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故事

林海音

    南腔北调的夏夜乘凉会，一直聊到月上中天，还没有散去的意思。

    大家被彭先生的故事迷住了。

    彭先生是张医师的朋友。张医师最近常鼓励大家去验血型。大家都没有动过大手术，对于血的一切不够亲切。

    今晚又谈到了血型。这位彭先生说，作为现代的国民，血型不可不验，而且它或许还有意想不到的妙用呢!

    这时，钱太太开腔了：“干脆说罢，我就怕验出是AB型的！”

    钱太太所以这么说，实在也怪张医师，他曾说AB型是不祥之兆。

    “我丈母娘就是AB型的。”这时，彭先生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句话。钱太太“咯”地笑了：“还管丈母娘的血型呢！”

    张医师紧接着说：“提到彭先生的丈母娘，你们别笑，这里还有段恋爱悲喜剧呢！倒是可以请彭先生讲给你们听。”

    “谈起来，是五年前的事了，”彭先生躺在藤椅上，仰着头，喷着烟，微笑着，他倒真是在做甜蜜的回忆呢！“那时秀鸾在秘书室做打字员，天天从我办公桌的窗前经过。”

    “你就拿眼盯着看！”有人插嘴。

    “不错，我盯着她那会说话的眼睛，淘气的鼻子，甜蜜的小嘴儿……”

    “结果认识了没有？”

    “当然有机会认识啦！日子一久，我们就坠入情网了，互订终身。热带的小姐，实在另有她们可爱之处。”

    “台湾小姐？”到这时大家才知道是位台湾小姐。

    “糟糕的就在秀鸾是台湾小姐。”彭先生接着说。

    “我知道，一定是聘金的问题。”有人说。

    彭先生悠然地吸着烟，摇摇头：“是我那位老丈人的问题！”

    “我那老丈人真是铁打的心肠，任凭秀鸾怎么哀求，就是不许她嫁给我。”

    “他认准了‘外省郎’没好的。秀鸾跟她爸说，如果不答应，她宁可去死。老头子也说，你要嫁给那小子，我只当你死了。结果，秀鸾还是投进了我的怀抱。”

    “但是关于你丈母娘的AB型呢？”这时钱太太又想起了这件事。

    大家笑起来了，彭先生接着讲：

    “我是很乐观的，我总以为我们结婚以后，一定会把我们翁婿之间的关系慢慢调整过来。可是一年下来，我的愿望始终没实现，有时看着秀鸾挺着大肚子进去，就让我风里雨里站在门口，我真想冲进去。可是我心疼秀鸾，到底还是忍住了。”

    “真惨！”林太太不胜唏嘘。

    “倒是我那丈母娘会偷偷出来塞给我点心什么的。”

    “有一天我独个儿上了老丈人家的门儿喽！”

    “好大胆子！”有位先生插嘴。

    “你以为我上门找打架哪，我是报告秀鸾入院待产的消息去了。大胖儿子生下了，算是又见了一代，可是我们的情形并未见好转，老丈人在他女儿面前连半个字都没问过我。”

    “迭格^【注】老泰山凶得来！”

    “硬是要不得！”

    “有一天，”这段回忆大概很有趣，彭先生自己也未语先笑了，“秀鸾匆匆忙忙回来了，慌慌张张地说：‘爸爸病了！’‘什么病呀？’‘肠子！肠子要剪断！快走。’唉！我那铁石心肠的老丈人呀！也有一天柔肠寸断了！”

    大家听到这里哄然大笑。林太太说：“彭先生，你解恨了，是不是？”

    “不敢！”彭先生虽然这么说，可是仍然可以看出他的轻松。“秀鸾说爸爸需要输血，但秀鸾是A型，小舅子是B型，丈母娘是AB型……”

    “他们都不能给病人输血，买血要五百块钱100CC，共需300CC一千五，秀鸾母女实在着急。我对秀鸾说：‘这样说来，你爸爸是O血型的喽？’秀鸾点点头。我说：‘你何必着急呢！现成的大血人在这儿哪！我也是O型的呀！’

    “第二天，我那干巴巴的老丈人，一把拉住我的手，‘你金家伙！你金家伙’……”

    “你金家伙？是日本话，还是骂人的话？”

    “‘你金家伙’，台湾话‘你真正好’也！我们爷儿俩的手紧紧地握着，两股热血交流，一切嫌隙都被血般的事实给溶化了！”彭先生说到这里，向张医师挤了一下眼，微笑着，“所以，我要奉劝诸位，血型不可不验，它实在有意想不到的妙用！”

    故事讲完了，大家觉得非常有趣，林先生首先说：“血型不可不验，明天就去验。张医师，先给我挂个号。”

