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的故事

（日）太宰治^①

    那天一早就下起了雪。

    由于之前替侄女小鹤制作的裤裙已经完成，那天放学时，我便把它送到中野的叔母家去。叔母给了我两片鱿鱼干当礼物。等我在吉祥寺站下车时，天色已变暗，雪已积了一尺多深，而雪仍毫不停歇地静静落下。

    一直到家里附近的邮筒，才发现腋下夹着的鱿鱼干纸包已经不见。虽然我是个粗枝大叶的人，但至今尚未掉过东西，一定是晚上在积雪的路上跑跑跳跳，才把东西弄掉的。我很泄气，本来还打算要把它送给嫂嫂的。

    我的嫂嫂今年夏天要生小宝宝喔！听她说肚里有了小宝宝之后，常会觉得肚子饿。我一直无法忘记最近嫂嫂跟我一起清理晚餐残余时小声地叹着气说“嘴好馋，好想吃鱿鱼干”的情景，所以那天偶然间从叔母那边拿到两片鱿鱼干后，便兴奋地想把它带回来准备偷偷拿给嫂嫂吃。可是，鱿鱼干丢了，真不知如何是好。

    众所周知，我与哥哥嫂嫂一同生活。哥哥是个脾气古怪的小说家，由于年到四十还默默无闻，所以一直都很贫穷。他总会嚷着时运不济，却一点也不帮着做家事，使得嫂嫂连男人粗重的工作都得做，真是非常可怜。

    有一天，我义愤填膺地说：“哥哥偶尔也该背着背包去买菜。外面的先生大多都会这样做的喔！”他马上生气地骂道：“混账！我又不是那样低贱的男人。我们一家就算是饿死，我也不会那样不知羞耻地出去买东西。那是我最后的骄傲！”

    我的父母亲都是东京人。由于父亲长年在东北的山形办事处工作，所以哥哥和我都在山形出生。父亲在山形过世时，母子三人再度回到东京。前些年母亲过世后，现在就变成哥哥、嫂嫂及我的三人家庭。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故乡，所以没办法像其他家庭那样，可以托乡下送来食物。一想到如果将那两片鱿鱼干拿给嫂嫂，她不知道会有多高兴，我就觉得自己很差劲。

    我叹着气，重新撑起伞，试着仰望阴暗的夜空，此时雪花就像百万只萤火虫般，狂乱地飞舞。好漂亮啊！道路两旁的树木都覆盖着雪，沉重地垂着枝头，树身仿佛在叹息般，偶有微微地抖动。这一切简直就像童话世界一样，我内心突然有一个奇想，想把这美丽的雪景带给嫂嫂。比起鱿鱼干，这说不定是更好的礼物。

    哥哥告诉我，人的眼睛可以储存风景。于是，我放弃鱿鱼干，在回家的路上，尽可能地眺望周围美丽的雪景。不只是在眼里，一直到胸口，都藏有纯白的美丽景色。回到家，马上对嫂嫂说：“嫂嫂，快看我的眼睛。我的眼底藏有最漂亮的景色喔！”

    “什么？怎么了？”嫂嫂笑着站在我的面前，把手放在我的肩上。

    “眼睛到底怎么了？”

    “哥哥曾告诉过我。在人的眼睛底下，会残留刚刚所看到的景象。”

    “他的话别放在心上，都是骗人的。”

    “不过，只有那事是真的喔！我只相信那个。快，快看我的眼睛。我看了很多很多美丽的雪景回来。快，快看我的眼睛，这样一定会生出有着雪般美丽肌肤的小宝宝喔！”

    “喂！”就在这时候，哥哥从隔壁房间出来，“与其看顺子那双无神的眼睛，看我的说不定还会有百倍的效果！”

    “为什么？为什么？”我突然很憎恶哥哥，好想揍他，“嫂嫂说过看哥哥的眼睛，胸口会不舒服。”

    “才没那回事。我的眼睛可是看了二十年美丽的雪景。我在山形一直住到二十岁。顺子还没懂事时就来到东京，根本就不知道山形美丽的雪景，才看了东京这样的小雪景就激动，真是无聊。我的眼睛可是看了百倍、千倍甚至连自己都觉得看腻了美丽雪景，说什么都会比顺子来得更上等。”

