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醒了

【法】维克多·雨果

    天主堂的钟正敲着早晨两点，冉阿让醒了。

    那张床太舒服，因此他醒了。他没有床睡，已经快十九年了，他虽然没有脱衣，但那种感受太新奇，不能不影响他的睡眠。

    他张开眼睛，向他四周的黑暗望了一阵，随后又闭上眼，想再睡一会儿。

    假使白天的感触太复杂，脑子里的事太多，我们就只能睡，而不能重新入睡，睡容易，再睡难。这正是冉阿让的情形。

    他不能再睡，他便想。他想到许多事，但是其中有一件却反反复复一再出现，并且排除了其余的事。这一件，我们立即说出来，他注意了马格洛大娘先头放在桌上的那六副银器和那只大汤勺。

    那六副银器使他烦闷。那些东西就在那里。只有几步路。刚才他经过隔壁那间屋子走到他房里来时，老大娘正把那些东西放在床头的小壁橱里。他特别注意了那壁橱。进餐室，朝右走。那些东西多重呵！并且是古银器，连那大勺至少可以卖二百法郎，是他在十九年里所赚的一倍。的确，假使“官府”没有“偷盗”他，他也许还多赚几文。

    他心里反反复复，踌躇不决，斗争了整整一个钟头。三点敲过了。他重新睁开眼睛，忽然坐了起来，伸手去摸他先头丢在壁厢角里的那只布袋，随后他垂下两腿，又把脚踏在地上，几乎不知道怎样坐在床边的。

    他那样坐着，发了一阵呆，房子里的人全睡着了，惟有他独自一人醒着，假使有人看见他那样呆坐在黑暗角落里，一定会吃一惊的。他忽然弯下腰去，脱下鞋子，轻轻放在床前的席子上，又恢复他那发呆的样子，待着不动。

    在那种可怕的思考中，我们刚指出的那种念头不停地在他的脑海里翻搅着，进去又出来，出来又进去，使他感受到一种压力；同时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带着梦想中那种机械的顽固性，想到他从前在监狱里认识的一个叫布莱卫的囚犯，那人的裤子只用一根棉织的背带吊住。那根背带的棋盘格花纹不停地在他脑子里显现出来。

    他在那样的情形下呆着不动，并且也许会一直呆到天明，如果那只挂钟没有敲那一下——报一刻或报半点的一下。那一下仿佛是对他说：“来吧！”

    他站起来，又迟疑了一会，再侧耳细听，房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于是他小步小步一直朝前走到隐约可辨的窗边。当时夜色并不很暗，风高月圆，白云掩映；云来月隐，云过月明，因此窗外时明时暗，室内也偶得微光。那种微光，足使室内的人行走，由于行云的作用，屋内也乍明乍暗，仿佛是人在地下室里，见风窗外面不时有人来往一样，因而室内黯淡的光也忽强忽弱。冉阿让走到窗边，把它仔细看了一遍，它没有铁闩，只有它的活梢扣着，这原是那地方的习惯。窗外便是那园子。他把窗子打开，于是一股冷空气突然钻进房来，他又立刻把它关上。他仔仔细细把那园子瞧了一遍，应当说，研究了一遍。园的四周绕着一道白围墙，相当低，容易越过。在园的尽头，围墙外面，他看见成列的树梢，彼此距离相等，说明墙外便是一条林荫道，或是一条栽有树木的小路。

    次日破晓，卞福汝主教在他的园中散步。马格洛大娘慌慌张张地向他跑来。“我的主教，我的主教，”她喊着说，“我的主教，那个人已经走了！银器也偷去了。”

    门开了，一群狠巴巴的陌生人出现在门边。三个人拿着另一个人的衣领。那三个人是警察，另一个就是冉阿让。

    卞福汝主教尽他的高年所允许的速度迎上去。“呀！您来了！”他望着冉阿让大声说，“我真高兴看见您。怎么！那一对烛台，我也送给您了，那和其余的东西一样，都是银的，您可以变卖二百法郎。您为什么没有把那对烛台和餐具一同带去呢？”

