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与一些新兴的视觉艺术形式如设计、摄影等相比，书法的审美评价有一个清晰、成熟的标准和参照系，那就是历朝历代经典的书法范本。众多传统范本本身存在多元化的风格趋向，并不是每一种风格都适合每一个现代人，只有选择最符合自身气质与审美的范本入手，才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理想的书法启蒙教育，应该是给学习者开列一个由三至五种不同审美类型的范本组成的“帖目”，由学习者根据自身喜好来判断、选择一种最契合的风格。与此同时，如果范本的内容本身也是文史经典，能够引起阅读和研习的兴趣，就更好了。

    ②还应该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范本都具有通向行书、草书或者其他字体的可能性。如果只是当作修养，传统所谓的欧、颜、柳、赵都是可取的范本，但如果考虑到学习者日后可能进行专业的书法学习与创作，则入手时所选择的范本就要细加斟酌。当然，即便日后从事专业的篆书和隶书创作，楷书和行书的训练也是必需的基础和必经的阶段。以唐楷而论，如果日后要进入行书及其他字体的学习，则应该考虑在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张旭等书家中选择，而不宜从欧阳询、柳公权、薛稷等入手。

    ③究其原因，是因为虞世南的书法尚在唐楷严谨的“法度”形成的早期，一些笔法与晋人楷书更加接近，因此他的楷书与晋人行书的接续更加自然。此外，虞世南尚有摹本《兰亭序》传世，学习一段时间其楷书后，过渡至虞摹本《兰亭序》或者虞世南之甥陆柬之的《文赋》来学习行书都是不错的选择。褚遂良亦然。他的楷书灵动飘逸，甚至略有行书的笔意，而褚遂良也有临本《兰亭序》传世，从其楷书转入此帖也顺理成章。颜真卿的楷书和行书俱佳，楷书从颜入手者，学习行书时自当选择其本人的《祭侄文稿》这“天下第二行书”或是《争座位帖》等其他刻本，也可不必经过“兰亭”一路秀美的风格了。

    ④欧体、柳体则不然。这两家虽然也有行书法帖传世，但他们的行书笔画迟滞、连带生硬，摆脱不掉楷书的笔法，水准较其楷书大为逊色。尽管从他们的楷书风格来看似乎与《兰亭序》相类，但我们却没有见到欧、柳诸家临摹的《兰亭序》，原因或许在于这两家楷书过多使用提按笔法，强化起笔和收笔处的装饰性，在章法上讲求横有行、竖成列，是唐人所尚“法度”的顶峰，而这恰恰与行书的品性不符。因此，如果初学者从这两家入手，很可能停留在唐楷装饰性的细枝末节上，从而影响日后对于行书特质的把握。

    ⑤如果说楷书学习是为了通向行书等其他字体，那么，是不是直接从元以后的一些行书大家，比如赵孟頫、文徵明等人的楷书入手更好？其实不然。书法学习学“流”更应重“源”。如果我们把中国书法史比作一条长河，从王羲之、王献之到褚遂良、颜真卿，这些经典书家及其作品大约相当于这条河流的源头。从“宋四家”开始，后世无论哪个朝代都要学习这些经典，赵孟頫、文徵明等也不例外，只是他们在传承的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书写习惯、所在时代的审美风尚等，这些附加在作品之上的因素对于初学者来说很难分辨。因此对于书法史这条长河来说，他们乃至何绍基等清人的作品只是“流”而不是“源”，学习“流”永远不会超过“流”，而欲想取法乎上，还必须回到“源”中去寻找智慧。

（摘编自祝帅《学书当溯源》）

    乡贤，旧时又称乡绅，是指在本乡本土知书达理、才能出众、办事公道、德高望重之人。在传统中国，乡村的基层建设、社会秩序和民风教化等，主要由每个村落和地方的乡贤担纲。这些乡贤或以学问文章、或以清明善政、或以道德品行等赢得乡邑百姓的高度认同和效仿，从而形成植根乡野、兴盛基层的乡贤文化。

    乡贤文化大体属于地域文化，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特色，共同演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绚丽多彩。乡贤文化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和积累，在乡村治理、文明教化、谋利桑梓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基层稳定、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扬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乡贤文化的核心和基础是乡贤，乡贤的流失，必然导致乡贤文化的式微。

    传统乡贤文化的兴盛，在于乡绅在传统基层社会具有广阔的用武之地。在古代社会，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基层社会控制相对较松，不少朝代是县以下不设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广大区域没有国家权力组织，主要依靠乡绅发挥作用来有效填补国家权力的空白。地方乡绅在国家行政体制之外代替或配合官府处理大量社会公共管理事务。这些事务涉及诸多内容，如基础设施建设、救灾、教育、维护社会秩序等。清代实行较为严密的保甲制度，官府在基层推行保甲法时，常常不得不借助乡绅及宗族组织完成，多半“责成本乡绅士，依照条法，实力举行”。由此可见乡绅对基层社会控制力之强和乡绅的作用之大。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乡绅在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之间扮演着协调两者矛盾、促进双方良性互动、维护社会平稳发展的关键角色。

