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中国土地上的语言奇迹

张柠

    面对如此残酷的伤痛记忆，莫言并没有使自己的小说变成“伤痕文学”，而是一种充满了民间性的“欢乐文学”。

    我至今还记得，当初读到莫言的《欢乐》《粮食》《天堂蒜薹之歌》等小说时的情境。饥荒的年代，一位农妇偷偷将生产队的豆子完整地吞进肚子，回家后再将豆子呕吐出来，喂给饥饿的孩子和濒死的婆婆，自己“死蛇一样躺在草上，幸福地看着他们围着瓦盆抢食”。

    读到这里，我的确忍不住要流眼泪，接下来的情节却让我忍俊不禁：农妇的“血骂”铺天盖地，将自己和辱骂的对象一起贬低为畜生和肉体器官，一股戏谑的民间语言的风暴扑面而来。当我正准备哈哈大笑起来的时候，天堂乡的盲歌手张扣的歌声又响了起来：“乡亲们种蒜薹发家致富／惹恼了一大群红眼虎狼／收税的派捐的成群结对／欺压得众百姓哭爹叫娘……”是这些充满伤痛的底层经验，充满民间智慧又时而戏谑的叙事语言，充满痛感又时而想象力张扬的叙事风格，刺激我写下了《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那篇长文，来分享和讨论莫言在中国文学叙事语言上构建出的独特性。

    而且，我不认为莫言是在学习什么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他笔下的中国乡村世界是那么真实，真实得极端残酷。我也不认为他的语言有什么“狂欢化”的特点，他的语言是悲伤的土地中蹦出来的带着泥土腐味的语言。如果说他具有“民间”色彩的话，那也是中国特色的民间，而不是巴赫金笔下的中世纪欧洲的民间。莫言的小说叙事，是中国土地上的语言奇迹，是白话汉语文学经历了100年的操练，在叙事文学中结出的最新果实。

    更具有特色的是，面对如此残酷的伤痛记忆，莫言并没有使自己的小说变成“伤痕文学”，而是一种充满了民间性的“欢乐文学”。莫言的文体，是一种生长在真正的“民间”土壤上的“欢乐文体”。他对民间悲苦的生活的表达和讲述是“悲喜剧相结合”，既不只是哭诉，或记账式的恐吓，也没有给人制造压力，没有给人心灵投下阴影，而是给人一种“欢乐”的、继续活下去的力量。真正的文学形式，就这样既凸现了生活的残酷性和荒诞性，同时又消解了那残酷生活带来的阴沉、死亡，以及随之而来的片面的“严肃性”，从而体现了文学的“民间性”中最本质的欢乐精神。这就是莫言的特殊意义。

    此外，“莫言的获奖”也很有意义。它证明了只有尊重文学创作的规律，才能使得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获得更多的共鸣。

我希望“莫言的获奖”仅仅是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小小的序幕。

（选自《新京报》2012年10月12日）

农耕文明时代留下的思想遗产中，具有深远价值的一种是上遵天道、下循地理的观念。先秦哲人谈及此点，多半是论证伦理、政治问题的借喻，农学家则是正面探讨这一问题。

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总结中国传统农业经验时，概括出传统农畜产业的循环生产模式（如图所示）：

    因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高，此类经验概括还是浅层次的，但所包蕴的意义却很深远，与当下正在觉醒的“绿色意识”在理念上相通。“绿色意识”主张人类应仿效绿色植物，取之自然，又回报自然，以利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实现经济、环境和生活质量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协调。

    从“绿色意识”中还可引申出“绿色消费”的观念，即适度消费意识。当下发达国家的高消费已经造成资源的巨量损耗，而发展中国家消费观念更新的速度，大大快于科技与经济发展速度，形成一种浮躁、超前的消费取向。值此之际，倡导天人协调的绿色意识及其表现——绿色消费，可以改变高耗的生产、生活方式，达到主体与客体协调互济。

    人类对自身和外在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主客浑然一体阶段”“主客体两分对立阶段”“主客体辩证统一阶段”。东亚的思维方式未能充分展开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总体而言，天人合一观念占优势，天人相分观念没有获得充分发育。这一倾向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特别艰难曲折互为因果。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对于当下正在形成之中的“主客体辩证统一”思维方式富于启迪。这正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东西方哲人注目于东亚智慧的原因所在。