    冉阿让睁圆了眼睛，瞧着那位年高可敬的主教。他的面色，绝没有一种人类文字可以表达得出来。

（选自《悲惨世界》，李丹、方于译，有删节）

远去的东栅

张会芬

    东栅，是乌镇东边的一条街。2005年，我初到乌镇，进大门便看到几只乌蓬船泊在澄碧的河里，河边青檐黛瓦的房子静默如画。镇中心有一个戏楼，往西是西栅，东边即东栅。长而弯曲的石板路，错落整齐的老房子，就那么静静地在我面前延展，我一时不知道是在梦里，还是在故乡。

    在被岁月磨洗得光滑洁净的石板路上，我独自慢慢走，慢慢品味着每一道厚实的木门，每一扇木格窗户。悠长的小巷深处，低矮安静的门楣里，一定深藏着无数的沧桑与故事。林家铺子里寂静无人，柜台上光溜溜的，静默的物什无声地暗示着曾经的热闹。茅盾故居就坐落在林家铺子斜对面，走进去仿佛就把满屋子的书香带在了身上。

    河边的木板房里，有几家店铺。一位老太太坐在柴火灶前卖点心，热气腾腾的蒸锅上，是用荷叶包着的粑粑。我买了一个剥开来吃，那淡淡的甜味、清清的荷香让人回味隽永。临街住房的门半掩或敞开，里面的人说话声音极小，有老人躺在竹椅上摇着蒲扇，有女子低头缝着蓝花布包……我的脚步不想迈动，真想留下来享受这静谧安适的日子。

    东栅尽头，几个女子在河边浣衣，小孩子们欢快地跑来跑去。我伫立在廊桥上，左岸回廊人迹寥落，中间河水碧澈如镜，右边民居似水墨画。在渐渐退去的夕辉中、乌镇就如一位恬静的古典女子，着蓝花布衣，坐在河边默默与我对视。我读出了她的简静，安详，内敛，而她也仿佛看出了我的芜杂，浮躁，虚荣……我竟不敢与她长久对视，于恋恋不舍中落荒而逃了。

    2010年夏再到乌镇，恰逢上海举办世博会，许多游客蜂拥而来。素净的乌镇变成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子。河边，街上，小巷，桥头，到处充斥着导游沙哑的声音、游人的吵嚷和攒动的人头。窄窄的石板街上，游人挨挨挤挤，前脚抵着他人的脚跟，后脚可能被人踩掉了鞋子……乌镇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宁静，显得喧嚣和烦躁。

    东栅临街的人家大门紧闭，似已没人居住的房子杳无生气。河边也消失了浣衣的女子和玩耍的小孩，而那河水，已由澄碧变成黯深的绿。踩在东栅的小街上，我似乎听到青石板的哭泣。有导游说，西栅已将临街临河的房屋改造成了度假村，供游客住宿玩乐……我咽喉发干，心底苦涩，脚步随着人流匆匆向前，只想快速逃离。

    梦中的故乡没有了。乌镇这位江南静女，被时代的潮流裹挟前行，已变得面色黯淡，妆容不整，她似乎也逃不出周庄的宿命。在人们从文化遗产中获取经济利益的过程中，许多美好的事物也随之慢慢消逝。

    再见了，我的东栅！你已渐行渐远，我只能在记忆里把你留存，由此而来的思念却越来越浓。

（选自《短篇原创文学·散文精选》有删改）

呼兰河传（节选）

萧红

    在小街上住着，又冷清、又寂寞。

    一个提篮子卖烧饼麻花的，从胡同的东头喊，胡同向西头都听到了。虽然不买，若走谁家的门口，谁家的人都是把头探出来看看，间或有问一问价钱的，问一问糖麻花和油麻花现在是不是还卖着前些日子的价钱。