    我懊恼得想要哭泣。此时，嫂嫂救了我，她微笑着静静地说：“但是，你的眼睛里除了有几百倍、几千倍的美丽风景，同时也有几百倍、几千倍肮脏的东西啊！”

    “对啊！对啊！比起优点，缺点也很多呢！所以眼睛才会变得那么昏黄污浊，嘿嘿。”

    “胡说八道。”哥哥把脸一板，又钻回隔壁六榻榻米大小的房间去。

[注释]太宰治，日本作家（1909-1948），本文选自他二战时期创作的短篇集《女生徒》，有删节。

纸马爷

邵火焰

    纸马爷从十二岁开始学扎纸马，这一扎就是六十多年。

    纸马爷一生扎得最好的纸马，是他去世前半年扎的一座“都市花园”，看过的人都说，那简直就是黄州城都市花园小区的浓缩版，黄州城都市花园小区所有的设施，纸马爷的“都市花园”里都有，而且活灵活现。

    人们只看到了“都市花园”扎功的精湛，并不知道纸马爷为扎这座“都市花园”所付出的艰辛。纸马爷是在去了一趟黄州城都市花园小区后，才产生了要扎一座一模一样的“都市花园”的想法的。黄州城都市花园小区是黄州城最高档次的小区，小区里的别墅群，游乐场，假山凉亭，休闲广场，音乐喷泉……无不让纸马爷心动。纸马爷有自知之明，这一生是不可能住在这仙境般的地方的。纸马爷想，如果死后真有阴间存在，扎一套纸马岂不就梦想成真了。心动的纸马爷于是开始了“都市花园”的“兴建”工作。

    那段时间，村里人看到纸马爷隔不了几天就要去趟黄州城。纸马爷是去熟悉小区的方位，建筑结构，颜色布局等情况的，这样扎起来才得心应手。有人就笑他说：“纸马爷，你怎么老往城里跑，是不是城里有个老相好等你去约会啊？”

    这话还真触动了纸马爷的心思，唤起了他甜蜜的回忆。纸马爷还真有那么一个老相好，不过那不是在城里，是在邻近的一个村子里。纸马爷年轻时，和邻村的兰妹子好上了，他们瞒着大人偷偷地约会，纸马爷和兰妹子经常手牵着手在那片小竹林里相拥而坐，憧憬着未来美好的日子。可是后来纸马爷托媒人去兰妹子家提亲时，没想到兰妹子的父母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拒绝的理由很明确：他一个扎纸马的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兰妹子后来嫁给了一个煤矿工人，几年以后兰妹子的丈夫在一次矿难中遇难，兰妹子没再嫁人，一个人把儿子拉扯成人了。纸马爷也没有再找人成家，就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纸马爷经常暗中接济兰妹子。纸马爷扎“都市花园”时脑海里就不时会浮现出兰妹子的身影。

    纸马爷的“都市花园”历时五个月才竣工的。竣工那天，纸马爷偷偷去看了一趟兰妹子，回来后一个人在家自斟自饮，喝着喝着就喝多了，纸马爷喃喃地叫着兰妹子……

    随着上门欣赏“都市花园”的人的增多，“都市花园”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一传十十传百，很快黄州城以及周围的十里八乡的人们都知道纸马爷的这件精美绝伦的作品。于是就有看上了这件作品的人找上门来。

    最先上门的是乡长，乡长的父亲去世了。乡长的父亲去世前到纸马爷家看过“都市花园”，去世前留下的遗言是，要儿子无论如何烧一座这样的“都市花园”给他，不然死不瞑目。乡长派人来好说歹说，纸马爷就是不答应，后来乡长亲自带着村长上门，纸马爷的回答同样斩钉截铁：不卖。乡长问，你平时一件纸马卖多少钱？纸马爷说，五十到一百不等。乡长咬咬牙说，“都市花园”我给你一万，你卖不卖？纸马爷的回答还是两个字：不卖。

