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的温暖

冯有才

    ①卡尔是一名政治犯，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时候，正值十二月，天寒地冻。而后，卡尔被分配到了林场，成为一名伐木工人。监工托可可夫斯基很严厉，工人们都非常恨他。如果完成不了定额任务，工人们不但没有面包吃，甚至还会被抽得遍体鳞伤。当然，倘若超出了任务，就会得到半瓶伏特加作为奖赏，超出部分的木材，托可可夫斯基将他们囤积在一个仓库，并不急着马上运回莫斯科。

    ②第二年二月的一天，一名伐木工人生病了，整个班组没有完成定额任务，托可可夫斯基让整个班组的人饿了一整天，而那名生病的伐木工人，被托可可夫斯基喊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大家都猜测：那名可怜的正在生病的工人，一定是被可恶的监工托可可夫斯基遗弃了或者处决了。

    ③然而，不幸的事仍不断发生。还有一次，卡尔把木材抬上火车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下来，木材从车厢里滚落，砸到了一名沙皇士兵。托可可夫斯基顿时火了，他拿起了皮鞭，使劲地抽打着卡尔，还随手拿了一根木棒，朝卡尔的腿上砸去。卡尔能清楚地听到骨头碎裂的声音。随后，几名工友把受伤昏迷的卡尔抬回了小木屋。没有医生，又加上天气恶劣，卡尔的腿恢复得很慢，三个月后才能下地走路。他每走一步，都会对托可可夫斯基的仇恨加深一分。

    ④战争即将结束的消息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大家都在心底高兴着，希望早点结束这样的日子。托可可夫斯基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对大家的态度也开始收敛起来。但是，大家对他的仇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⑤一天早上，卡尔被一阵哭声惊醒，那是从托可可夫斯基暖和的小屋传来的。卡尔赶忙跑过去，只见满头是血的托可可夫斯基躺在床上，看样子是受了很重的伤。托可可夫斯基努力睁开眼，看见卡尔后，从枕头底下摸出了一个日记本放到卡尔的手上，对卡尔说，对卡尔说，你是这里唯一的政治犯，知识最深，你会懂得的。你会懂得的。卡尔接过日记本，托可可夫斯基便闭上了眼睛。卡尔迅速把日记本放进了衣服里，闻声而来的工友也走进了木屋。托可可夫斯基的妻子哭诉：凌晨，托可可夫斯基出门小便。天快亮的时候，她发现丈夫还没有回来，于是马上去找，结果刚出门，就看见了躺在门口的血迹斑斑的丈夫。她知道，丈夫是因为仇恨被人打伤的，凶手一定是这一千多名工人中的某一个。

    ⑥卡尔和工友们埋葬了托可可夫斯基，卡尔和工友们埋葬了托可可夫斯基，下一步怎么做，大家都很茫然，虽然传说战争要结束了，可是并没有明确的消息，他们将何去何从？小心地翻开日记本，卡尔的心一阵阵刺痛。如果不是托可可夫斯基，那名生病的伐木工人一定会死了，因为是托可可夫斯基知道他患了肺炎后，让装运木材的火车把他送到了城里医治。

    ⑦如果不是托可可夫斯基，卡尔的性命一定没了。因为托可可夫斯基在那一刻，看见了好几名子弹已经推上枪膛准备枪杀卡尔的士兵。

    ⑧如果不是托可可夫斯基，这一千多名伐木工人的性命一定没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冬宫在几天前就下了命令要处决他们。一股小部队已经在开来的途中。

    ⑨如果托可可夫斯基不死，这里就不会混乱，工人们也就没有办法趁乱逃走。

    ⑩除了卡尔，没有人知道托可可夫斯基是自杀的。卡尔把战争结束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工人们一阵沸腾，欢呼雀跃，瞬间便冲破了伐木场看守士兵的警戒，跑进了丛林深处。