    间或有人走过去掀开了筐子上盖着的那张布，好像要买似的，拿起一个来摸一摸是否还是热的。

    摸完了也就放下了，卖麻花的也绝对地不生气。

    于是又提到第二家的门口去。

    第二家的老太婆也是在闲着，于是就又伸出手来，打开筐子，摸了一回。

    摸完了也是没有买。

    等到了第三家，这第三家可要买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刚刚睡午觉起来，她的头顶上梳着一个卷，大概头发不怎样整齐，发卷上罩着一个用大黑珠线织的网子，网子土还插了不少的疙瘩针。可是因为这一睡觉，不但头发乱了，就是那些疙瘩针也都跳出来了，好像这女人的发卷上被射了不少的小箭头。

    她一开门就很爽快，把门扇呱哒地往两边一分，她就从门里闪出来了。随后就跟出来五个孩子。这五个孩子也都个个爽快，像一个小连队似的，一排就排好了。

    第一个是女孩子，十二三岁，伸出手来就拿了一个五吊钱一只的一竹筷子长的大麻花。她的眼光很迅速，这麻花在这筐子里的确是最大的，而且就只有这一个。

    第二个是男孩子，拿了一个两吊钱一只的。

    第三个也是拿了个两吊钱一只的。也是个男孩子。

    第四个看了看，没有办法，也只得拿了一个两吊钱的。也是个男孩子。

    轮到第五个了，这个可分不出来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头是秃的，一只耳朵上挂着钳子，瘦得好像个干柳条，肚子可特别大。看样子也不过五岁。

    一伸手，他的手就比其余的四个的都黑得更厉害。其余的四个，虽然他们的手也黑得够厉害的，但总还认得出来那是手，而不是别的什么，唯有他的手是连认也认不出来了。说是手吗，说是什么呢，说什么都行。完全起着黑的灰的、深的浅的，各种的云层，看上去，好像看隔山照似的，有无穷的趣味。

    他就用这手在筐子里边挑选，几乎是每个都让他摸过了，不一会工夫，全个的筐子都让他翻遍了。弄了他满手是油，把那小黑手染得油亮油亮的，黑亮黑亮的。

    而后他说：“我要大的。”

    于是就在门口打了起来。

    他跑得非常之快，他去追着他的姐姐。他的第二个哥哥，他的第三个哥哥，也都跑了上去，都比他跑得更快。再说他的大姐，那个拿着大麻花的女孩，她跑得更快到不能想象了。

    已经找到一块墙的缺口的地方，跳了出去，后边的也就跟着一溜烟地跳过去。等他们刚一追着跳过去，那大孩子又跳回来了，在院子里跑成了一阵旋风。

    那个最小的，不知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的，早已追不上了。落在后边，在号啕大哭。

    他们的母亲，虽然是很有威风的样子，但是不动手是招呼不住他们的。母亲看了这样子也还没有个完了，就进屋去，拿起烧火的铁叉子来，向着她的孩子就奔去了。不料院子里有一个小泥坑，是猪在里打腻的地方。她恰好就跌在泥坑那儿了，把叉子跌出去五尺多远。

    于是这场戏才算达到了高潮，看热闹的人没有不笑的，没有不称心愉快的。

    就连那卖麻花的人也看出神了，差一点没把筐子掉了地下。他高兴极了，他早已经忘了他手里的筐子了。

    至于那几个孩子，则早就不见了。

    等母亲起来去把他们追回来的时候，那做母亲的这回可发了威风，让他们一个一个地向着太阳跪下，在院子里排起一小队来，把麻花一律地解除。

    闹到结果，卖麻花的和那女人吵了一阵之后提着筐子又到另一家去叫卖去了。他和那女人所吵的是关于那第四个孩子手上拿了半天的麻花又退回了的问题，卖麻花的坚持着不让退，那女人又非退回不可。结果是付了三个麻花的钱，就把那提篮子的人赶了出来了。

