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他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寄托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节选自《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菊者砚秋

章诒和

    边学边唱边挨打

    因家境贫寒，六岁的程砚秋，投入荣蝶仙门下学艺。

    程砚秋学戏很苦，荣家所有的生活琐事也都要他做，无异于童仆。师父脾气坏，稍有不欢举鞭就打。

    因有家世之悲，心思重的程砚秋常常低眉含颦，面无欢容。年龄稍大些后，多半由于营养不佳，心情一直比较抑郁。师父认为他不宜于学花旦，让他专攻青衣。师父还发现他嗓音很不一般，且扮相沉静明丽，如珠蕴椟中，时有宝光外熠。

    唱对台戏，却不伤和气

    程砚秋不具备梅兰芳响遏行云的金嗓子，但凭着自身条件、勤奋,刻苦以及高人指点，硬是创出了一种大异于梅兰芳、却又能与之相抗衡的，以新奇声腔为特点的表演风格。唱到情感至深处，其声竟细若游丝。观众聆听时，大气都不敢喘。这是他声腔艺术最讲究的地方，无人能及。程砚秋最早的艺名叫菊侬，后改为艳秋。有人说这个更名含有深意，因为艳于秋者厥为菊。菊是耐寒的，它要比质弱芳幽的兰花坚韧耐久。其实，菊、兰同为花中上品，只是香气、风姿各有不同。

    1922年，他首次赴沪演出，气势极盛，每晚舞台上的花篮都不下五十个，全场无一空位，另有许多人环立而视。戏院门口，汽车有200余辆，马车不计其数。程砚秋每日的茶会、堂会、剧场演出几乎占满了所有的时间，真可谓无一息之闲，也无一丝之暇，极其劳累。但他依旧是容颜焕发光泽，嗓音穿云裂石，对此，罗瘿公喜于心也惊于心，欣慰且忧虑地对他说：“你此行红得可惊，也遭人嫉恨。有些人正欲挑拨梅先生与你之间的师生情谊呢。”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程砚秋返京时，梅兰芳赴站迎接。几天后，梅兰芳带着戏班到上海演出，此后，一兰一菊，果然就在上海争起了短长，他们的竞争最初不明朗，顶多在戏码上争个高低——你唱的戏，我也能演，即“你有我也有”。1927年《顺天时报》举办中国旦角名伶竞选活动，经投票选出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名旦”。从此，他们的竞争趋于明显化。后来，两人真的唱起了对台，形成高潮。捧梅派与捧程派遂在各大报刊，唇枪舌剑，大开其火。双方势均力敌，难分伯仲。但真正占便宜的是听众与看客。两个剧场夜夜告满，观众是大饱耳福。戏唱到最后，程砚秋使出撒手铜，连演5场《锁麟囊》，天平向他这边倾斜了。

    四大名旦里，尚小云与荀慧生都没有追赶梅兰芳的念头，唯有程砚秋雄心万丈，梅、程在北京“偌大京师各剧场沉寂，只余梅、程师徒二人对抗而各不相上下。梅资格分量充足、程则锋锐不可当，故成两大势力”。面对这样的情势，罗瘿公给程砚秋提出的策略是：“玉霜（程砚秋字玉霜）对梅应当在不即不离之间。”何谓“不即不离之间”?那就是既近又远，既热又冷，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清醒冷静，有极好的控制力，合乎分寸，合乎人情，表现得又极自然。礼仪性是它的外显层次，内在依据则是人际关系和实际需要。

    梅兰芳有富贵气，程砚秋是书卷气，一个得于天赋，一个纯恃人功，各臻极致。梅、程之间尽管竞争激烈，彼此一争高下，却都是不露声色，不动肝火，温良谦恭。移居上海的梅兰芳40寿辰时，程砚秋特往拜寿，行叩头大礼，见者均叹其未尝忘本。明明是打对台的人，却绝不伤和气。

    就有那么大的魅力

    台湾的戏曲研究家齐崧先生说：“如果听梅兰芳的戏等于吃鸦片，那么听程砚秋的戏就等于打吗啡。因为吃鸦片尚有戒除的可能；而一旦打上吗啡，则很难戒掉了。”