    ⑪卡尔并没有跑，而是走进了托可可夫斯基的小屋。他知道，从他得到日记本的那一刻起，他就应该为这对可怜的母子承担起责任。

    ⑫由于没有了工人，到来的士兵们也就没有采取措施，都纷纷离开了。几天前还是拥有一千多人的伐木场，变得十分空旷和冷清。后来，陆陆续续地又回来了几十个工人，卡尔把托可可夫斯基的日记本给他们传阅。他们都选择了留下，在林场新建了许多小屋，建筑小屋所用的木材，都是托可可夫斯基提前囤积的。这一切，似乎都在托可可夫斯基的预料之中。

    ⑬冬天的西伯利亚，仍有一个温暖的小村落，村子的名字叫做托可可夫斯基村。村民们是那些伐木工人的后代，村子中还有一本族谱——那是托可可夫斯基的日记本。

    ⑭日记本的扉页，是卡尔临终前一年写的一句话：只要有爱，再冷的地方，也会有温暖的时刻！  (摘自《微型小说选刊》)

苏小童的夏天

姚讲

    半个月前，苏小童经历了残酷的中考。按照父亲的规划：如果考上高中，就继续读书；考不上，就随自己一起去城里挑担子，子承父业，卖鸡蛋。

    很不幸，苏小童连分数最低的三中也没考上。第二天，他就去城里找父亲。

    门没锁，父亲也不在家。苏小童放下行李，喝了口冷茶，就向着麻将馆走去。麻将馆里烟雾弥漫，苏小童还是一眼就看到了黑着脸的父亲。父亲也看到他了，连忙向他招手：儿子，过来给老子抓两把，改改手气。他很不喜欢打麻将的父亲，因为这事母亲和父亲多次吵架，最终母亲负气离家出走了。

    以前的暑假，他也来城里找过父亲，随父亲一起去市场，甚至在远途跋涉的清晨，接过父亲的担子挑着走一段。但这次不一样，父亲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副小一些的担子，还分配给他一个单独的市场。

    四点起床，四点二十准时出发，这样就算在路上稍微歇息，也能赶在六点半天亮之前到达目的地。这是肥皂厂外的小菜市，市场从天亮开始热闹起来，一直延续到八点左右，这里人买好了菜，收拾好就上班去了。

    小菜市就苏小童一个人卖鸡蛋，在讨价还价的喧嚣声中，苏小童很熟练地数鸡蛋、数钱、找零。他学着父亲的样子，把钱装进母亲缝的贴身小布袋里，再牢牢地系在腰带上。市场上的人渐渐稀少，不忙了，苏小童就点三两小面加个酱肉包子。把肚子填饱了，再买上中午晚上要吃的菜，挑着担子往回走。夏天的鸡蛋像阳光下的冰淇淋一样脆弱，一不小心就会坏掉。刚开始变坏的鸡蛋，表面看不出来任何变化，却难逃父亲的眼睛。周末，父亲会让苏小童和自己去同一个市场，将这些刚坏掉的鸡蛋用单独的小篮子装上，让苏小童提去卖，而且告诉大家，这是自己家养的鸡下的蛋，卖鸡蛋是为了凑学费。

    独自卖了好几天的鸡蛋，苏小童发现了父亲的秘密。但他没打算忤逆父亲，还是照着父亲的吩咐，去了几百米远的小巷道，摆上装有鸡蛋的篮子，守着卖。偶尔有个人过来问，苏小童就告诉他，鸡蛋是坏的，让对方不要买。问的人就一脸复杂的表情，走了。

    过了不知道多久，下雨了。苏小童孤零零地站在雨中，父亲喊他收拾好篮子去躲雨，别把自己淋坏了，看病要花钱。他假装听不到父亲的话，直愣愣地站在那里，默默流泪。

    这件事在苏小童的内心深处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以前对父亲只是不喜欢，此刻却变成了怨恨。母亲不高兴父亲打麻将，所以离家出走了。想到这里，苏小童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淡然的笑意——他开始筹划如何逃离，他用了足足一夜的时间来考虑自己如何才能周全地逃离父亲的魔掌。最后决定，用暑假的时间挣钱凑够念高中的建设费，回到校园，绝不要子承父业!

