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祭祖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最初，人们对于梦和死亡非常困惑，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是人类发明了灵魂的概念，并认为，灵魂是独立的，会在人睡觉或出神时离开身体，当人死了就会永远离开身体。亡人的肉身会腐烂消失，但灵魂一直存在。应如何对待这些神秘且不死的灵魂呢?人们的选择是举行祭祀。

    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甲骨文中有关祭祀的记载，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祈福求吉而举行的。在殷人的头脑中，祖先是令人恐惧的死者，这些人经常制造各种灾祸。为了防止祖先作祟，他们定期举行祭祀活动，通过奉献牺牲的方式取悦祖先神灵，祈求祝福。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符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

    商时期的祭祖行为具有浓厚的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色彩，到了周代，祭祖礼仪增加了巩固国家统治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礼记·王制》有载：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通过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了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周代创制的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

    到了汉代，汉儒将孝道思想和祭祖礼仪结合了起来。汉儒找到了中国人祭祖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孝成为汉王朝治国的重要思想根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为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推广到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形成了以家族伦理为核心，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

    汉代以后，祭祖礼仪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在祭祖礼仪方面，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受科举制度推行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士庶阶层的界限被打破，祭祖礼仪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朱熹《家礼》的出现，它深刻改变了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朱熹考虑到人们举行祭礼时可能遇到的诸多难处，认为不用拘泥于繁琐的礼仪要求。为了保证可操作性，朱熹对传统祭礼进行了提炼，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

（摘编自《祭祖礼仪的文化传统》，有删改）

儒家伦理对古代帝王的制约

王建光

    一般而言，汉武帝之后直到清代末期，儒家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中具有道德的至上性和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对它的认同是任何政权取得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作为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道德规范，儒家的纲常伦理及其价值观的自然延伸，事实上即成为一种与体制相补充的制约帝王的道德力量。

    在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儒家纲常伦理中，如果说“君臣”能够保证皇权至上的话，那么“父子”则事实上体现了“孝顺”的内涵，是“君臣”价值观的延伸，这一点正是制约皇权的重要价值基础。

    在历史上许多时候，虽然有后宫不得干政的传统，但是当一些问题争议不断、议而不决，或皇帝之所为又明显不合事实或政治伦理、传统价值之时，尤其是涉及选妃立后、太子废立之事，朝臣们往往会搬出太后的力量，以制约帝王。太后之所以能够让固执己见的皇帝改变意见，并采纳朝臣的建议——或者说太后之所以有这样一种让帝王回心转意的力量，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孝”的道德力量在起作用。不论太后是否为皇帝的生母，太后的名分即是最高的道德权威，如果帝王本人都不能恭敬顺从太后，又何以服天下人心。所以，儒家的孝文化和价值规范即成为一种体制的力量，有着正义的形象，潜在而又有力地稳定着宫廷伦理和萧墙秩序。

    祖训是孝顺思想的自然延伸。儒家强调慎终追远，所以逝去先皇的言行往往都是后世的圭臬，后世如果公然推翻或违反先帝的祖训或遗诏，不仅是不孝的，其政治行为也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会为政敌、为后世留下不孝之骂名。明代朱元璋留下的不设宰相制度，在后世几代“永为定制”，是法外立规，并成为其继任者的规范。虽然其弊端日显，却不能推翻。对于此类先帝的祖训，到最后只能采用调和、修补或暗度陈仓的办法加以解决。

    在许多时候，社会舆论也会对帝王造成一定的压力。即所谓“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尤其对于那些有作为的或有理想的帝王而言更是如此。当然封建时代的舆论主要还是“路人之议”或“庶人之议”，舆论的形成仍然是以儒家的家国天下、明君廉臣思想为基础而建构的。因为那些具有谣言性质的舆论最终可能会有损帝王的合法性，会被反对者或政敌所利用，会使文人在野史笔记中添油加醋，会使朝臣致仕以明志或抗议，会造成社会不安甚至引起社会动荡或政体不稳，所以大臣也会以防不良舆论之由而规劝帝王要避免社会大众的舆论压力，帝王也往往会忌惮于可能的舆论压力，有时也会改变自己决定的事，此类事情历史上并不鲜见。

