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经济健康繁荣的背后有着一个重要的内容——商业活动中的诚信思想。唐代的商业活动中的诚信思想主要依靠商人们自觉地遵守奉行，同时也通过契约制度等政策法令予以约束；政策法令对诚信思想的推动、促进又反过来促使商人更加自觉地在其商业活动中以“诚信”理念经营。

    唐代的契约文书是经济活动中产生纠纷时进行法律裁定的依据，同时也是该时期商业活动中买卖双方诚信从事买卖活动的重要形式。契约文书的出现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经济生活。在房屋、土地等不动产的买卖契约制度方面，唐代获得了长足发展，契约文书大量出现，成为了诚信思想的见证。并且出现了契约的“样文”，类似于现在的“格式合同”。这极大地方便了当时的人们签订契约和进行不动产市场交易，使契约的内容及其形式实现了较大程度的规范化、固定化、合理化。就现存的唐代契约实物来看，唐代契约的内容、形式及其种类等内容通常先依据民间惯例执行，即民间惯例获得了官方的认可，慢慢得以固定化。契约签署的方式则多种多样，可通过签字、加盖私印等方式签订契约。在进行一些日用商品买卖时，唐人也常常签订契约。

    唐代货币流通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信用货币“飞钱”的出现。“飞钱”是唐代商家为解决货币流通困难而发明的货币汇兑方法。唐代诸道进奏院、诸军、诸使经常要将从各州府征收来的赋税、盐钱和各种收入折合成货币后运送到京城，但是京城的商人们又需将大量的货币缴纳给上述朝廷的各类机构，于是由这些机构向京城的商人们发放“文券”。此“文券”类似于当代的汇票。商人们从朝廷上述相应机构获取“文券”后便“轻装趋四方”。商人们在外从事经济活动过程中需要大量现钱之时便到各地衙门领取。这对后来历朝历代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是唐代经济活动中诚信思想的重要体现。先秦时期，政府对经济活动中的产品买卖予以严格规范和管理。商人们开展日用品的经营须到衙门进行登记，加入市籍。政府对产品的质量进行严格规定，对未达到质量要求而销售产品的商人予以惩戒。唐代政府非常看重产品买卖，在经营登记、产品质量方面的规定更为严格、规范。衙门设臵“市令”作为市场交易活动的管理者，由“市令”或者其“属员”按照质量的好坏对各类产品估定价格之后，由商家明码标价销售。在手工产品出售之前，需要题写制作者的名字。对制作或者销售假冒伪劣手工产品的，以及制作和销售长度、幅宽不足的货物的，唐代通过刑法进行规制，对制作者和销售者杖六十，且还须没收所有的器物。销售货物时缺斤少两或者商家之间相互勾结抬高市价的，处以杖八十的刑罚。在这些规制交易活动的法律制度影响之下，唐代形成了相应的市场规则。这些市场规则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唐代不仅汉人之间的商业来往中诚信相待，同时以开放兼容的姿态平等对待胡商和外国商人。不少胡商不仅在中原有宅子、田地；而且政府部门遵照相关规定“以诚相处”，胡商在危难之时还可踏实地从官府中获得优待。这说明了唐人以诚信对待胡商。唐人的诚信品行，吸引了很多的外国商人到唐朝经商，因而，诚信成为唐代国家最佳的经济发展软环境，也成为了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内容。商人们也受此影响，通常能够自觉地诚信经营。

（摘编自杨洁《考析诚信思想在唐代经济活动中的体现》，有删改）

    “原乡”是早年台湾客家人对于大陆故乡的称呼，原意是指一个宗系之本乡，换言之，原乡是指祖先未迁移前所居住的地方。“原”小篆字体为“0”，像泉水从山崖里涌出来。“乡”字甲骨文为“0”，像二人对食形，本义是用酒食款待别人，后引申为“乡村”、“自己生长的地方或祖籍”两种解释。所谓“原乡”即“原色本乡”，意味着传承祖先的历史记忆和原味生态环境。

    原乡规划理论的提出，是基于人们对人类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以发展大城市和大力开发经济为指导思想来引导规划所产生的担忧，尤其是中国在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过程中，大量村落被毁，村民集中在社区楼房居住所表现出来的新农村的“城市化运动”，离“原乡”的本意越来越远，这样的规划在毁掉城市之后又将毁掉美丽的乡村。于是，原乡规划理论应运而生。

