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散文

    地域文化散文是指作者从地域文化视角创作的散文。一个散文作家生活在特定地域，必然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所受的特定地域文化的熏染、体验、感受和领悟潜存心中，当他创作散文时，他的主体意识就自然落脚于特定地域文化的根基上，把特定地域的文化结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信仰习惯、价值观念等贯注其中并恰切地展示出来。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鲁迅先生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注意。”

    散文中的地域文化特色或地域文化风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描写对象；一是来自作家。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从描写对象来说，包括特殊地域的环境、人物、风格、方言、行为、文化传统等。比如环境，在美学家丹纳看来它与种族、时代并列为文学三要素之一。他认为自然的地域环境是通过对人的影响而影响文学艺术的。他在《艺术哲学》中明确提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而这正好直接关乎创作主体文化心理的形成。地域文化因素作为人物活动的外部环境进入散文作品，大体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部分。在散文中，它们主要展示为一种独特的、气韵生动的人物画面与场景画面，给人以直观之感，或勾画出一种情调，一种氛围，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以增强逼真的审美效应。

    当然，体现于散文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特色，无论是环境，还是人物以及其他因素，都是经过作家体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地域风情永远与人的生命存在着交织现象。因此，作家本人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地域文化知识积累，以及他对不同地域文化传统和特色的敏锐感受力、理解力等就成为最关键的了。

    作家本人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首先来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长地，来自他的故乡、故园。那里的自然风物、乡俗民情、历史遗迹、文化传统等，给他以熏陶、感染，遂形成他最基本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表现为绵长悠远的乡情、乡思、乡恋，它甚至可以伴人终生。柳宗元的“海上尖峰若剑芒，秋来处处割入肠。若为化作身千亿，遍上峰头望故乡”，传达的就是这种意绪。这种故乡情绪，或日乡土情结，是构成作家地域文化心理素质的核心与基础。正因为如此，大凡地域特色写得深致感人的作家，很少不是写故乡或从写故乡起步的。如西北作家贾平凹，他自觉不自觉地以家乡商州的人文地理、自然风光、历史现实为创作的背景，并且越来越广阔、深入地表现着时代剧变中家乡的民情风俗、社会心理、个人命运的变迁，刻画着乡里人的性格与灵魂。他散文创作中的地域文化意识，主要是秦汉文化意识。他的《黄土高原》、《秦腔》、《专三边》、《商州初录》、《商州又录》等散文，从文化的深度揭示了人们的生存世相，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表现了商州人生命力的质朴、坚韧、绵长。

    地域文化散文拓展了散文作品的文化域，折射出作家对本土文化的洞悉与思考，呈现了特有的文化意识和审美价值取向，揭示出人们忽略的种种地域文化现象，形成了各具形态的地域文化新格局，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散文作品的文化档次和审美品味。

（节选自董小玉《贾平凹地域文化散文的审美观照》，有删改）

    逻辑思维是正确思维的基础，而形象思维是正确思维的主要创新源泉。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就不能有正确的思维，思维就是混乱的、漏洞百出的、自我矛盾的，乃至往往是错误的，以至是荒谬的。正因为如此，学音乐的，应该懂得些声学；学美术的，应该懂得些光学；学艺术体操的，应该懂得些力学；学人文的，应该懂得些科学技术。《红楼梦》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巨著，光照古今，流传不朽，但也存有不掩瑜的瑕点，例如，林黛玉入贾府的年龄，多处有矛盾，这也是曹雪芹这位伟人在创作《红褛梦》时在逻辑上失误之处。然而，正因为逻辑思维执着于前后一致的严密，因此，一般摆脱不了现有思维方式与内容的框架，难于飞跃，难于求异，难于作出超脱现有模式的重大的创新。而文学艺术恰恰与科学相反，不是追求抽象，不是直接表达共性、普遍性，而是着手个体，着手特殊，通过个体、特殊的形象来反映共性、普遍性；因此，必须力求从不同侧面、从不同个体、从种种特殊，来创造新的形象，来深刻反映事物的共性、普遍性。正因为直接表达的是侧面、是个体、是特殊，从而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给观赏者、阅读者、研究者去思考、去领悟、去追索、去开拓；极为精炼的中华诗词，就更是如此。“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写登鹳雀楼，还是哲理之言呢？“杨花榆荚无才思，唯解漫天作雪飞”，是写暮春的杨花榆荚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写诗人无比喜悦之情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不管怎样，这些名句，都是合乎客观实际，合乎逻辑的。