    当然，上述的力量并不总是被独立使用的，很多时候都是综合而用。简单说来，制约帝王的力量有两种，一种是伦理的力量，一种是体制和规则的力量。而体制也是基于伦理基础上形成和得到维护的，所以归根结底，制约帝王最有力的力量之一还是儒家政治伦理。除此之外，在东汉之后，随着佛教的发展，在个别皇帝或个别时期，佛教的一些观点和理论也会进入朝臣的话语体系，并作为论辩、展示自己观点正当性和道德性的基础，虽然诸如因果报应等案例会被用来作为各自观点的佐证，但这并不能撼动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对同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及其价值坐标。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儒家“情理结构”的哲学价值

    儒家所关心的“情”始终不离生活，而生活本身也是情理合一的。需要强调的是，儒家情感哲学从未走向唯情论或泛情论，动物性的欲与社会性的理被交融为一，这就是所谓的“情理结构”。回归到人类情感的角度，儒家哲学给人们带来的最新启示在于：在人性结构当中，“情”到底会扮演何种角色？

    儒家的“情理结构”来自孔子的仁学，但“仁”究竟是怎么来的？在孔子那里起码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将外在的“礼”归于内在的“仁”。周公制礼作乐，规范了外在的礼乐，而孔子则释礼归仁。但孔子更希望“人者仁也”，也就是每个人要“依仁”而行。另一个则是仁的“巫史传统”之源头，“巫”被理性化为“礼”，而礼乐当中仍包蕴巫的感性要素。巫传统不仅可以被视为天人合一的始基，也可以被看作人与仁相交通的基座。所以，从“巫”到“礼”再到“仁”，更不用说“乐”本身，皆含深情。

    孔子之“仁”是一种合“礼”之情，也是一种“理”化之情，在儒学那里，情理始终是合一的。情理结构的生理根基并不是源自单纯生理的食色情欲，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生发的、向善而生成的深层情感，但这种情感又是被社会化的，是通过人文教化与濡化而成的。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意即每个人从己出发，所要达仁，仁就会来。孔子重在先有求仁、达仁之心、之志，进而付诸践行，所谓“仁道不远，行之即是”。这样一来，所欲、所求与所行达至合一，仁自然而然就会来。而仁之所以能来的前提便是“性相近也”，人人皆有感通而近似的仁之心，而此心就是有“情”的，亦是可以感同身受的。

    所以，孔子认为，“克己复礼”、复归于仁，仁就来临，仁与人才合体为一。孔子的“成己之学”，心理动力就在于“欲仁”，而欲本身也是一种道德的情感动力。仁并不是从“先验结构”中来的，西方哲学所追寻的理念、天国与物自体是高蹈于虚处的，而仁则是实实在在就在“践履”当中的。这种中西差异的根本在于，西方哲学走的是理性主义的道路，而中国哲学恰恰由于重情而另辟一条智慧之途。仁就来自人自己，无须外求于纯理，这是孔子儒学的大智慧。

    在儒家看来，“情”在人性结构中扮演的角色是一始一终的，既是发端又是终端。所谓“始”，就是“道始于情”，这是人性结构的根基所本。此处之“情”，不仅是人类普遍源发的情状，而且也是人类根基共有的情感。所谓“终”，则为“孔颜乐处”，这是人性结构的境界追求。所以说，儒家情感哲学的“执两用中”就在于：从现实出发上是“道始于情”，在生存境界上为“孔颜乐处”，所谓“执两”(一始一终)而“用中”(度的把握)，这才是当今儒家创造性转化出来的当代智慧之一。

(摘自2015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作者刘悦笛)

材料一：

《中国诗词大会》赢得高关注   诗和远方唤你去读书

文／莫斯其格

    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巅峰对决”，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比拼，近来圈粉无数的16岁高中生武亦妹经过个人追逐赛、飞花令攻擂资格争夺以及攻擂战三轮比拼，最终战胜擂主彭敏获得年度总冠军。

