坏了。这就是说，黄土高原不仅森林和草原被破坏，就是一般植被也难于保存下来。

黄土高原上的耕作方式，长期以来很少精耕细作，而是广种薄收，广种薄收是促成滥垦的另一个原因。既然广种，也就不一定去选择耕地了，甚至极陡的坡地也要种植。陡坡本来容易流失水土，一经耕种，疏松了土壤，当然更会使水土流失。森林草原的破坏，水土已经容易流失，再增加这样的人为作用，水土流失自然相应加速，流失的水土通过沟壑溪涧，最后都汇集到黄河，就增加了黄河泥沙含量。据近年测验，黄河每年通过三门峡流到下游的泥沙，多达十六亿吨。这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重大问题。

　（编选自史念海《历史地理学十讲——黄土高原生态失调的原因》）

材料二：

中国的农业地带应划分成两个地区：一是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平原，一是长江流经的长江中下游。黄河源自青海的巴颜喀拉山，长江源自唐古拉山，起源地相距不远，但两条河流在中游地段，一向北一向南，跨度极大。它们的跨度，象征了中国本部历史的多元发展。最后，黄河、长江分别流入黄海、东海。这两条大河，一是黄色，一是绿色，正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

黄土平原上的居民，背向青天脸向地，艰苦求生，每一份粮食都是靠自己的汗水换来的。土地要经过耕耘成为熟地，双手上的厚茧缝里充满了黄土，因此他们坚定地固守在家乡，不愿迁移。他们艰苦耐劳、安土重迁，心态比较保守。但他们在南方长江流域的邻居就不一样了。长江经过高山以后，流入丘陵，穿过四川的峡谷，奔向有着湖泊和小河流的大平原。丘陵山林里有足够的粮食，湖泊和河流旁有许多肥沃的土地，所以这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是快乐的，心态是活泼的，他们愿意变动，也不在乎变动。他们的歌唱有如树林里的清风和溪谷里的流水。

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在南方，出现的却是多思辨甚至是辩证式的老子和庄子，对宇宙充满了问题。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圆圆的曲线一直都是南中国最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相对而言，黄河流域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是正方、正圆、正三角，极为厚重。

这两个文化区之间，只有一些像秦岭和伏牛山这样不算很高的山，并且有许多通道相通，所以黄土的中国和长江的中国，虽似隔离，却能持续不断地交流、冲突，相互刺激，终于并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地区。黄土中国和长江中国，一硬一软、一方一圆、一绝对一相对，这两条路线的交织，使得中国思想既能谨守原则，又能应付时代的变化。正如北方的石刻和南方后来发展的水墨画，既有具体的写实，也有抽象的写意，相互交织成既复杂又丰富的艺术传统。

（编选自许倬云《万古江河——孕育出中国文化的自然地理》）

①神话和科学，好像是两个极端，一个是主观幻想，另一个是具有严格条件和要求的客观现实。但是说也奇怪，往往神话中幻想的东西后来被科学实现，神话竟成了科学的预言，或者说，神话不知不觉地走向了科学——这难道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吗？

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或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什么？”又说：“在避雷针面前，朱庇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

③这段话的主要用意是，我们对它需要有正确的理解，不能理解为科学和神话是誓不两立的。只能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举出希腊神话中这几个著名的例子，说明有了科学的创造发明，神话中的部分幻想已被科学家实现，自然不得不消失。但神话对科学的启迪之功，终于是不可没的，所以我们今天再来重温神话中的那些“儿童时代的天真”，感到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语），也是很自然的。

④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里告诉我们：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已经梦想能够在空中飞行，于是有关于“飞毯”的故事；梦想加快走路的速度，于是有“快靴”的故事。自然，这些不过都是神话的幻想，可是这些幻想，不是都已经被今天的科学实现了吗？今天的飞机、火车、电动织布机、住房快速施工法等，不是都已经代替了远古时代神话中的幻想了吗？而神话，在若干世纪以前，就已经构成幻影想象到了这些事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某些神话实在可以称为“幻想的科学”。

⑤中国神话在这方面一点也不逊于世界各国神话。千里眼，顺风耳的民间传说是大家所熟知的了，现在的电视、电话岂不是千百倍地扩展了千里眼、顺风耳的功能吗？拿飞行的设想来说，中国的神话早已有“鲁班刻木为鹤，一飞七百里”（《述异记》卷上）、“奇肱民能为飞车、从风远行”（《博物志·外国》这样的记述，说明我国人民至少在一千五六百年以前，已通过神话幻想对飞行作了科学预见的描绘，其准确程度，当然又胜于像“飞毯”那样原始性的简单设想，实在令人惊讶。

⑥在医药方面，中国神话的想象更是大胆、突出。《博物志·外国》记叙的穿胸国。说穿胸国原本是被禹所杀巨人防风氏的后代，禹平治了水土，乘龙巡视海外各国，经过南方防风氏的部族。防风氏有两个臣子，想谋害禹不遂，怕禹降罪，拿刀自贯其胸而死。禹哀怜他们，叫人用不死草去救治他们，后来两人都活了，胸口从此留下一个洞，生下的后代就成了穿胸国。《述异记》载：“日林国有石镜，方数白里，光明莹彻，可鉴五藏六府。”这竟成了科学的预言，今天的X光透视之类，岂不真的“可鉴五藏（脏）六府（腑）”吗？

