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烟的父亲

韦　名

　　父亲烟瘾特大。母亲说，嫁给父亲一辈子，就没见父亲睡过一个安稳觉，他一个晚上不起来抽三五支烟保准天不会亮，放在白天，常常是烟一根连一根，父亲管叫节约柴火。母亲去世后，父亲进城里来住，父亲的烟瘾还是很大，常常抽得满屋子乌烟瘴气。

夏天家里开空调，父亲只好自个儿每隔十几分钟就从舒舒服服的屋子溜出去，到阳台上去过瘾。对着炙人的太阳，叼着烟的父亲那陶醉的样子，真像是拾了金元宝。烟抽多了，痰自然多。父亲咳得相当厉害。可对着光彩照人的抛光砖铺就的地板，父亲不敢像在家里一样随地吐痰，父亲于是老跑卫生间。

因为父亲有这老改不掉的不良习惯，在城里，我一般不敢带父亲出门。父亲来住了三几个月，老嚷这边不舒服那里不痛快。

那天，刚好我有空，我想带父亲去医院检查身体。医院离家较远，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小时。出门前，我又交代父亲不能在公共汽车上抽烟吐痰。父亲一听一个多小时要忍这么多事，便不想去看医生。

百般哄劝，父亲才同意出门。

上车时，人多。我和父亲都站着。

一路上，我一直担心父亲会随时忍不住抽烟吐痰。

几次，我见父亲清了清喉咙，我便赶紧拉了拉父亲的衣角。

父亲回头望望我，“嘿嘿”笑了一下，极不自然。

终于忍到车站，父亲刚下车站稳，右手便伸进口袋掏烟。

烟叼上了，父亲的陶醉又写到了脸上。突然，父亲咳了一下，我意识到父亲的一口痰便要迫不及待地飞流直下。对着满街的人群，我窘了，赶紧从口袋里掏纸巾给父亲……

可是，父亲还没从我手中接过纸巾，一口浓痰已经吐出来了……那口浓痰却落进了父亲空了一半的烟盒子里。

我愣了一下，对父亲笑。

父亲望着整洁的街道，也“嘿嘿”地笑，“吐下去可惜了。”

父亲把沾满黄痰的半包烟扔进垃圾箱时，一脸却是讪讪的。

回来时，车站里很多人在挤一辆刚靠站的公共汽车。父亲忽然拉着我朝人堆里挤。

我最讨厌人家不排队没秩序乱哄哄地挤公共汽车，我冲父亲嚷：“挤啥挤!”

“不挤，位子光了。”父亲不满地对我说。

让年过花甲的父亲和我一道站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我突然生出一丝愧疚……

这时，父亲已和蜂拥着的人群一起挤上了公共汽车。上了车，父亲迅速在车厢里抢座位。父亲在一张双人凳子上坐下时，还不忘用右手放在另一个座位上，为我也霸一个座位。可说时迟那时快，父亲的右手还没在座位上放稳，一个小伙子已一屁股坐到父亲的右手上，痛得父亲“哇”的一声叫唤。

车一站站停，人一茬茬上，车厢内人越来越多，我被挤到了车厢尾部。

站在车厢尾部，我担心坐着的父亲“条件”宽松了会做出不合时宜的事来，一直张望着父亲，一颗心也一直悬着。

车摇摇晃晃又到一站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艰难地挤进车厢。尽管老妇人友善地朝着她身边坐着的人笑，可就是没人站起来为她让座。

这时，我见父亲倏地站了起来，粗着嗓门用不大标准的普通话喊老妇人：“这便(边)坐!”

几乎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父亲。父亲那头几乎和老妇人一样花白的头发在车厢里异常耀眼。

父亲和我站着到了家门口。父亲刚下车站稳，右手又伸进口袋掏烟。一包新买的红双喜在医院已被父亲抽了大半。

烟叼上了，父亲的陶醉又写回脸上。还没听到父亲的咳嗽声，我已把纸巾递到父亲手中……

“爸，你这么大年纪让座，想博人家喝彩”我调侃父亲。

“你没见那老女人站都站不稳。我可比她硬朗多了。”

“那你既然要让座，上车时何苦要抢座位”

“……”父亲沉默了一阵，“嘿嘿”笑，“让别人悠着坐着，还不如自己坐着。这不，我博人喝彩了!”

