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镇的修辞

    茅盾、木心这两个乌镇之子，应对乌镇熟稔于心并萦回于异乡的梦中。

    茅盾，1896年生于乌镇东栅，本名沈雁冰，后外出求学、从文、投身社会变革运动，先后用过几十个笔名，最终以“茅盾”和《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小说确立其在中国文坛的位置。“茅盾”这一笔名，显影出大革命失败后一个左翼文人的苦闷、犹豫和矛盾——人生困境表现为语言的困境。正因这双重困境，他在1949年之后处于一种微妙、尴尬的位置，反复检讨其内心与行动的革命坚定性，站在了那些表面上从来没有苦闷、犹豫和矛盾的文人的偏远处。而正是这种“偏远”赢得我的敬意，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小人物的敬意，分量不大。

    在乌镇上可以找到茅盾笔下林家铺子的原型——一家老杂货店，现改成专营字画古玩的商铺，在观前街茅盾故居对面。当然，眼前的老板并不姓林，却按《林家铺子》里的描写来打扮自己，着长袍马褂，表情灿烂像乌镇上的晴空，没有一丝面临破产的忧愤。我伏在柜台上问他，那林老板的后人还在乌镇上否？他说，都去了国外。因茅盾小说，一个普通店铺有望永远保持其格局而不被拆迁，显现出了修辞的力量。

    木心，本名孙牧心，1927年生于茅盾故居附近一富裕人家，入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专求学，师从于刘海粟、林风眠学习油画。1971年蒙冤入狱，三根手指被折断，仍坚持写作，在纸上画出白键黑键“弹钢琴”，后获释。1982年移居美国纽约，以作画、讲学谋生，后尝试写作，出版小说集、散文集、诗集十多部，像文坛突然出现的一个新人，语言充满汉语言的诗意、别致，例如：“公园石栏上伏着两个男人，毫无作为地容光焕发。”“昨夜有人送我归来，前面的持火把，后面的吹笛。”“秋天的风都是从往年秋天吹来的。”——这风，也都是从乌镇吹来的吧？晚年，木心乘风还乡，2011年辞世。

    木心家的“孙家花园”，是乌镇最美的私宅。花园应该有鲜花和如花的女人。当时乌镇码头上搬运的麻袋，都印着一个“孙”字。仆人打扫房间，把花瓶抱出抱进重新摆在案头时出错，会遭到主人责备：“怎么把明代的花瓶搬出来了——去，摆宋朝的，要记住样式的不同。”一个富贵华丽之家，1949年后相继改造成为农具厂、铁器社、五金轴承厂，乃至成为野草高过围墙的废园。九十年代，木心声名大动于华语文学界，乌镇政府开始在画家陈丹青指导下，于孙家花园原址重建“晚晴小筑”。2006年，木心回乌镇在此居住五年，去世，晚晴小筑改为“木心纪念馆”，展有各种版本的木心著作、手稿、乐谱，及其用过的写字台、礼帽、皮鞋、手杖等遗物。依然是修辞的力量，在挽留一个人的余温和气息。

    木心不是游客，大概不会喜欢乌镇的面目一新。在剧变中的故乡，一个人，反而会加重异乡感吧。孙家花园转化而成晚晴小筑，木心如落叶转化成树根处的泥土，大约会想：乌镇还在乌镇吗？我还是我吗？“从前的那个我如果来找现在的我，会得到很好的款待。”木心这样说，充满对“从前”的留恋和对“现在”的谅解。从前的玉勒雕鞍、锦帽貂裘，现在的霜天断雁、淡茶清酒。

    留恋和谅解，我大抵上也是如此态度，对乌镇，对青春。

（选自2017年第3期《散文选刊》，有删改）

写对子

袁省梅

    爸揉着肩膀说，今年的对子，你给大伙写吧。大学生哩。

    羊凹岭的人把“对联”叫“对子”。

    我说，那有啥啊？我写就我写。

    柜子上已经放了好多的红纸，都是邻居送的。门口贴的大对子，屋墙上贴的小条子，门上贴的斗大的字，都是父亲写。不知写了多少年了。印象中，每年刚过了腊月二十三，就有人送来红纸。过了腊月二十五，到年跟前了，家里的活多得绣疙瘩，父亲却什么都不干了，从早到黑，坐在炕桌前写对子。母亲一会唤我扫院子，一会叫弟弟拉风箱，她两手浸在面盆里，要蒸过年的花馍，还要洗萝卜剁肉馅包饺子，就是不催父亲一下。