    第二天，苏小童照例挑着担子去肥皂厂外的小菜市卖鸡蛋，然后在市场安静下来的时候，找到便宜的农家菜，装进自己卖空的鸡蛋担子里，准备着下午用背篓背到大市场去卖晚市。这些菜卖相不好，但是价格便宜，加上是农家菜，所以还算抢手。

    上午从市场回来，苏小童就着买回的菜随便挑出一点儿做午饭。吃完饭，父亲午休了。苏小童问邻居大叔要了个陈旧但功能尚全的冰糕箱，背着冰糕箱就出去卖冰糕了。第一声叫卖是很难喊出口的，但是只要第一声喊出来了，后面再喊就不害羞了。

    日子一晃就是八月底了。苏小童向父亲摊牌，说自己不想和他一起做生意，想回学校继续念书。父亲一脸的不屑，就你那点儿分数，还想念书?三中的分数线都没到。

    苏小童默默不语，在那里数钱。很久，他才将那一堆散钱的总金额算出来：四千六百二十八块三毛。

    这是我这个暑假自己挣到的钱，我打听过了，没到分数线念三中要交两千的“建设费”，学费是六百八。

    看着晒黑成煤炭的儿子，父亲润湿着眼睛良久不知道说啥好，他打算歇业两天，专门护送儿子回老家。

（选自2016年111期《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战争

【美】迈尔尼

    1941年9月，我在伦敦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我的军旅生涯就此黯然结束。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这场战争也很失望。

    一天深夜，我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接线生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线上，她当时也正准备跟别人通话。

    “我是格罗斯文诺8829，”我听见她对接线生说，“我要的是汉姆普斯特的号码，你接错了，那个倒霉蛋并不想跟我通话。”

    “哦，我想是。”我忙插嘴。

    她的声音柔和，也很清晰，我立刻喜欢上了它。我们相互致歉后，挂上了话筒。可是两分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要通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你干吗三更半夜找人说话呢？”她问。

    我跟她说了原因，然后反问：“那么你呢？”

    她说她老母亲睡不好觉，她常常深夜打电话与她聊聊天，之后我们又谈了谈彼此正在读的几本书，还有这场战争。

    最后我说：“我有好多年没这样畅快地跟人说话了。”

    “是吗？好了，就到这里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她说。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老在想昨晚的对话情形，想她的机智、大方、热情和幽默感。当然还有那悦耳的口音，那么富有魅力，像乐曲一样老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到了晚上，我简直什么也看不进。午夜时，格罗斯文诺8829老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实在难以忍受，颤抖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线彼端的声刚响，就马上被人接起来。

    “哈罗？”

    “是我，”我说，“真对不起，打忧你了，我们继续镇昨晚的话题，行吗？”

    没说行还是不行，她立即谈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相互开起玩笑，好像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谈了45分钟。午夜时光和相互的不认识，打破了两人初交时的拘谨。我提议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这会把事情全弄糟，不过她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一再许诺为地保留，直到战争结束。于是她说了一些她的情况，17岁时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以后一直分居。她今年36岁，唯一的儿子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年仅18岁。他是她的一切。她常常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她形容他像朝霞一样美，就跟她自己一样，于是她给我留下了一幅美丽的肖像，我说她一定很美，她笑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越来越相互依赖，什么都谈。我们在大部分话题上看法相似，包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开始读同样的书，以增加谈话的情趣。每天夜晚，不管多晚，我们都要通一次话。如果哪天我因事出城，没能通话，她就会埋怨说她那天晚上寂寞得辗转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渴望见到她。我有时吓唬她说我要找辆出租车立刻奔到她跟前。可是她不允许，她说如果我们相见后发现此并不相爱，她会死掉的。整整12个月，我是在期待中度过的，我们的爱情虽然近在咫尺，却绕过了狂暴的感情波澜，正平稳地驶向永恒的彼岸。通话的魅力胜过了秋波和拥抱。