    为着麻花而下跪的五个孩子不提了。再说那一进胡同口就被挨家摸索过来的麻花，被提到另外的胡同里去，到底也卖掉了。

    过去了卖麻花的，后半天，也许又来了卖凉粉的，也是一在胡同口的这头喊，那头就听到了。

    卖凉粉的一过去了，一天也就快黑了。

    打着拨浪鼓的货郎，他担着担子从大街口走回家去。卖瓦盆的，也早都收市了。拣绳头的、换破烂的也都回家去了。

    只有卖豆腐的则又出来了。

    晚饭时节，吃了小葱蘸大酱就已经很可口了，若外加上一块豆腐，那真是锦上添花，一定要多浪费两碗苞米大芸豆粥的。一吃就吃多了，那是很自然的，豆腐加上点辣椒油，再拌上点大酱，那是多么可口的东西；用筷子触了一点点豆腐，就能够吃下去半碗饭，再到豆腐上去触了一下，一碗饭就完了。因为豆腐而多吃两碗饭，并不算吃得多，没有吃过的人，不能够晓得其中的滋味的。

    所以卖豆腐的人来了，男女老幼，全都欢迎。打开门来，笑盈盈的，虽然不说什么，但是彼此有一种融洽的感情，默默生了起来。

    卖豆腐的一收了市，一天的事情都完了。

    家家户户都把晚饭吃过了。吃过了晚饭，看晚霞的看晚霞，不看晚霞的躺到炕上去睡觉的也有。

    这地方的晚霞是很好看的，有一个土名，叫火烧云。说“晚霞”人们不懂，若一说“火烧云”就连三岁的孩子也会呀呀地往西天空里指给你看。

    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堂堂的，好像是天着了火。

    一会工夫火烧云下去了。于是孩子们困倦了，回屋去睡觉了。竞有还没能来得及进屋的，就靠在姐姐的腿上，或者是依在祖母的怀里就睡着了。

新生

[前苏联]基里尔·梁波夫

    皮包屁股，是指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双腿、坐着小车在火车过道里滑来滑去、口中大唱悲歌的人。

    我父亲即是这样的人。1942 年他从坦克学校毕业后就上了前线，1945年。他的队伍在华沙城下遭到伏击，其他人都成了肉饼，只有父亲幸存下来。

    我当时5岁，疏散后跟妈妈回到列宁格勒，并不知道父亲发生了什么事。从战地医院出来后，父亲没有回家。显然是不想成为别人的累赘。我想他仍在战斗，妈妈大概以为他死定了，没有任何他的消息。也没有降亡通知书，不过却常常有从喀山来的信件寄到战前我们跟外婆住过的地方。

    有一天，我们从奶妈收土豆的农庄里回城，车厢内爬进一个坐着水头小车、身穿破背心、衣服脏兮兮、胡子乱蓬蓬的人。他用双手支撑地板，滑过车厢过道，唱着一支关于营队侦察员的歌。妈妈仔细地看着他，然后就大叫起来，向他跑去，不过那男人却突然决绝地转过身子，向相反的方向滑走了。他在走廊附近跌落到小车外面，剩下的路只好匍匐前进。当我们迫上他时，发现他已经烂醉如泥。

    他是我的父亲。

    妈妈扳过他的身子，久久亲吻着他肮脏的脸频和因失眠、醉酒肿胀的眼睛。他哭了，嚎啕大哭。

我们把他带回家。从此生活在一起。父亲没有任何身份证明，从野战医院出来后住过大大小小的车站：靠乞讨为生，此外父亲伤得很重，包括心灵和身体。

夜晚我常常被阵阵喊叫惊醒。父亲从床上跌到地板上，打着滚，端缩着身子。最可怕的是他那绝望的吼叫：“腿，腿疼呀……”妈妈不知该怎么办，只是一个劲儿地哭，我也哭，因为怜悯和恐惧。有时我竟希望他没有回来。

