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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实用类文本阅读 题类: 难易度:普通

浙江省浙南名校联盟2024-2025学年高二上学期返校联考语文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材料一: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众星拱月”,而是“满天星斗”。在这一理念下中原文明不再是唯一的、中心的中华文明源头。把巴蜀文明看作与中原文明平行发展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的一元,才能看到二者的差异和特色。

中国经历过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三星堆和殷墟两个考古遗址分别代表了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青铜时代的辉煌期,但三星堆代表的巴蜀文明和殷墟代表的中原文明经历的却不一样。

殷墟青铜器的主要造型是青铜“物”器,即用青铜器制作的各种物品,最为常见的有鼎、尊等,纹饰大多是动物,鲜有单独的人形纹样。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则拥有大量的“人”形,如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纵目面具,金杖上和兽形器上刻着的小人,青铜神坛上所铸的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13个人像等等。

中原文明出土的青铜器大部分发掘于家族墓葬之中,作为陪葬的明器,象征着财富和政治权力。西周早期的毛公鼎的铭文中多次出现“父、王、家”等字样,内容清晰地表达了王权在家族内的传承。这说明,此时权力已被家族私有化,是一种“家天下”的形式。巴蜀文明的青铜器则多用于大型祭祀。从祭祀坑的规模、大小和发掘出来的青铜器数量来看,祭祀仪典具有相当宏大的规模,必定是国家级的重要仪典。因此,三星堆的青铜器基本是公共器物,是国家礼器,不是专为某个家族和个人订制的。

是什么造成了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在青铜时代的差异?首先在于两种文明所代表的权力模式存在差异。考古学家李伯谦把“古国”分为“崇尚神权”和“崇尚王权”两类。近几年三星堆最吸引人的文物就是结构复杂、层次多样的青铜神坛,专家认为它的奇特造型生动地诠释了正在进行的一次神巫仪式。而中原文明里几乎所有已知的主要兵器都能找到青铜制造品,甲骨文中“王”字是青铜兵器“钺”的象形字,是“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国王形象演化而来的。《左传》有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如果把“祀”与“戎”分开来论,在宣扬和巩固国家权力方面,巴蜀文明注重的是祭祀,而中原文明更看重战争。

青铜时代是一个记录英雄的时代。中原文明的首领都有过领导本氏族战胜自然灾害的功绩,大禹治水,商汤试图投火祛灾,后稷教人种植菽、黍、粟等农作物。但人们初次见到三星堆“人”形青铜器时几乎都震惊于它的“大”,体量“大”,高度“大”。这种“大”带给人们最直接的心理感受就是崇高感、神秘感和震撼力,这是神灵能够带给人的崇高感和威严感。以青铜纵目面具为例,它虽然有可能是氏族英雄蚕丛演化而来的,但体量大大超越了人面的实际尺寸,具备宗教意义上神的力量。

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在青铜时代的差异来源不止于此。中原文明区域地势平坦,湿润多雨,交通便利,农业资源丰富。在此基础上中原文明形成了立足现实、脚踏实地,既重视生存发展和物质实利,也重视沟通的文化基因。对巴蜀文明而言,雄伟的横断山脉造成四川东西地貌的巨大反差,川西高原耸立、雪山巍峨,川东盆地则地势平坦,河流纵横。高原和盆地之间是一道降雨带,形成中国的雨雾之极,多种奇花异卉和珍禽异兽终日笼罩其中。这很容易让巴蜀人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并刺激了巴蜀人的想象力,由此形成神秘的宗教情结和对艺术的迷狂。这是三星堆文化发展为神权古国的自然生态原因,也是巴蜀文明独自向内发展形成的文化成果。

巴蜀文明独特的文化基因并没有随着古蜀国的灭亡而湮灭,而是成为中华文化系统中的文化基因之一 , 展现着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和传播力。

(摘编自裴争《青铜时代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差异初探》)

