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火”了？

    “科幻小说火了。”但是，“火了”到底是真实的繁荣，还是某种虚假的幻象？要清晰地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同时在两个向度上进行比较。

    首先是横向比较，让我们看看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之所以选美国，是因为它的科幻产业最为发达）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差距。美国科幻有数量庞大的作家群体。最近40多年来，仅获得美国科幻协会颁发的星云奖的作家就有400多位，其中包括罗伯特·海因莱因、雷·布拉德伯里、艾萨克·阿西莫夫等数十位享誉世界的大家。同时，作为重要的创意产业之一，美国科幻的利润中心，也已经完成了从杂志向畅销书再向影视游戏的转移。而我们的科幻产业却仍处于从杂志向畅销书过渡的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作家数量有限，经常发表作品的科幻作者不足百人，且基本都是业余写作。大学里虽然有不少科幻作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会因工作与生活压力在毕业后放弃科幻写作。二是作家发表作品的平台主要集中在杂志上，长篇科幻单行本的年出版量不足百种，畅销书寥寥无几。影视、动漫、游戏、主题公园虽然都有所尝试，但作为产业链仍显得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及内部整合的动力。目前正在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也许能推动科幻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自主整合。

    从纵向来看，虽然中国科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晚清，但其历程却坎坷曲折，历史上也只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形成了短暂的高潮（仅持续了五六年的时间，很多人将那几年称为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然而，1983年以后科幻却突然跌入谷底，成为不受人爱的“灰姑娘”，这一局面直到1997年才借由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以及《科幻世界》这本杂志本身对科幻阵地的坚守而改变。那次大会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科幻“胡思乱想”、“伪科学”的负面社会形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幻有助于想象力的培养，而想象力是创造力的源泉；《科幻世界》多年对作者队伍的扶持与培养也在1997年之后显现成效。

    将今天的科幻小说与1980年代初科幻“黄金时代”的作品相比较，作品风貌上的变化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今天的科幻小说，文学性已有很大提升。刘慈欣、韩松等人的作品早已不复1980年代科幻小说的单纯，往往结构宏大，内容庞杂，包含多重意象和犀利的思想。也正因如此，他们的作品才能从传统科幻的领地突入更广阔的空间。这种突破不仅提升了科幻自身的影响力，也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抹难得的现代性的亮色。在科幻小说的想象力和思想性方面，今天的作品也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奇崛面貌。最近出版的王晋康的“新人类”系列，即展现了“人”这一物种在未来科技作用下可能发生的种种异化，以及我们面对这些高科技催生出的“超人”所产生的困惑与彷徨。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更是将人类文明的进程推演到宇宙的末日，其间所产生的恍若神迹般的未来科技，让人目眩神迷。中国科幻开始拥有“超然视角”，而由此产生的带有浓郁东方哲学意味的未来问题的解决方案，则为中国科幻找到了现实与情感的根基。

国学刍议

陆振岳

    对儒学在我国学术文化中的位置，要作恰当的估计。可以肯定，儒学不等于“国学”。我国的远古文化，就不能归于儒学。有人说，国学以儒学为中心，这也不能令人信从。在先秦诸子里，家数很多，即使是在司马谈所论的六家、《汉书·艺文志》记述的十家中，儒家只是其中之一。儒学尽管在先秦成为显学，却不是至高无上的。道家、墨家、法家对孔子的批评就不少。撇开宗派的成见，不无合理的因素。至于老子用道阐发的宇宙论，远非孔子所能及。《墨子》里关于数学、物理学、工艺学的发明，也是儒家所无。这是人所共知的。

    孔子不仅在父母之邦的鲁国终究没能够施展其抱负，而且周游卫、宋、陈、蔡等地，也没有受到重用，而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就是由于任用了被孔子斥为“不知礼”的管仲。秦国称霸西戎，开始于孝公信用商鞅，实行变法。始皇统一六国，儒生虽被立为博士，但最终因“以古非今”的罪名而横遭惨祸。刘邦开始也极轻视儒者，拿儒冠当溺器，骂郦食其是“竖儒”，讨厌陆贾称说《诗》《书》，只是因叔孙通替他制定朝仪，感到做皇帝的尊严、可贵，而后才较多地任用儒生。刘恒、刘启主张无为而治，窦太后崇黄老之术，出现了史称的“文景之治”。司马谈在武帝初年写成的《论六家要旨》，抑儒而扬道。他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所处正是崇道的年代，对道家难免溢美。可是，班固据刘歆《七略》祖本撰《汉书·艺文志》，已是崇儒之世，《汉书·艺文志》中所论十家，都列长短，儒家也不例外。

    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渐渐地使儒学的地位得到抬高。以儒学为统治思想，目的在于强化汉家的统治。