    东亚智慧没有也不可能树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资仿效的完备样板，它所提供的只是闪耀着真理之光的某些启示，但它阐扬的人与自然一体观，对于祛除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导致的种种弊病，无疑具有精神疗治作用。

    印度思想中也有此类资源，泰戈尔说：印度人强调人和宇宙和谐。这种思想与中国先秦哲人“人与天调”的理念是相通的，它们对现代人克服主体与客体截然对立造成的生态危机富于启示性。当然，这种“克服”绝不是否定现代文明，重回古代的“主客不分”，而是利用现代科技，将现代生产力引导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绿色运作轨道上。

    现代西方一些思想家，开始超越人与自然两分对立观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奥尔多·利奥波德指出：“一个事物，只有在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双向互助式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才是正确的。”这种认识与中国一千年前的哲学家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的命题一脉相通。

（选编自冯天瑜《古典生态智慧与可持续发展之道》，有删改）

    荀子不仅是先秦时代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当时卓有成就的文学家，他所作的诗和赋，对后世都有深刻的影响。作为独立于文学体裁的“赋”，直接来源于《诗经》中的“赋”体。《诗经》有三种主要体裁或创作手法，即赋、比、兴，其中的“赋”体就是“直陈事体”，把诗歌所要表达的内容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既不使用比喻来借物说明，也不通过描述其他事物而兴起所要表达的内容。

    在秦汉之际，荀子和屈原的风格依然并存。楚汉之争的两位主角——刘邦和项羽，都曾有过即兴的亦吟亦唱式的诗歌创作，开创了汉乐府诗的先河。汉高祖刘邦得天下之后，曾到故乡沛县光宗耀祖，并在与乡人的聚会中即席歌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在与刘邦的争斗中，失败的西楚霸王项羽则在垓下被围中慷慨悲歌，吟诗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二人的作品风格明显有所不同，身为楚人的项羽更接近于楚辞的传统，而刘邦则更多了一些荀子诗赋的精神。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这是在说，荀子和屈原的赋都表达了政治讽喻的内容，坚持了《诗经》以来作赋的传统。班固接着说到，此后，先秦时期著名的赋家有宋玉和唐勒，汉代则是枚乘、司马相如和扬雄，但是，这些人因为更注重赋的形式，就逐渐失去了赋的实际内容。所以东汉学者扬雄就自我检讨说，写诗的人既注重形式，又注重内容，而写赋的人则只注意了形式。东汉时，辞赋因追随楚辞而走入了死胡同，人们这才又开始注重荀子的传统，使诗歌创作进入了朴实的古诗时代。《艺文志》记载有“孙卿赋十篇”，而现存《荀子》中只有《赋》和《大略》两篇，还有《成相》诗一篇。这种不一致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荀子的赋在传世的过程中有所缺失，一种则是班固所说的“十篇”，尽在现存的《荀子》之中，只是失去了明显的标记而已。事实上，《赋》和《大略》的诗赋也并不是十分连贯的整体，可以做一些篇章的区分。

    当然，荀子首先是一位思想家，所以，在当今的古代文学史研究方面，讲到战国时期的诗歌创作时，很容易忽略荀子诗赋家的地位。讲到汉赋时，由于多半是讲枚乘、司马相如和扬雄等人的长篇绮丽之赋，也很容易略过与荀子诗赋风格比较一致的像刘邦《大风歌》那样的民间非专业诗人的诗歌创作，当然也谈不到荀子诗赋的影响。讲到汉乐府，则又倾向于研究《诗经》的影响，而跨过了荀子诗赋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再往下，讲到三国和建安时期的诗歌创作时，由于远离荀子的时代，更不会讲到荀子诗赋的影响。文学史研究中的这些缺憾之处，对于荀子及其文学成就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荀子是杰出的思想家，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荀子诗赋的地位。

（节选自《名作欣赏》2016年第8期，有删改）

    历史地名即史上实有、史籍中常见的地名。这类地名，属于古诗中最基础的写实层面，其作用是交代诗歌的写作场地，说明诗歌创作和地域的关系。进入文学作品以后，部分原样照搬，部分则经作者改造，被文学化。