    一天晚上，我刚从乡间赶回伦敦，就连忙拿起话茼拔她的号码。一阵嘶哑的尖叫声代替了往日那清脆悦耳的银铃声，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意味着那条电话线出了故障或者被拆除了，第二天仍旧是嘶哑的尖叫。我找到接线生，请求他们帮我查查格罗斯文诺8829的地址，起先他们不理睬我，因为我说不出她的名字。后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接线小姐答应帮我查查。

    “然可以，”她说，“你好像很焦急。是吗？嗯，这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里挨了炸弹，号码主人叫……”

    “谢谢，”我说，“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我放下了话筒。

（沈东子译，有删改）

岁月里的空心菜

罗张琴

    正午，与一老妇人错身而过。老妇人怯怯放下肩上那副担子，取下脖颈间那条已然被汗水浸透的毛巾，擦了擦脸叫住我：“女俚，买把空心菜？”她拧开土箕里的矿泉水瓶子，却并没有将水倒进干渴的嘴里。她用手掌托着水，均匀仔细地洒在一把把整齐码好的空心菜上，咂摸了一下嘴：“看，很新鲜。”细细的茎，嫩嫩的叶，是长在菜园里水灵蔬菜的模样。关于故乡南山岭的记忆瞬间在我的眼前呈现。

    南山岭不是岭，它是我们村的一处菜园子。菜地边，散落古树若干，一如保家卫国的士兵。大人荷锄劳作，孩子穿梭嬉戏于迷宫般的阡陌。傍晚，远山如黛，我与姑婆坐在院中那长满绿意的葡萄架下，撕南瓜藤，摘肥胖甜嫩的花生。那种用柴火、铁锅、茶油翻炒出来，盛在粗瓷碗里的空心菜我竟是许久没吃到了。

    母亲也种过空心菜，她做的空心菜极好吃，父亲却不买账。母亲直到最近才明白，父亲恼的不是她本来炒得极好的空心菜，而是与空心菜有关的岁月。

    父亲六岁不到，他母亲就病逝了；爷爷常年在外唱戏，亲情寡淡。是父亲的姑姑即我的姑婆收留了他。他跟着守寡的姑婆艰难漂泊，靠姑婆沿街卖煎饼果子和出售手工刺绣物品维持生计。

    生活的苦不算苦，最使姑婆和父亲屈辱的是，总有些牙尖嘴利的乡野妇人，一口一声“空心菜”“小空心菜”地叫唤他们。唤人空心的缘由，大概是指姑婆无子无根、无家无业，父亲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吧。姑婆从此对空心菜敏感，也不让父亲吃。

    姑婆有回听戏，唱的是《封神演义》。被挖心的比干当时并没有死，却在听到卖无心菜的老婆婆说“菜无心可活，人无心即死”后倒地身亡。姑婆觉得这无心菜就是空心菜。空心菜的确是无根可活的，一截被掐断的苗栽进土里，不几天，便风姿绰约。几千年了，它一直空着心，从田垄上走过，向着岁月的方向，昂起头。姑婆突然觉得空心菜一样的人，也可以努力活得更好。

    一个男人晓得姑婆所有的好，娶她进门。姑婆说服姑公，带着父亲回白沙老家。姑婆说，白沙有千年的祖宗，不变的血脉，回去，才有根。大队给父亲分了田，姑婆也有了属于她的南山岭。她在菜园里种了许多菜，当中居然就有空心菜。之后，父亲在宗族祠堂里拜堂成亲，给孩子上谱……一个家慢慢枝繁叶茂起来。