    应当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独尊儒术，乃是统治者运用超学术文化的权力造成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以，有人竟然把孔子说成是有帝王的道德又有帝王的才干却没有帝王命运的“素王”；是黑帝的儿子，当称“玄圣”；把《六经》的著作权统统划归孔子，并且制造出为汉制作的神话来。显而易见，这绝不是孔子的本来面目。二是儒学的独尊地位，2000多年来，只是在统一的王朝为着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统治时才需要，并不是始终如一地反映在一切时期。历史呈现的迹象表明：儒学的盛衰，与统治者的是否有力地加以倡导密切相关。而当一个王朝到了再不能统治下去的时候，儒学是毫无作为的。所以，当这样的统治行将崩溃的时候，儒学的地位也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正因如此，在我国旧民主革命胜利后，儒学的那种官方哲学的地位也就没有恢复的可能了。

    当然，这样并不是否定儒学的价值。从孔子到孟子、荀子、董仲舒以及宋明理学家，他们在学术文化的多种领域中均表现了大智大慧，给人以启迪。在他们留下的遗产中，蕴藏着可开发的丰富资源，其中有的早已渗入我国各民族首先是汉民族人民的共同心理，如“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博学”“知耻”“义然后取”“孝亲”“尊长”等等，其作用是积极的；还有反映人民利益的言论，如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黎民不饥不寒”“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此等等，无疑是可贵的。

（有删改）

观众为何吐槽文学改编影视作品

    文学作品向来是影视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近期荧屏银幕上，改编作品数见不鲜，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改编的电视剧《红高粱》热播，根据热门青春文学《匆匆那年》改编的电影也已上映。然而在叫好背后，吐槽之声也不绝于耳，不少原著粉丝抱怨这些影视改编“毁了原著”。而知名小说《三体》即将被拍成电影的消息传出后，读者的此类情绪更是爆发到极点，以至于该剧的制片人无奈地说：“《三体》要毁也得毁在中国人手上。”

    那么，为何满意的读者比满意的观众多？改编影视作品是否就是“毁原著”利器？依笔者看，观众纷纷吐槽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不仅和两种艺术形式自身特点不同有关，也与当下文学改编影视作品泛滥的风气有关。

    我们常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文学作品的文字、人物和故事情节在不同的读者眼中有不同的意义，在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阅读后，每个读者都对作品有个人性的体会，都可以根据作品构建出一个带有个人色彩的空间。面对影视作品时，大部分观众更看重影视作品在有限时间内呈现的故事情节和画面，不会去在意影视艺术本身的剪辑、配乐等技巧。但相较于美国大片营造的精彩画面，中国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常简单地选择展现故事情节。

    然而，和原著丰富而又个性化的内容相比，影视作品只能在有限时间内展现导演或编剧想要截取的内容，更不用说这些内容还要经过编剧的重构、演员的诠释，实现从文学艺术到影视艺术的转变。若观众捧着原著对比影视作品来看内容、看情节，发出抱怨之声也便不奇怪了。

    这个结论并不是对眼下文学改编影视作品的维护。抛开情节不谈，作为影视艺术，目前很多作品还没有探索到好的艺术表达方式，艺术品位也常常谈不上，因为影视作品总是要和市场挂钩，难免随市场而动，迎合流行。更值得忧虑的是，当下影视行业正处于“剧本荒”的时代，原创剧本少之又少。所以优秀的文学作品一经推出影视公司便立即出面抢购，“趁热打铁”赶市场推出相应的改编作品，编剧、导演和演员都成了影视制作流水线上的工具。如此，作品免不了会粗制滥造，“毁原著”也是意料之中。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影视作品的灵感来源，优秀的影视作品更会实现对原著的推广。想要拍出好的作品，可以如张艺谋一样聪明地选择《陆犯焉识》中的一个章节，也可以如魏德圣一样，十二年磨一剑推出《赛德克•巴莱》。看到原著火了，影视剧不能以着急上马的心态强求改编，对原著情节贪大求全，否则观众吐槽改编作品的现象还将一直存在。

（选自《中園文化报》有删改）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重要通道，在世界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引人高度关注。在我国，谈到海上丝绸之路，人们想到的往往是扬州、泉州等举世闻名的出海港口所在地，或是德化窑、龙泉窑、越窑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古代瓷器生产地。这些地方在国家的支持下，都相继建立了博物馆，使当地居民和中外游客可以在那里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古代文明，畅想当时的中国与世界的交往。

    然而，海上丝绸之路并不仅仅是出发港口和到达港口，还理所当然地包括航路以及海路上停靠港口。海南岛附近的海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海上丝绸之路交通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位于海南万宁市境内近海的大洲岛，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便是在海南岛以东海域航行船只的避风港。如今，在大洲岛周围的海底，沉睡着多条古船，它们是海南岛曾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历史见证，向人们诉说着大洲岛乃至古代海南岛民众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与往来这里的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交流的故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海南岛，除位于海口的海南省博物馆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与文化有关的公立博物馆，更没有一处与海上丝绸之路甚至与海洋文化有关的博物馆。