    一个漫画家画某个人，不管怎么美化或丑化，不管怎么夸大，寥寥几笔，确如此人。为什么？关键就是这几笔。这几笔不是其他，而是同现代数学一个分支即“拓扑学”有着紧密关系的。“拓扑学”是研究图形在各种变化中有哪些东西始终不变的。这些不变的东西叫做“特征不变量”，这几笔就是“拓扑学”的“特征不变量”。严肃音乐的主旋律，京剧中所谓的“不能不像，不能真像；不像不是戏，真像不是艺”，所谓的“神化”，都是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就连摄影，如果是艺术照，就决不能将客观事物原封不动搬上照片，而应加以“艺术”处理，分出轻重浓淡，突出主要，突出本质，这不是科学又是什么？“春秋笔法”下的用字用词，是“杀”？是“弑”？是“诛”？是“戮”，是“斩”？用之不同，所表达的人际关系、事件性质及所作的褒贬评价则大不相同。诗眼、词眼、文眼，也正是用以集中地深刻地揭示事物的特征的。正因为这些伟大的作家，阅历广泛，深入实际，深入思考，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由定性到定量，才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掌握了事物的特征。“环滁皆山也。”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始第一句中的“环”字，滤去了词句水分，浓缩了语言容量，揭示了滁州为群山环绕特征，一字可敌万语。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一个在小小空间的红杏枝头，一个在辽阔空间的锦锈江南，都生动深刻、内涵极为丰富地展开了春天的欣欣向荣的画面。温庭筠的《商山早行》诗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10个字，10件事物，6点景色，描绘出了行人秋晨离开荒村野店匆匆上道的有声有色的凄凉景象。要强调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华诗词用词用字最为精炼，从而也最能抓住事物本质，突出事物特征．反映事物主要方面。

（选自阳叔子《科学人文相融，爱国创新与共》，有删改）

    英国媒体称，根据一项针对地球深处地下物质的研究，地球上的生命或许源自深深的地下而非地表。

    英国《每日邮报》12月9日报道指出，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在地下深达五千米处生活和繁殖的微生物，这为35亿年前地球上生命源自何处的问题提供了线索。这项研究表明，这些微生物可能已经在与地表隔绝的情况下生活了几十亿年。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与世隔绝的生命形态分布在不同大陆，但都创造出了拥有相似基因的个体。

    研究人员发现，生活在北美和欧洲地下深处岩石缝隙中的微生物，与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团队从约翰内斯堡地区一处矿井通道内地下深处岩石缝隙中获取的样本高度相似。其DNA序列也与在北美洲西北部海域和日本东北部海域岩石海床上发现的微生物相似。这表明，这些微生物是由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而这个祖先就生活在地球生命起源的时代。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马特·施伦特说，现在还不清楚相似的微生物是如何散布到相距遥远的南非、北美和日本的。施伦特博士说：“两年前，我们还不太了解现在的地下微生物是怎样的，以及它们吃什么。自那以来进行的多项研究已经大幅扩充了这方面的数据。我们正在掌握的信息不仅包括在这些生态系统下发现的是什么种类的微生物，而且还包括在全球不同地点发现的微生物之间的某种一致性——目光所及之处，我们都看到了同样种类的微生物。”

报道指出，这些生命形态不是依靠太阳光为生，而是通过氢与甲烷获取能量，这些化学燃料可以通过高温高压下的某些种类的岩石获得。施伦特博士说：“人们容易理解为何远隔重洋的鸟类或鱼类有可能会相似，但想想在地下深处极度高温高压的坚硬岩石缝隙中，在相隔1.6万公里的不同地点，生活着几乎完全一样的微生物，这很挑战人的想象力。”

    研究人员麦科洛姆说：“在某些很深的地方，例如深海热泉，那里环境变化剧烈，催生了多样化的生物群落。在其他一些地方，例如地下深处的缝隙，那里的生态系统是隔绝的，只有少数几种细菌能在那样严酷的条件下生存。”

    报道指出，这一最新发现不同于以往的理论，即生命并非诞生于地表湖泊和海洋的“原生汤”中，而是诞生于地下岩石含水的微小缝隙内。

该理论认为，35.5亿至38亿年前，生命诞生于池塘或海洋中，起因是空气中的化学物质在某种形式能量的作用下生成氨基酸，而氨基酸可以构成蛋白质，然后再进化成地球上第一批生物种类。然而，这种假设存在一个问题，例如，当初地球表面存在强烈的紫外线辐射，它可以迅速摧毁暴露在阳光下的复杂生物分子。

    科学家说，这些微生物有可能被用于医疗目的，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微生物可以承受120摄氏度的高温和比地面高出50倍的大气压。人们能够理解和描述这些现象，是得益于通过深碳观测计划对微生物学和地球化学数据的汇总与整合。

清明雨

    时令、文化、风俗三节合一的“清明”，自唐宋以来，多有游艺活动，直至明嘉靖年间，还有游艺的相关记录。今人可从明《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卷中管窥一二：“清明，苏堤一带，桃柳阴浓，红翠间错，走索、骠骑……舞盘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随着时间流逝，游艺渐次退出，清明的文化符号，只剩添土追思和扫墓踏青。而“清明雨”也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寄托愁思与缅怀之情的独特物象。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杜牧笔下这场妇孺皆知的“清明雨”，正是以凄凉、忧伤的意味而深入人心。在追思先人的日子里，“清明雨”不是“润物细无声”的温情脉脉之雨，而是添人愁绪的凄凄切切之雨。南宋词人吴文英“听风听雨过清明”就是千年来清明气象的写照。