    写对子，就是父亲年前的活。

    父亲盘腿坐在炕桌前，一会儿抓大笔，一会儿握小笔。大笔是写院门上大对子的，小笔是写小条子的，屋墙上的“身体健康”“福如东海”，三分宽的小条子，要用小笔写。墨已经研好了，纸也裁好了。不用父亲动手，这些，有人做。父亲开始写字，桌前炕下就围了人，大人，孩子，都有。看写字，也有等着拿对子的。父亲坐在炕桌前，把一支毛笔在砚盒里舔了又舔，不说话，看笔。提起笔，顿一下，运气似的，才按下笔，刷刷刷，刷刷刷，四个字的小条子，七个字的大对子，就写好了。写好，还是不说话，提着笔，让人展着对子看，摇头，不满意的样子。没见过父亲点头，对自己的字。周围看的人却点一下头，再点一下，说，满羊凹岭，就叔写的好。

    裁纸。研墨。润笔。

    父亲让我在自家的对子上写，别把邻居的对子写坏了，又得花钱买纸。我心里一鼓一鼓的，不服气。可刚把毛笔按在纸上，手就开始抖，一抖一抖地按不住。七个字，写得很艰苦，出了一身白毛汗。

    刷刷刷，父亲坐在炕桌前，也写了一副同样的字。

    父亲把两副对子摆在一起，让我看。我说都一样，都是一个是一个。嘴硬。

    一个还能成两个了？父亲笑得笔上的墨都筛到了桌上。

    父亲的字还是硬朗，遒劲，起承转合，自然而然，我在心里说，嘴却硬，贴墙上谁看呢？一场风一场雨，就烂的看不清眉眼了。

    海海来了。海海不识字。他家的对子年年都是叫我帮忙贴。

    父亲让海海看哪副好。

    海海搓着一双糙手，呵呵地笑，端详了半天，说，这副好。他指的是父亲写的对子。他说，这上头的字瞅着稳当，结实。

    我的脸胀得像谁捏住了脖子。

    海海拿着他的对子走了，是父亲给他写的。他说，叔写的对子好，看上去稳当，结实。

    还是这句话。

    父亲说，不要小看羊凹岭的人，人粗，心眼亮着嘿。又说，写字，要用心，手到，心就要到。初一早上，巷里人都来给父亲拜年。每年都是。本家的，旁姓的，都来，很热闹。与父亲同辈的叔伯，老胳膊硬腿的，跪在我家祖宗牌位前，说是给祖宗磕个头。父亲不让，早都跪下了，说一年就一次。晚辈来了，也是先给祖宗磕完头，又给父亲磕，给母亲磕。

    母亲高兴，父亲也高兴，忙着递烟端茶，抓一把花生一把红枣，塞到娃娃的口袋。

    我的大学还没毕业，母亲病逝。寒假回家，家里清锅冷灶，我的心情也清冷伤感，看着父亲满脸黑深的皱纹，我想父亲再不会给邻居写对子了。可是，刚过二十三，父亲到巷里碰到邻居，就叮嘱，今年早点把红纸送来，他妈不在了，写完了，还要准备年饭理。家里又像往年一样，人来人往，说笑不断。年跟前时，巷里的婶子嫂子也来了，她们不往对子上凑热闹，她们一来，就帮我揉面蒸花馍、煮肉包饺子。年三十祭神祭祖的鞭炮，我家是巷里第一个燃放的。因为我家的饭菜早早就准备好了。

    父亲叹口气，说，看邻居对咱多好，就帮人写个对子。揉揉肩膀，又说，哈时候你能给人写对子？我也好歇歇。我不敢看父亲，盯着门上的对子看，看得心里涌涌荡荡的。

（摘编自小说集《生命的储存罐》）

红高粱

莫言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司令说：“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对我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父亲没吱声，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奶奶的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他打了一个冷战，肚子咕噜噜响一阵。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走，干儿。”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的杂沓脚步声已响出很远。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他的视线，只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形和影。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条船舷。

    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他的坟头上已经枯草瑟瑟，曾经有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到这里，山羊不紧不忙地啃着坟头上的草，男孩子站在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了一泡尿，然后放声高唱：“高粱红了——日本人来了——同胞们准备好——开枪开炮——”