    “都市花园”连乡长都没买去，这更增添了“都市花园”的身价。几天以后，村里开来了一辆宝马轿车，据说是一个建筑老板来了，他的母亲去世了，他来买纸马爷的“都市花园”，老板看了一眼“都市花园”后，拿出一包钱扔在桌上说，这是10万，购买你的“都市花园”。围观的村民们吃惊地瞪圆了眼睛，他们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他们满以为纸马爷会兴奋地点头，可是纸马爷说，甭说10万，就是100万我也不卖。

    村里人都在摇头，说，这纸马爷老糊涂了，10万啊10万，在村里完全可以盖一座二层小洋搂……

    有人就问纸马爷，别人出这么高的价你不卖，你是不是想留给自己住啊？

    纸马爷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村里人背后都说他是一个老不开窍的傻瓜。

    纸马爷也不计较别人怎么嚼他，每天依旧扎他的纸马，除了“都市花园”不卖外，他的其他的纸马销路很好。

    人们都在拭目以待，想看看他的“都市花园”最终的结果。

    这天，有个小伙子上门来了，说他奶奶去世了，要买一套纸马，小伙子看上了一套冰箱彩电轿车齐全的纸马，可是纸马爷不卖，纸马爷作出的决定令小伙子目瞪口呆：你把这座“都市花园”拿去吧。小伙子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说，可我出不起那么高的价啊。纸马爷说，我一分钱也不要……

    这下轰动了村里，人们怎么也解不透这其中的缘故。然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送出“都市花园”的第二天，纸马爷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纸马爷竟然是无疾而终，死时面带微笑。

    纸马爷死前心里亮堂着呢：那小伙子的奶奶就是兰妹子，纸马爷在“都市花园”里的一座别墅里卧室的床上扎了两个小人，那就是他和他的兰妹子。

村声

老向

    没有声响，不足以表现寂静；没有寂静，也不足以显示声响。这种情理，在居住乡下的人们很容易悟出来。

    从太阳没有了说起吧：爱吵爱叫的孩子们，都像小麻雀似的各自回家去了。所有的街巷，一齐入了睡眠状态。完全黑夜自不待言，就是有月光的日子，那路旁的树影儿，也不会把孩子们喊出来再玩玩不是？偶尔，纯乎是偶尔，有个小贩在晚餐以后会来的喝一声“老豆腐开锅！”那声调又高又颤，好像一只带伤的秋雁，飞到东西，飞到南北，终于又飞回来；因为四周都让寂静给塞满了，没有它的去路。

    “雄鸡司晨”，仿佛是鸡祖宗留下的老例。然而定县的雄鸡，很有一些“祖宗不足法”的创造精神，它爱几时叫了就几时叫。它的鸣声很草率，大概它并不指望着震动天下，也不管那些“打夜作”的人们听了发生什么感想。它仿佛是对于这黑夜的寂静有些胆怯了，所以要试着叫一叫。

    俗谚说：“夜猫进宅，无事不来。”夜猫，俗名叫做秃枭。许多人家都把秃枭当作凶鸟，很厌恶它在深夜间大呼小叫的。本来夜里静得就有点死气，它的啸声仿佛使死气颤动起来，自然不免有些鬼气森森，无怪乎人们听了觉得有点毛骨悚然。我个人并不怎样讨嫌它；绕在我的住室前后的古树上，时常有一两只枭鸟夜鸣。在这无边寂静的秋夜，它的一声高啸，到底把寂静画了一个轮摩。

    在这并不“夜不闭户”的年头，夜间有比枭鸣更足以使人提心吊胆的声音，那便是群狗狂吠。自然，狗有时也会“咬空儿”，所谓为了要叫而叫的；但是据说大部分是“有所见而叫”，人们怎么能不惊心？在有许多村狗向着一个目标叫成了一片的时候，留心门户的人们，会爬到房上，相应的有一两声表示他有戒备的假咳漱。

    夜间的声音，不知道从哪一个时刻起便宣告结束。黎明，首先进村街的是一面“蓬蓬蓬”的破皮鼓。敲鼓，在北平是卖零碎木炭的唤头，在此间却成了卖豆腐的了。无论多么困倦的人，听了这破鼓晨声，若还赖在炕上，那便是村中加料的懒人，便会失掉许多街坊的同情。像我们这些按照钟点作息的人们，有时感到这面破鼓惊扰睡梦，心里很不高兴。可是既而一想，这只能怪自己起得太晚，怪不着别人。而且这面破鼓，不论冬夏，也不论风雨，比鸡叫还靠得住，天天准是黎明即到，默默之中有着报时钟的作用。