父亲一脸的得意。

父亲住了不到半年就回乡下了。

父亲走时怕我误会，悄悄说：“都好，就是这憋气。”

父亲指了指口袋里的烟。

我一脸苦笑。

(选自《羊城晚报》，有删节)

麦天

雷抒雁

    一过清明，绿油油的麦苗就像睡醒吃饱喝足了的孩子，噌噌地往上窜。只几番风摇雨洗，麦子便扬花了，又几日暴晒，先前绿毡一般的田地，就显出些杏黄色了。

    从麦子泛出杏黄色开始，农家的节日也就开始了。临近端午节，路上走亲戚的人便多了起来。“麦梢黄，女看娘”。穿得光洁鲜亮的女子，先前有步行的、骑驴的；如今，有骑自行车、摩托车的；村子通了公路，也有一招手上了公共汽车的。出嫁的女儿，每每这时候，赶在忙前这段空闲走走娘家。母女们，别管多见面，少见面，一聚头，就有说不完的话。到了饭时，女儿随娘入厨，像先前未嫁时，熟盆熟碗地做一顿好饭，孝顺父母。

    女人去看娘，男人守在家里忙麦收前的杂事。开镰前最后一集是“忙农会”，各类夏收物资一应俱全挤满市场。县里剧团也到集市凑热闹，急锣紧鼓唱《喜开镰》。树阴下，男人们三个一堆，五个一团，聚在一起聊天。无非是说，今年麦子长得厚，吃苦的日子到了，脸上却掩不住心里的喜悦。先前，从甘肃来的麦客，早早就往关中赶。一路上从西往东，跟着麦熟先后，次第割过来，叫赶麦场。如今，麦客少了，一路上都是鲜红的收割机，突突突地吼个不停，所过之处，留下一地黄亮亮金灿灿的麦茬，散发着湿润的麦秸香。收麦的时间由此大大缩短，种田人只需跟了机器，张开口袋，哗哗装满运回家就是。

    男人虽然不再耍镰费胳膊，毕竟还是五黄六月，头顶一团火球，身上汗不断。早晨起大早，白天累一天，晚上一碰枕头跌进梦乡，摇不醒叫不应。麦天的日子，累人的日子。妻子心疼丈夫，这些天，得把饭食做可口。先是锅盔、面，只两顿，男人就说：吃不进去，有些汤水便好。女人另想法子，买些精肉，配上黄花木耳菠菜豆腐，做成酸酸辣辣的臊子；然后，使出看家的本领，把面和硬揉匀擀薄切细，如同俗语说的“薄如纸细如线，下到锅里莲花转”。一碗香喷喷的臊子面端给男人，看着他三口五口一碗，吸得滋滋溜溜响，女人心里别提多舒坦!改日，又变了花样，在瓷盆里泡成酸菜酸汤，再割一把鲜鲜嫩嫩的水芹菜，将那芹菜切碎，配了油、葱花在锅里一炒，倒进酸汤，烧滚放凉，细白的面条浇上这酸菜汤，叫浆水面，热天吃了，落汗下火。男人吃完一老碗又一老碗，嘴里吱咂有声，身上却硬是不出汗，你说怪不！

    新麦入囤，满屋子都是麦香、馒头香、锅盔香。忙了一季的男人，长剌剌躺在炕上，望着麦囤，嘴里哼着秦腔。想啥?啥都不想，忙活了一年，身子脑子都该歇歇了。偶一抬头，望见窗外，黑云朦朦，淅淅沥沥落下雨点来，睡意便水一般弥漫上来。

    妻子会在炕头做些针线活，猛地推一把懒洋洋躺着的丈夫：“去，割二斤肉来，妈妈这两天该来追节了。”“追节”，什么节?“看忙罢”。回应忙前女看娘，这回该娘看女了。

    麦天，一年一度，忙碌着，喜悦着，把农家的日子濡染得鲜鲜亮亮，有滋有味。

老王

杨绛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    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在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他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載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过些时日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千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呵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一一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路

徐全庆

    徐卫东又看一眼脚下的路。路面已经有些破损，一如他的心，布满点点伤痕。

    徐卫东依然记得修路的情景。那时候，这是村里通往外界的唯一的路。土路。晴天坑坑洼洼，雨天泥泞不堪。乡亲们多希望这是一条水泥路呀。修路要钱，但大家没钱。

    徐卫东有钱。那时徐卫东在浙江打工，挣了点钱。但不够修路的。徐卫东就和乡亲们商量，能不能大家凑点钱。大家都摇头说，哪有钱呢。徐卫东说，他愿意出一半的钱，大家凑一半就行。大家还是摇头，那也出不起呀。徐卫东狠了狠心，出了百分之七十的钱，路才修起来。

