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和诗一样让我喜欢

    很多人觉得搞数学很枯燥，谷超豪却说：“数学世界充满了精神的创造，只要深入其中就会发现奥妙无穷。”

    1946年，在浙江大学他师从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开始了研究数学的历程。因为才华出众，他被破例允许同时参加两位名家的课程——苏步青教授主持的微分几何专题讨论和陈建功教授主持的函数论与傅立叶分析专题讨论。从两者著名数学家那里，谷超豪学到了治学的方法，而且在几何及分析两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功底。

    从1948年到1956年，谷超豪先后在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在苏步青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了数学研究生涯，在K展空间、仿射联络空间及芬斯拉空间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多篇论文，展现出数学方面创造性的才能，迅速成为苏步青领导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的学术骨干。

    法国科学院院士布瑞艾特曾经在法国科学院院士大会上这样介绍谷超豪：“谷超豪先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数学家。我最初是通过他的著述认识他，特别是他首次阐明的关于杨——米切斯场的存在定理的著作。这项由一位数学家完成的关于物理问题的工作是谷超豪先生独特、高雅、深入、多变的工作风格的典型范例。他是一位向难题进攻（有时是几何学，有时是物理学方面的问题）并解决难题的偏微分方程专家。”

    这段话是对谷超豪数学人生的精妙写照。谷超豪正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一个喜欢挑战难题的人。

    1956年，正当谷超豪在微分几何方面的成就引人瞩目的时候，他却敏锐地看到尖端技术对数学提出的新要求。为了满足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他毅然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偏微分方程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中。他致力于把数学应用到航天中去，经其反复设计、选用的方法在我国导弹“钝头物体超音速绕流”的的计算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为我国国防科研做出了贡献。

    “数学与古典文学都十分重视对称性，许多作品中还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思想萌芽。”作为数学家，谷超豪的身上始终带着自然科学的理性与人文科学的感性。“在我的生活里，数学是和诗一样让我喜欢的东西。诗可以用简单而具体的语言表达非常复杂、深刻的东西，数学也是这样。”谷超豪说。

    谷超豪常常告诫年轻人，千万不要重理轻文，不要单纯和数字、公式、公理、定理打交道。“文学和写作一方面能够丰富生活，另一方面也有益于数理思维的发展。”

    在几十年如一日的数学研究中，谷超豪经常利用自己深厚的文学功底，将数字化枯燥为神奇的无穷乐趣用诗意的语言表达出。1986年，他乘船去浙江舟山讲学时，曾写过一首诗：“昨辞匡庐今蓬莱，浪拍船舷夜不眠。曲面全凸形难变，线素双曲群可迁。晴空灿烂霞掩日，碧海苍茫水映天。人生几何学几何，不学庄生殆无边。”其中，第二句讲的是微分几何的两个著名定理，最后一句则是自己人生的写照。

    科研与教学，是谷超豪“人生方程”的横轴与纵轴。他长期为本科生开数学基础课，也开设过许多专门课程。“人言数无味，我道味无穷。良师多启发，珍本富精蕴。解题岂一法，寻思求百通。幸得桑梓教，终生为动容。”这是谷超豪20年前写的一首诗。他抒发了自己对数学的眷恋之情，也道出了对教书育人的理解。

    在复旦大学的师生心中，谷超豪不仅是数学家，更是教育家。他的教学有一个特点，就是“边学边教”，经常把国际上最新的科研成果融入课堂的教学中。

    1959年，他从莫斯科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根据国家需要，开展了与超音速流密切相关的空气动力学及数值计算的研究。他边学边教，开设了空气动力学和差分法的新课程，培养出了一批力学和数值计算方面的新生力量，现为中科院院士的李家春、郭柏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每当他开拓出一个新领域，并作出开创性的贡献后，他就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把学生推上这一领域的前沿，而自己又去开拓另一更新的领域。上世纪60年代初，谷超豪率先解决了空气动力学方程组的平面超音速机翼绕流问题，比美国著名数学家Schaeffer等人的相应结果早了十几年。在此基础上，他的学生李大潜院士在这一领域里建立和发展了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局部解理论，并在美国出版了专著。