    晨鼓之外，这一个整天儿还有一种经常的声音，就是卖烧饼麻糖的那面小铜锣。乡下人们，要不是去瞧病人或是哄孩子，谁能那么不知物力艰难，随便拿起个烧饼来吃吃？好，这样儿，一时售不完，那卖烧饼的可有活儿干了。他好像一人吃着双工钱的更夫，由早到晚，由东铛铛到西，由南铛铛到北。最初我们觉得他简直是发疯，以为敲一两下，大家都听见就得了，何必

那么不怕麻烦连续着敲？后来明白这道理了：说他深怕锣声一住，这个村庄便真个静得死过去，也许靠不住；说他自己忍不住这寂静，八成没有错儿。

    在寻常的日子，村子里再没有别的声音了。遇上城里大集的日子，有个把卖鸭梨的小贩，剩下了货底，在归途上路过这个村庄，也许顺便摆在街上吆喝两声。这时，许多人们不论买与不买，总要跑出街门来，看看，但是十集八集，这类小贩也未必来一回。

    村妇骂街，也不失为冲破沉寂的声音，可惜是也不常有。

    另外，在白天，碰巧了有“钱买杂皮”或是“猫皮狗皮换鞭梢”的小贩到了，村里的狗们一定会总动员去欢迎他，远远的向他狂吠致敬，也还有相当的热闹。

    晚饭以后，我们时常翻阅“皇历”，挑拣“诸事皆宜”的好日子，猜想会有谁家“娶儿嫁女”，会有一班吹鼓手来大闹一阵。及至到了那一天，并无此事，心里仿佛失掉些什么似的。

    有时觉得下雨也好，下雨可以听到檐前的滴水浙沥；刮风也好，刮风可以听到屋后的白杨萧萧。恰巧在这“春秋多佳曰”的季节，又少风无雨。

深山古寺里的和尚，不肯蒲团静坐，养性修真，偏要去听听鸟叫，听听泉鸣；早晚还要轻叩木鱼，低诵经文；有了这一切还嫌不够，不时的还要笙管箫笛铙钹钟鼓的大吹大擂。以前我不懂这是什么出家人的道理，现在，我明白了。街上一个小孩子随便大嚷一声，不是都能把我叫出去么？

葛市长家的草莓

    “知道不？这次人代会上，老葛转正了！”方凯来电话，话里话外都透着开心，仿佛A市新提拔的市长不是葛亚楼，而是他方凯。

    “真的？那咱可得借机‘宰’他一回。”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在人脉为王的今天，有个有实权的官同学，后面的省略号就太多了。

    不过，我心里也有点儿酸酸的。作为大学里上下铺的兄弟，我们三个当年一个起跑线，只不过毕业时拼爹，我和方凯因此留城，葛亚楼被完璧归赵。当时听说他进了最基层的镇政府，干了最基层的秘书工作，没想到十年打拼，人家浮上来了，我们却依旧原地踏步。

    领导的电话，一个字，忙！多次占线，终于打进去时，葛亚楼语气中透着一份惊喜：“尖子？老K？有日子不见了。什么？请客？好说，好说！嗳，下什么饭店！家里去，你嫂子这两年厨艺见长，来尝尝她的糖醋鲤鱼。”

    葛亚楼还像当年一样，亲亲的。方凯大大咧咧地称他“老葛”，我则恭恭敬敬地称他“葛市长”。

    “什么长不长的，还是叫我‘楼子’吧！”葛亚楼重新翻出了那个打着时光烙印的雅号。我和方凯“哈哈哈”地笑起来。

    周末，我们去了一个很普通的小区，葛亚楼住在那里。我们把车停好，正要上楼时，一个人骑着一辆旧“飞鸽”叮儿当地过来。咦，那不是我们的大市长吗？他把车锁好，从车筐里掏出一瓶干红葡萄酒，冲着我笑：“尖子不喝白酒，我差点儿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他真是细心！我的心一暖，贴身衣兜里装的东西就有点儿硌得慌。那是一枚价格不菲的祖母绿戒指，准备放长线钓大鱼的诱饵。