    网友表示通过节目受益良多。“感谢诗词大会使我体会到了现代语言难以描绘的情感。‘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草木本有心，何求美人折’。”“快餐时代，网络段子流行多了，优秀诗句传播少了；以功利心阅读的人多了，以诗词提升素养的人少了；生硬刻板的诗词教育多了，教学生懂得欣赏诗词的少了。”“唤醒传统文化基因需不懈努力，即便走得再快，也请勿忘‘诗和远方’！”

    “繁华落幕，速去读书！”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落幕后，不少观众感慨，通过节目感觉自己知识储备还是欠缺很多，激发了读书的兴趣。“看过比赛，马上捧起诗集背诗去？”“诗词大会终究是节目，看完节目，是洗洗睡了，还是秉烛夜读？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你的问题是读书太少，而想得太多。’杨绛先生的这句话，送给大家，也用来自勉。”

    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则认为：“尽管时空相隔，但古诗文中蕴含的情感是贴近当下的。不管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对美好的事物有向往之情，当人们遇到挫折和烦恼时，心灵也同样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

    观众对中华古诗词的日渐关注和喜爱，让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大会》学术总负责人李定广欣慰，但他表示，目前大部分人学习古诗词还是基于实用主义，尽管中小学教材中古诗词比重较以往有所增加，但教学仍以应试为主。李定广认为，需要加强古诗词的审美教育，引导学生自然地、自发地体会诗词中的温暖和情意。

    对于武亦妹的获胜，上海市语文特级教王白云则认为，“在诗词大会上，比的并不是对诗词美的感受和品味，而是九宫格、干扰项，在熟稔中高考套路的语文教师眼里，简直是一场标准化考试。古诗词或传统文化复兴的端倪，在这样的诗词大会上，能看到几何？实事求是地说，不多。”

    有的网友则认为：“作为一个中学生，武亦妹的才华和形象都令人喜爱和佩服。但我始终不赞成以这种方式来接触和理解古诗词，诗词这玩意儿说白了还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审美体现，是心灵与自然借助传统文化的对话，它没有那么功利，那么直接，那么紧张，那么剑拔弩张。”“一部手机在手，哪首唐诗查不到？干嘛还要背？”

（摘编自《广州日报》）

材料二：

    昨天，一位专家表示，《中国诗词大会》之所以饱受关注和喜爱，正在于它带着深埋于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基因，这些国人耳熟能详、打动人心的诗词激发了大家心中的情怀。

    此外，古意盎然的诗词，也将观众不知不觉地带入到古风意韵之中，让人体会到流落在当下骄躁忙碌的生存环境缝隙中的一丝优雅和浪漫。这使得很多人开始怀念旧时的诗意生活，选手陈更曾说，“诗歌与其他学问不同的一点是，它与技能无关，所以接近它，被它吸引，被感动，让人觉得心不死。一字一词里见乾坤，滴水映月般表现大千世界。”由此可见，诗词——这属于中华文明的语言文字，反映的正是我们东方人内心的丰富情思，正是这种文化造就了独特的东方诗意，也使得《中国诗词大会》一播即热。   

（摘自《扬子晚报》报道《诗词大会为何能引发如潮思考》）

材料三

    是我们这个民族缺乏文化素养和文化基因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诗词大会》圈粉无数，恰恰说明了在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愿意亲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诗和远方”。在《中国诗词大会》上，选手们对古诗词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叹，学者嘉宾对诗词内涵、创作背景等内容的解读，更是一场文化大餐，让人如痴如醉。

    然而不可回避的话题是：既然每个人身上都有中华优秀文化的基因，但这样的基因为何常常被压抑，而不是被唤醒呢？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快餐时代，浮躁的气息似乎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即便明白开卷有益的道理，许多人依然缺乏耐心与沉静，不愿去品味诗词歌赋带来的美好意境。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上，我们走了弯路。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教育曾经被挤到了边缘，近些年才再获重视。课堂中的诗词教育，往往抛却诗词的绝妙词句和美好意境，专注于反复咀嚼诗词的中心思想，专注于由此衍生的各种试题。这样的传授方式，往往让学生瞬间对诗词失去兴趣。另一方面，在许多家长的内心中，过度专注于对孩子“一技之长”的培养，让诗词歌赋等浸润心灵的知识不知不觉间受到冷落。