    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

    出村之后，队伍在一条狭窄的土路上行进，人的脚步声中夹杂着路边碎草的窸窣声响。雾奇浓，活泼多变。我父亲的脸上，无数密集的小水点凝成大颗粒的水珠，他的一撮头发，粘在头皮上。从路两边高粱地里飘来的幽淡的薄荷气息和成熟高粱苦涩微甘的气味，我父亲早已闻惯，不新不奇。在这次雾中行军里，父亲闻到了那种新奇的、黄红相间的腥甜气息。那味道从薄荷和高粱的味道中隐隐约约地透过来，唤起父亲心灵深处一种非常遥远的回忆。

    七天之后，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遍地高粱肃然默立，高粱穗子浸在月光里，像蘸过水银，汩汩生辉。我父亲在剪破的月影下，闻到了比现在强烈无数倍的腥甜气息。那时候，余司令牵着他的手在高粱地里行走，三百多个乡亲叠股枕臂、陈尸狼藉，流出的鲜血灌溉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浸泡成稀泥，使他们拔腿迟缓。腥甜的气味令人窒息，一群前来吃人肉的狗，坐在高粱地里，目光炯炯地盯着父亲和余司令。余司令掏出自来得手枪，甩手一响，两只狗眼灭了；又一甩手，灭了两只狗眼。群狗一哄而散，坐得远远的，呜呜地咆哮着，贪婪地望着死尸。他对着那群狗打完了所有的子弹，狗跑得无影无踪。

    余司令对我父亲说：“走吧，儿子！”一老一小，便迎着月光，向高粱深处走去。那股弥漫田野的腥甜味浸透了我父亲的灵魂，在以后更加激烈更加残忍的岁月里，这股腥甜味一直伴随着他。

（节选自《红高粱家族》，略有改动）

泥火盆儿

张金凤

    “江山千里雪……炉火一点红。”展望北方的苍茫原野，这开阔而温馨的诗句迎面而来。入诗的一定是带着婉约气质的红泥小火炉吧，我立年那一盆红通通的炉火，似雪中红梅闪耀光芒，照亮了我的冬日情怀。我记忆中的火炉不是那种婉约的小火炉，而是朴素简约的泥火盆儿，它的温暖是几代人抹不去的记忆。

    小时侠的北方冬天似乎格外冷，大雪囤着一座座村庄，整个长冬都不肯化去。晌午，阳光强烈，屋里生火作饭提升些温度，屋瓦上才变得柔和些，有滴淌答答的屋檐水垂落下来。日头稍稍偏西，屋擔下就又挂上了长长的冰棱。这叶候，祖父掖了掖宽大的棉袄，用一根带子从腰勒紧，推开风门。他手端一个大泥盆，那就是泥火盆儿，是乡下人冬天里的室内取暖宝物。祖父给泥火盆儿装了些碎草，上面盖上碎的苞米骨头，点燃。碎草抽抽噎噎地燃烧，一股青烟被北风扭得四下流窜，祖父不急不躁，好像任由顽皮的孩子尽情打闹。他在旁边缓慢地吸着一烟锅旱烟，等烟吸透了，火盆儿也不再冒青烟，一盆火红的炭骨冒着短小的火苗活力四射。祖父粗糙的大手小心端起暖烘烘的火盆，笑吟吟地回屋。

    乡村取暖方式大都是通过烧火做饭、烧热大炕，“辐射”得屋里暖和，这就叫“暖屋热坑”。但四九天气，到了寒气逼人的时候，还得请泥火盆儿出场。·每一餐的灶火，总要剩些热炭，从热灶膛里拣几块红通通的木炭置于火盆儿内，端到屋子里，屋里顿时就腾起一股暖流。热腾的炭火在火盆儿里跳跃，老人在炭火的上方烤烤手，说，暖和。泥做的火盆儿，不管盆内的炭火多热，火盆儿也是敢搬动的。有时候，一个火盆儿在炭根熊熊燃烧不断释放热量的时候，被搬来搬去，给几间卧室驱赶寒气。

    清晨，小孩子赖被窝，大人在早早生起的泥火盆儿上烤烤棉袄再给孩子穿上。在大炕上绣花、扎鞋垫的大姑娘，一根绣花针拿久了，寒气就聚在手上，手僵了做不了活，双手拢在火盆边儿烤烤搓搓，绣出的花就都更灵性了。外出的人回家来，也许顶着一头的雪花，拿笤帚扫扫一身的雪粒子，坐在暖融融的火盆儿前，无比感慨，或许对生活有了更深的思考。冬天，在火盆儿边，多少英雄变得儿女情长，被这一小盆红通通的炭火拴住了出去闯荡的脚步；多少游子又在日思夜念老家炕头上泥火盆儿那冒着蓝火苗的温馨。冬日，家里来客串门，最热情的招呼就是拉到火盆边说，来，烤烤火！围着火盆儿拉呱着日子，闲话着岁月，一天天地向年关迈进，向春天的昐头挪动。火盆的微红，映着庄户人一脸的安详和知足。