    原乡规划借鉴老庄哲学顺应自然的“无为自化”思想，强调在规划过程中尊重自然，尊重景观本色，尊重乡村本色，尊重自然规律，以实现自然境域下人们生活与生产的原真性，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为规划的最高境界。

    近年来，乡村旅游满足了城市居民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旅游需求，日益彰显出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乡村保持了完好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拥有优美的田园风光，村庄与自然环境构成一种和谐关系和有机整体，对乡村景观的向往逐渐成为城市居民逃离现实生活，放松身心压力，体验农家乐趣的主要心理动因。原乡规划要求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有效利用乡村原生景观，严格保护有价值的景观景点，并通过合理的人工修复来完善乡村景观系统，形成真实的乡村景观意象。

    因此，在原乡规划理论指导下的乡村旅游景观规划应尽量遵循村庄现有布局，在村庄聚落的内部分区之上合理规划布局项目，并保护村庄建筑特色，不去破坏、异化现有建筑景观，这是乡村景观能够保持地方性特色，继承和发扬乡村文化传统的必然要求，也是乡村景观规划能够切实保护乡村遗产的关键。

    同时，还要保护好以乡村文化为主体的人文生态。其中乡村文化包括乡村物质文化、乡村制度文化和乡村精神文化，它是乡村景观文化内核的主要构成部分。乡村人文生态是在乡村居民建筑村落和田园景观背景下，所形成的乡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与民俗文化的和谐的乡村环境系统。它们是乡村景观的独有表达方式，乡村旅游规划应彰显这些元素。

    总之，乡村景观规划的精髓是“原乡”，即通过景观设计、风貌控制与建筑保护，维护乡村地区的原乡风味，并在此基础上整治优化社区环境，营造良好的生活、生产和旅游氛围。乡村景观规划的根本要求是可持续性，应始终关注“人一景一地”的和谐。

（摘编自杨振之《论“原乡规划”及其乡村规划思想》）

阅读微信 谨防病态

    过去总说我们的阅读量低，其实，那要看阅读什么，读书的数量确实不高，可读微信的时间和数量，恐怕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

    不妨看看四周，无时无刻不在那里看微信，可以说是任何地方的风景。开会、上课、听讲，凡是低着头的，十有八九是在读微信；上班时间看微信，已经成了常态行为，更何况微信与工作有关的也不在少数；坐公交、乘火车 ，等在候车室、候机室、候诊室里，盯着微信的恐怕占大多数，幸亏飞机上不许开手机，否则，读微信的比例大概接近百分之百。从前纸质媒体独占天下时，蹲厕所看报是一景，今天，上厕所不看微信的还剩下多少？

    微信的诞生，当然是好事，让阅读大大提速，看什么都变得无比便捷，可这种如潮水一般涌来的微信量也很容易令人沉迷。

    须臾离不开微信，一刻不盯着微信就有如失魂落魄，这已经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一家几口各看各的微信，还互转互动，这已经是当今家庭生活的普遍景致。姑且不说在看微信中度过的生活究竟是好是赖，仅是把阅读都耗费在微信里，就会让原本已经少得可怜的读书时间更无一席之地。

    书痴，古往今来向来都是少数，但微信痴如今正与日俱增。阅读微信一旦成瘾，茶饭无心、睡眠不足、耽误了正事，恐怕就是病态了，不仅无益于身心健康，而且还会带来诸多副作用。因为这种病态阅读常常是排他的、痴迷的、偏听偏信的，即便谬误就在眼前，也浑然不觉。

    尽管读微信也是阅读，好微信就是好文章，好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一张好报纸、一本好刊物，甚至是一部便携式的好书，可是，阅读那些转来发去的微信时你也会发现，这毕竟有别于书籍、报刊。

