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郭美美在微博上虚构“红十字商会总经理”这个身份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一次“作恶”居然产生了如此持久而巨大的“蝴蝶效应”，不仅给中国红十字会带来了“灾难性”的信誉危机，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的善良和爱心。

    也许，喜欢虚构事实的郭美美们并不在少数，他们并不知道，“你要用真实的方式交流”是微传播时代最核心的价值主张，也是微传播最迷人和最激动人心的地方。虽然微博上也鼓励匿名微博和隐私保护，但是扎克伯格发明社交网络的初衷，就是“通过要求人们对其行为负责以及使用真实身份，从而建构起一个更安全、更值得信赖的互联网模”。微博所倡导的“透明度、信任、联系、分享”等核心价值观，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互联网的生态环境，它把人们从以google为代表的毫无感情色彩的“信联网”时代，带入了以Facebook、Twitter、Weibo为代表的极度透明和真实身份的“人联网”时代。在这个真实、透明的微世界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什么样的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人生。一切真善美都会得到张扬，一切假恶丑都将原形毕露，如果不诚实，就会受到惩罚，如果不透明，就会遭到“人肉”。

    如果说微博倡导的这种“极端透明度”可能会侵犯到个人隐私，令很多人“望微博而止步”的话，那么对于像中国红十字会这样的公益慈善机构和政府的公共服务部门，却正是要大力倡导透明公开，因为慈善是没有隐私可言的。因此，在郭美美炫富事件中，中国红十字会的危机公关别无他途，唯一的良策就是 “提高透明度——好事要出门，坏事要讲清”。一方面以国际红十会为背书，向网民清楚解释筹集善款的具体运作模式，消除误解，增进了解；另一方面，对慈善运作的不规范行为进行主动认错、曝光，化解敌意，重树形象，并进一步提出公开透明的有效监督举措。总之，越早实施“透明慈善战略”，越有利于化解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

    文字记录语言，打破了语言交际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中小学生语文教学主要就是教学生识字、阅读、写作。        。       ；       。           。          。          。文字产生以后要随着语言的发展而演变，始终从属于语言，是一种辅助的交际工具。

①一个社会可以没有文字，但是不能没有语言

②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只有几千年的历史

③但是，文字在交际中的重要性远不能和语言相比

④在文字产生以前，语言早已存在，估计有几十万年

⑤没有语言，社会就不能生存和发展

⑥今天世界上没有文字的语言比有文字的语言多得多

    在我国，“法治”一词最早出现在《礼记·乐记》中，“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在我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将法律视为实现特定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而没有将其视为社会治理的目标。近代以来，尤其是自“五四”运动以来，“民主”和“科学”作为社会理想和目标，已具有广泛的共识。但“五四”时期并没有深刻认识到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因为救亡图存、自立自强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民主指向自立，科学指向自强，“民主”和“科学”自然就被作为最重要的价值，而法治更多被看作是国家独立和强大之后，才应该思考和追求的目标。“五四”没有把法治作为口号，主要是因为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法治的独立价值，而是将其作为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富强等目标的手段和工具。

    新中国的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无论是成文法的颁布，还是法律的执行以及法律的适用等方方面面，但整个过程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法治基础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党工作的重心，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此为中心，深刻检讨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作为当时及后来很长时期内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并正式采用“法治”的表述，这也标志着我们党在执政理念、领导方式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1999 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将依法治国确立为一项宪法的的基本原则，通过国家根本大法对依法治国予以保障。这种观念上的改变意味着“法治国家”建设不再是一种方式和手段，其本身就是国家建设的目标。

    从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变化本身表明，我们党对民主法制建设认识正在逐步深化。西汉时期的《淮南子》一书曾对小康社会进行了描述，“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限；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可见，小康社会实际上包含了社会稳定、国富民强、百业兴旺、政通人和、秩序井然的内涵。即使仅从经济层面理解小康社会，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经济维度上的现代化，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二字，则显然已经超越了经济维度。我们说法治是目的，是因为法治内在包含社会文化建设、民主法治建设等各类有利于增进人民幸福和福祉的目标。也就是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指物质上的丰富、经济上的富裕，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而且还包含了个人生活在自由、平等、安全的法治环境中，社会治理井然有序、社会环境安定和睦、权利自由受到保障、社会正义充分实现等内涵，这些目标也是法治的目标。

（摘编自王利明《法治具有目的性》）

    中国戏曲的声腔经历了由单曲体、联套体到板腔体的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如果我们着意关注一下戏曲声腔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尽管中国戏曲的声腔体系纷繁复杂、千姿百态，但无论是古老的戏曲剧种，还是新近形成的戏曲剧种，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当将独立的民歌（或曲牌）用于戏曲表演，并形成戏曲声腔以后，都经历了由单曲体声腔发展到联套体声腔，或由单曲体声腔发展到板腔体声腔的发展道路。这三个阶段就像是三级台阶，一步一步由低向高发展，显示出了戏曲由幼年、青年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轨迹。直到现在中国戏曲还没有什么腔体超过了板腔体声腔的表现功能，因此中国戏曲最高层次的声腔仍然还是板腔体声腔在推动力就是戏剧性。所居的声腔仍然还是板腔体声腔。