    “当年我的老师苏步青对我说，我培养了超过我的学生，你也要培养超过你的学生”，谷超豪说：“如今回首，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向苏先生交账了！”

材料一：

    9月26日在北京召开的2018年中国国际信息展览会上，来自国内外的约400家企业纷纷“盛装亮相”，集中展示信息通信业的前沿技术及其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其中，酝酿多年、呼之欲出的5G成为热点中的热点。无论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运营商，还是华为、中兴、爱立信、诺基亚、贝尔等大型设备商，都把5G端到端解决方案和5G行业应用作为展示亮点。

    5G从去年的“启动年”转到今年的“试点年”。三大运营商已先后在国内10多个城市开启5G试商用，计划在2018年年底前建设上千座5G基站。据悉，中国也将很快发放5G牌照、明确5G频段，从而加速5G商用。

    与3G的跟跑、4G的并跑不同，5G时代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国际标准制定、预商用测试等方面实现了领跑。华为在今年年初就推出了基于3GPP5G标准的端到端解决方案，包括无线基站、传输网、核心网和全球首款5G商用终端。更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华为面向全球推出了手机芯片——麒麟980，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采用7nm制作工艺的麒麟980，搭配巴龙5000基带调制解调器，正式成为首个提供5G功能的移动平台。

    作为大宽带、低时延、大连接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5G将把人们的移动宽带体验推向新高度，极大地丰富人们的工作、生活、娱乐体验。京东方高级副总裁张宇介绍说，5G将使色彩更丰富、层次感和立体感更强的8K超高清视频的应用成为可能，不仅给观众带来极致的视频体验，还将为医疗、文物保护等领域带来革命性变化。

    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业内人士指出，5G将赋能无人驾驶、物联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推动众多行业数字化转型，催生万亿级规模的数字化市场。

（摘编自赵永新《5G商用在路上》，2018年9月28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据奥迪官网报道，当地时间8月2日，奥迪与爱立信（Ericsson）宣布，计划率先将5G技术用于汽车生产。在奥迪总部德国因戈尔施塔特，两家公司就一系列活动达成一致，共同探讨5G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通信技术，能够满足汽车生产高要求的潜力。

5G是下一代移动通信，可扩展现在移动网络的性能，以满足消费者和工业的未来需求。5G网络意味着超快的数据传输速度，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好、更快的宽带体验。而对企业而言，5G将推动未来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工厂等新应用的实现。该技术具有很多网联特性，对工业4.0而言至关重要。工业4.0的生产过程越来越灵活、复杂，该技术可让数据吞吐率加快、网络容量增多，同时提升安全性。此外，超低延迟可确保工厂系统中设备之间响应速度快。

（摘编自余秋云《奥迪合作爱立信 率先在汽车生产中使用5G技术》）

材料三：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无线通信大约以每10年一个周期的进度经历了从1G—4G的变迁。1984年，基于模拟蜂窝技术的1G无线通信出现。1990年开始，2G主流技术标准GSM和CDMA One相继发布，全球进入数字通信时代；2000年，国际电信联盟（ITU）将WCDMA，CDMA2000，TD—SCDMA以及Wi—MAX确定为3G的四大主流无线接口标准；2010年，TDD—LTE和FDD—LTE两种制式下的4G技术开始成熟并商用。

材料四：

    高纳德咨询公司在近日发布的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状况报告中指出，5G和折叠屏等新技术将推动下一波智能手机市场需求的增长，预计5G移动设备的销量在2020年将会达到6500万部。

    目前，中国三大运营商已经获得工信部分配的5G试验频率，并加紧推动5G商用。中国移动将于明年上半年推出5G智能手机。

    据中国移动的预判，在2019年5G预商用阶段，测试、预商用5G终端可能在30款以上，其中5G手机价格预计在8000元以上，数据类终端价格可能在3000元以上。到2020年5G规模商用阶段，商用终端品类有望超过60款，5G手机的门槛可能降至1000元以上级别。随着2020年5G手机价格降至1000元，5G手机的普及率将大幅提升。