    父亲从不和我说话。仿佛我根本不存在。自从他出现后，妈妈不再关心我，以前她常常坐在床边跟我交谈，可是自从父亲回来后，我不得不睡在地板上，我突然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他们尝试重新建立自己的幸福生活，我则成了局外人，无法在家庭的崭新蓝围中占据一席之地。有一天妈妈对父亲说，她想生个孩子；父亲说，他也想有个孩子。不过这很难，他是个残废，没有收入，抚恤金还没发，有个孩子生活很难。妈妈说，没关系，很多人过得比我们差，还养活了3个孩子呢。 我真想大声明，你们是有儿子的呀，你们要拿我怎么办呢？难道我对你们来说就是个空位子吗？

    不久，妈妈对父亲说。她怀孕了。她一句话也没跟我说，但是我一清二楚，我整天都跟他们在一起，尽管对他们来说我并不存在。

    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非常小，长着一张老人的脸。我常常走到他的床边看着他。这是我的兄弟，我觉得自己对他的爱一点儿也不少于我对父母的爱，尽管他生下来就是为了取代我，这很明显，因为他们甚至给他取了我的名字——科利 亚。

    每天早晨妈妈都去上班，父亲坐在他的小车上为他应得的抚恤金奔波，我则整日坐在窗台上看着外面，秋去冬来，冬去春来。孩子们上学了。他们却忘了让我上学，或者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已经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

    我的兄弟在长大。很快他已经能够单独走上几步路了。父亲开始领到他的抚恤金，甚至还在某个残疾人事务所里谋了差事，妈妈现在是工厂的车间主任，一切都很美好，我们的家庭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幸福生活。夜里父亲不再叫喊，妈妈也早就停止了哭泣，只有我仍旧每日坐在窗台上，生活不声不响地从我身边悄悄海过。

有一天父亲说：“我想去看看科利亚。”妈妈哭了。“把我带到他那去，”父亲说。“他毕竟是我们的儿子……“没错，没错。”妈妈急忙应和。

    我默默地看着他们收格行装，却有种奇怪的轻松感觉。我已经很久没跟他们在一起，我甚至从不出门，不过这一次我决定跟他们一起去。我们从家里出来。一路上谁都不说话，父亲在妈妈旁边滑行着，努力不使自己落后。

    路上他们从一个老奶奶的手里买了一束金合欢，我跟在他们身后，长久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无比幸福。

    墓地上空无一人，大片雪花静静地飘落下来。妈妈很快就我到那座坟墓。

    “在这儿。”她指着。

    父亲看着小坟丘，久久地一言不发，后来他从怀里掏出一瓶酒放到嘴边喝了几小口，然后将瓶子递给妈妈，妈妈也喝了一小口。

    “我会记住，”父亲说，“就算死了，也会记住……”

    妈妈又哭起来。

    “孩子们都在这儿。”她哭着说。

    “走吧，”过了很久，父亲说道，“该去接科利亚了……”

    他们向出口走去，很快就消失在白茫茫的雪花中。

    而我则留在了自己的墓旁。

(郭雨妹译，有删改)

老　马

蒋子龙

老马，大名马步良，年已七十有五。身体羸弱，心脏不好，肠胃不好，睡眠不好，血压还有点高……总之浑身是病。幸好有个好老伴照顾，活得倒也滋润。这天老伴突然觉得喘不上气来，还咳了一摊血，送到医院一查，竟是肺癌晚期。

从老伴住院的那一刻起，他就抓着老伴的手不放，嘴里说个不停：“都怪我，都是为了照顾我把你累成这样的，我总以为你比我年轻两岁，身体也比我好，闹了半天你是强撑着！你可不能出事，花多少钱咱都治，咱有积蓄，闺女也有钱，他们都是孝顺孩子。没有你我可没法活，闺女忙，谁管我？咱俩不是早就说好了吗，我先走，你送我……”老伴的病情越来越重，不是一天比一天重，而是一刻比一刻重，老马神情凄惶，双眼迷离，不再出声，跟谁也不再说话，谁问什么也不搭腔，只是默默地抓着老伴的手，一刻也不松开。直到晚上被逼着回家睡一觉，至于睡着睡不着，那就另说了。