    独

    有人说，程砚秋太“独”。这主要是指他的私房戏不肯轻易传人，程砚秋觉得这样做没什么不对。其实，他的“独”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未经许可，暗中把剧本及表演偷传出去的人。

    当时有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演员，自从和哥哥一起看了程砚秋演的戏以后，就迷上了程派。每有演出，她必去“偷戏”，在梨园行，“偷戏”是大忌，怕被人认出来赶出去，她打扮成男孩去剧场。几年“偷”下来，就把程砚秋早期代表剧目都“偷”到了手，齐如山看了她的表演，惊异地说：“这孩子的唱法，很像程老四（即程砚秋）呢。”就建议她拜程为师。结果可想而知被程婉谢。但她实在太喜欢程派。既然得不到亲传直授，她就绕着弯子学。一是拜了程现秋的老师王瑶卿为师；二是向给程配戏的搭档、伙伴学习。见她苦心学程，人家也就乐于指点。

    当程砚秋发现曾与自己合作得很好的小生将他的戏偷传给别人时，便断然与之决裂。后来每当他演出，只要听说有人来偷记他的剧本喝词、念白、唱腔、身段时，他立即把琴师找来，在后台临时变动主要唱腔，叫那些偷艺者摸不准，学不去。

    程砚秋的“独”，看起来挺自私的，我倒佩服程砚秋的“独”，因为他那么早就懂得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了。

（摘编自《读者》）

文化自信的底气从何而来

    我们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在五千年的漫长岁月中，我们的先人创造、建构了庞大的文化体系，为今人积累了丰美而深厚的文化资源。其中既有严谨朴实、情礼交融的日常生活信条，意境高远、笔触深沉的文艺作品；也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巨著，深邃广阔、精义入神的哲学理论；更有存在于佛道、中医、武术、气功之中的生命科学技术体系，以及在近现代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的忠勇无畏、团结奋战的革命精神。这些不同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将对未来人类文明作出具有华夏色彩的卓越贡献。我们的文化底气与先人留给我们的财富有关，当然这些财富仅是必要条件。没有今人的转化创造，这些财富也只能是被封存的资源而已。

    我们拥有有利的文化创造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为当今社会文化创造提供了最为基本的保障机制，提供了激发文化活力和推动文化发展的制度基础。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世界文明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也为文化创造提供了相较于历史任何一个时期更为优越的条件。当下，我们触手可及人类文明所创造的各种资源，我们亦可充分地利用信息技术获取资源、开展文化整合创造活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网络虚拟性和生活真实性的高度融合极为适宜文化创造实践，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前人不可想象的新颖社会环境。但是一些陈旧体制的障碍，仍然需要进一步改革与创新。

    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创造活动。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今天，中华民族正在进行大规模、全方位的文化创造活动。从哲学历史到文艺影视再到科学技术，我国文化发展规模始终位于世界前列。同样，经过三十余年的积累发展，我国文艺影视在国际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中国的文化实力逐渐得到世界认可，但这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未来巨大的文化发展成就值得期待。

    由此，文化自信的底气不是墨守成规、虚夸自负，而是来自文化创新，来自新时代条件下下激发的巨大文化创造能力及成果，来自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基础上构筑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材料一：

    新疆晨报5月31日消息，5月30日，随着喀什地区岳普湖县巴依阿瓦提乡18位村民整齐划一的动作，一排排海水稻秧苗整齐地排列在水田里，这片昔日的重度盐碱地一派江南水田风光。

    与此地同步，在黑龙江大庆、山东东营军马场、山东青岛城阳区和浙江温州等地，海水稻秧苗也正在覆盖不同类型的盐碱地，这些也将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通过推广种植海水稻，让荒滩变粮仓”的构想奠定现实基础。袁隆平参与的青岛海水稻研究工程计划在3～5年内选育出在盐分浓度3～8‰的咸水灌溉种植条件下，每亩产量达200～300公斤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有15亿亩盐碱地，其中约3亿亩可以开发利用。这些盐碱地如果种上高产海水稻，粮食增产前景十分广阔。