    传统乡贤文化蔚为壮观，还有另一关键原因，这就是古代官场的“告老还乡”制度，保证了乡贤人才的绵绵瓜瓞，代不乏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有官吏退休的“退而致仕”“还禄位于君”的记载。唐宋以降，官吏退休还乡渐成规矩，至明清时期，已成雷打不动的制度。官吏退职返乡，积极意义十分明显。其一，进则为官、退则为绅的返乡模式实现了人才资源从乡村流出到返回乡村的良性循环，使社会人才分布结构趋于合理，有利于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其二，官吏回乡后为建设故里出力，治理乡村、造福桑梓，崇文兴学、教化一方，保障了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兴旺发达，也使乡贤文化在乡村代代相传。其三，退职官员返乡，将毕生所学和积累的经验用于建设家乡，在维系乡村和谐稳定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与乡村的平衡发展。

    如今，各级领导干部退职后在城市养老的多，通过各种关系设法牟利者也不少，告老还乡建设乡村者少。如今的乡村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实现人才从流出到流入的良性循环。当“告老还乡”被摈弃以后，乡贤的重要来源枯鱼涸辙，乡贤文化的凋敝也就在所难免了。

    反观当今，国家在县级政府以下设有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三级权力组织，对基层社会的掌控基本做到全覆盖。由于国家从组织机构上编织了较为完善的乡村管理系统，今天的乡贤很难像过去的乡绅一样，在乡村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无疑是乡贤文化衰落的又一不可忽视的因素。

（选自钱念孙《乡贤文化为什么与我们渐行渐远》，有删改）

冷眼看“热词”

    “热词”是指来源于突发事件或社会现象，经过形象、鲜明和恰当的隐喻性总结，让人们更深刻地记住关键信息的公共焦点词语。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上流行的“热词”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新潮网络语言。“打酱油”“俯卧撑”乃至“被××”之类的热词，从词语本身找不到任何流行的理由，而且这些词语的流行往往不是逐渐扩散，而是瞬间爆发。显然这类热词不是像以往的许多网络语言那样因词语本身的娱乐性导致了流行，大多是因突发的社会事件传播得以派生，而且这类热词几乎无一例外具有较多的政治讽刺意味，反映的是社会“杯具”何其多，人们认为这是中国政治走向民主的一种方式，是中国网络政治化的一种体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进入了深水区，政治改革尤其步履维艰。在这种现实状态下，网络的政治化可以说是公众表达的常规通道堰塞而造成的政治话语溢出现象。而网络的确为当代中国民众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表达可能，有人因此而乐观地预言网络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建设进程的重要力量。可实际上，人们上网发表意见可能是自由的，但信息如何传播却完全由不得自己，各类网络运营者操控着网络信息的传播。

    热词的出现使网络传播形势有了一些改观。一个本来难以扩大影响的社会信息，由于被人从中提炼出具有讽刺性乃至黑色幽默意味的隐喻词语而产生了“陌生化”的情景效果，随即因为网上读者的关注和分享而成为口头禅并被强力传播，进而迅速走红成为热词。显然，热词热起来的社会学原因在于网民自发形成的积极介入态度。在网络日益被运营者操控的形势下，这种对传播的主动介入可以说是普通网民对“被传播”现实的一种反抗。

    热词之所以会“热”，也和它的接受环境分不开。在媒体自身权威性不够却又面对公众质疑时，许多“专家”和“权威机构”常常会冒出来强化信息的权威性。弱势的普通民众当然无法与“专家”“权威机构”对抗，但一些陌生词语“被××”——“被就业”“被代表”“被平均”等，却凭着机智的反讽破坏了媒体操控者的意图。

    普通民众对媒体操控者和所谓“权威”的不信任是热词走红的社会环境，但热词并非只是消极的拒绝。许多因热词而“热”并最终引起社会重视的案例显示，网民传播热词的热情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社会关怀的激情。这种激情来自每个网民个人的直觉和判断，来自一个人内在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当然，信息的不对称使网民个人的判断无法完全避免错误和偏见，但这并不影响这种社会关怀的舆论价值。这种激情的存在证明，社会上尽管充斥着欲望和不公正，但人们的心灵深处仍然有良知。

    无论如何，热词的大量出现已成为中国式网络的特色景观，热词将作为有影响力的社会表情符号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忆。

（有删改）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沉默不是金

刘墉

    ①沉默是金，人们常说。这话还被写成大字，镶在框里，贴在很多墙壁上。人们用它来告诫自己：言多必失，少说多做，祸从口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总之，能闭嘴的时候就闭嘴。

    ②（    ）马丁·路德金说过：“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    ）坏人的喧嚣，（    ）好人的沉默。”

    ③这显然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们习惯于关注言说，因为言说总是推推搡搡试图挤进我们的视线，但在言说和言说的缝隙之间还有沉默，沉默正如言说，也有不同的光泽、质材、结构、密度，也千折百转，也惊心动魄。