    近年来，到海南岛旅游的国内外游客与日俱增，这里正在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在海南，能看到蓝天、白云、椰林、海水、沙滩，却看不到海南岛古代先民们生活的变迁，更看不到海南岛的先民们在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与南太平洋诸岛上居民交流方面发挥的作用，做出的贡献。博物馆的缺位使海南岛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增强我们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巨大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掘，令人十分惋惜。

    此外，自古以来，海南岛先民就与内地的先民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海南省博物馆合作，在海南岛东南部沿海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许多史前和各历史时期的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由此可以看出，海南岛的史前和各历史时期的文化，既具有十分鲜明的海岛特点，又与内陆华南地区的文化存在较多的共性。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海南岛先民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与分布在南太平洋诸岛上的居民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用树皮来做布制衣、都使用有段石器等形制特殊的石器。这些都表明，海南岛的史前文化研究很有可能是解决“南岛语族的起源”这一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争论很大的热点问题的关键。

    鉴于上述种种，我以为，国家发改委、海南省政府应拨出专款，在大洲岛所在的万宁市建立南海文化（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海居民生活）博物馆，以呈现海南岛在南太平洋的文化交流以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交流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让民众对南海文化有所了解，也可以增强海南旅游的文化含量，促进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健康发展。

（摘编自王巍《海南岛是“海丝”的重要节点》）

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

    松、竹、梅是中国人所喜爱的自然事物，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人格精神的象征。这种人格的象征物，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将自然人化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可能源于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又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有关。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物我同一，所以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以物喻人，所以用自然事物作文化和人格的象征，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在植物界，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

    传说苏轼被贬到黄州，有个地方官去拜访他，问他一个人在这儿是否感到寂寞，苏轼指指门外说，我这儿有“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何寂寞之有。又传说爱梅成痴的林逋终生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谓“梅妻鹤子”，都是典型的例证。

    中国人喜爱松、竹、梅，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象，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这种品格虽然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如松的枝干如铁、岁寒后凋，竹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弯，梅的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等等，却是自魏晋以来中国人所推崇、所提倡的一种风骨。这种源于先秦儒者“浩然之气”的风骨，在中国古代曾用来评品人物、鉴赏书画，后来又用于论文，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对推动历代诗文革新，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松、竹、梅这些自然事物所体现的风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首先是出于中国人遵循天道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也。故古人主张养“浩然之气”，培植一种强旺的内在精神，以应对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成就人生的各种事业，这是中国文化讲风骨的精神源头。

    与古代不同，现代中国人所讲的风骨，一方面固然有古代文化的精神传承，另一方面，也有现代文明的影响和现代精神的浸润。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风骨，往往与人的主体性有关，就个体而言，多表现为个体的人格或个性，就群体而言，则多为一个民族的主体性，即通常所说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

    今人欣赏、赞颂松、竹、梅，固然也重风骨，但却赋予了新的理解和阐释，且大多与革命者和革命精神有关，如陈毅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陶铸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再如歌曲《红梅赞》，现代京剧唱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名曲。传统文化的表达意象，需要给予新的阐释，才能对今天的社会人群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也才能使这种意象所表达的文化精神，得到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选自201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浮在油腻保温杯里的中年之尬

    油腻之本义，发乎庖厨。之于人，大抵是说离“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境界越来越远；而保温杯，与青春的要义背道而驰。青春在于挥霍和放纵，并且有资本来挥霍和放纵。一旦变得小心翼翼，意味着曾经有过的硬气、嚣张、不羁都已丧失殆尽，向人生投了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油腻”与“保温杯”被解读为中年男人的危机似乎说得通。年轻人失败大不了重头来过，但中年男人在社会、家庭的重压之下，改变现状对他们而言并非一件易事。中年男人大多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生活压力较大，加上职场天花板开始显现，心理上容易出现自我否定、怀疑不安等焦虑情绪。

    事实上，“油腻”与“保温杯”话题的背后，还存在两种隐性逻辑：一是中国快速发展，而很多共识还来不及沉淀为行为规范。中国用几十年走完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要完成人格层面的养成、精神层面的规变，道阻且长。社会跨越式发展，还留下不少没跨过来的社会人群，在新生代那里，就成了有意无意嘲笑的对象。

    二是代际间的话语权斗争。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以及90后走向社会，使年轻人逐步掌握了话语权；另一方面，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为了获取更优质的社会资源，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与久经职场的中年人之间的矛盾凸显，而“讨好年轻人，是社会的通病”。这种通病里，尽管有情感与价值的现实考量，更多的则是社会对中年群体缺乏认同与鼓励的习惯。

    对于中年之尬，或许不必过于焦虑。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现代人格的养成，本身也是一个界定价值、涵养宽容、接受多元的过程。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该进化成“最好的自己”，不被外界的标签和期待所左右，诚恳对待自己的身体，认真践行内心所信奉的价值，也许这才是足够好的中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