材料二: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关于古蜀国的历史源头目前并无确切记载。李白在《蜀道难》中曾慨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诗中的蚕丛和鱼凫,便是传说中的两位蜀王。《华阳国志·蜀志》里说蚕丛“其目纵”,这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眼睛与脸呈90度垂直的青铜人正好能对应上。《蜀王本纪》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清代陈登龙的《蜀水考》记载岷江“南过蚕陵山,古蚕丛氏之国也”。三星堆出土的一件玉璋上,刻有古代蜀人祭祀神山的情景,这里的神山指的就是陈登龙笔下的蚕陵山。鱼凫王朝时期,古蜀国日渐强盛,宏大的三星堆古城就是在这一时期建成。三星堆作为鱼凫王朝的都城,是古蜀王国最高权力中心所在,其他不同层级和边缘地区的各级次中心是这个中心在各地实施统治的坚强基础和有力支柱,这种情况与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所呈现的层级结构完全一致。

蜀王更迭都发生在蜀族内部部落之间,所以古蜀文化保持了发展的连续性。在2000年时间里,随着国力的强盛,古蜀国通过武力征伐,开疆拓土,三星堆文化展示出了“强烈的扩张性和辐射性”。渝东、鄂西及云贵区域,面对已经高度发展的古蜀文明,基本上没有抵抗力。从鄂西出土的鸟头柄来看,此地有可能是古蜀王国镇抚其东界的官员驻节之地;云南、贵州出土的青铜人物,也表明了西南夷各族从属于古蜀王国的事实。

由于古蜀国掌控着西南地区,中原商王朝面对自己急需的一些战略物资,如冶铜所需的矿产,只能选择向古蜀国购买。在这一贸易过程中,中原商王朝的文化渐渐传入古蜀国。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基本都是以模范法来铸造,这是商周时期应用最广泛的青铜器铸造方法。此外,其中部分青铜尊和罍,形制上与中原商文化同类铜器大体一致。但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类似中原的青铜器只占少数,更多的是体现本土文化特色的全面罩、头像、神树、大型青铜人等。不仅改变了今人对中国古代青铜器以殷墟青铜器为代表的认知,也在事实上重构了中华文明中青铜知识的图谱。

受古代“内诸夏而外夷狄”观念影响,人们也在很长时期都将中原文明视作唯一的文明中心。如果不是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人们恐怕很难想象,在4000年前的西南边陲,曾存在一个与中原文明同样璀璨的古蜀文明。

(摘编自《三星堆文化对中华文明意味着什么?》)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三星堆古城建成于古蜀鱼凫王朝,是巴蜀文明的代表性考古遗址,从中出土的青铜器是对中国青铜时代辉煌历史的有力证明。 B、虽然同为礼器,中原文明中青铜器彰显的是家族的地位与权力,体现了权力的私有化;而巴蜀文明则多用于大型祭祀,是公共器物。 C、三星堆发掘的青铜器特色显著,许多物件与神巫形象、仪式有关,具备丰富的宗教元素,彰显了巴蜀文明对神权的崇尚。 D、在古蜀国与中原商王朝的经贸过程中,两种文化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但影响有限,各自的本土文化特色依然鲜明。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不论是在巴蜀文明还是在中原文明中,青铜器的作用都单一且纯粹,这以青铜器为支点研究两种文明的特征提供了便利。 B、殷墟和三星堆两个考古遗址体现了中原文明和巴蜀文明不同的审美特点,前者的主要青铜造型是“物”器,后者的青铜造型多见“人”形。 C、在传统观念中,中原文明是中华文明唯一的、中心的源头,巴蜀文明与之内外有别,这种观念一定程度上抹杀了巴蜀文明的价值。 D、四川东西地貌反差巨大,物种丰富,大自然的奇异使人敬畏并能激发想象力,这让诞生于此的巴蜀文明具有浪漫主义色彩。
(3)、下列对两则材料的相关论证解读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材料一首句“众星拱月”“满天星斗”等词,使用比喻,形象地指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两种认知,作者借此明确表达取舍态度。 B、材料一第六段对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中的英雄形象进行比较,并以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为例,来印证巴蜀文明中的神权崇拜。 C、材料二第二段以鄂西、云南、贵州等地出土的青铜文物为例,论证了三星堆文明展示出的“强烈的扩张性和辐射性”。 D、两则材料对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论述各有侧重,材料一侧重于两种文化在青铜时代的差异,材料二主要通过文献考据,论述了古蜀文明的璀璨。
(4)、请根据材料一的相关内容补写下列图表中的空缺信息。

