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夏天，我在A国上大学。

     不知是抵达此地的第几个漫漫长日了，我从一个职业招聘的地方走回住处。那时候我身上只剩下一点点生活费，居留是大问题，找工作没有着落，前途的茫然将步子压得很慢，穿过校园，头是低着的。

     远远的草坪边躺着一个金发青年，好似十分注意地凝望着我。他看着我，我也知道，没有抬头。他站起来，还在看我。他又蹲下去在草坪上拿了一样什么东西，于是这个人向我走过来。

     他步子跨得那么大，轻轻地吹着他的口哨，不成腔调又愉快的曲子。

     我不认识走过来的人，没有停步。

     一片影子挡住了我的去路，那个吹口哨的青年，把右手举得高高的，手上捏着一根碧绿的青草，正向我微笑。

     “来！给你！”他将小草当作一件珍宝似的递上来。

     我接住了，讶然地望着他，然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对，微笑，就这个样子。嗯！快乐些……”他轻轻地说。

     说完他拍拍我的面颊，将我的头发很亲昵地弄乱，眼神送过来一丝温柔的鼓励，又对我笑了笑。

     然后，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悠悠闲闲地走了。

     那是我到A国后第一次收到的礼物。

     小草，被我保留了许多年，才找不到了。那个人连名字都没有法子知道，他的脸在记忆中也模糊了，可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法子忘记他。

很多年过去了，我常常觉得欠了这位陌生人一笔债，__________________。我要将快乐和信心传递给另外一些人，将这份感激的心，化作一声道谢，一句轻微的赞美，一个笑容，一种鼓励的眼神……送给似曾相识的面容，那些在生命中擦肩而过的人。

     我喜爱生命，十分热爱它，只要生活中一些小事使我愉快，活下去的信念就更加热切，虽然是平凡的日子，活着总是美妙的。这份能力，来自那根小草的延伸，将这份债，不停地还下去，就是生存的快乐了。

归途中的沉思

    在轮船的甲板上，詹天佑怒目远望，屈辱的心事涌上心头。

    这是美国诺哈夫中学的一堂地理课，屏幕上出现了铁路、火车、满载的货物、肥沃的土地。老师开始讲解:这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新式的火车。目前，美国和欧洲已把它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幻灯片换了，出现的是另一幅景象:贫瘠的土地、枯瘦的农民、老牛破车在缓缓地前进。老师说:“这样的车子、这样的速度、国家落后，人民贫穷……”

    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詹天佑痛心而惭愧地低下了头。

    下课后，他依然坐在那里默默不语。一个美国学生走过来，对詹天佑说:“那老牛破车是哪个国家的?”詹天佑不 予理睬。那个学生说:“高才生，怎么连这个也回答不出来?”詹天佑忽地站起来说:“是我的祖国，但，但那是暂时的!”“哈哈哈……”又是一阵哄笑。詹天佑怒视着这一群傲慢的洋学生，强忍屈辱，愤然离开了教室。

    “呜……”汽笛声打断了詹天佑的沉思。轮船靠岸了，他望着岸上同胞的亲切笑脸，兴奋地踏上祖国的土地。

她是我的朋友

    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

    战争时期，有一天，几发炮弹落在一所孤儿院里．两名儿童当场炸死，还有几名儿童受了伤，其中有个小姑娘。

    附近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接到消息，带着救护用品迅速赶到。经过查看，他们确认这个小姑娘伤得最重．如果不立刻抢救，就会因为流血过多而死去。

    输血迫在眉睫，医生和护士都不具有她的血型，有几名受伤的孤儿却可以给她输血，一位女医生告诉这几个孤儿，如果他们不能补足这个小姑娘失去的血，她一定会死去，问是否有人愿意献血。

    一阵沉默后，一只小手颤抖地举起来，忽然又放下去，然后又举起来。

    “噢，谢谢你。”医生说，“你叫什么名字？”

    “阮恒”。

    叫阮恒的小男孩很快地躺在草垫上。他的胳膊用酒精擦拭后，一根针扎进他的血管，抽血过程中阮恒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说。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啜泣了一下，全身颤抖并迅速用另一只手捂住脸。

    “疼吗，阮恒？”医生问道，阮恒摇摇头。但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呜咽，并再一次试图用手掩盖他的痛苦。医生又问是不是针刺疼了他，他又摇了摇头。接着，他那不时地啜泣变成持续不断的低声哭泣。他眼睛紧闭着，用牙咬着自己的小拳头，想竭力制止抽泣。医生问他为什么这样哭，然后用轻柔的声音安慰他。男孩立刻停止了哭泣，好像刚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事后，医生对周围的人说：“他是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他想准会让他把所有的血都给那个小姑娘，好让她活下来。”

    “但是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有人问。

    医生转身向那个小男孩提出同样的问题。小男孩回答说：“她是我的朋友!”