    “对！对！血型不可不验。”大家同声地说。

【注】迭格：吴方言，意为“这个”。

小狗包弟（节选）

巴金

    一个多月前，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和狗的事情。据说艺术家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他给人揪回来，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

    我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

    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逃跑

铁凝

    二十多年前，老宋从北部山区来到这个城市，这个剧团。

    老宋在团里的任务是传达、收发，兼烧开水锅炉。每天，锅炉不仅定时定点烧开，温度也绝对可靠。那时，老宋还会站在当院，亮起大嗓喊几声：“老师们，水开了！”老宋将全团干部演员职工家属统称为老师。演员听了高兴，领导和职工家属也不会挑礼。

    老宋并不是一个喜爱喧闹的人，他的语言似是很金贵的，不像他的两条腿那样勤快。每天，他按时出入各个办公室分发报纸、杂志、信件。他步履轻捷，悄无声息，把报纸、杂志分送给该送的人，从未出过差错。除了分内的事，分外的事也没少做。

    团里唱小生的老夏是老宋的好友。他只向老夏说一些家事。他那嫁了人的闺女，嫁的是一个更穷的地方的懒人。前几年那人忽然扔下老宋的闺女和一个刚满月的孩子走了，不知去了哪里。闺女的日子很难，处处得老宋接济。

    光阴像箭一样。

    老夏要退了，老宋也更老了。他走路不再是快步，有点拖着腿的样子。当他走过来，人还没到眼前，你就能听见鞋底蹭着地面的嚓嚓声。他的记性也差了，有时候会把张三的信送到李四的办公室去。但剧团没有辞退他。

    直到有一天，老宋的腿不争气地真出了大毛病。从前老夏替老宋瞒着，现在是瞒不过去了。老夏用自行车驮着老宋去了医院，医生为老宋检查后说尽快手术吧，保腿要紧。老宋问手术得多少钱，医生说，一万五左右。老宋对老夏说，咱们回去吧。他全部的积蓄连一百五十元也不到。

    老夏走家串户，挨门敛钱，共筹集到一万五千八百六十二元人民币。为此，他专门找到现任团长一道去给老宋送钱。一来显得郑重，二来也算有个旁证。

    老宋一夜没睡，他数了一夜钱。他一张一张地抚摩，一张一张地在灯下照，一张一张地把鼻子凑上去闻。一些新钱嘎巴嘎巴响得很脆，一些旧钱散发着微微辛辣的油泥味儿，或者黏黏的霉潮气。即便一张两块钱的旧票，压在掌上也是沉甸甸的。

    老宋数完钱就开始想心事，他想，难道他的腿真有病吗？难道他真的要把刚刚数过的这些都扔给医院吗？想着想着，他决心不再相信这条腿是条病腿。为证实自己的见解，单用那病肿的左腿撑起全身的重量，他竟然站住了。他又做了几下其它动作，居然也做出了。接着他想起演员，练功时做出的高难动作，他依次模仿起来。直到稀里哗啦摔在地上，一个形容才确凿地来到他的脑海：这哪儿还是一条腿啊，分明是一条烂冬瓜。

    传达室的灯亮了一夜。第二天老宋就从这个剧团和这个城市消失了。

    老夏终于气愤起来，团里的老师们也气愤起来。他们那一片爱心呢？他们的钱是血汗钱！尤其让老夏不能容忍的是，人们纷纷在他面前发些抱怨，好像是老夏骗了大伙儿的钱，并且协助了老宋的逃跑。

    老夏想起当年老宋来团是靠了一个住在本市的亲戚的介绍。找到那亲戚后，那人说，老宋回老家第二天就去把腿锯了，两千不到。剩下一万多又有什么不好？又是穷闺女，又是穷外孙。老夏愤怒难平，疑惑难平。

    不久，团里有人从北部山区演出回来，告诉老夏说在一个旅游景点看见老宋了，老宋坐在一个小铁皮房里卖胶卷。老夏决心去亲眼目睹那逃逸的老宋之现状，让他尴尬、难堪和愧疚。

    他很快就发现，在一个小铁皮屋子旁边，老宋拄着双拐，左腿那儿空着。老夏心中涌上一股酸涩，一时竟想不好到底该不该去和老宋打招呼。

    老宋也看见了老夏，顿时木呆呆地愣在那里。突然间，老宋撒腿便跑，他那尚是健康的右腿拖动着全身，拖动着双拐奋力向前；他佝偻着身子在游人当中冲撞，如一只受了伤的野兽，他跳跃着直奔一条山间小路而去，眨眼之间就没了踪影。