他走后，老伴强打精神嘱咐女儿：“我不放心你爸，平时家里的药都是我管着，放药的抽屉里有个安眠药的小瓶，里面大概还有二十多片，白天趁你爸在医院的时候你回家一趟，把安眠药片倒出来，数数多少片，再换上谷维素片。”

送走老伴从火葬场回到家，女儿跟他说：“以后就不要开伙了，跟我们一块儿吃，哪天累了不想动，我就做好饭菜送过来，好在只隔着一个门。”老马哪有胃口，几天来都没有好好吃东西，仍然一点不饿，晚上只喝了半碗多面汤，就回到自己的家。家还是原来的那个家，却一下子变得特别空旷而陌生，实际上这也不是他的家了，小时候老娘在哪儿，哪儿就是家，老了有老伴就有家，老伴一走，家充其量就是个安身的窝。老马在火葬场没有掉泪，此时却悲从中来，躲进卫生间，关好门窗，打开水龙头，擗踊拊心放声痛哭。

直到哭够了，洗了个澡，出来换上自己最喜欢的干净衣服，坐在椅子上，对着老伴的遗像开始说话：

老梁啊，算啦，还是像刚处对象的时候一样叫你惠洁吧。世人都认为长寿好，可对老两口子来说，谁先走谁有福，长寿的那个反而受罪。老话说“过一不过三”，一对老夫妻先走了一个，剩下的那一个大多活不过一年，即使活过了一年，也逃不过三年，我病病怏怏的，就不想再多受那一年的罪了！六号楼的老杨，比我大两岁，自年初老伴死后就不出门，谁劝也不行，理由很奇怪，怕丢人现眼，没脸见人，总觉得心里冤屈得慌，还老哭……谁都不理解，说他脑子出了毛病，我现在倒觉得有点理解他的感受。四号楼的大老王，跟我是一个单位的，每天早晨买一大堆菜、肉，有时还有水产，下午估计儿媳妇们快下班了，就出去溜了。两个儿媳妇特别团结，下班后都到老公公这儿来，两个人合计着把饭菜做好，两家人吃完，再各自带着明天中午吃的，当然也给老头剩一点。等儿孙们都走了，老王才回家，说回家早了看见儿媳妇们连吃再带，怕人家不好意思。他每个月把自己那点退休费花得精光还不够，老伴活着时攒了一点钱，等把那点存款花完，还不知该怎么办。说起来还是咱的闺女好，他两口子工作都不错，收入也不少，外孙子已经上了大学，咱们算是没有牵挂了，只有我是她的累赘。人想人是天下最苦的事了，特别是想死人。这些天我翻过来调过去，前思后想，决定跟着你一块儿走，比赖赖巴巴活着强。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来。

他从抽屉里找出那小半瓶安眠药，从柜子里拿出整瓶的直沽高粱酒，他打听过了，就着水服死不了人，反而又吐又难受白折腾一通，用白酒送服安眠药则必死无疑，舒舒服服就睡过去了。他去卫生间，把体内的脏东西打扫干净，再穿上几乎没怎么穿过的那身西装，将安眠药全倒进嘴里，扬脖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白酒，险些没被呛着。随后慢慢仰面躺好，欢欣鼓舞地等着去见老伴了，给她个惊喜。

在去见老伴的路上并不舒服，肚子不好受，脑袋又疼又胀，有一段时间感到身体似乎是飞了起来，显然是要进天堂了……四外一片亮堂，想必天堂已到，他猛地睁开眼，没有万丈祥云，没有五彩霞光，跟人间差不多，心里还有点失望。女儿开门进来，一手端着豆浆，一手拿着烧饼、油条……他大叫一声：“你怎么来了，你娘呢？”眼睛瞪得老大，中邪一般。