（摘编自高雯《2020年5G移动设备销量将达6500万部》）

材料一：

    2017年7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上海等46个试点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在2025年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要让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提高居民分类投放准确性是关键。目前，各地推出不少措施保证垃圾“分得清”。2018年，上海市出台《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引（居住区）》，编制并投放了“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一些方便市民查询垃圾分类信息的小程序也纷纷上线。不少地方都规定，违反垃圾强制分类规范的各类主体将面临包括罚款在内的多种处罚。上海、合肥等地还将履行生活垃圾分类义务与个人征信挂钩。厦门、广州多地将相关内容纳入各区党委、政府和街（镇）党工委的工作考核。

    垃圾分类涉及投放、收集、运输、处置四个环节。生活垃圾混装、混运，既伤害公众的分类积极性，更破坏垃圾分类回收效率。为解决“混装混运”问题，北京要求垃圾运输车辆“亮出身份”，并通过智能技术进行精准管理，居民可通过电话监督举报。

    垃圾源头分类是大趋势，让错配的废物变成财富，市场潜力巨大。有机构估算，固废全产业链市场有望达到千亿元规模。

（摘编自《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地》，浙江网络广播电视台2019年7月2日）

材料二：

    日本是世界上垃圾分类要求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其垃圾分类的历史是法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从1900年的《污物清扫法》到1954的《清扫法》，再到1970年的《废弃物处理法》，2000年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法律经过了多次修订。日本政府认为，解决废弃物回收问题，需要摆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型”的经济社会，建设环境负荷小的“循环型社会”。《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中提出，要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还规定了减少产生、再利用、再生利用、回收热量、适当处理等的优先顺序，从而实现了减少原料、重新利用、物品回收的法制化。日本的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

    德国是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在德国垃圾回收利用的整个链条中，两个关键环节起到重要作用：一是如何教育民众自觉进行垃圾分类，二是分类回收的垃圾如何进行专业处理再利用。自20世纪初，德国就开始实施城市垃圾分类收集，德国民众接受了近百年循序渐进的教育过程。从幼儿园阶段起，德国小朋友就要培养垃圾分类丢弃的习惯。到了小学，垃圾分类是课本内容，学校会系统性教导学生垃圾分类知识、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等，从小培养垃圾分类的意识。

（摘编自《突破垃圾分类难点有哪些国际经验可借鉴？》，新华网2019年7月3日）

材料三：

我国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约为3.6亿吨，基本属于没有分类的混合垃圾。混合垃圾基本不具有利用价值，如果进行人工分类，不但劳动强度大，而且工作环境欠佳，一不小心就可能危害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发达国家的垃圾前端分类清晰，资源化利用相对容易。鉴于我国实际情况，我们研发了应用于垃圾分拣的机器人，它拥有独立知识产权、世界领先的三维视觉识别技术，进一步提升了垃圾分选工艺和生产线智能化水平。”中城绿建总经理李玮说，通过借鉴应用计算机视觉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垃圾分拣机器人能同时获取流水线上待分拣物质的二维、三维多模态信息，来模拟人类观察认识事物的行为；对于多种材质组合的垃圾，还能有效计算分割待分拣物质，使分割平均绝对误差小于3%；设计多受力点自动协调手爪，极大地提高了垃圾分选的质量和效率。

（摘编自《物联网与移动互联网使环卫更智慧》，《科技日报》2019年5月20日）

    材料一：

    据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图书出版发行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实现从“书荒”到“书海”的巨大跨越，出版物销售总额近四千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发行大国。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5日）

    材料二：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版低谷期。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性节点，出版社数量迅速增长，出书规模成倍扩大，发行渠道单一、流通体制落后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出版社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由此进入发展高峰期。出版业的春天也让当时的人们告别了阅读饥渴。在这个阶段，国人刚刚从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渴望能够放眼看世界，各出版社开始大量重印中外文学名著，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大师的作品进入国人的阅读视野，中华大地上掀起了强烈的阅读热潮。