    纯粹是做好事呢。徐卫东很少回村里，那时正准备把全家带出去呢。

    通车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跑到路上来。连猫呀狗呀的也都跑来了。大家在上面蹦呀跳呀，都很兴奋。见了徐卫东，都说着感激的话。有人还说，下次换届，一定要选徐卫东当村长。这话引来一片附和。

    离开村后，还时不时有人给徐卫东打电话。说不两句就会提到那条路，自然还是一番感激。他们说附近的村子的人羡慕死他们了，都恨自己村里没有个徐卫东呢。

    这条路啊！徐卫东想起来就眉开眼笑的。

    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次回来，徐卫东感到了明显的变化。周边的村子也都通上了水泥路，宽阔，平整。相比之下，他们村的这条路既旧且破了。徐卫东觉得很纳闷，现在大家都有点钱了，为什么不把坑坑洼洼修补一下呢？这用不了几个钱呀。

    更让徐卫东纳闷的是，乡亲们见了他，明显没有了过去的热情，甚至有些敌意。我哪儿得罪他们了吗？徐卫东一个劲地反思，却始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晚上，过去的邻居刘大爷到徐卫东住的宾馆找他（他的家早已搬到浙江，村里的房子还在，但已多年不住人了）。刘大爷犹犹豫豫的，似乎有什么话想说又说不出口。徐卫东就说：“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我说了你别生气。不是我要来，是他们都逼着我来找你。”刘大爷又犹豫了一会儿，这样开场了。

    徐卫东茫然地望着刘大爷。

    刘大爷说：“想来你也看到了，附近的村子也都修路了，又宽又好。”徐卫东很认真地点点头。“关键是他们的路都是政府修的，不要老百姓出一分钱。”

    徐卫东的心里就咯噔一下，盯着刘大爷看。

    刘大爷躲开徐卫东的目光，眼睛看着脚下，接着告诉徐卫东，村民们想让政府把他们村的路重修一下，政府说那路还能用，暂时没那么多资金，先给更需要的村修。村民们就觉得自己吃了亏，别人的路都是政府来修，凭什么我们的路就得自己出钱？这样一想，他们就觉得是徐卫东害了他们。不是徐卫东当年坚持修路，他们现在也能有更好的路，还不要他们出一分钱！

    “他们逼着我来问问你，能不能把当年修路的钱退给他们？”刘大爷嗫嚅了半天说。

    徐卫东瞪大眼睛望着刘大爷，直到他离开，没有说一句话。

    第二天，徐卫东刚一起床，就发现他的门口围满了村民。都是来要钱的。

    徐卫东把钱给了村民。然后，背起行李返程。

    徐卫东最后回头看一眼身后的路，心中叹道，这条路呀。

    他这次回来，是想带一些村民到他的工厂里打工的。他的工厂发展壮大了，他本想让村人一起致富呢。

（选自《北方文学》2018年第10期）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路遥

        除夕之夜，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八碗”。说是八碗，实际上主要是把各种形状和式样的肥肉块子装在八个碗中。农村人虽然富了，他们的肠胃仍需要油水。好，那就尽情地吃吧。

       父亲吃了一碗老肥肉，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拿起旱烟锅，自个儿笑眯眯地抽起了烟，安逸地仰靠在铺盖卷上。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新鲜的念头：我为什么不用收录机录下父亲的一段声音呢？父亲显然对这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跃跃欲试，但又有点不好意思。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你随便说什么都行。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哈呀，这怎说哩……好，叫我想一想，噢，对了，那天，也正像今天一样，过年哩……我这样说你看行不行！行！好，那我就再给咱往下说……”

    “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冬天的时候，公社把各大队抽来的民工都集中到寺佛村，白天大干，晚上夜战，连轴转到了年底。那天早上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坐在炕上哭鼻子哩。哭什么哩？那年头，大家都穷得叮当响，过年要甚没甚。旁人家歪好都还割了几斤肉，咱们家我没回来，连一点肉皮皮都没有。当时，我折转身就往县城跑。我恨我。一个男人，就这么无能啊！我当时想，我今天出去就是抢也要抢回几斤肉来。”

    “进了县城，我赶忙跑到了肉食门市部，一看，门关得死死的。我来到后门上，门也关着，不过听见里面有人咳嗽。我站着，不敢捣门，为甚？怕。怕什么？当时也说不清。过了一会，我突然冒出了个好主意，哼，别看你老子是个笨老百姓，到紧火时，脑瓜子还聪敏着哩。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记的亲戚，他们还敢不卖给我肉吗？”