女儿放下早点，顺手把酒瓶子放进柜子里：“昨天晚上自己一个人又喝酒了？怎么穿着衣服就睡了？以后馋酒在吃饭的时候喝，不能一个人喝闷酒。”她又拿起安眠药瓶晃了晃，说道：“安眠药没了，以后睡前我给您拿过来，一次只能吃一片，不能多吃……”这时老马清醒过来，自己没有死，只是睡了一大觉，到天堂边上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他把女儿赶走，起来看了看安眠药的瓶子，又到放药的抽屉里翻了半天，没错，就是这一瓶，他数过，一共二十七片，足以置人于死地，为什么对他无效？

(选自《小说月报》2021年第1期，有删改)

树孩

沈念

靠山吃山，一阵乱砍滥伐之后，山就越来越贫瘠，不少男人离开村庄，去外地谋生。但叔叔是个得过且过的人，有得吃就吃顿饱的，没得吃，勒勒裤腰带就过去了。叔叔的女人对他很失望，两人经常为柴米油盐争吵。某一天她突然离开了，房子里空空荡荡，叔叔日思夜想，辗转反侧，终于心一横，也离开了村子。他去了一个城市，在一个养护站负责道路维修。

叔叔把自己的那段生活给男孩当故事讲。叔叔既为到过大城市自豪，又对大城市不屑一顾。不期而至的雾霾天气，让高速路上的车辆寸步难行；炎炎夏日里，鲜有树荫蔽日，养护路段的柏油路都能把鞋粘住。即使没有这些困扰，大城市的建筑放眼望去，犹如千篇一律的“灰色森林”，单调得让人可怕。叔叔本是个得过且过的人，但此时也觉得还是家里最美。见到城市广场上的霓虹瀑布，他没什么感觉，倒是想念起家乡的福寿溪，也许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但它弯弯曲曲，从容地淌过村庄与山谷，日夜唱着欢快的歌。溪水是甜的，清澈见底，看得见鱼儿畅游。至少在森林遭遇大面积破坏以前，它美得像一幅画。

男孩在森林里出生，在森林里成长，他是森林的孩子。他整天在森林里跑来跑去，每天随父亲巡山，他听得懂树木的话语，听得到它们的悲伤，也听得见它们的欢笑。夜晚他竖起耳朵听树儿的生长，有时是小虫啮咬的窸窣声，有时是噼啪一声炸裂开。遇上旱季的雨夜，树生长的声音就更是轻轻烈烈，像交响曲般疯狂演奏。

生活是从哪个节点开始变化的呢，叔叔也说不准。也许是从男孩的父亲、他的兄长死去之后。因为再也没有一个人像兄长那样看护森林，更没有一个人像兄长那样卖命，不怕死在砍伐者的枪口下。

村里的护林员没有谁愿意干，每天转山，又劳累又寂寞，只有父亲不怕。因为阻止了不少盗伐的人，他成了别人的眼中钉。男孩后来想起那天夜里自己的慌乱不安，胸口有锤击般的疼痛，心里回荡着树的呼救。该死的盗树贼“四眼仔”伙同外地几个欠债的赌鬼，在深夜砍倒了十几棵上年头的大树，准备趁着涨春汛，顺水放排。他们喝得酒气熏天，有个人还把藏着没上缴的一把老猎枪带在身边，谁阻止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父亲的出现让“四眼仔”慌乱了。父亲跨步上前，愤怒让他死死地扭住这个屡教不改者，两个人缠打在一起，十几个回合也不能分开。“四眼仔”趁父亲力竭脱身之际，意欲逃跑，父亲拼命追赶。前方突然蹿出两条身影，其中一人举起了手中的枪，一声枪响，整片森林为之震动。村民循声赶去，在一棵枞树底下发现了死去的父亲。只有这片山林知道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幕。但那片山林最终也被砍掉了，父亲的死亡也未能挽留住它们的生命。