    个人间转发的微信大多是单向的，很少能看到相左的意见，即使有，往往也难得再次转发到同一个人的手里。这还不如阅读报刊，起码不同的说法、争论的意见都可以相继呈现；更不如网页，不但有不同的声音，而且还有纠错的跟帖及时出现。前些时候，一则大学生只因掏了家门口的鸟窝而被判重刑的消息，除在报纸、网络上竞相传播外，在微信里更是频频转发，可当真相披露出来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都有报道，唯独相关真相的微信却在转发中不见了踪影，于是，就给只专注于微信传播的人留下了极为片面的印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微信群遍布的今天，可谓特别恰当的形容。不少微信群正日益走向近亲繁殖，在相同认知、经历、层次、职业的人组成的各类微信群里，传播的微信都在相同水平上徘徊，所以，沉浸、徜徉在这样的微信群中，很难受到启迪和提升，大家需要的只是纵情宣泄和盲目点赞，以致很多错误百出的微信可以反复疯转。有的微信传递的消息说是昨天的，可照片和视频里的着装都与季节不符；有的微信说得尽管慷慨激昂，可连基本常识都是错的，年月日都没说对，但又有谁在乎这些呢？

    阅读微信有可能成为病态，而转发微信也可以变成许多人的癖好，转得瘾头十足。为了获得转发量，不惜用“转疯了”“不能不转”“是中国人就转”“有良心的就转”等词语作为噱头，可等你打开一看，恐怕只有没良心的才会转了。不过，这种自以为是的微信转发，却很合乎病态阅读的胃口，只图叫座，不顾事实。

阅读微信原本是好事，转发微信也不是什么坏事，但不能过度，过度就会陷入病态，病态的结果就是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6年1月21日）

君子的意义与德行

楼宇烈

    君子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现有研究表明，君子一词出现在儒家之前，或在孔子之前，春秋之前。君子主要是指社会的掌权者、当权者，后世也有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如“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我们都希望社会的管理者是个像样的君子，因为中国历代文化都强调统治者作为一个民族的表率，要引导社会，引导民众，通过教育来化导民众。虽然君子是一个在上位的统治者或者管理者，但这主要是指社会地位、身份的不同，相对于小人、野人来讲的。孔子以后，君子的概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君子从社会地位的标志转变为人格品格的标志。孔子主要从道德的理念来给“君子”做一个这样的规定，这在以后整个中国文化中形成了主流。君子跟小人的差别主要是在学养、德行的分别，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作为一个君子要具备什么样的品德？对君子要求很多，有一个字的要求，有两个字的要求，有三个字的要求，有四个字的要求等等。一个字的要求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生命观是有密切关系的，生命是父母所生，子女就要孝顺敬重父母，这是相互的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关系，孝不是强制的、强迫的。

    两个字的品德是：诚敬。诚者勿自欺，勿妄为，不要自己去欺骗自己，不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敬是不怠慢，不放荡，我们要敬畏别人，也要敬畏自己，同时也要敬畏所从事的各种各样的事业。

    三个字是智、仁、勇。《中庸》对此做了非常深刻的诠释：“好学近乎知”，作为一个君子就要好学，不断地学，学无止境，不断上进。仁，也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爱人”。“力行近乎仁”，要去做，踏踏实实地去做才是“仁”。至于勇，知耻而后勇，懂得羞耻的人才能勇，真正有勇气的人是能够发现自己错误就去改正的。

    四个字是礼、义、廉、耻。一个君子最基本的应该是守礼，敬人。守礼，就是做自己身份该做的事，这个身份不是指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人在社会家庭中间的身份。儒家讲的“五伦”是“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都是自然的关系。守礼，就是按照身份做该做的事情，就是尽伦尽责。“义”，就是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这是人特有的。“义者，宜也”；“义者，人路也”，人应该走人的路，不要去走禽兽的路。“廉”，正直、清廉，正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耻”，“羞耻”。我们通过“礼”的教育，道德的教育，目的就是要让人们有一种羞耻心，使他的行为能够非常方正。《论语》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也就是用政治、政教的方法告诉大家，一定要守住一个底线，要走正路，用法律去规范大家走正路。

    关于君子品德的养成，环境非常重要，但决定因素还在人自己身上。中国文化始终是反求诸己的，君子主要是靠自己，通过自我的不断提升，不埋怨环境，不随波逐流，能够“笃志而体”，有坚定的意志，而又去身体力行，这才是君子。

（选自《新华文摘》2017.7）

人生的四种境界

张世英

    按照人的自我发展历程、实现人生价值和精神自由的高低程度，人生境界可分为四个层次，即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