    “就这样，我硬着头皮敲开了肉食门市部的后门。门先是开了一条缝，露出一颗胖头。还没等胖头开口，我就忙开口说是县上冯书记的亲戚。胖头问什么事？我对他说，冯书记让你们割几斤肉。这胖干部问我割几斤，我慌忙从怀里掏出了全部的钱——共四块。我问他一斤多少价钱？他说一斤八毛钱。我说，那就割五斤吧。不过，我当时心里暗暗叫苦：我原来只想割上二斤肉，够你们母子几个吃一顿就行了，你们母子一年几乎没喝一口肉腥汤哩。我想余下两块多钱，给你妈买一块羊肚子毛巾——她头上那块毛巾已经包了两年，又脏又烂；再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些鞭炮。吃肉放炮，这才算过年呀。可眼下我想，一个县委书记的亲戚走一回后门，怎能只割二斤肉呢？我就只好咬咬牙把四块钱都破费了。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割到了肉，而且是一块多么肥的刀口肉啊！”

    “我正在街上走，一个叫花子拦住了我的路。我一看，这不是叫花子，是和我一块当民工的高五，他老婆有病，他本人已经熬得只剩下一把干骨头。高五挡住我，问我在什么地方割了这么一块好肉？我没敢给他实说，就撒谎说，我的肉是从一个外地人手里买的。高五忙问我，那个外地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人家早走了。高五一脸哭相对我说，直到今早上才向别人央告着借了几个钱，可现在又连一点肉也买不到了。他说大人怎样也可以，可娃娃们不行呀，大哭小叫的……他瞅了一眼我手里提的这块肉，可怜巴巴地说，能不能给他分一点呢？我舍不得这么肥的肉给他分，就对他说是这肉是高价买的。他忙问多少钱一斤？我随口说一块六一斤。不料高五说一块六就一块六，你给我分上二斤！我迟疑了一下，对他说，那好，咱两个一劈两半。就这样，高五拿了二斤半肉，把四块钱塞到我手里，笑呵呵地走了，倒好像是他占了我的便宜。好，我来时拿四块钱，现在还是四块钱，可手里却提了二斤半的一条子肥肉。这肉等于是我在路上白捡的。好运气！”

    “我马上到铺子里给你妈买了一条新毛巾，给你们几个娃娃买几串鞭炮。还剩了七毛钱，又买了几颗洋糖……这辈子没有哪一天比这一天再高兴不过了。高兴什么哩？高兴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过这个年总算能吃一顿肉了。而且你妈也有了新头巾，你们几个娃娃也能放鞭炮，吃洋糖了……”我“啪”一下关住了收录机，什么话也没说，丢下父亲，心情沉重地一个人来到了院子里。此刻，晴朗的夜空星光灿烂，和村中各家窗前摇曳的灯笼相辉映，一片富丽景象。远处传来密集的锣鼓点和丝弦声，夹杂着孩子们欢乐的笑闹声。村庄正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和平的硝烟。此刻这一切给我的心灵带来无限温馨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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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节选自《祝福》）

回乡记

江子

五十多年前，我的伯父曾水保高中毕业，考入了一所地区主办的四年制中专学校。在四年的时间里，伯父担任了学生会文体部部长之职，并且品学兼优。对这样优秀的学生，人人都认为会有一个好前途在等着他。那时正当少年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伯父这样优秀的年轻人，正是国家基层最需要的人才。

可是伯父做了一个让无数人无比遗憾的选择，回家当了农民。究其原因，乃是伯父有一个极其迂腐、 固执的父亲。是他在伯父念书的四年时光里，不断地催促着他回乡。随着伯父临近毕业，这种催促更是一日紧过一日。

那条联系着故乡与远方的无名公路应该依然记得他回村的景象：他挑着书箱，踉踉跄跄地在路上走着。由于走了几十里远的路，他全身都浸在了汗水里，湿漉漉的头发紧贴着前额。他的步履是这个年龄所不该有的沉重，好像此行的目的地不是他的家乡，而是一个举目无亲、前途未卜的异乡。

伯父一回到村里，就加入到村里的集体劳动。这个学习优秀的中专生，也是一个干农活的好手，抄犁打耙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他像个真正的农民那样，在田地里肩挑手提，挥汗如雨。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伯父看起来就跟真正的农民没什么两样了：他原本白皙的肤色变成了跟乡亲们一样的酱紫色，原本洁净的衣服沾满了泥点与灰尘。他的手上布满茧子。他的裤脚从早到晚都胡乱挽起，腿上总有泥巴。如此形象的伯父，哪里还有一丁点儿读书人的样子?