（有删改）

长安陌上无穷树

李修文

    岳老师和那个小病号在住进同一间病房之前，两人互不相识。

    我只知道：他们一个是一所矿山子弟学校的语文老师，那所学校已关闭多年，岳老师事实上好多年都没当老师了；一个是只有七岁的小男孩，从三岁起就生了骨病，自此便在父母带领下，到处求医问药，于他来说，医院就是学校，而真正的学校，他一天都没有踏足过。

    在病房里，两个不相识的病人竟然变作了老师和学生。岳老师虽说才四十多岁，但早已被疾病带来的伤痛、争吵、背弃折磨得满头白发。可是，当她将病房当作课堂以后，某种奇异的喜悦降临了她，苍白的脸容上竟然现出了一丝红晕；每一天，只要两个人的输液结束了，一刻也不能等，她马上就要给小病号上课。虽说她只是语文老师，但在这里她什么都教，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为了教好小病号，她甚至让她妹妹看她时带了一堆书来。

    中午，病人和陪护者挤满了病房之时，便是岳老师一天中最神采奕奕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她就要拎出许多问题来考小病号，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什么都考。如果小病号能在众人的赞叹中结束考试，那简直就像有一道神赐之光破空而来，照得她通体发亮。但小病号生性顽劣，只要感觉稍好一点，就在病房里奔来跑去，所以，岳老师的问题他便经常答不上来，比如那句古诗词，上句是“长安陌上无穷树”，下一句，小病号一连三天都没背下来。

    这可伤了岳老师的心，她罚他背上百遍。也是奇怪，无论背多少遍，那句诗在小病号的身体里就像打了个结，每次岳老师提问，他死活就背不出来。最后连他自己都愤怒了，他愤怒地问岳老师：“医生都说了，我反正再活几年就要死了，还背这些干什么？”

    前前后后，我目睹过岳老师的两次哭泣，都是因为小病号。这天中午，小病号愤怒地问完，岳老师借口去打开水，出了走廊，就号啕大哭。说是号啕，其实没有发出声音，她用嘴巴紧紧地咬住了袖子，一边走，一边哭，走到开水房前面，她没进去，而是扑倒在潮湿的墙壁上，继续哭。

    哭泣的结果，不是罢手，反倒是要教他更多。从那以后，她经常跛着脚，跟在小病号的后面，喂给他饭吃，递给他水喝，陪他去院子里，边走边问着诗词，还采了一朵叫不出名字的花回来。可是，小病号的病更重了，他的父母决定转院带他去北京，闻听这个消息后，她辗转难眠。

    深夜，岳老师悄悄离开了病房，借着走廊上的微光，坐在长条椅上写写画画。她跟我说，她要在小病号离开之前，给他编一本教材，这个教材上什么内容都要有，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

    这一晚，当我看见微光映照下的她，心头涌起了剧烈的哽咽之感：无论如何，这一场人世，终究值得一过——生为弃儿，对，人人都是弃儿，在被开除工作时是生计的弃儿，在终年蛰居的病房是身体的弃儿。同为弃儿，或相遇或分散，就在你我聚散之间，背了单词，再背诗词，采了花朵，又编教材，这丝丝缕缕，不光有点滴的生趣，更是真真切切的反抗。

    其实，是反抗将你我连接在了一起。在这世上走过一遭，你至少而且必须留下过反抗的痕迹。就像此刻，黯淡的灯光反抗漆黑的后半夜，岳老师用写写画画反抗着黯淡的灯光。她要编一本教材，让它充当线绳，一头放在小病号的手中，一头往外伸展，伸展到哪里算哪里，最终，总会有人握住它，到了那时候，疾病，别离，死亡，不过都是自取其辱。

    后半夜，岳老师坐着睡着了。天亮时分，骨病发作，她在疼痛中醒来。醒来伴着突然的离别：小病号的父母接到转院通知，要他们赶紧去北京。九点钟，小病号跟病房里的人一一道别。可是，那本教材只差了一点点就要编完，岳老师将它放在了小病号的行李中，捏了捏他的脸，挥了挥手，如此，道别便潦草地结束了。

    岳老师呆呆地坐在病床上不发一语。几分钟后，楼下似乎传来小病号的叫喊声，呆坐的她跳下病床，跛着脚，狂奔到窗户前，打开窗子，这样，全病房的人都听到了小病号的叫喊，那竟然是一句诗，正在被他扯着嗓子叫喊出来：“唯有垂杨管别离！”可能是怕岳老师没听清楚，他继续喊：“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喊了遍，又喊一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

    小病号终于背出了那句诗，岳老师号啕大哭，她用嘴巴紧紧咬住了袖子，没有哭出声来。除了隐约而号啕的哭声，病房里只剩下巨大的沉默，没有人上前劝说，听凭她哭下去，大家都知道：此时此刻，哭泣，就是她唯一的垂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