    （摘编自石丰森《袁隆平海水稻插秧新疆喀什　盐碱地上生机盎然》）

    材料二：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展望美国地缘政治的长期目标时就宣称：“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粮食安全是压倒一切的国家战略底线。从国内来看，中国农业尽管正处在一个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粮食总产量实现九连增，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粮食安全面临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挑战。从国际上看，粮食危机不时引发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在信息化背景下，粮食与石油、货币一样成了一国制约他国的战略武器，粮食安全的强国民生存之根、固国家经济之本、增国际竞争之力的战略地位更加不可动摇。

    粮食生产效益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问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进城务工，“谁来种地”已成为国家粮食安全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谁来种地” 与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核心又是粮食生产效益，而现实中，从事粮食生产收入与从事非粮收入、非农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粮食生产效益越来越低。如果粮食生产效益偏低，粮食安全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无法得到根本保障。

    （摘编自朱有志、陈文胜《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必须应对新挑战》）

    材料三：

    去年在中国，海水稻曾收获超过620公斤的亩产量。据预测，在中国种植1亿亩海水稻，按亩产300公斤计算，就足以养活8000万人口。而全球有142.5亿亩盐碱地。

    小小的种子，何以让中国屡屡书写举世瞩目的奇迹？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迪拜沙漠，引入来自中国的“四维改良法”，要素物联网模组展示了神奇的“魔力”——地表装配智能喷洒灌溉系统，根据水稻不同时期需肥特点、土壤环境和养分含量状况，精确控制喷头和喷枪定时定量喷洒水分和养分；水肥自动送达水稻根部，土壤中渗出的多余水肥回收，运送至回收池供循环使用……技术革新，让那些曾经的“不可能”一个个被抹去。中国水稻走向世界的故事，正是中国农业技术走向世界的故事。

    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从钱学森、邓稼先到袁隆平、屠呦呦，一大批杰出中国科学家不仅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而且为增进人类福祉带来了巨大正能量。一个个志在创新的个体，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勇于攻坚克难、追求卓越、赢得胜利，为中国的创新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

（摘编自钟声《水稻“世界波”折射创新之力》）

材料一：

 历代统治者主要是根据经济、军事、地理位置这三方面的条件来决定建立他们的统治中心——首都的。 经济条件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饶的地区，足以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无需或只需少量仰给于远处。军事条件要求都城所在地区既便于制内，即镇压国境以内的叛乱，又利于御外，即抗拒境外敌人的入侵。地理位置要求都城大致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距离全国各地都不太远，道里略均，便于都城与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包括政令的传达、物资的运输和人员的来往。设若地理位置并不居中，但具有便利而通畅的交通路线通向四方，特别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地，则不居中也就等于居中。所以地理位置这个条件也可以说成是交通运输条件。当然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并不存在完全符合理想三方面条件都十分优越的首都，所以每一个王朝的宅都，只能是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比较而言最有利的地点。首都的选定一般都反映了该时期总的形势，反过来，首都的位置也对此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摘编自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

 材料二：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半期，长安城毫无疑问是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后半期情况却不同了。

 唐定都长安后，表面看来，其城市规模和繁荣情况以及国际交往的频繁、文化艺术的昌盛，似乎都在汉代长安之上。不过和全国各地区比较，它的经济基础已远不像汉代长安那样在全国中占有优越地位了。自东晋而后，长江中下游已经全部开发起来，其面积之广大、条件之优越、物产之富饶，是关中地区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在汉时富冠天下的关中，到了唐朝竟不得不依靠江南的供应。甚至皇帝在歉收之年，还不得不迁居洛阳就食江南之漕。相对的关中水利之废堕，自然也是事实。总之，除开一切政治原因不说，唐代长安城的繁荣，可以说是已经缺乏了应有的物质基础。作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来说，它已经失去了过去所具有的绝对优势，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北京城在封建社会的后半期日趋重要。这主要是因为唐代中叶以后，东北边外的游牧部族，随着唐帝国内部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日趋激化，也加强了对边方的劫掠和入侵。自有史以来，中国的东北方，从未遭遇过如此连续不断的进攻力量，而北京所在，作为华北平原 北方的门户，也正是外族首先要占领的地方。正是汉族与游牧部族之间的矛盾在东北边方的急剧 发展，使北京城在全国范围内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在这一过程中，北宋之开封、南宋之临安(杭州)， 作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曾先后和北京形成了相互争夺的局面，但却未能取得胜利。