可只有伯父知道，他没有一分钟忘记自己是一名读书人。他依然对远方怀着最初的信念。他从未停止读书。每到夜晚，不管自己多困、明天的活儿多重，他都会打开书本阅读。那是他从学校带回来的教材，以及已经在城里上班的同学给他捎来的新书。他在一盏脏兮兮的煤油灯下阅读。夜色无边，伯父在灯光下阅读的样子，如同茫茫大海中拒绝沉沦的岛屿。

村庄的灌溉平常依靠的是全村勒紧裤带置办的一套电力设备，这设备就安装在离村庄几百米远的赣江边一个叫排灌站的小屋里，由专人掌管。设备运转了好几年，从来也没有出过故障。可这年夏天，设备的发动机停止了转动，直接探进赣江的长长的铁管黑如深渊，抽不出哪怕一滴水。

天气炎热，烈日当空，万里无云，蝉叫得人心烦意乱，整个天地间干得仿佛擦根火柴就可以点着。想靠老天下一场暴雨来解渴毫无可能，想靠村里水量不多的几口井也不可能。农业讲究时令，如果不能在立秋之前把田地抄耙开来，把秧苗栽下去，晚稻就会大面积减产，全村人的口粮就会成为问题。立秋一天天逼近。村支书孔明清急得满嘴泡，可村里半桶子水的电工满手污黑却毫无办法，他的嘴里嘟嘟囔囔，不过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无措和焦虑。

有人向孔明清推荐了伯父。伯父穿过孔明清狐疑的目光来到了机器面前。他用耳朵听了听里面的动静，然后将一把起子十分果断地伸向了机器的某个部位。只几分钟，机器就迅速恢复了正常，原本黑洞洞的排灌管口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哗哗哗地往外冒着水花。

设备的成功修理让伯父在村里名声大振。可这对伯父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他在学校学的就是农机专业。

事后，村支书孔明清毫不犹豫地把村里最重要的财产——赣江边排灌站的钥匙交给了伯父，同时交给他的，还有村庄整个电力系统的维护权责。

从此伯父经常一个人待在赣江边的排灌站小屋里。他甚至在小屋里放置了一张小床，夜里也常在那里睡觉。他的理由是，排灌站的设备需要看管，村里把这么大的事儿交给他，责任如山，他得时不时地守在那里。

而真相不过是伯父想给自己一个独处的空间。他要读书、思考。他要独自理一理自己凌乱的心。他要好好想一想，几年的乡村生活是不是已经把他的心磨起了茧? 他要问问自己，他离开村庄到远方去的信念，是不是依然强烈。

伯父经常在月光下走出排灌站，看着不远处那条进出村庄的唯一的路。它如此简陋，坑坑洼洼。它两旁的草丛污秽而蓬勃。可是在伯父眼里，它是可以将他射向远方的一支响箭，是可以渡他到理想彼岸的一根苇草。它的不远处就是繁华的小镇西沙埠，也是千里赣江的一个古老码头。那里岔道众多，可以通往县城、市府、省城，乃至无数有名和无名的远方。伯父会在月光下望着这条仿佛可以通向云端和天际的路，历数这些年来从这条路上走出村庄的人们：他的堂叔曾文治去了武汉； 住在村中心礼堂边的地理先生孔冠德老人的儿子孔三豆，因为考学去了衡阳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 住村北边的刘令香因为当兵提了干，复员在县公安局当了公安； 他的另一个堂叔曾学易，当兵去了鄱阳，后来做了一名狱警； 与他家毗邻的曾昭明，也是通过当兵去了新疆，成为村里走得最远的人；村中心井边的刘学稷，因读书成了整个吉安地区知名的教书先生，成为学问深厚、人人敬重的儒者……

皓月当空，不远处的下陇洲村阴影重重。伯父背后的赣江在月光下如水银泻地，美丽得惊人。可伯父几乎没有看一眼的心思。他只是反复盯着那条路。他要时时守着这条未来可以渡他远行的路。他担心自己一转身，它就消失不见，从此自己的未来无可凭依。

简陋的排灌站悬浮在赣江边，仿佛一座因害怕失足落水而紧紧扒住堤岸的小小孤岛。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