    最低的境界为“欲求境界”。人生之初，在这种境界中只知道满足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欲望，故以“欲求”称之。当人有了自我意识以后，生活于越来越高级的境界时，此种最低境界仍潜存于人生之中。现实中，也许没有一个成人的精神境界会低级到唯有“食色”的欲求境界，而丝毫没有一点高级境界。以欲求境界占人生主导地位的人是境界低下而“趣味低级”的人。

    第二种境界为“求知境界”。在这一境界，自我作为主体，有了进一步认知作为客体之物的规律和秩序的要求。有了知识，掌握了规律，人的精神自由程度、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大大提升了一步。所以，求知境界不仅从心理学和自我发展的时间进程来看在欲求境界之后，而且从哲学和人生价值、自由之实现的角度来看，也显然比欲求境界高一个层次。

    第三种境界为“道德境界”。它和求知境界的出现几乎同时发生，也许稍后。就此而言，把道德境界列在求知境界之后，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但从现实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角度和实现精神自由的角度而言，则道德境界之高于求知境界，是不待言的。发展到这一水平的“自我”具有了责任感和义务感，这也意味着他有了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能力，把自己看作是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听凭命运摆布的小卒。但个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当独立的个体性自我尚未从所属群体的“我们”中显现出来时，其道德意识从“我们”出发，推及“我们”之外的他人。

    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审美境界”。这是因为此时审美意识超越了求知境界的认识关系，它把对象融入自我之中，而达到情景交融的意境；审美意识也超越了求知境界和道德境界中的实践关系。这样，审美境界既超越了认识的限制，也超越了功用、欲念和外在目的以及“应该”的限制，而成为超然于现实之外的自由境界。

    在现实的人生中，这四种境界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很难想象一个人只有其中一种境界而不掺杂其他境界，只不过现实的人，往往以某一种境界占主导地位，其他次之。于是我们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区分出某人是低级境界、低级趣味的人，某人是高级境界、高级趣味的人，某人是以道德境界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家，某人是以审美境界占主导地位的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艺术家……

（节选自2009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法治社会概念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目标指引，似乎可以指涉无数有关法治的范畴，这稀释了法治社会概念的效用。法治社会建设需要面对社会生活，有强辨识性的目标指引。通过分解目标，可以深化对法治社会结构的认识。从而将法治社会建设具体化、可操作化。

    首先，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需要有多元的渠道和机制。目前，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还较为缺乏，既有的制度性渠道也容易流于形式或被虚置。因此，应当以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形式，建立以各级政府为主导，以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网络体系，打造多样、丰富、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同时，深入理解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运行规律和心理特征，精心设计、完善公众参与的运行机制。

    其次，维护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当然之义，也是法治社会的基础。社会信用体系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基础，以政府强有力的监管体系为保障。通过信用机制对社会成员和企业进行约束。通过记录信用状况来揭示信用优劣，整合全社会力量褒扬诚信、惩戒失信。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还需要完善的法律服务体系保障。我国法律资源的配置与分享存在着失衡现象。表现为区域、城乡、阶层之间的不平衡。为此，需要从创造法律资源转向公平合理地配置法律资源，为弱势群体运用法律资源提供更多的便利，完善法律服务资源配置与分享机制。

    再次，要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基本公共服务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包括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基本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等。目前，我国初步建成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但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突出。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需要面对几对关系。一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竞争与协作，二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容易因职能、资源、信息、利益等缺乏整合而导致“孤岛现象”。因此，需要促进不同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提高国家能力。三是民众的合作。民众不能有效合作，少数人的反对会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常常导致公共服务无法落地。

    最后，法治社会需要设置与界定社会组织的恰当行为空间，应当坚持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界定恰当的行为空间，需要面对社会组织的诸种错位行为。第一，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倾向。一些社会组织打着公益的旗号，却以营利为目的，甚至沦为敛财的工具。第二，将社会组织用于避税洗钱。社会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用于社会公益。因此法律制度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有诸多优惠措施，有人却借此洗钱避税。第三，干预政策议程，成为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工具。例如，有社会组织受国外支持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对社会组织行为空间有了准确界定，政府才能对这些错位行为依法监管。

（摘编自陈柏峰《法治社会的辨识性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