    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业迎来市场经济大潮，读者开始有了自己的阅读需求，并懂得了选择。在市场竞争中，出版社积极把握读者喜好，及时发现具有畅销潜质的图书。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优质的内容加上有效的营销宣传，不仅让该书热卖，也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一阵“文化大散文”的热潮。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版业迎来了一个繁荣和阅读分化与过剩的时代。图书品种越来越多，但单品种效益越来越低，加之读者对图书轻松与速食化的偏好，使得图书的上架周期越来越短，出版业竞争日趋加剧。这对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现象级的畅销书频出;另一方面，经典的常销作品难以脱颖而出。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产品的普及，我国国民数字阅读率逐步上升，很多经典和畅销书被制作成电子书，网络文学也得到迅速发展。相比于纸质书，数字阅读产品廉价、便捷，对纸质书的销量形成冲击。尽管数字阅读接触率不断提升，但对于经典文学、专业知识等内容的“深阅读”，大部分读者仍首选纸质阅读形式。此外，纸质书也具有数字阅读所不具备的收藏价值，数字阅读对纸质书的冲击并非颠覆性的，而是要求行业参与者去探寻两者结合的新商业模式。面对读者群的细分、阅读需求的多元化、产品形态的日渐融合，出版业必须一直处于自我更新的状态，而且近几年的“变”不仅体现在出版物的内容质量上，更多地体现在形态、渠道与技术方面。

    （摘编自《出版商务周刊》2018年11月19日）

    材料三：

    改革开放初期，利用一切机会向国外出版同仁学习，成为我国出版业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主流。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版权贸易逐步开展起来，据统计，1992——2001年，我国引进图书版权3.8万种左右，占当时新书出版总品种的5.3%;输出图书品种5000余种，占新书总品种的0.7%。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我国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出版业也逐渐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16年间，出版“走出去”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一系列重点工程项目陆续实施，版权贸易逆差不断缩小，出版物实物出口总量和金额稳步增长，数字出版产品海外销售势头强劲，印刷加工服务出口顺差优势明显，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布局得以优化，打造出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内容品牌。

    十九大以来，出版业将“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等作为新时期“走出去”工作的重点之一，进一步推进版权输出和资本输出等既有模式，不断创新深化国际合作，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充分发挥出版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文化纽带作用。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6日）

    传统文化如何进入现代生活、触动年轻人？从近年来涌现的《我在故宫修文物》《本草中国》等优秀作品看，文化题材纪录片是一个绝佳的载体。

    纵览改革开放40年来的壮阔历程，纪录片一直在发挥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从《话说长江》到《望长城》，传统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作品一直在为巨变中的中国凝聚社会与文化上的共识。作为当下中国的主流文化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录片创作领域愈加繁荣，一批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主动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积极响应新时代的挑战和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为什么文化题材纪录片收获点赞无数，被寄予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除了内容精良、画面优美等因素外，把传统素材引入生活场景，把传统价值对接时代需要，同样是重要原因。要看到，文化从来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的﹔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文化题材纪录片能否成功，最为关键的就是解决好如何创造性继承中华民族特有的美学价值、人生价值和历史资源的问题。

    例如，系列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采取了全新视角，从冰冷的文物中发掘历史文化内涵，并且营造出了“纪录片创作—博物馆推广—观众游客参与”的文化领域深入融合的态势。近年来产生广泛影响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关注传承传统技艺的故宫文物修复工匠，通过贴近生活式的拍摄手法，成功地呈现出他们身上蕴含的工匠精神和生活态度。

    可以说，纪录片是传统文化在传承和发展中所借用的主要媒介手段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制作机构都加强了对文化题材纪录片创作的投入，持续推出大量优秀纪录片作品。但也要看到，仍然有相当部分作品观念陈旧、形态落后，对于传统文化的介绍还处于“开中药铺”的简单罗列阶段，有些甚至为了获得项目资助和轰动效应，不惜编造和篡改，带来了传统文化的失真与失质等问题。