    “老葛，这些琐事，还用你亲力亲为？还有啊，现成的‘红旗’不用，骑这辆破‘飞鸽’。知道的，你艰苦朴素惯了；不知道的，人家不说你作秀吗？”方凯竹筒倒豆子，还是当年那个直筒子脾气。

    葛亚楼挠挠头：“这事儿，我还真没想过那么多。这车子还是我妈留下的，一直不舍得扔，偶尔搬出来骑骑，活动活动筋骨，挺好的！”

    进了门，我环顾四周，这套两居室实在简朴至极。葛亚楼看出了我眼里的困惑：“嘿嘿，这房子是小了点儿，不过，住着温馨。市政家属院那边给配了一套，我没要。我和你嫂子舍不得周围这些老邻居，人是群居动物，日久生情啊！”

    市长夫人，是一个贤淑女人，从事幼教工作，在一所幼儿园，陪着那些花儿、朵儿一起成长。她把自己的拿手菜端上桌，笑着说：“今天一定要多喝几杯，老葛在我耳边没少念叨你弟兄两个。”

    家里的便宴跟饭店就是不一样。阻隔在我们之间的一些鸿沟顿时灰飞烟灭，我们好像又回到了那些青葱岁月，大声地笑着，大口地吃着，大杯地喝着。在这种情景下，我若掏出那枚祖母绿，岂不是太煞风景？

    酒足饭饱，我手插衣兜里，刚要行动，葛亚楼左扯一个，右拽一个，把我们拖到阳台上：“来，来，跟我来，看看我种的草莓！”

    那个不大的阳台上，摆满了黄泥花盆，里面的草莓郁郁葱葱，挂满了果实，红艳艳的。

    市长夫人手脚麻利地摘了一盘草莓，放在茶几上：“两位兄弟，快来吃，咱自家种的，绿色、环保、无污染。”

    “不养花草，种草莓！你这市长，雅兴不小！”方凯讥讽地拍着老葛的肩。

    “别小看这小小的草莓！是它一步步激励着我走到今天。”葛亚楼凝视着手中的一颗草莓，给我们讲了一段往事。

    “二十年前，一场瘟疫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母亲带着我和小妹搬到了小城。她租了一间破旧的阁楼，用拾荒的钱，供我们兄妹上学。邻居的孩子吃草莓，不懂事的妹妹也吵着要。那时的草莓要20块钱一斤，对于一个贫寒的家庭来说，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即。妹妹大哭了一场，睡着了，母亲也下了楼。母亲再回来时，一头长长的秀发不见了，头发短得如同男人的板寸。她的手里多了两个花盆，两颗草莓苗。她说：‘记着，自己种的草莓最香甜。’那年初夏，那两株草莓开花、结果，我和妹妹吃到了这世上最好吃的水果，同时也将母亲的话铭记在心。”葛亚楼说。

    面对一个喜欢吃自己种的草莓的人，我知道，那枚祖母绿掏出来也是白掏。告别时，葛亚楼握着我和方凯的手说：“谢谢你们把我当兄弟！”他永远不会知道，那天，他眼神里的那份真诚，是怎样让两个老同学落荒而逃的。

    几年后，班里搞了一次同学聚会。说起副省长葛亚楼，很多同学跟我们一样，吃过葛家的糖醋鲤鱼，尝过葛家的阳台草莓，还听过那段与草莓有关的往事。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马小菊天空的天

    马小菊从家里出来时，天还好好的，走到半路就下起了雨。马小菊没带雨具，豆大的雨点打在身上又冷又疼。她看看离药店不远了，就跑了起来，跑到药店，衣服湿了个透。这个夏天的雨格外多，像失恋女人的眼泪，落得很频繁。

    “咋这天来了？”药店老板招呼马小菊。“婆婆疼得紧。”马小菊一边用她本就湿了的袖子擦拭脸上的雨水，一边回避着药店老板的眼睛。马小菊的婆婆有风湿病，一到雨天就疼得厉害。