    20世纪80年代，父母住在厂里职工宿舍，母亲在厂子仓库后头辟了一方菜园。繁殖快的空心菜顺理成章成了母亲菜园的主角。父亲本是反对的，但也无法辩驳，空心菜一吃就是好几个夏天。暑假的一早一晚，我和弟弟们跟着母亲去菜园掐空心菜。父母上班后，我一个人拎着小桶子，举着小脸盆，在水龙头下，一遍遍将空心菜清洗干净。沾着水的空心菜躺在白色搪瓷盆里，那模样儿好看极了。那个时候，父亲是平静欢喜的。他时常对着母亲一脸温润地笑，总忍不住腾出一只手来，摸摸我们的小脑袋瓜子。

    一场车祸将父亲对空心菜的隐忍暴露无遗。也是夏天，在县上买了房的父亲心情好，摩托车开得快了些，出了车祸。好在父亲戴了头盔，命大。医生准许父亲不再吃流食的那天，母亲特意熬了半只猪脚。母亲说，那一天，父亲的吃相将她吓坏了，转眼间一锅子猪脚见了底。一连几天，父亲拒绝母亲带来的空心菜，只将所有大荤狼吞虎咽剿灭一空。母亲惴惴不安，其实她忽略了重要的一点，父亲好久没吃过这么隆重、纯粹的荤了。病中的父亲，理直气壮地狠狠解了一次馋。

    海角天涯，心安即吾乡。这个曾被人唤作“小空心菜”的男人，大难不死，还置下了属于自己的家业。家业，是父亲的南山岭。

    每个人的内心都渴望贴近属于自己的天地，我心有戚戚，恨不得把老妇人这两土箕菜全部买走。我从老妇人的土箕里买了两把空心菜，老妇人谢过我，挑着菜转身向前走。我盯着她的背影出神。

    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南山岭。

（选自2018年4月6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北京，南京

侯发山

    老歪这两天特兴奋，以至于晚上都睡不着，烙油馍似的在床上翻来覆去。

    是啊，这事换到谁身上都淡定不了。两个孩子都在电话里说，说他一辈子没出过门，趁着现在还能走动，让他到城里逛一逛，想住了就住下来。老歪到过最远的地方是镇上，赶集时去一趟，县城都没有去过。两个孩子像是商量好似的，说这几天就把车票给快递过来，让他做好准备。

    村里人说，老歪该享清福了。可不是吗，老歪的一双儿女都成家立业了，都出息了，他还不该享福吗？

    老伴走的时候，两个孩子还小，儿子六岁，女儿三岁。当时，亲戚朋友都劝老歪再找一个，说孩子没妈不行。老歪那时还是小歪，挺倔的，说啥也不找。他说，有了后妈，不一定是孩子的福气。就这样，他既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泪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供他们上大学。两个孩子也算争气，学业完成后都留在了城里。唯一遗憾的是，两个孩子不在一个地方，儿子在北京，女儿在南京。

    两个孩子还算孝顺，没少给他打钱，没少给他寄东西，电话里也没少说话。他们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也曾邀请老歪到城里去，尽管老歪也特想去，却一直没有成行，他怕给孩子们增加负担，现在不一样了，都有房子了，都成家了，该去看看他们。这次邀请他进城，也就是在前几天的电话里说的。

    就这样，老歪睡不着了。

    北京？还是南京？这几天，村里人见了老歪，都会这样问他。

    老歪呢，咧着嘴嘿嘿直乐。说实话，他也没决定好到底是上北京还是下南京。这两个孩子也真是的，说寄车票都寄车票，说不寄都不寄。

    儿子在北京上班，儿子是去年结的婚，媳妇是日本闺女。他们举行的是集体婚礼，单位操办的。就没有去。老歪没见过媳妇的面，不能说没见过——儿子给老歪买了个智能手机，在手机里见过，还给他拜过年呢，叽里咕噜的，像是鸟语。老歪想等到孙子出生后再过去，儿子似乎知道老歪的心思，在上次的电话里却轻松地说，他们不打算要孩子了！这还了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得去好好数落数落儿子。

