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字是方块字，这个问题虽然没有明确的考证，但从古人观察世界的方式中便可窥见一斑。《淮南子》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在古人心目中，“天圆地方”，地是方形的，而且在这四方形地的尽头，还有撑着的柱子。从甲骨文可以看出，汉字基本上是方形。到了西周末年，汉字一字一方格的特点已经完全成形了。此后，春秋战国时从篆书到隶书，汉字完成了一次飞跃，表现在字形上，就是从以前的圆润瘦长变成了方方正正的方块字。这种方方正正的写法，体现了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客观美——稳重、端庄、平衡对称，有一种周正之美。

   虽然后来有了“龙飞凤舞”的草书，但每个朝代的正体字，仍然沿袭着工整的书写模样。最早的金文，即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都写得规规矩矩，在当时写字是件极其庄重严肃的事。到了周朝后期，各国纷争，文字异性，但距离周国最近的秦国，其正体字仍然是规正的篆体字。秦国灭六国，建立秦朝之后，正式立小篆为正体字。但在官方规定的正体字之外，秦简上还出现了一种辅助性书体，即后来的隶书，到汉代汉武帝年间，隶书逐步取代篆书成为正体字。此后，在魏晋南北朝年间，楷书盛行，成为官方认可的正体字，一直流传至今。

   虽然书写方式不同，但对平衡对称、周正之美的追求却一直没变。唐朝时用科举制选拔人才，开了各种考试科目，书法就是其中一科。但是，不管是考哪一科，都要求“楷书字体，皆得正详”，文字与书写并重。因为文字书法的优劣关系到个人的功名和人生出路，所谓“升沉是系”，所以仕进者非常重视。当时颜元孙《干禄字书》的影响很大，这本字书是在颜师古的“颜氏字样”的基础上完成的，字分俗体、通体、正体三种写法。科举考试，官府文书，写字必遵正体。后来颜元孙的侄子颜真卿在湖州做官，将《干禄字书》书写上石。要想通过科举求仕进，就必须学习这样的干禄字。之后，端正秀丽的干禄字楷书成了一种程式化的写法，千字雷同，明朝时，为皇帝书写诏诰的宫廷书家，以沈度最著名，都擅长一笔这样的字，人称“台阁体”，清朝叫“馆阁体”。

   不过，这样过分求统一的书写方式却破坏了书法的灵魂——对“势”的追求。古人写字，讲求一个“势”字，不仅指通篇的气势，更指每一笔的手势动作。把字写“活”，就是这个道理，有口气顶着，才能透出字里的精气神，这便是“见字如见人”的所指。书写动作连贯，做到下笔不悔，一气呵成，才能气韵生动。而要达成这样的功力，日积月累的训练便不可缺少，使肌肉也形成记忆。这种日复一日的临摹、书写，培育了中国古人最早的美学情趣，甚至成为一种人格训练。所谓“字如其人”，虽然后来多从道德层面解读，但其本意仍是强调一种认真的精神，写字如是，做人亦如是。

(节选自《汉字为什么是方块字》有删改)

当“中式教育”遇上英国土壤

黄培昭

    英国广播公司有关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经历的纪录片本周播放了最后一部分，那些接受“中式教育”的英国学生最终在各个科目中得到很好的成绩。不过，这期间引发的各种争议值得人们再度思考。

    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尴尬，实际上是在两个文明和两套社会体系坐标下，不同教育理念、思想、模式等发生碰撞后产生的结果。英式教育，大体可称之为“快乐教育”，其推崇的观念在于：教育的艺术，是唤醒孩童天生好奇心并在未来满足它的艺术；而好奇心本身的鲜活及益处，与内心的满足及快乐成正比。笔者曾到英国的一些中小学采访，还参加过家长会，发现学生们笑意盈盈的时候居多，少见眉头紧锁、满脸严肃。

中国乃至东亚的教育，非常重视和强调扎实的基础知识，讲究学生的“勤学苦练”。最常说的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学校都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施教，因而基础教育水平极高。学生们吸收了丰富的基本知识，掌握了应试技能，这都是英国学生所缺乏的，英国学生的数学等基础学科水平普遍较差，甚至要低于中国一两个年级。在英国，时常听闻有些学生遇到考试神经紧张，甚至还需要考前心理舒压。看来，快乐也是有代价的。