    在这样一个节奏明快、资讯发达的时代，坐下来聊聊诗歌、品味人生无疑是奢侈的。然而，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除了奋斗的力量，还需要“诗和远方”。中国的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左右，内心的精彩将会成为更多人的追求。希望《中国诗词大会》引起的这股风潮，能够一路走下去，让古老的诗词歌赋再度焕发青春，也让“腹有诗书气自华”成为更多人的追求。

（摘自央广评论《生活中不能没有“诗和远方”》）

童第周：生命奥秘的探索者

    童第周的一生，都在致力于胚胎学的研究。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以后，他在这方面

    的探索更是不断深入。

    在生物遗传学和胚胎学领域，美国科学家摩尔根所建立的染色体学说，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地位。这位现代实验生物学的奠基者，借对果蝇的实验研究，建立起了遗传学体系，成了一名享誉世界的人物。童第周十分尊重这位鼎鼎大名的学者和他对生物遗传学的杰出贡献，但也有一个问题童第周长期得不到答案：摩尔根的染色体学说认为，世界上千差万别的生物，在传宗接代的家谱中所以能保持子孙相传的遗传性状，主要是通过染色体的化学成分控制的。指导细胞一切生命过程的指令，都是从细胞核发出的，细胞质唯有接受细胞核的控制，而不可能在遗传中有所作为。情况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唯有通过实验研究来加以回答。

    童第周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叶毓芬，叶为他这一大胆的想法而激动，决心全力协助他的工作，一批年轻的助手也来到了童第周的身边，大家组成了一个同心协力的研究班子，他们以金鱼和鳑鲏鱼为研究对象，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实验。“文化大革命”风雨动荡，这里的一切工作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终于，结果证明，生物性状的遗传，并不完全决定于细胞核，细胞质也表现了它主动的、积极的作用。成果引起了世界生物学界的关注，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生物系教授牛满江提出了与童第周合作研究的愿望，童第周接受了牛满江的橄榄枝，研究所建在了北京中关村。

    这样的实验，需要科学家周密、审慎的科学头脑，需要比钟表工人更精细的操作技术。年逾七旬的童第周教授：往往从清晨6点观察金鱼排卵开始，一直要到下午一两点钟，一口气干上七八个小时。匆匆吃过带到实验室来的午饭以后，他伸展一下发麻的手脚和变得僵硬了的腰背，接下去又是一场紧张的操作。黄昏降临了，灯光代替了日光。实验仍在进行之中，特别是制备核糖核酸的实验，需要保持摄氏4度的恒温，童老和他的助手们不得不穿着棉衣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与其说是一项研究工作，不如说是一场意志和体力的拼搏！辛勤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终于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他们把从鲫鱼的卵细胞质里提取的信息核糖核酸，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细胞质里，结果得到了一种性状有着明显变异的鱼种。这种鱼居然有着金鱼那样肥大的头部和丰满的躯干，浑身也披着金光闪闪的鳞片，但却脱去了金鱼那条雍雅华丽的纱裙，换上了像鲫鱼那样直峭利落的单尾。这证明核糖核酸对生物的遗传发育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画家吴作人把这种鱼称为“童鱼”，并作《金鱼图》以祝贺。

    “童鱼”的诞生，并未使童第周停止新的探索，1976年，他和牛满江的实验又有了新的进展。他们以蝾螈和金鱼这两种不同“纲”的动物作为实验对象进一步研究，得出了高级的两栖类蝾螈的脱氧核糖核酸，也会影响低等的鱼类的遗传性状。此后，童第周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社会职务，仍旧日夜思考着科研工作，他制订了一个短期和一个长期的科研规划，还打算在牛满江教授的支持下，在我国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生物研究中心。