⑦“嫦娥奔月”的神话，可说是达到了中国神话幻想的最高峰：神话居然设想吃了不死药的美丽妇女，竟飘飘然飞入了月宫，幻想那团栾的皓月是可以居住人的地方。这想象是多么美妙！可又是多么大胆！今天载人宇宙飞船已经登上了月球，使“嫦娥奔月”神话成了科学的现实。科学的成就今天是如此，说不定有一天科学还会让人们登上别的星球。科学固然伟大，然而，在两千多年以前，让人们作“嫦娥奔月”幻想，让人们通过幻想预见到今天科学现实的神话，岂不也同样伟大么？

⑧“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里一段有名的话，对神话起源，作了唯物主义的阐述。茅盾在《神话杂论·自然界的神话》里说：“解释自然现象的神话……可以说是原始人或野蛮民族的科学。”也是这个意思。古代人们看见日月星辰向西北方的天空移动，大江小河的水往东南方的大地灌注，不了解这种自然现象，便造作神话说，这是共工头触不周山，折断了天柱，使“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造成的结果。如此等等，固然是神话幻想，但也未尝不可以将它看做一种古代人们的科学假说。虽然这类假说永远也不会通过科学研究而证实，不过基于求知这一点，神话和科学有共通的精神，人们终归还是会从神话幻想逐步走向科学的创造发明。

⑨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中谈到神话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时，曾经这么说：

⑩神话是一种虚构。虚构就是从既定的现实总体中抽出它的意义，而且用神话体现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现实主义。但是，如果在既定现实中所抽出的意义上面再加上——依据假想的逻辑加以推想——所愿望的，可能的东西，这样来补充形象，——那么我们就有了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是神话的基础，而且它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它帮助激起对现实革命的态度，即实际地改变世界的态度。

⑪这段话使我们理解到，神话虽是一种虚构，但却不是虚妄，不是谎言，而是基于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积极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对现实采取“革命的态度”，使幻想的事物有可能逐渐转化为现实事物，从而“实际地改变世界”。

（摘编自袁珂《中国神话传说》）

材料一：

①在儒家领导之下，二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除最近数十年浸浸澌灭，今已不易得见外，过去中国人的生存，及其民族生命之开拓，胥赖于此。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

②向上心，即不甘于错误的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公平合理的心，拥护正义的心，知耻要强的心，嫌恶懒散而喜振作的心……总之，于人生利害得失之外，更有向上一念者是：我们总称之曰“人生向上”。从之则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见其所得；违之则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不见其所失。

③此与“相与之情厚”相连。人类生命廓然与物同体，其情无所不到。所以昔人说：“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见《王阳明全集·大学问》）高等动物在其亲子间、两性间、乃至同类间，亦颇有相关切之情可见。但那是附于本能之情绪，不出乎其生活（种族繁衍、个体生存）所需要，一本于其先天之规定。到人类，此种本能犹未尽泯，却也大为减弱。人间慈父母固多，却有溺女杀婴之事。情之可厚可薄者，与其厚则厚，薄则薄，固定不易者，显非同物也。动物之情，因本能而始见；人类情感之发达，则从本能之减弱而来，是岂可以无辨？

④一个人的生命，不自一个人而止，是有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所贵乎人者，在不失此情与义。“人要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大致不外是看到此情义，实践此情义。其间“向上之心”，“相与之情”，有不可分析言之者已。不断有所看到，不断地实践，则卒成所谓圣贤。中国之所尚，在圣贤；西洋之所尚，在伟人，印度之所尚，在仙佛。社会风尚民族精神各方不同，未尝不可于此识别。人莫不有理性，而人心之振靡，人情之厚薄，则人人不同，同一人而时时不同。无见于理性之心理学家，其难为测验者在此。有见于理性之中国古人，其不能不兢兢勉励者在此。惟中国古人之有见于理性也，以为“是天之所予我者”，人生之意义价值在焉。

（摘编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中国民族精神所在》，有删改）

材料二：

①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映了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②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这种地位。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③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遗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由《礼记》等书可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清单。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④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

⑤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国。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摘编自荆培运《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责任”》，有删改）

材料三：

①中国自古以来，家与国这两个概念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诗经·大雅·思齐》篇中有这样的诗句：“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意思是说，周文王以礼法要求他的妻子，也以礼法约束宗族的其他成员，并由此推而广之，去治理国家社稷。国家原就是由一个个家庭、家族组成的，而皇王受天之命，君临下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天下人都是他的臣民，在君王那里，国就是家，家也就是国，并无分别。由家而国，治国理家，也成了历来儒家的合乎逻辑的类比和推演。《周易·家人卦》的象辞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兄弟、夫妇之间的人伦关系处理得好，这个家庭就会很和睦。一个国家同样如此。虽然君臣上下种种关系十分复杂，但也无非是一个家庭的扩大，能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自然也能处理好君臣之间的关系。家是国的缩影，人人各尽其责各得其所，家国才能和平安定；反之，若是一个家庭内部尚不能和睦相处，又如何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呢？

②由家到国，理家的下一步或目的是要治好国家。不过，要理家、治国也还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先要把人自身的修养提高了。《礼记·大学》篇里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道出了历来儒家士大夫向往和践行的最高境界与目标，个人与家国在这里融合在了一起。“家国”成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永恒的题材和主题。

③家国意味着一种责任，家国是一种忧患感，家国又是一种人生的理想和信念，家国还是一种对故土的眷念，家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摆脱不了、割舍不断的情怀。

（摘编自巩本栋《家国的意味》，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