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但人对作为理性的核心成分的逻辑的了解还十分有限。正因如此，逻辑不是被戴上神秘、深奥、抽象的光环，被敬而远之，就是被轻蔑地视为虚无、刻板、教条、缺乏活力。很多人没有受过基本的逻辑训练，任凭外部刺激指导自己的行动。但对人类历史发展真正起作用的人来说，观念的力量尤为重要，而观念的运作正是一种逻辑运作。可见，具备良好的逻辑素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而提升现代生活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要。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说，逻辑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美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净尽。而一个确立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强化逻辑训练。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1月30日第14版，作者朱建平）

学问源于乐趣，藏宝最终散尽

    曾有一种说法，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

    2009年11月28日，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王世襄的离世，意味着中国又一位标志性文化老人的陨落。

    王世襄生于1914年。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曾是朝中大官，母亲出身书香门第。他年轻时就在燕京大学读书。王世襄虽然出身名门，拥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对书画、陶瓷这些也都较为精通，但是他更关注社会底层的文娱活动，如捉獾、养鸽、驯鹰、养狗等。然而，他的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却并没有被一般人看成是学问。

    王世襄是杂家也是通家。他的许多学问最初都起源于乐趣。王世襄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果连玩都玩不好，还有可能把工作干好吗？”他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少年的“王家二少爷”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在京城可算是小有名气。他玩过一只白鹰，是鹰中绝品，当时叫价一百块钱，而当时一袋面粉才两块五。王世襄平生头一次借钱，买走了这只白鹰。

    王世襄的心思从小就不在学业上，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但启功先生却不认同这种说法，他曾说，王世襄先生的“玩物”是“研物”，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学问。王世襄曾说：人生价值不在于据有事物，而在于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为知识，有助于文化研究。

    即使是“雕虫小技”，王世襄都能玩出道道。他曾经出版过《中国金鱼文化》《竹刻艺术》《北京鸽哨》等。他收藏的东西除了像家具这样的大家伙，还包括蛐蛐罐、鸽哨这样的小玩意，他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同样也都非常精深。2000年，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书中涉及家具、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舞乐、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

    王世襄于1940年曾应梁思成之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国难频仍的年代，他们在荒野中寻找中华文明存在的久远证据，将历史传统缝合。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中损失的文物。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于是通过他父亲的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最终没收了杨宁史的240件青铜器，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文革时期，王世襄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文物局的“内行红卫兵”前来抄家，就此保住了大批文物。

    王世襄毕生为追回国宝而努力，收藏了那么多宝贝，却在晚年全部拍卖回流到社会。王世襄选择了“散尽”，这些宝贝也有了更多前世今生。

王世襄自称“书呆子”，在“反右”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他还热情地邀约黄苗子、郁风以及漫画家张光宇来自己的四合院“芳嘉园”住。小院越来越热闹，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城文化圈里一个不可多得的雅致场所。但由于人越来越多，王世襄便将宝物缩回一间漏雨的小屋，将数十件形态、大小各异明清家具塞满狭小的空间。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以至黄苗子专为这张特殊的“大床”写了一副对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陋室。

    有一件物什是王世襄始终珍藏的，那就是他与夫人用了多年的买菜的提筐。2003年，妻子去世，王世襄在怀念亡妻的诗中，深情地回忆与妻“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的情景。他还说，到将来自己辞世之后，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他们俩的墓穴中间，能与妻子“生死永相匹”。

    高中语文人教版选修教材《中国小说欣赏》第二单元《谈神说鬼寄幽怀》中讲到孙悟空的故事实际上暗含了佛教“放心”“定心”与“修心”的全过程，来宣扬一种佛家的摆脱迷惑找回本心不得迷失的精神境界。文学首先是人学。所谓文学的人民性，概括地说，是指文学具有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思想感情以及同情或歌颂人民的社会属性。《西游记》是一部神怪小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除唐僧是个人，而且是个慢慢神化了的凡人之外，其余全是怪，但书中尽是“精怪魑魅俱通人情”，“神仙鬼怪皆晓人性”，所以虽然表象是“怪”“神”，实质仍是“人”。我们熟悉的孙悟空，就是一位由石猴幻化而成的精怪，而恰恰是这样一个非人类的精怪却蕴含了深厚的人民性。这也是《西游记》得以流传不朽而“孙悟空”家喻户晓的重要原因。

    早在东晋王嘉《拾遗记》卷八“周群”条中就描写了一只传授周群历算的白猿，它有变幻莫测能知过去未来的神通，它可与天齐寿，这些全都具有后来孙悟空的特点；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里描写的那只“遍体皆如铁”、“虽百夫操兵不能制、知死生之数”的白猿，不更有孙悟空的影子？宋代《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中，往西天取经的唐三藏法师座下的护法猴行者，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以上种种显示孙悟空这一形象不是一时一地一人所为，而是历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扎根于中华大地的土壤中的。