    1978年，童第周成功地进行了黑斑蛙的克隆试验。他将黑斑蛙的红细胞的核移入事先除去了核的黑斑蛙卵中，这种换核卵最后长成能在水中自由游泳的蝌蚪。引起了世界对中国克隆技术发展的关注，受到国际生物科学界的认可。

    为了推动全国的科研工作，他还多次到天津、广州、上海等地去作学术报告，1979年3月6日上午，他给浙江省的科技、教育、卫生系统工作人员作关于加速科技发展的报告，突发疾病，不久在北京离开人世。

(周文斌、李元著《中国当代十大科学家》，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童第周(1902.5.28—1979.3.30)，浙江鄞县人，生物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生物科学研究的杰出领导者，开创了中国“克隆”技术之先河，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童第周，中国实验胚胎学和海洋事业的先驱》)②后来国际生物学界用培育者的名字命名了这条鱼——“童鱼”，为中国在世界生物学界赢得了可贵的荣誉。(中国科学院《纪念童第周先生诞辰110周年——引领中国克隆走向世界的先驱》)

    文学经典是读者认知需要的代表，那么读者究竟为什么需要文学经典呢？

    首先，文学经典是人认识自身和自身处境的最好方式。文学经典作为超越世界的世界，超越生活的生活，将会以其仿佛完整的人生模式，给读者提供处境性和体验性的审视空间，来思考自己所遭遇的问题。文学之所以是人认识自身和自身处境的最好方式，是因为文学是一个形象的世界，而不是抽象的命题，是给读者提供一种想象性的人生情境，让读者去自我经历、自我体验、自我提升，并在此过程中使人实现了人的独特属性。这是人的一种深沉的自我实现，其审美愉悦当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文学经典能够帮助读者实现对世界的自由支配感。人在文学中所获得的审美愉悦，不仅仅来自对自我认识的把握，还表现在对自我实现的关怀，通过精神阅历实现对世界的介入并从中获得某种支配感。读者在文学经典中徜徉，必然伴随的是艺术沉思。这就是说，审美沉思能够通过我们的想象介入生活，而这种介入实际上是自由地控制或支配生活，这时，我们的精神欲求会得到“绝对的满足”。为此，H•帕克区别了同样面对生活时人们的两种不同态度，他说：“对于精通世故和自我中心的人来说，生活只是在包含骄傲、野心或激情的时候，才是有趣的。但是，对于有宗教意识的人和有审美意识的人来说，生活的任何部分都是有趣的。”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如果我们不是以审美沉思的态度对待生活，我们就会觉得生活有时是桎梏，如果我们以审美沉思的态度面对生活，生活的全部就都是有趣的，就能够允许我们借助自由的想象来参与和支配，能够让我们的各种感情得到宣泄和陶冶。

第三，文学经典是迷惘者必要的向导。读者在阅读活动中通过艺术沉思所实现的自由支配感既是学习和领悟的结果，同时自由支配感溢出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人的本质表现为某种不断生成的过程。人的自我塑造总是朝着理想进行的，现实世界本身并不能提供理想的样本，只有在文学经典这样一种象征系统中，人们才能找到富有张力的答案。读者与文学经典的攀谈、体验经典的情境和生命气息、打榜经典的价值和意义，并把这―切都内化为自我的精神结构和外在气质，是一种自我塑造的践履，也是在确证着和被确证着人的某种身份。鲁迅又何尝不是借助他笔下的那些审美叙事为人们树立着正反两方面的样板呢，谁读了鲁迅的小说都会拒绝做阿Q、孔乙己、闰土式的人物。

    文学经典对人的意义是多重的。阅读经典永远是一种探险，读者伴随着阅读探险历程而打捞到的深刻意义和体验到的愉悦或许只能在经典的阅读活动中才能体悟得到。人们自觉选择经典来阅读，其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消遣和快感，而是出于对文学的认知，正是在这样一种与经典的交往中，以往记忆、当下处境和未来向往才有可能构成一个必要的连贯过程。

（摘编自王确《文学经典的合法性和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