    不能否认的是，貌似以“玩乐”为主的英式教育，对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以及想象力等大有裨益，这也对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后进行学习、科研潜力的爆发进行了铺垫。笔者发现，英国中小学更注重艺术、文学等课程的设置，而不认为苦练加减乘除等计算技巧很有需求。支撑这一观念的人认为，在计算机广为普及的今天，已没必要再让人脑来做最基本的运算活动。相反，艺术、文学能够启迪人的心智，激发学生们的潜能，唤醒他们心中的审美等，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使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习能力与职业竞争力等方面，能够后来居上。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英国教育就是“放养”模式。他们认为若在“圈养”的框架下，学生们中规中矩，束手束脚，虽然营养丰富，但不得不面对未来“单飞”时能力匮乏的窘境。不过，“放养”也是有规矩的。英国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并不低：社会实践，各种集训，访学实习，野外生存等，不一而足。这些活动使得学生们从小就接触实践，实现了与社会的对接。

    当然，正像“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英教育发端于各自国土，符合本国国情社情。双方教育的着力点和着重点有差异，并不存在教育本身孰优孰劣的问题。如果英国一味照搬中国的教育模式，即便如这次取得了好成绩，但“水土不服”就会引发纪录片中校长那样的抵触情绪；如果把英国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国，显然也根本行不通。看来，相互借鉴、有机融合，彼此取长补短，逐步填平文化和教育理念的鸿沟，才是应取态度。乐于学习而不“夜郎自大”，不盲目妄议、指摘和贬损对方，才是教育的应有之道。

（摘自2015年08月21日《人民日报》）

历史绕不开的钱壮飞和夏曦

贾天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评价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周恩来也在建国前后多次提起钱壮飞，他说：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在上海的同志早就不在人世了！

    在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隐蔽战线”发挥了非同一般的作用，钱壮飞就是这条“第二战线”上的一个代表。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底并称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这位传奇人物的最后归宿可谓大象道隐。

    早在1929年，钱壮飞就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并在1930年时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秘书。期间，钱壮飞设法智取了国民党的电台密码。

    1931年4月25日晚，正在独自值班的钱壮飞一连收到了武汉发给徐恩曾的6封特急密电，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种不寻常与共产党有很大的关系。于是，钱壮飞果断地拆译密电。密电译出的一刹那，他惊呆了：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3月24日被捕叛变，要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

    千钧一发之际，明知自己随时可能被捕的钱壮飞，已经无暇考虑个人的生死安危。他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中央，通知中央机关和相关同志尽快撤离。

    接到情报，周恩来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立即全部转移，一场后果难以预料的巨大破坏因此得以避免。

    由于种种原因，钱壮飞身份暴露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当局并没有变更其情报系统的密码。

    所以，钱壮飞所获取的密码不仅在第一、二次反“围剿”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长征的过程中，运用这些密码破译国民党的情报仍是红军做出决策避开强敌、打开局面的主要判断依据。长征万里，红军没有一次中过国民党的埋伏，并且往往总是能够从对方围追堵截包围圈的薄弱部位跳出，这套密码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5年3月末，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省金沙县，钱壮飞为侦察南渡乌江路线只身进入金沙县后山乡一带的丛林，随即失踪。关于钱壮飞的牺牲地点和原因一直存在争议。直到2002年，经贵州省委党史部门最终认定，钱壮飞的牺牲地为金沙县后山乡岩口村。

    我曾前往钱壮飞烈士殉难处凭吊。一路上坐汽车、运沙船，搭乘老乡的拖拉机……最后手脚并用才爬上了烈士牺牲时的陡峻山崖。虽然颠沛辗转，但这是一条受益匪浅的启迪之路。值得欣慰的是，2005年，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在后山乡的张家垭口为钱壮飞这位影响历史的烈士建成了陵园，供人们瞻仰凭吊。

    夏曦是牺牲在贵州的另外一位烈士。

    夏曦，字蔓伯（又做曼伯），1901年生于湖南益阳桃江镇(今属桃江县)。夏曦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也是毛泽东的校友，曾和毛泽东一起参加湖南革命运动，毛泽东称其“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

    在1927年5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夏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参加南昌起义后，夏曦于1927年11月至1928年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1928年5月，夏曦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会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3月，他被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

    在此期间，夏曦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先后发起了四次“肃反”，致使当时的红三军（后改为红二军团）濒临毁灭的边缘，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幸的是，在枫香溪会议后，夏曦逐渐认识到并承认了“肃反路线的错误”，取消了原定的第五次“肃反”计划。对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后，夏曦在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做了有益的工作。

    1936年2月，夏曦在贵州毕节溺水牺牲，被埋葬在七星关石桥边的山坡上，时年35岁。夏曦牺牲后，毛泽东曾给其父亲夏墀燮先生写了一封信，信里有这样的内容：“东与曼伯，少同砚讨，长共驱驰，曼伯未完之事，亦东之责也。”