    其文学化往往遵循三条基本路径：

    一是不全用实名而稍加改造，但仍以地名为中心词，如称某驿为孤驿，某馆为孤馆。这么做舍弃个别，突出一般，可以获得更好的审美效果。

    二是改用代称，不用实名。如称越州为会稽，称镇江为京口之类。这种情况，稍具史地常识的都知道，没有的看看注释立即明白，无需特别说明。

    三是地名前加形容词，这个也容易理解。这里只谈第一种情况。不妨以唐诗中的驿馆为例。在这些诗词中，历史地名的文学化表现突出。一般做法是诗题中使用历史地名，而到诗中则改为文学化表达，进行局部改造。如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标题载明此诗作于石头驿，诗句却说它是座旅馆，表面上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因为标题是交代地名的，必须如实道来，读者才能明白地理方位。正文以抒写羁思为主，讲求抒情含蓄，忌讳言事直露，故做这种处理，以与所写之情合拍。

    又如孟浩然《唐城馆中早发寄杨使君》：“犯霜驱晓驾，数里见唐城。旅馆归心逼，荒村客思盈。”也是诗题中标出驿名，而诗中则径称旅馆。我们知道，古代驿站都是官营的，旅馆则是私营的。

    为何称官驿为旅馆？这里就有个语体色彩和使用规范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称驿馆而举其正名，只有在史地文献中才会如此，这是因为史地文献以真实性为首要要求，所记必须合实，否则就失去了应有价值，不能取信于人。而诗题也是交代写作背景的，担负着说明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及人地关系的任务，也不能用代称、简称或泛称，而应如实记载驿馆真名。而作品中则不必如此，因为诗题既已如实道来，诗句中就须换一套写法。这么做，一则可以避免用词重复，二则文学作品中如果事事处处如实照搬，那也就混淆了历史地名和文学地名的界限。而且，具有实感的词语过多，也妨碍读者的审美接受。

    诗者抒情之物，写景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审美出发，诗词地名往往化实为虚，转直为曲，意内言外。前面所举唐人馆驿诗便有这样的特点，普通的地名也经过了有意的渲染，被文学化，以较虚、较曲的特质进入文学作品。历史地名入诗以后，由于有意略去了具体地点的特质，只保留表明事物性质类别的关键词，这样，作者的写作背景就被淡化，而情感则被强化。所以，多数偏于抒情的篇章，地理因素都被淡化。这样，它就由一个表示地理方位的实名变成作品中具有通性的审美意象，不同的读者都可越过具体的生活背景和地理障碍，找到生活和情感上的契合点。

    比如李白《送友人》，诗中的青山、北郭、白水、东城，原来都是生活中的实名，各有地理要素，但其中具体的地名信息都被诗人有意略去，只保留具有形象性的部分。这么做，更有利于表达作者和友人的情谊，并且，意象化的地名在诗中还和下面的浮云、游子互为映衬，形象性和感人度更强。

（选自《古典文学知识》2016年3月，有删改）

艺术与游戏

朱光潜

    ①欣赏和创造的距离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远。欣赏之中都寓有创造，创造之中也都寓有欣赏。创造和欣赏都是要见出一种意境，造出一种形象。比如说姜白石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一句词含有一个受情感饱和的意境。我在读这句词时，要凭想象与情感从这种符号中领略出姜白石原来所见到的意境，我在见到他的意境一刹那中，我是在欣赏也是在创造。

    ②创造之中都寓有欣赏，但是创造却不全是欣赏。欣赏只要能见出一种意境，而创造却须再进一步，把这种意境外射出来，成为具体的作品。

    ③艺术的雏形就是游戏。游戏之中就含有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人们不都是艺术家，但每一个人都做过儿童，对于游戏都有几分经验。所以要了解艺术的创造和欣赏，最好是先研究游戏。

    ④骑马的游戏是很普遍的，我们就把它做例来说。儿童在玩骑马的把戏时，他的心理活动可以用这么一段话说出来：“父亲天天骑马在街上走，看他是多么好玩！多么有趣！我们也骑来试试看。他的那匹大马自然不让我们骑。小弟弟，你弯下腰来，让我骑！特！特！走快些！你没有气力了吗了？我去换一匹马罢。”于是厨房里的竹帚夹在胯下又变成一匹马了。

    ⑤从这个普遍的游戏中间，我们可以看出几个游戏和艺术的类似点。

    ⑥首先，小孩子心里先印上一个骑马的意象，这个意象变成他的情趣的集中点（这就是欣赏）。情趣集中时意象大半孤立，所以本着单独观念实现于运动的普遍倾向，从心里外射出来，变成一个具体的情境（这就是创造），于是有了骑马的游戏。