    这边牵挂着儿子，那边女儿也连着心。女儿在南京上的大学，女婿是她大学期间就认识的。今年五一结的婚，女婿是南京一家企业的老板。哼，老板有啥了不起，收破烂的也叫老板，女儿是旅游结的婚。老歪见过相片，女婿是个秃顶，似乎比老歪小不了多少，女儿说他是二婚。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女儿一直没把女婿领回来过。女儿说，这个老板带来两个孩子，她自己不打算再要了。啧啧，女儿真傻，没有一个亲生的会中？都说闺女是爹娘的小棉袄，儿子指靠不了，还得依靠女儿呢。女儿过不好，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

    到底是去北京还是南京？去北京，女儿不高兴，去南京，儿子不高兴。有了，谁的票到的早去谁那里！主意一定，老歪才想起收拾自己，去镇里洗了澡，破天荒请人搓了搓背，理了理发，刮了刮脸，还拿出新衣服让邻居家的媳妇给熨烫了一下。

    过了一天，老歪收到了一个快递员送来的两个快递——两张卧铺车票，一张去南京的，一张去北京的，车票上的车次居然是同一天时间！

    快递员的到来早已把左邻右舍吸引过来了，他们相互传递着火车票，眼里写满了羡慕，还一边取笑老歪：你不会分身术，看你这次去哪里！

    当天晚上，老歪捧着妻子的相片喃喃自语：我实指望到时带上你去城里逛一逛，现在不可能了。我决定了，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你。说罢，老歪那沟壑纵横的脸上淌满了泪水。

    去南京的车票是儿子寄来的。去北京的车票是女儿寄来的。

桃花铺

喻永军

洋浜是莲城的一个湖，在城西。

大洋浜的水顺着山与山之间的谷地，延伸进山中去了，延伸了多远？没有人知道。老侯也不知道，但老侯听专家说过，大洋浜的水容量相当于六个西湖。老侯很惊讶，六个西湖呀！老侯年轻时到西湖去过一次，觉着西湖的水无边无沿，他心里更看重大洋浜了。

老侯每年都要进山几次——六叔住在山里。六叔种地，老侯常常托人从城里给六叔带去一些种子、化肥，附带一些水果，有时买几斤肉。老侯进山得从水上走。二十年前，渡口泊的是木船。摆渡人锅代六十多岁，嘱咐一声“坐稳当”，船便开了。船桨“吱呀——吱呀”，船慢慢划向山中。

上午，船向西行，太阳就从背后升起。眼前一片金光灿灿，锅代脸上很快挂上了汗珠子。四十分钟后，船停靠在一处水边石沿儿旁。六叔下来接东西，他瘸着一条腿，走不快。他喊锅代到岸上喝茶。锅代已掉转船头，向东顺水而行；

这地方叫桃岔、桃沟。春天，满山山桃花静静地开，静静地落，因此，不知啥时这里又被叫成了桃花铺。六叔住在桃花铺，是属于不想搬迁的那类。六叔说，后山是林子，脚下是湖水，饿不死。为这，老侯劝过六叔。末了，老侯坐在六叔对面，紧锁着眉毛，铁青着脸，不吭声。两人都把话说尽了。为此，老侯生气，很长时间没去看六叔，后来忍不住了，把话说给锅代，锅代就载着他来到桃花铺。

再后来，桃花上初中时，六叔让老侯在城里给娃安顿住处，捎话让老侯来一趟。桃花是六叔的小女儿。船在水上行着，锅代把啥话都说了：“六叔买了个‘铁壳子’，学会了撑船。需要种庄稼了就撑着它出门，收了庄稼也要撑着它回家。”老侯想，六叔的路就在水上。那年湖里涨水，六叔翻了船，一船的麦捆子浮在水上，他也差点儿搭上性命。

六叔年轻时是桃岔的人尖子，会唱戏，扮啥像啥。他能唱秦腔、眉户、碗碗腔，本地花鼓唱得更是出色。每到过年，桃岔的戏班子就是方圆几十里的明星班子。看戏看桃岔的戏，观众人山人海，六叔风光无限。几个俊丫头为争六叔，都闹出了笑话。村主任的女儿把六叔的唱腔灌制了一张光碟，每天在村里的大喇叭上放。另一个女子哭哭啼啼，她妈便告村主任，说喇叭音量太高，正对着她家牛圈，母牛被吵得小产了。六叔住在桃岔最高处的山上，离天近，一身正气。