    “向午真不是个东西，把家里的事都甩给你一个人，自个儿倒乐呵去了。”药店老板说。向午是马小菊的男人，当包工头挣了钱后就很少回家了，别人说他有了外遇。

    马小菊没理药店老板的茬，边说拿一盒膏药再拿一盒止疼片，边从湿湿的裤兜里往外掏钱。药店老板把找回的钱递给马小菊的时候说：“昨天二凯去省城进货看见向午了，他和一个女的在街上走着。”说完两眼盯着马小菊看，以为她会大骂向午一顿，可是马小菊似乎没什么反应，她先接过钱，然后像听别人家男人的事一样“哦”了一声。马小菊说：“要是二凯再看见向午，就跟他说他娘病了，想他。”

    马小菊说完拿上装在塑料袋里的药就往外走。雨还在下着，马小菊不紧不慢地走在雨里，密密的雨点实实地打在她身上。刚才要不是药店老板提起向午，她还想在药店避避雨的，可是药店老板提起了向午，她就不能再呆下去了。

    向午是马小菊的一块心病。刚听说向午有外心的那会，马小菊的心都碎了。她整天哭整天骂，四处向人打听向午的行踪。她还去省城找了一趟，但偌大一座省城，要找一个人谈何容易，就像绣花针落门前草坡地了。马小菊找了三天三夜，没找到，就回来了。

    马小菊回到家才知道，她不在家这几天，婆婆摔断了腿。马小菊好懊悔，如果不是自己离开家去找向午，婆婆就不会摔伤。马小菊抱着婆婆的伤腿，眼泪流得像筛子眼里落下的米。一些人笑话马小菊，说她管不住自己的男人，马小菊不去理。她觉得眼下没有比照顾婆婆更重要的事了，真的没有了。

    马小菊揣着药走到家时雨停了，她心想：这雨，好像就是给我下的。

    马小菊进了屋唤了几声娘，没人回应。马小菊以为婆婆睡着了，就去自己的房间换衣服。等她换完衣服来到婆婆房间一看，婆婆昏倒在地上，口里吐着白沫，手里却紧紧地攥着一张向午的照片。马小菊明白了，婆婆是为了找放在抽屉里的向午的照片才摔倒的。马小菊赶忙把婆婆送到了医院。医生说是脑溢血，要马小菊去交住院押金。马小菊的钱不够，就去银行取钱。

    在去银行的路上，马小菊碰见了旺子媳妇。旺子媳妇追着撵着跟马小菊说：“我在省城看到远处一个男人，好像是向午呢。”马小菊说：“你再看见向午，跟他说他娘病了，病得很重，让他赶快回来。”旺子媳妇还想跟马小菊说些什么，马小菊却匆匆走了。

    经过一夜的抢救，婆婆仍然昏迷不醒，医生说能否醒过来不好说。

    马小菊说：“怎么就不好说了呢？”她想起别人曾给过她一个治疑难杂症的偏方，婆婆用了这个偏方也许会好起来。她就回到家找到那个偏方，按方子里写的，找了几味药，最后就差一味冬瓜皮。马小菊知道前院吴二婶家种了冬瓜，就去吴二婶家要冬瓜皮。

    马小菊到吴二婶家还没开口说话，吴二婶就先和她说起了向午的事。吴二婶说：“小菊，我去省城儿子家，看见向午和一个女人在逛街。”马小菊说：“吴二婶，你再见到向午，跟他说他娘病得很重，快不行了，让他赶快回来。”

    婆婆喝了马小菊熬的药，仍旧没有好，最后还是去了。

    婆婆入土那天，又下了雨，很大的雨，雨声把马小菊的哭声给淹没了。

    雨季快要过去的时候，向午回来了。向午一身落魄地回来了，他被人骗了个精光后回来了。

    “你还回来干啥？你娘不在了，你还回来干啥呢？”马小菊说着，眼泪像雨滴一样落了下来。可这时窗外的雨却停了，天空响晴响晴的。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小狗包弟（节选）

巴金

    一个多月前，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和狗的事情。据说艺术家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他给人揪回来，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

    我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

    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