    第二，作者有意让孙悟空处在一个世俗态层面，是要借宗教徒们宣扬的“虔诚信教、苦修苦炼、成仙成佛的母题”来阐发世俗社会一个生活哲理：要获得成功需走正道，历经磨难，而且要有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斗志。孙悟空如此历炼艰苦，也正因此孙悟空并没有远离尘世，脱离人民，而是反映了人们的心理状态，阐述了群众集体意识中的人生哲理。

    第三，从孙悟空性格中最鲜明最突出的两个特点：有个性、追求自由。这两个方面论述这一形象还体现了明代人民乃至今天人们仍津津乐道的审美价值取向：个性、自由。举一处例子：对那个专门用来“拘系、收管”他，不让他“逍遥自由耍性子”的紧箍儿，念念不忘能“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孙悟空一生奋斗，都是为了获得人生的最大自由，而“斗战圣佛”的成果也是“来去任自由，也无恐怖也无愁。”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以及在追求过程中体现的优良品质，英雄特征无一不是人民群众集体意识中所向往的，而鲜明地打上了人民性的烙印了。

    再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由于考试落第、一生不遇，只做过一个地位极卑的胥吏，被士大夫视为奴仆。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决不会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代言人和传声筒，他的笔下绝不会是歌功颂德的官方著书，更不会是封建统治阶级愚弄百姓的说教。也正因为孙悟空形象蕴含了人民对英雄的品评，反映了世俗宗教文化，由于他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贴近人民心理，所以在古代就深受广大人民喜爱，在民间长期传讲，广泛流传，“街谈巷议皆孙猪”。小说中的精彩回目还被排成戏剧，在舞台上表演。连《红楼梦》里薛宝钗过生日也要点一出“西游记”，慈禧太后的戏楼里专门为孙悟空安排了一个飞天的通道，绍兴戏里有大量的猴戏。在今天，《西游记》还不断被拍成电视剧电影动画片等各类节目，翻译成外文流行于欧美。孙悟空形象之所以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巨大的吸引力，应该归因于这个形象体现出的强烈鲜明的人民性，使得这一形象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支奇葩，千百年来绽放着异彩，经久不衰。

（删改自《解读孙悟空形象的人民性》）

    作为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既涉及信任主体，也关乎信任对象；既与社会规范和体制相涉，也与主体人格和德性相关。

    在信任问题上，个体总是涉及两个方面，即为人所信与信任他人。就前一方面而言，如何形成诚信的品格，无疑是首先面临的问题。孔子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则进而将“朋友有信”规定为人伦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有序的社会交往中，以诚相待和言而有信，既是这种交往秩序可能的条件，也是交往双方应尽的基本责任，一旦个体置身于这种交往关系，则同时意味着承诺了这种责任。

    就个体而言，作为信任条件的诚信关乎内在德性及人格。中国哲学对“信”与德性及人格的关系很早就予以关注。儒家经典《孟子》强调“有诸己之谓信”，信与诚相通，有诸己即真实地具有某种德性。《中庸》进而将“诚”视为核心的范畴，以诚为人格的基本规定。《大学》同样提出了“诚”的要求，把“诚意”规定为修身的基本环节。这种德性及人格，为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达到诚信，提供了内在的担保。

    伦理意义上的信任，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关系的层面看，信任以对象的可信性为前提。在消极的意义上，当对象缺乏可信的品格时，便难以使人产生信任感，所谓“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子》），便表明了这一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如果相关对象的所作所为始终诚信如一，那么，人们对其后续的行为，也将抱有信任之心。由此可见，信任并非仅仅源于主体心理，而同时与对象相关。

    从伦理学上说，妄疑一切、无端臆测他人的不诚，并对可信的对象始终缺乏信任感，这是一种道德的偏向。这种偏向不仅常常伴随着过强的怀疑意识，而且在片面发展下，容易引向“宁我负人”的异化形态，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成为问题，也使社会领域中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从更广的社会层面看，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并不仅仅基于个体的德性和人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认为，中国传统的信任以血缘性共同体为基础，建立在个人关系或亲族关系之上，而新教的信任则基于信仰、伦理共同体，后者超越了血缘性共同体，并逐渐以理性的法律、契约制度为保障。历史地看，儒家所说的“信”，事实上便与礼相联，在仁、义、礼、智、信的观念中，礼则既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规范系统，又涉及政治、伦理的体制。在此意义上，广义之“信”已与体制相关联。

    就信任关系而言，通过契约、信用等制度的建立，失信便不再是无风险的行为，相反，失信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总之，个体的人格和德性从内在的方面为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担保，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则在外在的方面构成了信任关系形成的现实根据。