    泥火盆儿，这位温暖的使者，还客串着美食源地这一角色。一把黄豆，一撮苞米粒，几个花生，祖父就变戏法一样把它们变成香喷喷的美食。瘦小的苞米粒埋进去，过一会它就蹦跳着出来，变成一粒爆米花。祖父一边欣喜地用拨火的钎子挑出爆米花，一边说：“看看，女大十八变，小丫头转眼长成大姑娘了。”有时候，祖父悄悄把地瓜埋进深灰里，慢慢地热。闻到昋甜的味儿，小孩子馋猫一样到处找，直到那冒着油，滋滋响的地瓜被祖父从深灰里掏出来，小孩子才恍然。于是下一次，小孩子趁大人送客去了，学着大人的样子，将地瓜悄悄埋在明火里就上街玩耍了。等到家人闻到焦糊的气味，那红皮地瓜已经变成个炭灰锥。最温馨的是祖父烤着火盆儿喝酒，他把那黑色的小烫酒壶倒上半壶白酒，将酒壶根部埋进炭灰里，伸手从挂在屋脊挂钩子上摘下小小的提篮，拿出几条小干鱼。祖父用铁筷子夹着干鱼在火盆儿上烤，鲜味首先惊醒了炕头小猫，哇哇叫着，围着祖父转，还用头去蹭祖父。祖父找过猫食碟子，将鱼头、鱼鳞和杂刺、肚腹之物分享给猫。有一只莽撞的野猫，直眉瞪眼“蹭”地一声从窗口的猫道冲进未，见屋里有人又仓皇逃窜了。祖母将猫道那里竖起本厚厚的书，嘱咐祖父，小心外来的猫馋极了撞破窗户纸。祖父呷了口酒，啧啧着，干鱼肉放嘴里品咂着，慢悠悠地说，撞破了再封。

    泥火盆儿前的时光是温馨的，听北风敲窗，几片干树叶在窗外飒飒轻响；看雪花飘飞，给院中的草垛披上斗篷。守着泥火盆儿的炕头上，绵绵是祖母那些久远的故事和传说。火盆前的祖母戴上老花镜，慢悠悠地在绣一副鞋垫，或者补几双林子，或者就那么比画几片布片，拼接成她需要的枕头套、小肚兜。故事像她手中的线一样绵绵不断。冬天日短，不觉中日影就从窗户棂上没尽了，火盆儿里的火也暗淡下去，小孩子打一个长长的哈欠，灶屋里响动锅碗瓢盆的序曲。祖父就着火盆儿里微微露红的炭苗点燃了烟袋锅，烟雾缭绕里邢张布满皱纹的脸恬静安详。

    有时候，火盆儿边像一幅静物写生，永恒定格在我的记忆里：祖父背倚着炕头上高高的被卷闭着眼睛，他是在打瞌睡还是在想久远的往事？火盆边小弟睡得小脸红通，拨浪鼓在枕头边寂寞着。祖母双手插在宽大的衣袖里，眼睛似乎在看向窗台上阿妞的算盘。猫儿从静物里走出，在火盆边伸伸懒腰，扭扭捏捏地走到窗户边，透过玻璃看窗台上的麻雀。看着看着它就抬起前爪，要去挠那梳理羽毛的雀儿，一爪子挠过去，碰上了硬邦邦的玻璃。祖父惊醒，把猫儿引过来，抱在怀里。祖母轻拍窗棂赶走了麻雀。此刻，火盆儿里也许只剩下些热炭灰，堂屋里，锅碗瓢盆又响动起来，风箱慢悠悠响起，炕头热起来。火盆的暖又被炕头的热续接下来。

（本文有删改）

生长

残 雪

在朦胧的天地里，有一种景象最能引发我热烈的遐想，那就是生长的景象——动物和植物的生长。

那一天，我们走了很远，爬了山，来到一个庙里。我们从和尚们那里买了一篮子水淋淋的、细小的白菜秧子。将白菜秧子带回家之后，外婆和哥哥他们就开始栽种了。太阳当空照，白菜终于栽完了。多么令人沮丧啊，先前水淋淋的秧子被栽进土中，浇了水之后，好像死掉了一样，一律倒伏在泥土上，“死了吗?死了吗?”我不断地问自己。睡觉时我还在惦记着那些可爱的小秧子。