我的油布伞

    飘飘洒洒的雨丝，（飘、织、网）成了一幅遮天盖地的珠帘。

    放学了，从小巷深处（涌、撑、冒）出了许多花花绿绿的伞。

    看见伞，我便想起了母亲，想起了令我难忘的一件往事。

    小时候，我们村里没有学校，要跑到八里路以外的镇上去上学。来回走读，最怕遇上雨天。半路上冷不丁地下起大雨，便被浇成“落汤鸡”。那时候，我多么盼望有一把伞哪！

    有一回，放学的路上，我又淋了雨。回到家就病倒了，浑身烧得滚烫滚烫的。娘摸着我的额头，眼圈儿便红了。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事，竟不能体谅娘的难处，便说：“娘，要有把伞就好了，咱买一把吧！”娘好久没做声，最后才说：“买，咱买一把！”

    那时，我们家依靠娘织些土布来贴补生活，还要给我交学费。她哪有钱给我买伞呢？可是，我知道娘的脾气，对孩子，她从来都是说一句是一句的。

    从那以后，她每天晚上总是一吃完晚饭就上了织布机，“哐哩哐当”，满屋子都是织布的声音。我每天（伴、枕、听）着织布声入梦。一觉醒来，织布机还在响着。一天，我轻轻地走到娘跟前，颤抖地喊了声：“娘。”娘用熬红了的眼睛看着我，笑了笑。我的泪水夺眶而出，说：“娘，你别再熬夜了，俺不要伞了！”娘笑笑，说：“傻孩子，伞，咱还是要买的。娘多熬几夜就有了。”

    终于有一天，娘割了布。她从集市上卖布回来，喜滋滋地对我说：“拿去吧，你要的伞！”

    啊，伞！我惊叫着，从娘手里接过来。这是一把八角黄油布伞。我撑开，合上，再撑开；又举起来，拧动伞柄，让它在空中旋转。偶一回头，我望见了娘那带笑的黄油布似的脸，心里一酸，眼里涌出了泪水……

    从此，那把黄油布伞一直伴随着我。渐渐地，那把黄油布伞很落伍了，我却舍不得扔了它。熟悉我的朋友说我艰苦朴素；不知内情的人，笑我寒酸小气，我都不去管它，只是笑笑。殊不知，我带着这把伞，母亲仿佛就在我身边似的，使我忘不了母亲和母亲对我的爱。

归国博士

    在苏州，流传着一位归国博士的动人事迹。他叫杜子威，今年48岁，是苏州医院副院长。他出生在日本，在东京获得博士学位。1972 年，他离开日本，和爱人回到了祖国。

    侨居在日本的父亲为杜子威在苏州附属医院建造了一-所研究室，花了整整100万人民币。杜子威不要一点报酬，把研究室献给了国家。有人以为杜子威一定很有钱，问他：“你带的什么手表？”他爽朗的笑道：“国产的，苏州牌，便宜，才45元，走得相当准。”杜子威把价值100万元的研究室献给了国家，自己却省吃俭用。戴的是45元的国产表。人们被这种崇高的精神所感动，敬佩的向他伸出了大拇指。

    1979年，杜子威率领医学院代表团访问日本。他离开日本7年了，家里人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准备好饭菜等着他。可是，等了好几天，也不见他的影子。原来，访问时间只有半个月，杜子威舍不得这点宝贵的时间，全部安排了工作，只是在归国的前一天，代表团的其他同志上街参观去了，他才回家吃了一顿饭。

    1982年，杜子威再次到日本。他为了给国家节省外汇，从宾馆搬到父母家住，临走前，父亲给他一台彩色电视机，杜子威却说：“电视机我有了，我缺的是专业资料，今后常给我寄点。”

    这位博士归国11年了，他用辛勤的劳动换取累累硕果，来报答自己的祖国。他和同志们共同努力，研究脑神经病，现在这项研究已经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爷爷

    那天，爷爷外出时遇到一次铁路事故，当时很多人都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趴在地上呻吟，等待医生和救援人员，爷爷却自己折了一根树枝做拐杖，一瘸一拐地整整走了三个小时才回到家。

    我很难描述爷爷刚踏入家门时，奶奶那复杂的脸色和心情。_______担心和心疼，而后突然一阵暴怒……一个孩子将一位随访病人的铁路医生带进家里，医生仔仔细细地为爷爷做了检查，________对他说：“祝贺你，老人家，你的健康状况良好。”这时，我母亲来了，她坚决地说爷爷至少是脑震荡。爷爷的表情却未置可否。

    医生走后，奶奶和妈妈在床边又开始教爷爷如何应付医生和有关调查人员，爷爷只是机械地点头。

    铁路出事故的消息传到村里以后，几乎全村人都在等待着调查人员______的善后处理工作。当铁路上______又来人时，爷爷似乎早已忘记家人的叮咛，面含微笑迎接着来访者，又不失时机地大谈天气和收成等。当来访者终于问到他哪里受伤时，妈妈急忙指着头向他暗示。谁知爷爷却不紧不慢地说：“我一切很好。”说罢脸上浮现出天使般的微笑，又说：“我如果有病，就是有10万元也治不好。”妈妈愣住了，奶奶尖叫着失望地从房子里跑了出去，来访者也发出一阵莫名其妙的笑声、叹息声。

    当一切又复归平静时，他们发给爷爷5000元钱——他成了全村最富的人。但是爷爷到死也没明白为什么人家要给他这么多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