山砍秃了，树没了，水土破坏了，就容易发生山洪泥石流。有一年，下了几场大暴雨，有十几栋屋子被泥石流冲走了，不留片瓦，长在沟谷边的树被连根拔起。叔叔那时去了大城市，回来后看着那道泥石流冲刷过后留在山上的瘤疤，痛心地说，不能再砍了，把树砍光了，都要付出代价的。可没有人听他的，那些听了点头的人转过身，鼻子里哼哧一声，还配上一个翻白眼的动作。

“我要正经办事了。”叔叔有一天放下酒杯，说出他的决定后，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是磨刀。长条磨刀麻石凹下去了，长出了一口奇怪的龅牙，家里所有的柴刀镰刀不久之后都磨得锃亮。一把把刀放在堂屋桌上，桌子也像随时投入战斗的勇士。

男孩好奇地问是一件什么正经事。

“想想你爸爸，当过民办教师，又干了一届村支书，带村民修了条路，最后自愿去当护林人。我现在就想做你爸爸没做成的事。”叔叔说着，登上岩石，望着不远处的一棵老梨树。

叔叔上山那天，男孩悄悄跟在身后。他选择的小路，又弯又曲，长满芭茅草、蕨叶，被松枝和竹子遮挡。他取出别在后腰带上的镰刀，将绊路的枝蔓砍个干净。他像在寻找丢失的东西，慢慢地走，用镰刀“搬”走挡路的杂物，将道路清理干净。山上露出的是一块块黑色或银灰色的岩石，那些岩石远比想象中要坚硬百倍千倍，树都不见了。有的地方只留下一小截树蔸，四周长出一些矮瘦的小草。

几个看热闹的村民跟上来，有人说，一辈子、几辈子也搬不走这些石头啊。也有人在窃笑，这个连自己女人都留不住的穷光蛋能干成什么大事，他们断定叔叔在岩石面前一定会灰溜溜地败下阵来。石头长在地里，地里就不会长出粮食；石头长在山上，山岭就不会再长大树。叔叔不甘心，也不罢休，举起发亮的锄头，落在岩石上，只是发出明亮的咣当声，碎屑如火花四溅。傍晚，那些上山的人都回到了家中，从远处木屋传来谈笑声，那是他们对白天见闻的描述。叔叔也听到了，摇了摇头，又看看男孩，两人对视，嘴角的微笑里充满勇敢。

叔叔从县城把梨树苗运回来，但凡有点泥土的地方，梨树就扎下了根。山上的梨树就多了起来。男孩坐在不远处的石头上歇息，看着叔叔总是对着梨树自言自语，一会儿弯腰佝背，一会儿腰杆挺得直直的。那些石头都被他堆在一起，越垒越高，像矗立着一块纪念碑。有一天，他故意笑着问：“你刚才和谁说话呢？”叔叔说：“我在和秋天说话。”男孩笑得更欢了，像是发现了叔叔的秘密——这片梨树要是长密成林就能挡住泥石流下山的路。

梨树赶着劲儿在长，长得比村子还高，发出雀跃的欢呼。山风一起一歇，四季轮转，梨树林像咳嗽一样吐出鸟窝、碎蛋壳和竹鸡的粪粒儿。石头山上深深浅浅长出些新绿，绿意越来越浓。叔叔没有闲着，往更远的山上去种了一片水杉，又种了一圈桧树和苦楝树，还种了几排水榆花楸。大城市挣的钱都让叔叔买了树来，可他一点都不再像过去穷光蛋的样子。男孩听到叔叔和人兴奋地聊起，他的女人也快回来了。男孩每天都要去梨树林，他希望自己赶快长大。叔叔说：“要有耐心，树在长大，你也在长大。”

（节选自《绿洲》2024年第4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