    ⑦其次，我们成人把人和物的界线分得很清楚，把想象的和实在的分得很清楚。在儿童心中这种分别是很模糊的。他把物视同自己一样，以为它们也有生命，也能痛能痒。他拿竹带当马骑时，你如果在竹帚上扯去一条竹枝，那就是在他的马身上批去一根毛，在骂你一场之后，他还要向竹帚说几句温言好语。人越老就越不能起移情作用，我和物的距离就日见其大，实在的和想象的隔阂就日见其深，于是这个世界也就越没有趣味了。

    ⑧然后，骑竹马的小孩子一方面觉得骑马的有趣，一方面又苦于骑马的不可能，骑马的游戏是他弥补现实缺陷的一种方法。苦闷起于人生对于“有限”的不满，幻想就是人生对于“无限”的寻求，游戏和文艺就是幻想的结果。它们的功用都在帮助人摆脱实在的世界的僵锁，跳出到可能的世界中去避风息凉。

    ⑨儿童在游戏时就是艺术家。一般艺术家都是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艺术家虽然“不失其赤子之心”，但是他究竟是“大人”，有赤子所没有的老练和严肃。游戏究竟只是雏形的艺术而不就是艺术。儿童在游戏时只图自己高兴，并没有意思要拿游戏来博得旁观者的同情和赞赏。艺术的创造则必有欣赏者。艺术不像克罗齐派美学家所说的，只达到“表现”就可以了事，它还要能“传达”。游戏只是逢场作戏，比如儿童堆砂为屋，还未堆成，即已推倒，既已尽兴，便无留恋。艺术家对于得意的作品常加珍护，像慈母待婴儿般。他们自己知道珍贵美的形象，也希望旁人能同样地珍贵它。他自己见到一种精灵，并且想使这种精灵在人间永存不朽。他第一要研究借以传达的媒介，第二要研究应用这种媒介如何可以造成美的形式。比如说做诗文，语言就是媒介。这种媒介要恰能传出情思，不可任意乱用。儿童在游戏时对于所用的媒介决不这样谨慎选择。倘若画家意在马而画一个竹帚出来，谁人能了解他的原章呢？艺术的内容和形式都要恰能融合一气，这种融合就是美。

    ⑩总而言之，艺术虽伏根于游戏本能：但它逐渐发展到现在，也已经在游戏前面走得很远，令游戏望尘莫及了。

（选自朱光潜《谈美》有删改）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产物，它深深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智慧的土壤，是与中华文明民族精神相一致的。

    其一，从哲学价值观上来看，相比近代西方倡导的构建自由民主世界的思想，中华文明中的“和合”思想基础上所生长出来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更为丰富，更加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文明的伦理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都是强调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其蕴含着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回答了中国与世界相处的基本价值原则，为全球治理烙上鲜明的中国风格，提供了可行性的中国方案。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其主要特征是崇德尚义、重礼尊乐，强调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追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已经成为中国人开展对外交往的一些基本规则，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宝库。

    其二，从认识论上来看，不同于西方文明中的“主客体分离”的“二元论”，中国历来尊崇物我相与、阴阳平衡、众生平等理念，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世界的认识完全一致。与美国和欧洲人不同，中国人看待世界并不是主体与客体相分离、相对立，而是强调将主体融于客体，将自己融入世界，用非对象性的思维去领悟这个世界，讲究阴阳和谐、融合共生，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之中。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来，中国的崛起不必然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中国的发展也不能离开其他国家的发展，国家与国家和谐相处共同存在于一个有机体的哲学逻辑之中。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防御态势和温和倾向，积极谋求“君子和而不同”的合作共赢逻辑符合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心理。这一点构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格，也是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认识论基础。

    其三，在方法论上，中国倡导中庸之道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相吻合。在对中庸的解释中，“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就是待人接物不偏不倚，是一种在矛盾中维系和谐、寻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但是，中庸也反对无原则的调和，更反对同流合污，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与远人交往，不能放弃道德原则，不能舍弃中华文明之主体。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倡议和新观点，比如“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及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等，所有这一切都贯穿着中华文化中的中庸之道。

（摘编自赵可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内涵与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