    ④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的沉默。“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今天的中国，朋友们聚餐，点龙虾鱼翅燕窝，结账的时候，在座的人中有公职的那位“要一张发票”，这上万块钱的餐费最后摊到了谁头上，不会有人追问。

    ⑤在英文里有个词叫做“房间里的大象”，就是指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比如在临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起他们的病情，比如和一个口吃的人聊天，我们假装注意不到他的口吃这种沉默也许是源于善意和礼貌。但是另一些时候，沉默源于怯懦。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和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

    ⑥另一些时候，人们所恐惧的，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解放前为理想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革命家，解放后却在屡次政治运动中保持沉默、随波逐流，很难说仅仅是因为贪生怕死，更多的恐怕是因为他们害怕被革命队伍抛弃，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孤儿”。对认同感、归属感的强烈需要，大约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密码，这个密码有时候会成为勇气的源泉，有时候却让我们蒙上了自己的眼睛。

    ⑦所以，沉默的人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旋涡，从这个旋涡中挣脱出来需要的力气就越大。

    ⑧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面对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人们往往不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醒了自己的好觉。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自己的怯懦而恼羞成怒，你那么大喊大叫干什么?哗众取宠、爱出风头、不识时务、神经病。“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的人们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

    ⑨好在随着大象越长越大，它被戳破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最终，孩子小声的一句嘟囔“皇帝没穿衣服”，就可能使这只充气大象迅速地瘪下去。“二战”之后，德国人纷纷睁开闭上的眼睛；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人也纷纷从斯大林的崇拜中“醒悟”过来；文革之后，曾经打得不亦乐乎的人们回头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会感到不可理喻。可惜，在众人眼睛的这一闭一睁之间，已经有无数人成了沉默的祭品。

    ⑩拒绝发声并不奇怪，因为发声不但需要勇气，也意味着承担。谈论全球变暖意味着我们要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意味着我们可能要选择不买车、少开暖气和空调、刻意节约用水。所以，沉默是金。但是大象并不会因为你不谈论它而消失，你可以不谈论它，甚至不谈论这种不谈论，但是全球还会继续变暖，而我们还是要在所有这些痛苦面前接受良心的审判。

    ⑪所以，我们应当直视我们生活中的沉默。直视沉默也就是直视生活中不被阳光照耀的角落和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会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选自《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序言》，有删改）

文人画的逐渐衰微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造化与笔墨的关系。《韩非•子外储说》中关于画犬马鬼魅的难易之辩，反映了人们对形象准确度的重视，孰难孰易的高下判断以能否准确描绘对象可否“类之”而定。我们回看晋唐的绘画传统，“存形”是绘画的一个重要功能，笔墨的意义在于为造化服务，这也符合绘画的基本功能，即造型性。这个时期的画法以勾勒渲染为主，先以线条勾勒出物象的外形和结构，再以墨色层层渲染表现物象的层次、明暗和色彩等，笔墨的独立性尚未自觉。到了北宋，对于犬马鬼魅难易的认识，苏轼是另外一种看法：“难易在工拙不在所画。工拙之中，又有格焉。画虽工而格卑，不害为庸品。”他提出了评画新标准：画贵有格，虽工无益。文人画审美趣味的改变己在此显现端倪，不但文人画家开始在实践中重塑笔墨，理论家们也为笔墨的崛起铺平道路。何为画格？宋代理论家黄休复将其分为四类：逸、神、妙、能。“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这被称为逸格，而“画能性周动植，学侔天动，乃至结岳融川，潜鳞翔羽，形象生动者”，列为能格。黄休复将逸格置于众格之首，笔墨与造化的关系己悄然转变，“形象生动”先于“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墨不再服务于造化，笔墨逐渐成为绘画的主体；造化服务于笔墨，造化可以被改造从而符合笔墨的结构和韵律。

宋代以降的数百年里，中国画从再现意境走向了表现意趣，从形象创造走向了笔墨创造，从师造化走向了师古人，从注重写生走向了隔代私淑，这一系列的变化使得写意日盛而画意萎靡，写意花鸟画在晚清、近代最后几位文人画大家的笔墨演绎之后，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巨大的困局。

当下画坛中，我们可以将写意花鸟画做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纵向上，清代以来笔墨陈陈相因，鲜有新意，笔墨图式呈现僵化的画谱气，甚至因为不事写生，疏离造化，花卉面貌千篇一律，以至于桃花、梅花不分，而牡丹、荷花等又画目雷同。横向上，当今人物、山水都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是人物画引入西方的造型观念，洋为中用，使人物画打破了传统人物画造型不足的局面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而无论是山水画还是人物画，在重视写生方面都比写意花鸟画来得主动和自觉，山水画有黄宾虹、李可染等，人物画有徐悲鸿、蒋兆和等身体力行，积极探索笔墨语言在写生情景中的重构。潘天寿曾有感于写意花鸟画的凋敞，尝试将山水画和花鸟画相结合，加入写生的因素，约束文人画，促进了文人画的学院派改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影响甚大。

（节选自《美术观察》2015年第5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