 (摘编自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

 材料三：

 少数民族在都城变迁中的作用实在不可忽视。我们知道，我国历史上早期的外患主要偏集西北，如西周时的犬戎，秦汉时的匈奴和唐初的突厥，不时构成对中原的威胁，甚至西周被犬戎所灭而被迫东迁，后来秦汉隋唐建都关中，乃正视边患，具有天子戍边的作用。唐末以后，中国的边患则主要来自正北和东北。崛起于蒙古高原东部的契丹，趁五代之乱建立了辽朝，势力侵入华北。北宋统一中国，初期的主要边患仍来自契丹。后来兴起于东北部的女真族消灭辽朝建立金朝移都北京，以此为基地进而占领了整个淮河以北。不久蒙古族卷土重来消灭金和南宋，北京正式成为全国性的都城。辽、金、元、清各朝皆建都北京，虽然各有不同的原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北京离这些民族的本土不远，缓急 可以得到本民族的援助，形胜可以此为基地进攻，势危可从容退回原来的游牧地区。明代迁都北京，在很大程度上说来是为了平衡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治力量，亦具天子戍边的作用。

 到了宋初，漕运的重要性对都城去向影响更加重大。当时，尽管宋太祖在洛阳建立了宫殿，打算在 那里建都。但是大臣们力荐“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终于打动了太祖心思，使他改变主意，遂东移建都于开封，一举解决了隋唐两代未能解决的供给困难。以后国都进一步东移近海，特别是长期停驻北京，除了其难以替代的国防意义和镇抚作用以外，更重要的是其有便利的漕运条件。北京不仅有京杭大运河联接江南经济中心，更可通过海运从东南补给京师。据史书记载，元代时国都所需漕粮四百万石，大运河每年只能运输数十万石，从至元二十年到天历二年的四十年间，海运的漕粮由四万六千石逐年增加，最高达三百五十万石。明迁都北京，亦是河海并用，每年至少海运漕粮近百万石到国都。由此可见国都东移近海，是经济中心转移和包括河海漕粮在内的经济因素制约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庞德谦《试论我国古都变迁的地理轨迹及其规律》)

狩猎

师陀

孟安卿有满腔壮志，年轻时候是个大空想家。在刚刚过了二十岁的那一年上，突然离开祖辈世居的果园城——他出发了，开始了生活上的大狩猎。

孟安卿确乎下了决心，决心不再见果园城了。试想他回来何干？看那座城头上的塔吗？尘土极深的街道吗？奸恶的脸吗？还是去看一去不回的河水？

果园城里他的姨表妹，气恼加上悲痛，为他哭了，甚至为这个狠心人病了。“你没良心。走就走吧，谁拦着你了？可是总该、总该……”伤心的把脸埋在枕头上，她在床上想。

朱太太——那个姨母，“为他难过呢！什么好东西？……像他这种人，我们挤上眼也找得来！”

她光火有充分理由。两个小儿女在她眼中长大，正像两棵花儿。所有看见过他们的人早就自然的把他们当做夫妇，全以为他们终有一天要结婚的，在这长久的期待中，她在他们身上耗的苦心多么多，寄的希望多么大！一阵狂风，所有的美梦给吹散了。说真话，她流的眼泪比她的女儿更多。看看她的女儿——这个生了长长的黑脸蛋的美貌小姐，她的两只大眼看人时候从下面滚上去，像在人家心上打闪；破颜一笑，小鼻子鼓动得多逗人爱；①常常，她常常稳重的坐着，眉整起来，严密的闭着的嘴唇稍微向外突出，就像顽固的小花骨朵。从这种特别表情，谁都能看出她有性格，有主见。她的样子仿佛说：“你瞧我多有本事？我准备好了，我在等待着了。”她显著的倾向实际方面，最后两年母亲几乎把家务全交给她，很快就练成了能手。她比母亲处治的更有条理。