    戏曲声腔的这种发展是由戏曲内在的推动力推动前进的，这一内在推动力就是戏剧性。所谓戏剧性，就是舞台人物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利益，或不同性格的人物在一起的碰撞所引起的矛盾冲突。戏剧冲突是由塑造的人物的一系列的戏剧动作组成的，它发自人物内心的意志和情感，再由内在心理动作转化为外部行为动作。中国戏曲与外国戏剧在展示矛盾冲突和塑造人物形象时所使用的动作有着不同的特点：西洋戏剧在展示内心动作时，更多地表现人物在冲突中的行动过程，在外部动作完成过程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完成情节的陈述。在理论上将此归纳为“动作是实现了的意志”，强调的是内心意志已经“实现”。而中国戏曲则更多地注目于内在意志的展示，强调外部动作的形成过程，把舞台空间腾出来展示人物灵魂深处情感的流动。在理论上直截了当地将其归纳为：“乐者，心之动也”。由此形成了我国戏曲在戏剧动作上的抒情风格。而“唱”则是展示人物心理活动最好的表现手段。既然唱腔是表现人物内在情感的最佳手段，那么戏曲的声腔就必然按照戏剧性的要求进行变化发展。

    提高戏曲声腔的戏剧性，就是要求戏曲的声腔能表现复杂多变的人物情感，而为适应这个要求，中国戏曲首先由单曲体走上了曲牌联套体声腔的道路。所谓联套体声腔，即将大量不同节奏、不同情绪色彩的曲调吸纳为声腔，以展示人物在矛盾冲突中形成的多变的心理活动。在中国戏曲初、中级阶段形成的元杂剧走的是这条道路。全盛的时期是昆曲，将曲牌联套体声腔发展到了无所不备的顶峰。

    明末清初，地方戏曲剧种蓬勃兴起。它们虽然是在大量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大部分闲置不用，只将其中表现力强、旋律扩展能力大的个别曲调，通过节奏变化的方法，衍变、派生出一系列不同节奏的板式，以满足声腔的需要。皮黄戏曲、梆子腔、秦腔等剧种都属于此类声腔。这种在民歌基础上形成的板腔体声腔，使声腔的风格特色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使演员容易掌握，观众也易于记忆，因此很快就形成了广泛的观众群体，使板腔体声腔广泛流传，牢实的扎下根来。

（节选自《从特殊道路走向板腔体声腔的黄梅戏》）

“慢慢来”的教育应成社会共识

闫涛

①有媒体报道，今年年初，上海市教委委托第三方机构面向15.5万多名小学一年级新生和家长开展调研。调查结果显示，幼儿园没上过辅导班的孩子到了小学后更有后劲。

    ②客观而言，上海市的调查结果并不出人意料，是符合教育内在规律的，同时也是对许多家庭不惜一切代价让孩子“抢跑”这一教育乱象的一种有力回应，具有很强的纠偏意味和警示意义。其实，舆论引导上无论多么卖力地呼吁少给孩子补课，让家庭教育回归本源，都不如白纸黑字的数字调查更有说服力。

    ③放眼现实，频频“抢跑”或者视孩子“抢跑”为教育常态的家长比比皆是，长期奔波于各种辅导班的孩子也不在少数。父母没有意识到的是，在功利心态、短视思维之下，孩子虽然利用各种证书和特长敲开了名校的大门，但之后便将之废弃一边，学习的激情与兴趣、对生活的热爱等可能也随之一起抛掉了。

    ④人生是长跑，比拥有多少证书和特长更重要的是，有没有较高的学习兴趣，是否对自然和生活有一颗好奇心。而且，未来的教育发展方向和考查重点也越来越倾向于是否具有出色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的获得从补习班、填鸭式教学中是学不来的，更多地要在生活中学、在做中学，也离不开大量的阅读、探究和思考。对此，家长要做的是，不断完善孩子的知识结构，为孩子创造研究性学习的环境和条件，着力培养孩子的意志力等，这才是孩子的核心竞争力，是其真正的后劲所在。

    ⑤其实，从不久前颇受关注的阿尔法围棋之父哈萨比斯，“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以及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我们能看到有一个鲜明的共通之处，那就是他们从小生活在宽松的成长环境中，父母没有带他们上各种辅导班，也没有将自己沉甸甸的期望寄予在他们身上，他们的童年生活是自由而快乐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

    ⑥很多时候，拼娃也好，拼教育也好，不只是拼家庭的经济实力，也是拼家长的教育理念。就像调查结果所显示的，不上辅导班的孩子或许短期内落于人后，但长远来看，只要教育的理念和大方向对了，孩子就会在日常探索中具备各种能力，未来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因此，无论是家庭层面还是学校层面，与其在起跑线上大做文章，不如从一开始就给幼小的心灵松绑，让孩子们在自由的探索与体验中逐渐丰满自己的羽翼，认知这个世界。

    ⑦报道中还指出，今年6月，上海市教委将继续向今年秋季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家长，以及小学一年级班主任老师赠送《陪着孩子慢慢来——小学新生入学30问》宣传手册。笔者认为，这份手册应分发到全国每位新生家长手中。如果每位家长都有了这种慢慢来的心态，让自主探索成为孩子童年的主题，教育就多了一份从容和镇定，未来的大师也一定可以从这样的家庭中产生。

（原载于2016年3月29日《中国教育报》）

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是“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映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 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 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 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 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 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 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 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 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佚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 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 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由《礼记》等书可 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 任清单。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 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 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 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 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 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 国。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 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 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摘编自荆培运《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