    清明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日平均气温攀升到12℃以上，东亚地区的大气环流已开始从冬到春的转变。此时，来自北方西伯利亚的冷空气逐渐减弱，来自东南方海洋的暖空气开始活跃北上。四月初的江南、华南上空，是冷暖空气往来频繁、势均力敌的相持区域，冷暖空气在此交锋，因此这一带出现绵绵细雨便不足为奇。即使在“春雨贵如油”的广袤北方，清明降雨也有一定概率。

    清明之雨，使悲凉凄切的氛围更加浓重。从生理层面看，天气状况和人的情绪息息相关。阴雨连绵之时，人体分泌的松果体激素增加，甲状腺素、肾上腺素减少，而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可以促进神经兴奋和细胞代谢。因此，春光明媚常常使人精神振奋，霪雨霏霏则令人忧郁不悦。“清明雨”还在心理层面充满悲意。环境心理学认为，人和“雨环境”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是物质性的，更有心理上的。换言之，人如何感知、想象和看待环境，反向决定着环境对人的影响。心怀悲戚之人看待清明细雨，便赋予它一层悲凉；而乍暖还寒的清明，冰冷的细雨滴落在肌肤上，更加剧了悲凉心理的体验。

    文学中有历史。当今历史学家大都认为，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信札、家谱、账本、碑铭等也无一不是，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三言二拍”里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也为大家所熟悉。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非如此宽泛，文学作品在大多数史学家眼里也并非史料，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神话传说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例子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史前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黄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新的传说还会不断产生，能否成史颇为可疑。但以神话传说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历史上，《山海经》究竟应归于文学还是史学，曾是死结。王国维《古史新证》里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也就是将它看成史书了。

历史是讲真实的，《山海经》一般被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采用。虽然《山海经》里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归于史部，但其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却显然有悖信史，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把它看作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分在，仍可以之证史或补史。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先生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将历史成分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商先王亥为最明显的例子。

    上面说的是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学作品，当然也能从中发掘史料。但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了。《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可是如果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以为是历史。如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张诚、徐日昇当时担任与俄国谈判的翻译，工作是以拉丁语为中介的，而电视剧《康熙王朝》中他们说的却是俄语，观众看到这个情节时被误导也就难以避免了。

（摘编自周振鹏《历史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历史》）

以仪式守护节日文化

车淑娅

    说起端午节，人们首先会想到吃粽子，一些地方能看到热闹的赛龙舟，此外还有佩香囊、系彩绳、插艾叶、挂葛蒲、饮雄黄酒等习俗。这些习俗、仪式是我们解读、认识传统文化的编码系统，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从孔子“不学礼，无以立”，至清初思想家颜元“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有礼则身修，心有礼则心泰”，中国自古以来高度重视仪式的教化作用，讲求通过仪礼建构社会秩序，在仪礼中传承中华文化。中华传统节日仪式是中华仪礼文化的重要内容，既包括生活化的节日仪式，也包括正规的节日庆典礼仪。通过举行节日仪式，可教化人文，规范道德，促进社会秩序和谐友善。如今，伴随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增强，传统节日重要性已有社会共识。如何让这些传统节日不仅仅是“大长假”“小长假”，而是紧紧围绕节日文化展开？加强节日仪式可作为探索方向之一：有了具体的节日仪式，节日内涵才有所依附，才能逐渐加强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节日的认知和认同。

    如何强化节日仪式？一方面，我们可以结合当代生活特点，对传统仪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传统以当代气息。在传统节日中，有许多仪式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比如端午节的包粽子、赛龙舟等就富有生活趣味，能够调动民众的参与兴趣。我们可以深入发现和挖掘生活化节日仪式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倡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传统仪式，丰富节日民俗活动，逐渐实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文化传承理念。另一方面，或可发展当代节日仪式，使节日文化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新的国家节日仪式正在形成和完善。比如，党和国家领导人每连元旦发表新年贺词，举办建党、建国、建军等重大纪念日纪念活动或阅兵仪式等。这些重大节日纪念仪式充分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应继续发扬。2018年元旦，三军仪仗队和军乐团首次执行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任务，增加了礼号手天安门城楼演奏、礼兵金水桥南侧迎国旗等新内容，使升国旗这一仪式受为庄重威武，让人记忆犹新。我们还可借助现代媒介手段为增强节日仪式助威。持续多年的春节晚会、元宵晚会、中秋晚会等电视晚会已成为传统节日新仪式，其中年三十晚上看春晚更是已成为“年俗”的一部分。在新媒体环境下，以更符合今天年轻人心理特点的方式创建有价值内函、有可操作性、易于传播、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节日仪式，可作为的空间还很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传统节日文化是其重要内容。我们当以生动多样的节日仪式连接古今，丰富传统节目的文化实践，守护传统节目的价值意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新都道。

（选自201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