    对此，进一步加强纪录片的创作质量和创新能力，就必须在更好研究受众需求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路径、内容、形式、表现等问题。传统文化于我们并不遥远，但似乎又缺乏确切感。只有呼应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任务，采用融合创新的方式去挖掘和转化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更好增进传统文化的时代感、生活感、意义感，打造不负新时代的文艺精品。

    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方式。《本草中国》《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等纪录片，借助中医、茶文化等广受世界瞩目的优秀内容，成功地将其中蕴含的生活智慧、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传播到海外。我们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交流，深入发掘传统文化中具有跨文化潜质的元素，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创新转化、有效传播，增进全球观众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借文化题材纪录片讲好传统文化的故事，带领观众领略更多传统文化之美，一定能更好推动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

《人民日报：在纪录片中遇见传统文化》

翻译古文正如同翻译外文，都是在人与人之间架设理解的桥梁。如果说翻译外文是缩短一国人与他国人的空间距离，让不同国度的人不出国门便可见面晤谈，那么翻译古文则是填平现代人和古代人的时间沟堑，让现代读者通过译文与相隔千百年的古代作者进行对话。当年苏曼殊曾为他的汉译英诗集取了个名字叫“文学因缘”，不禁让人想到一句俗话“千里姻缘一线牵”，翻译充当的角色就仿佛文学因缘的月下老人罢？

古文今译也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据说，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把殷周时代古奥的档案文册改写成明白流畅的汉代语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有人开始用白话文改写文言文。时光流逝，语言变易，阅读中的语言障碍造成理解的困难，这在中外都一样。《尚书》到了唐代，人们已觉得“佶屈聱牙”；就是十六七世纪的莎翁剧作在三四百年之后的观众看来，也有些古怪拗口。所以，如果不加注释或翻译，大概会有不少读者被语言障碍拒之门外，不能进入古代人的心灵世界，就好像面对粮仓却没有钥匙的人一样，空守着粮食却饿肚皮。

毫无疑问翻译是必要的，可是，翻译并不容易。译文很难达到逼肖原作的水平，虽然翻译者都很想使译文成为原文的镜子，“象忧亦忧，象喜亦喜”，除了左右相反之外纤毫不差，但翻译者打造的这面镜子总不可能没有一点走形，更不消说在拙劣的匠人手里还有成为“哈哈镜”的危险。唐代刘禹锡《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一诗里曾好心地替翻译者抱不平，他说：“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不过翻译毕竟不是自由写作，原文对于译者总是一重束缚又是一把验尺，所以即使是最好的翻译者面对原文，也不敢拍胸口打包票，保证译文完全传达了原文的精神，恢复了原文的旧貌；更不消说面对的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篇佳作，译者就更不能保证译文如同原文一样有神韵妙味了。这里原因很多，撇开翻译者水平的差异不说，大概首先是古今文化的时代差异。古人生活在业已消逝的历史之中，时间已经带走了他们的精神、情感、习俗。虽然翻译者可以通过阅读去体验这种历史氛围，通过译文来重现这种历史风貌，但毕竟逝者如斯夫，再好的译者也不能重构历史的真实，而只能部分地还原与逼近真实的历史。即使加上说明，加上注释，也难以完全凸现原文中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情趣。其次是古今语言的时代差异。古人用那个时代的语言创造了不可复制的文学范本，而我们却用这个时代的语言去追踪和复述它的用意与内容。仅仅是语言构成的差异就使我们为难，因为精密严整的白话和自由灵动的文言毕竟不大一样；更何况还有一些原文中典章、器物、习俗、礼仪的术语早已消失，翻译者不得不花很多话语去解释；还有文言特有的节奏、韵律、气脉、风味在白话中无法复现，翻译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去模仿。所以，在原文和译文的“转运”过程中，难免颠簸磕碰得失真或走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译者在原文面前总是一事无成，好的翻译有可能使原作“投胎转世”到译文中来，尽管同样有些“失真”或“走样”，但臻于化境的译文可以“补偿”这些损失。不过，这需要翻译者对古文有透辟的理解，对白话有娴熟的技巧。

（选自《作壁上观——葛兆光书话》，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