清晨，我在雾气中来到地边。啊，大部分的秧子都有一两片叶子竖起来了!虽然犹犹豫豫的，虽然有的叶子已经变黄，但我看到了复活者内部奔腾的汁液。“活了，活了!”我在心里欢快地说。下午我又去看了一轮，又有更多的叶片竖起来了，几乎每一棵都活了。

不知道是第三天还是第几天，我发现了新叶。新叶是那么的细小、柔嫩、洁净、精致!新叶一点都不羞怯，吸取着地气、阳光、露水，发出“滋滋”地生长的声音。六岁的我为这魔术所倾倒，常常往菜地里跑。当然，缺少肥料，白菜长得一点都不好。我不关心它们长得好不好，我看过奇迹了。奇迹啊。原来没有，后来长出来了。

外婆在叫我，可我不想挥动，我在守着那株野牵牛花，我要亲眼看到它如何攀到旁边那林小树上面去，那果软的藤如动物的触角，它缓慢地为自己探路，先让开一点，形成一个松一点的弧，然后试探着贴上了树干，缠绕就开始了。植物体内被发动起来的生长力是很疯狂的，只要几天不来看，你就认不出原来的藤了—一它早爬到了树梢。

疯狂的生长力导致植物不停地否定自己，每一个时期有每一个时期的图案，一个图案完成，立刻转入下一个阶段。我最喜欢看到的，就是那种转化了。白菜由细小的秧子变为绿油油的大白菜，最后还要抽出菜苔长出花，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期待、展开和实现，直到达到饱满、完成。牵牛花的展示最为壮观。有露的早晨，我看到十来朵紫红的喇叭沿着小树的树干排列上去，花瓣的质地如丝绢，底气那么充足，色彩和形态那么抒情，我便在小树旁发起呆来。牵牛花只开一天就谢了，可是秋子内部又在酝酿新的爆发。第二天早上，我又看到了更头的景象。它要开好几茬花儿才会穷尽自己的创造力。

我喜欢用食指去勾植物的藤须，让它绕着我的小小的指头生长。我抬起头看太阳，在阳光里面，生命是可以触摸到的。你瞧，它将我绕住了，一图，两图……指头上可以感到细微的扯，对于它未来说，那是何等巨大的爆发力啊。我屏住气，等啊，等啊，它终于向我的手背延伸过来了。我不忍心骗它，于是小心地松开它，将它放国它附的竹篱笆。

我也见过暴烈的生长——一株藤将幼小的树活活缠死。自然界并非都是莺歌燕舞。真实的暴力总是让我万分害怕，我连观看都害怕。但暴力是普遍的，无论你看与不看。我最后将生命中的暴力转化成了我内部的戏，这个戏就是我的文学。无害的暴力如同体育竞技场上的搏斗，将生命的精彩完整裸露地呈现于世人眼前，刺激读者体内沉睡的生长机制，使之发动内力，进行创造。

（选自《残雪文学回忆录》

赊刀人

顾敬堂

黄泥崴子是贫困村，历年来，上级部门派了好几拨机关人员驻村扶贫，但收效甚微。①天长日久，无论干部

还是群众都没有信心了。

这天，村里忽然来了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拿着一个陈旧的账本来到村委会打听。村主任看着账本上的名字很是吃惊：“这是哪年的账目呀？好几个人都不在了……咦，还有我爷爷的名字呢！”

得知村主任的爷爷还在世，这个自称赵国栋的人非常高兴，请村主任将名单上还在世的人召集来，说说这四十年前的账单。

很快，村部里来了百十号人，有些是账单上欠了债的，更多的是来看热闹的村民。

赵国栋给大家问了好，然后切入正题：“这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爷爷来过黄泥崴子，赊给大家一些生活物资……”

村主任的爷爷一听就惊呼道：“啊！你是赊刀人的孙子？我记得你爷爷，那时候我还是黄泥崴子的村长呢……”

那是四十年前的一个春天，一个货郎风尘仆仆地来到黄泥崴子，他拉着满满一架子车的货物，大多是镰刀、剪刀、菜刀之类的物件。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村里好多年没见过走街串巷做生意的人了。村民们觉得新鲜，围着货郎纷纷询问物件的价格。货郎笑眯眯地说：“我这车货物呀，只赊不卖！正常一把菜刀八毛钱，我两块钱赊给大家。”