    钱壮飞、夏曦，还有众多的无名烈士都永远留在了贵州，长眠在青山绿水之间。历史绕不开他们，历史也不会忘记他们。

（选自《当代贵州》，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徐恩曾经常在人前人后夸耀自己手下有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员干将。可是，他连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得力干将竟是共产党的忠诚战士。（《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虎穴三杰”的传奇人生》）②夏曦到红6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力求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在谈起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时，痛心地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还不了的账啊！”（《夏曦与苏区“肃反”》）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学术界大致有两种界定：广义上，以题材分，指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严格意义上，以作家分，指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不管是哪一种界定，少数民族文学最基本的含义应该是以少数民族为创作对象的文学。当然，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以少数民族为写作题材，还在于它能够通过文学的形式传达一个民族的心声、介绍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交流，对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融合起到积极作用。无疑，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对于促进各民族的理解、提振各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构建中国边疆的文化软实力、对外产生文化影响、提升国家认同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作家存在着身份认同和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问题，其优点在于他们成长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对本民族的文化从意识、价值到社会、物质等各个层面都有优先于其他民族的体验，这样使他能够写出深刻反映本民族的文学作品。然而，无论是哪个民族的作家，只要能深入少数民族的生活都能够进行创作，也完全有可能产生好的文艺作品，例如雷振邦创作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音乐脍炙人口、经久不衰。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并不完全是由作家的身份决定的。少数民族文学首先应该是少数民族题材文学，其次才是作家身份文学。如果少数民族文学成为一种作家的身份文学，那么，少数民族文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以身份和身份认同作为标志，也可能对作家的视野和思维造成不可避免的局限，从而带来创作的局限性。

    创作中所使用的文字仅仅是一种工具，不应被看作是文学的特征，因此，应该鼓励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字甚至未来用英语进行创作，让更多的人能够阅读和理解。

    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处理好身份认同的平衡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必须要有自我身份认同，这样才能立足于民族文化的立场，深入思考和挖掘文化的精髓，从中吸取创作的养分；另一方面应该淡化少数民族的身份，立足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去思考人类共同的关注和命运，写出一部民族心灵史的同时也表达出人类共同的兴趣、心灵的共鸣和共同的关注；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去认识民族文化、表达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的理解和文化交融。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在于固守自己的民族身份和认同，目的在于用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与世界对话，如果丧失了这些资源，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也就没有了和世界对话的资本。只有立足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同时又形成不同民族相向而行的共同文化、满足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文化需求，少数民族文学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要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迈向一个新的繁荣阶段，我们，必须走出两个误区：一是关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思维误区。事实上，民族的只有走向世界才是世界的，如果没有走向世界，那么永远都是民族的，而并非世界的。因此并非固守民族的立场就可以成为世界的，这样的结果是会被世人边缘化，走向自我消亡二二是关于主流和非主流问题。少数民族文学常常被看作是非主流，由此产生了长期的关于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论。产生这种思维误区是因为没有认清主流和非主流的根本考量在于社会的认知度和认同度，认知度高、认同度大、阅读面广的文学作品必然成为主流，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也是一样的。而没有认知度和认同度的文学，必然成为非主流，被边缘化，这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一样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必须立足于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同时具有世界的视野和人类共同的关注，用少数民族文化这只手去拨动人类共同的心弦．用少数民族的声音去震撼人类共有的心灵，才是根本的繁荣之道。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11）》）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使用的“意境”或“境界”，指的就是情景交融。但是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情景交融所规定的是“意象”，而不是“意境”。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艺术的本体就是意象，任何艺术作品都要创造意象，都应该情景交融，而意境则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具有的。意境除了有意象的一般规定性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那么意境的特殊规定性是什么呢？唐代刘禹锡有句话：“境生于象外。”“境”是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的“象”的突破，只有这种象外之“境”才能体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

    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西方古代艺术家，他们给自己提出任务是要再现一个具体的物象，所以他们，比如古希腊雕塑家追求“美”，就把人体刻画得非常逼真、非常完美。而中国艺术家不是局限于刻画单个的人体或物体，把这个有限的对象刻画得逼真、很完美。相反，他们追求一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中国园林艺术在审美上的最大特点也是有意境。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楼、台、亭、阁，它们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这些建筑本身，而是如同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说，在于可使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意味的世界。陶渊明有两句诗说得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艺术就是要去寻找、发现、体验生活中的这种意味。有意境的作品和一般的艺术作品在这一点上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生活中某一个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的意味，而且超越了具体的事物和事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整个人生的意味。所以，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有意境，也不是任何好的艺术作品都有深远的意境。清代王夫之就比较过杜甫的诗和王维的诗。他认为杜甫诗的特点是“即物深致，无细不章”，有人写诗就怕写不遇真，杜甫则太逼真了。而王维诗则能取之象外，所以他说杜甫是“工”，王维是“妙”。