可惜正为她处治的更有条理，孟安卿想起这是个爱用秤杆子教育姑娘，专门出产能干老婆的城市，幻梦才深深受了伤。并不是他不爱她了；恰恰因为他仍旧爱她，她的每一个小动作仍旧能牵动他的神魂——那么他怎么能忍受这种打击？怎么能眼看着他的幻象破碎，看着他的偶像跃倒下来，将来看着她专门争斤论两，计算柴米和油盐哪？

孟安卿离开果园城十二年，没有给过果园城消息。年轻人全有这种气度，青春跟雄心支持着他，幻象在他前面，他勇往直前，从不动摇。最后他成了个肖像兼风景画家，他大狩猎的结果。

但是最初的兴奋——由工作顺手激起的兴奋和快乐过去之后，孟安卿的心里渐渐空虚，终于成了一片荒凉，出其不意，有一天他突然回来，回果园城来了。

他在车站下面的旅馆里订了个房间，在里头关两小时，仔细的从鬓角上拔掉几根白头发，随后他走出来，一直上了河堤。郊野上好风光，天色澄蓝，阳光充沛的照耀着新犁起的田地、树林和大路，仿佛向人报告好运。而鸟儿在柳树上鸣唱着，在堤岸旁边，孟安卿没有想到，它们看见他惊骇的飞开了——过去他跟它们那么亲密过的，现在它们不认识他了！就是这个孟安卿，当他做孩子时，他在堤岸上奔跑着，额上出满了汗；再大一些，为偶然跟姨表妹发生口角，哀愁地坐在柳荫下望着河水吹笛……

接着他进城，在果园里，春天他曾陪同姨表妹去掐花，夏天他们曾游玩过的，现在果树大半都衰老卷秃了，有的且被砍伐代以新的小树了。最后他走上市街，在街上，仍旧是尘土，仍旧是狗和猪。“看起来只有这里没有变动，”他心里想。面坊的磨子响着，脚踏箩的撞击声一直传到外边。药铺里的舂药声仍旧是老调子，叮咚叮当，药臼的鸣声活泼而又清脆。

②终于他站在那个一直深埋在记念中的门前，手按在门环上，他迟疑不决。既然已经回来，既然不久就要看见想念的人，何不把这种好心情多保存一会儿？

③一个熟人凑巧解救了他。正在这时候，一个卖纸烟的凑巧从那边走过来。

“卖香烟的！”他走过去。

卖纸烟的原先卖梨糕，他自己小时候是个买零食的好主顾。

“你不卖梨糕了？”

“不，不卖了。现在没有人做了。”卖纸烟的惊异地看着他。

“你可知道朱太太还住在这里？”

卖纸烟的说她仍旧住在老地方，压根儿就没有搬过。

“那么——”孟安卿的心跳起来，气色变了，脸红了。他本来想问另外一个女人，朱太太的女儿，他的姨表妹，忽然他改了口。

“那么，这城里有个孟安卿，你认识吗？”

“不，不认识。”他说他根本不相信有这个人他以为只是爱开玩笑的捏造来骗人的传说。

一阵失望压倒了孟安卿，突然间他感到兴亡变迁，时间加到人身上的变化。他想起他在旅馆里拔掉的白头发，他的终于无可遮掩的皱纹。现在果园城人更进一步告诉他，他们认为根本没有他这么个人，只在人家的笑谈中才存在了。孟安卿毫不动弹的站着，脚踏箩药臼照样响着，——其实连它们也变动过了；狗和猪从旁边走过去，他也不再感到亲切了。他向空中愣好半天，最后，看见卖纸烟的还等着他，他搭讪着买了一包。

他没有再询问他的姨表妹。他珍重的将在果园城买的香烟塞进口袋，然后向车站那边走去。④火车在等候他，一切旅馆和按月出租的房子都在等候他。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

（选自《果园城记》，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