（摘编自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

材料一：

    “中国制造”走向了世界，为中国的经济带来了一个持续高速的增长。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确实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每次经济危机之后，都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创新。因为危机淘汰了很多落后的，再一次占领市场的时候必须是先进的。正是危机的不断刺激，才有世界经济的波澜壮阔的发展，才有不断地创新。中国不得不创新。如果不创新的话，依然是中国制造。中国制造，技术是人家的，中国依然在一个极低的层面加工产品，而且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原料、资源和环境。这样发展下去是非常被动的，不仅挣不到很大的利润，而且我们的环境、资源负担会很重，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或者核心应该是提升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摘自李义平《中国经济要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材料二：

    制造业仍然是促进经济增长、吸纳就业、活跃创新的重要力量，保持制造业的竞争力和较快发展对于刚刚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的中国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兼之人民币升值、油价和运费提高等因素，“中国制造”赖以依存的低成本优势被严重削弱，中国制造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应对挑战，一方面，要提高传统产业、成熟产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要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建立以企业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合作体系；要增加对教育和培训的公共投入，完善在职教育和培训体系，提高制造业产业工人的素质；要鼓励企业开展以技术寻求为目的的逆向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境并购，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提高我国的产业技术水平。

（摘自李晓华《提高“中国制造”竞争力》）

材料三：

    品牌是一个国家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核心体现，更是企业的生命所在、灵魂所系。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作为一种高度稀缺资源的知名品牌，正为少数发达国家所垄断。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产值在2010年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我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却寥寥无几。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品牌发展水平虽有提升，但仍与其发展规模和地位不相匹配，我国工业企业的规模效应并未转化为品牌效应中国企业更依赖利用大批量生产与批发式销售的商业模式来实现企业财富的增长，凭借增加要素投入和加强成本控制来获取成功，而忽视了通过产品、服务和自身形象的品牌化塑造来提升企业价值。

（摘编自张厚明《“中国制造”走“品牌强国”道路》）

材料四：

    今天，当世人以全新目光打量中国的时候，中国制造的形象也在悄然改变。中国制造正在把优质、精品、创新等关键词刻印在铭牌之上。“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作出重要论述。从中，人们可以发现突围破局之路，可以体会中国制造被赋子的新的时代定义中国制造，当以创新为灵魂，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中国制造，当以品质为生命，没有优良品质，制造强国的地位就无法确立。像对待生命一样重视品质，以工匠精神锻造世界品牌，中国制造才能焕发新的生杋活力。中国制造当以人才为根本，建设制造强国，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制造业人才队伍。相比技术的研发、产品的创新，这一过程更加需要定力和耐心，也更加呼唤企业界、教育界和政府部门等各方的共同努力。

（摘编自辛识平《新定义“中国制造”》）

传统文化元素在当代文学中的妙用

李雪

    ①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都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精神文化的深刻影响。今天，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就离不开民族文化所激发的强大精神力量。

    ②中华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中华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精神标识。在新时期的文化建设中，不少当代文学作家就妙用了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创作了优秀的文学作品。

    ③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人道德修养的熏陶是显而易见的。但自五四运动之后，我国文学发展受外来影响日益加重，接受外来文化思想，弱化本民族的传统思想，导致文化一度出现“无根”状态。当代作家借鉴传统文化中的元素，增强了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使当代文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是当代文学的一条主脉。陈忠实《白鹿原》中用核心意象“白鹿”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价值。范小青的创作涉及了佛教主题，说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张炜的《你在高原》饱含着对以农业文明为底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钟情。

    ④同时，当代文学作品也十分注重对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元素的合理运用。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的笛声像一个新鲜、愉快而美丽的梦。王安忆《小鲍庄》中唱古的调调以及叶梅小说《花树花树》中的哭嫁歌等，营造了别具一格的审美意境。传统音乐元素以其极富象征性的背景赋予了中国当代小说或是阔大幽远、或是精致圆融的境界。中国诗歌和绘画美学讲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胜境，因此，一些小说家在构筑意境时，以情景交融、神与物游的虚实相间笔法创造美感境界，在浓重的诗情画意中给读者以丰赡的生活实感和生活情趣。

    ⑤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的古玩、弈棋、戏曲、书法乃至武术等的灵韵在当代小说中也得到有效秉承。比如阿城的《棋王》，就借棋写出了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精髓。有的作品还涉及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和中医元素等，呈现出一幅较全面的传统文化图景。当然，传统文化元素在当代小说的应用，不是对传统文化元素简单的移植，而是提炼其精髓再巧妙地融入到作品中，使传统文化元素与当代小说完美结合。

    ⑥令人称赞的是，哪怕是号称自由生长的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也比比皆是，如影响较大、反响不错的《琅琊榜》《风起陇西》等，这些作品主要表现为对古典诗词进行合理化用，使小说语言带上了古典美学的气质，原本显得轻浅的网络文学也就增添了一份独特的古韵。

    ⑦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深刻全面理解中国文化传统，敏锐把握人民大众的审美趋势，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原则指导下，自觉化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坚守民族文化立场和理想，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又有鲜明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当代作家艺术家责无旁贷。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