    中国艺术的这种意境，它给人的美感，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人生感、历史感。康德曾经说过，有一种美的东西，人们接触到它的时候，往往感到一种惆怅。意境就是如此，这是一种最高的美感。当然这不等于说西方艺术没有意境，西方艺术中也有这样的作品，例如俄罗斯民族《伏尔加船夫曲》，它不仅喝出了俄罗斯民族的苦难，而且唱出了人类共同的苦难，所以它引起了全世界听众的共鸣。

（摘编自叶朗《说意境》）

作文与运思

朱光潜

①作文章通常也叫做“写”文章，在西文中作家一向称“写家”，作品叫做“写品”。写须用手，故会在中文里有“眼高手低”之说。这种语文的习惯颇值得想一想。到底文章是“作”的还是“写”的呢？创造文学的动作是“用心”还是“用手”呢？

②一般人作文往往不先将全部想好，拈一张稿纸，提笔就写，一直写将下去。他们在写一句之前，自然也得想一番，只是想一句写一句，想一段，写一段；上句未写成时，不知下句是什么，上段未写成时，不知下段是什么；到写得无可再写时，就自然终止。这种习惯养成时，“不假思索”而任笔写下去，写得不知所云，也是难免的事。文章“不通”大半是这样来的。

③这是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是把全部作品都在心里想好，写只是记录，像克罗齐派美学家所主张的。苏东坡记文与可画竹，说他先有“成竹在胸”，然后铺纸濡毫，一挥而就。“成竹在胸”于是成为“腹稿”的佳话。这种办法似乎是理想的，实际上很不易做到。第一，我们的注意力和记忆力所能及的范围有一定的限度，把几千字甚至几万字的文章都一字一句地记在心里，同时注意到每字每句每段的线索关联，并且还要一直向前思索，纵假定是可能，这种繁重的工作对于心力也未免是一种不必要的损耗。其次，想到一点意思，就必须把它写下来，否则那意思在心里只是游离不定。好比打仗，想出一个意思是夺取一块土地，把它写下来就像筑一座堡垒，可以把它守住，并且可以作进一步袭击的基础。第三，写自身是一个集中注意力的助力，既在写，心思就不易旁迁他涉。

④我个人所采用的是一种折中办法。在定了题目之后，我取一张纸条摆在面前，抱着那题目四方八面地想。想时全凭心理学家所谓“自由联想，不拘大小，不问次序，想得一点意思，就用三五个字的小标题写在纸条上，如此一直想下去，一直记下去，到当时所能想到的意思都记下来了为止。这种寻思的工作做完了，我于是把杂乱无章的小标题看一眼，仔细加一番衡量，把无关重要的无须说的各点一齐丢开，把应该说的选择出来，再在其中理出一个线索和次第，另取一张纸条，顺这个线索和次第用小标题写成一个纲要。这纲要写好了，文章的轮廓已具。每小标题成为一段的总纲。于是我依次第逐段写下去。写一段之先，把那一段的话大致想好，写一句之先，也把那一句的话大致想好。这样写下去时，像上面所说的，有时有新意思涌现，我马上就修改。一段还没有写妥时，我决不把它暂时摆下，继续写下去。

⑤寻思是作文的第一步重要工作，思有思路，思路有畅通时也有蔽塞时。在蔽塞时，我们是否就应放下呢？

⑥福楼拜有一封信札，写他著书的艰难说：“我今天弄得头昏脑晕，灰心丧气。我做了四个钟头，没有做出一句来。今天整天没有写成一行，虽然涂去了一百行。这工作真难！艺术啊，你是什么恶魔？为什么要这样咀嚼我们的心血？”但是大凡优秀的作品未始不从这种艰苦奋斗得来。元遗山与张仲杰论文诗说：“文章出苦心，谁以苦心为？”大作家看重“苦心”，于此可见。就我个人所能看得到的来说，苦心从不会白费的，思路太畅时，我们信笔直书，少控制，常易流于浮滑；苦思才能拨茧抽丝，鞭辟入里 ， 处处从深一层着想，才能沉着委婉，此其一。苦思在当时或许无所得，但是在潜意识中它的工作仍在酝酿，到成熟时可以“一旦豁然贯通”，普通所谓“灵感”大半都先经苦思的准备 ， 到了适当时机便突然涌现，此其二。难关可以打通，平路便可驰骋自如。苦思是打破难关的努力，经过一番苦思的训练之后，手腕便逐渐娴熟，思路便不易落平凡，纵遇极难驾驭的情境也可以手挥目送，行所无事，此其三。

⑦大抵文章的畅适境界有两种，有生来即畅适者，有经过艰苦经营而后畅适者。就已成功的作品看，好像都很平易，其实这中间分别很大，入手即平易者难免浮浅，由困难中获得平易者大半深刻耐人寻味，这是铅锡与百炼精钢的分别，也是袁简斋与陶渊明的分别。王介甫所说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是文章的胜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