桃岔的变化是从大坝修建那年开始的。拦河建坝，水要淹了桃岔。水位线一定，桃岔人心里慌慌地唱了最后一年大戏。该搬走的都按政策搬走了，能搬动的东西都人拉马驮地带走了——碾磁子、磨扇子、猪牛羊狗……最刺眼的是一些老人的棺木，漆了黑漆，画着龙凤，顶头雕着睡莲，一队一队地出了桃岔。冷清下来的桃岔，只剩了六叔和高处住着的几户人家。年夜，众人围定，六叔自拉自唱，唱了《刘海砍樵》，又唱《智斗》。

大坝修了四年，老侯是指挥部的采购员。当时的紧缺物资是水泥和钢材，老侯一人跑着采购了多少东西？后来老侯在心里默默算了十下，大致有一百个车皮。采购的东西要从秦岭古道用车拉回来，那才难住了老侯。那时是砂石路，进山谷后车重路险，老侯就学着画图——啥地方坡陡、路窄、弯急，老侯得用图纸给人说清。半年下来，老侯眼眶深陷，人成了一把干骨头，双膝半月板磨损厉害，脚也成了一双病足，走路疼，歇着也疼。他时常忙得顾不上吃饭。有一次在大兴旅馆谈物资合同，事毕，已是晚上九点，国营食堂的小碗面，他一气吃了十四碗，吃饭的人都放了筷子看稀奇。

六叔就是这个时候来给老侯做帮手的。六叔带着个装卸工队，随时待命。那天夜里，老侯总算睡了个安稳觉。六叔看了老侯的图纸，骑着自行车从省城翻越秦岭，将图纸上的路况标记一处一处核对了一遍，才说自己心里有了底。那时候，老侯是国家公职人员，按月领工资，年终领奖状。六叔是按工计酬。尽管如此，六叔仍很知足。歇下来的时候，他一个人沿着护城河闲逛，唱秦腔，唱花鼓戏，滋润得眉开眼笑。六叔给老侯说，他现在成半个省城人了。

老侯就看着六叔笑。

六叔出事的那天是公历新年，天气预报说是阴天，但六叔押着车进了秦岭峪就起了西北风，飘起雪花。车在路上缓缓行驶了一个多小时，路上的雪已经积了厚厚一层。司机是个老手，阴沉着脸跟六叔说：“你怕不怕？”六叔说：“这话要问你！”司机就看着六叔笑了。两人摸出烟，点燃，深吸了一口。

六叔的这辆重车，是被迎面的一辆大吊车顶翻的，吊车跑下坡路，路滑，没刹住车。

六叔就此瘸了一条腿。

大洋浜大坝是老侯的骄傲。几十年了，老侯坐在大坝上的时候，心里踏实得就像自己成了大坝。巨大的坝体枕着两边的山头，坝身结出黑锈，风带来的草籽落地生根——鸡爪草血色的茎干水灵灵的。老侯弯着腰拔草，顺台阶一直拔到山根。

拔着草，老侯想起六叔，想六叔这会儿正干啥呢。隔着一湖水，却不知道。想起六叔说的“半个省城人”的话，他心里难受。

他记得那年秋天，桃花考上大学的时候，他在六叔家吃饭。清炒河虾、一盆豆腐鲇鱼，都是水边的东西。吃饭时，六叔说：“野猪已来村中搭窝了，撵都撵不走。”吃罢饭，六叔拾掇虾笼。二百多个虾笼摆了满满一屋子。虾笼呈腰鼓形状，以桃花铺的荆条子编成，一根一根的木条子颜色乌黑，细细的，硬如铁。

这些都是六叔的手艺。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