村民们顿时炸锅了：“把我们当傻子呀，两块钱谁赊！”

“大家先听我说完。”货郎不急不忙地摆摆手，“②等到家家都买上电视机，没人穿补丁衣服，顿顿能吃饱饭，桌上有细粮的时候，我再来收钱。”

“哈哈，我先赊把镰刀！”老村长立刻嚷道，“这不等于白给嘛，你说的这些事儿根本没可能！”“我赊把犁头，要是你说的事儿实现不了，我可不给钱！”又有一个人接过话头。

其他村民听出了道道，立刻蜂拥而上，一车货物十几分钟就被赊购一空。

赊刀人拿出账本，挨个记下赊账人的姓名，让大家按下手印，便推着空车子走了。

看着货郎远去的背影，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都觉得遇到了傻子，白捡了便宜。老村长却充满向往地说道：“我倒是盼着他早点过来收钱呢！”

村民们也咂摸出滋味：“是呀，要是他说的这些事都能实现，别说这点钱了，给十倍我们都乐意！”

回忆到这里，老村长感慨地说道：“谁能想到，你爷爷说的话竟然都应验了！到现在都四十年啦，当年欠的账我还十倍！”

两三块钱的欠账，十倍也不过二三十元，村民们纷纷表示都按十倍来还。

赵国栋微笑着点头说道：“来的时候，爷爷让我拿这个账本试试黄泥崴子的民风。如果大家不认账，我转头就走；如果大家认账，我就继续和大家做生意，老规矩，只赊不卖！”

村民们一听，腰杆子都不由得硬了起来。

不一会儿，村外便开来两台货车，上面堆满了米面粮油和生活必需品。大家都看向赵国栋，等他说出赊账的条件。

赵国栋指着东面的一片地说道：“等到沙棘果三十块钱一斤时，我再来收钱，并且货物的价格也是正常价，不多加一分钱。”村民们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那片沙辣树是大家前年裁的，去年零星结了些果子，谁也没太当回事，没想到赵国栋居然对沙棘果感兴趣。

村民们面面相飙一阵，便上前围着两台车挑选起货物来。赵国栋拿出一个新账本，将赊货人的名字记了上去。

很快，两车货物被村民们搬空了，赵国栋笑昧眯地摆摆手，坐上车离开了。③有个村民看着自己堆得跟小山似的货物，得意地说道：“沙棘果怎么可能卖到三十块钱一斤？你们太傻了，为啥不多赊点？”

老村长白了他一眼道：“大城市的物价可贵着呢！人家要是没把握挣钱，会跟你拉这个？他爷爷当年的预言可都成真了！”村主任接过爷爷的话：“他们这个行当是从‘除刀人’转化过来的，古时候叫‘卜卖’，据说是鬼谷子的传人，估计是根据市场规律做出判断，预测的准确性非常高呢！”

大家又闲聊了一会儿，这才带着赊来的货物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村主任八十多岁的爷爷就出现在他家的沙棘林里，给地锄草、松土、浇水。有人看到后，也跟着到自家沙棘地里忙活起来。很快，全村人达成了一个共识：沙棘果的行情肯定会非常好，否则新一代的“赊刀人”

怎么会平白把东西赊给咱们呢！

④到了冬天，红灿灿的沙棘果挂满了枝头。村主任通知大家，今天有人来收购沙棘果，三十块钱一斤！村民们吃惊又高兴，吃惊的是，赊刀人的预言竟然成真了；高兴的是，之前都不看好的沙棘果居然真的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卖完沙棘果，赵国栋果然来了，村民们心甘情愿地给他结算了赊欠的货款。这还不够，大家都期待地问他：“啥时候你再来赊东西？”

赵国栋笑呵呵地说：“从明天起，我以第一书记的身份正式驻村，和大家一起振兴黄泥崴子！”

村民们惊讶不已：“啊？你不是赊刀人？”

赵国栋摆摆手道：“我爷爷是研究市场经济的专家，我现在搞的也是这个专业。当年所谓的赊刀，不过是他老人家到农村考察时，变相扶贫而已。”

“太好了，你来这儿带着我们干，肯定能领着我们脱贫致富！”村民们纷纷鼓起掌来。

赵国栋笑了，耳朵边回响起临行时爷爷说的话：“有些扶贫干部光靠热情不讲方法，把村民折腾得都没信心了。其实要想振兴乡村，首先得把倒下的人心先扶起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