研究主题: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在青铜时代的差异

研究前提:①

研究内容

研究对象

青铜器的用途

差异原因

权力模式

生态环境

巴蜀文明

国家礼器

“人”形

神权

中原文明

陪葬明器

“物”形

王权

地势平坦湿润多雨

(5)、为什么说巴蜀文明是“中华文化系统中的文化基因之一”,请结合两则材料简要概括。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游戏,让学习成瘾

——序言

[美]卡尔M·卡普

    游戏化是个奇特的词汇。它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它很重要?它与严肃的学习怎么扯上关系的?每每与学生和客户探讨时,这些问题似乎如约而至。而唯一不需要解释的人就是我的几个孩子。他们现在懂,过去就懂,并一直与游戏化形影不离。因为帮忙拿了一瓶苏打水,我的一个儿子给了另一个儿子十个积分,这就是游戏化 (十个积分去哪了和做什么用,我一无所知)。我儿子为自己计时,作为一种学习方法看看自己能多快说出经济学词汇的定义,这也是游戏化。当我儿子坐下来,在一款第一人称的游戏里学习代数,这也是游戏化。

    观其表,游戏化仅仅是使用游戏机制让学习和教育活动更有趣。它看上去似乎是花拳绣腿或者雕虫小技,其实不然。究其里,它的本质是赢得学员的忘我投入、自主意识和价值这一系列的构想。游戏赋予体验以价值,在安全的环境中允许自由探索未知、思考问题和 “尝试解决问题”。游戏能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鼓舞人心、抚慰失败的伤痛。你可以总是点击重启按钮或再次人围明年的冠军争夺战——这次你一定拔得头筹。

    鉴于其天然的属性,如容忍失败、鼓励创新思维和控制一切的感觉,游戏应该是理想的学习平台。将两个游戏元素——吸引力和想象力——发挥到极致,游戏可为传统教学平台锦上添花。在电子化学习中,无尽的刷屏仅仅为了显示文本内容和多选题,几乎没有反馈和对运用所学知识的评估,应该让游戏取而代之。在课堂上,我们应该打破沉闷的授课风格,用游戏化拯救被项目符号无尽地狂轰滥炸的学生们。

    不要认为游戏化仅仅是使用证章、奖励和积分;相反,思考游戏引人入胜的因素绝不仅仅为了积分,而是为了心驰神往的魅力、快速及时的反馈、功成名就的感觉、战胜挑战的勇气和过程。

    这本身就是在学习。我们这些学习专家(学者、教师、企业讲师、教学设计师) 是懂得游戏化的;而且亲身经历过,我们把枯燥的内容转化为魅力十足的课堂活动,我们让学员深入案例分析中,所以是我们设立了标杆。此时可不是拒游戏化概念于千里之外的时候,而是重温旧情,并赋予更丰富的内涵和深入应用的时候。我们能让游戏化成为学习和教育领域的翘楚。让我们的学员置身于真实的学习环境,训练技能,得到关于进展和业绩的瞬时反馈,获得对良好表现的认可,并赢得功成名就后的关注。所有这一切比回答多选问题式的学习方法不知高明多少倍。

    本书着重强调为学生生成游戏,而不是通过外部奖励人为地刺激学习。设计一个有价值的学习体验才是游戏机制在学习领域的应用之道。这本书背靠过去几十年众多不同研究者的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结论来自严格审查的专业研究,关键点直接引自实证研究。我的目的是把学习、游戏和教育的内容整合到一起,归集一处,指导设计活动,让学习专家们为新学员打造出超凡脱俗的学习体验。

阅读下文,完成小题。

宣传与教育(节选)

贺麟

    ①我们并不否认宣传有其不可免的流弊,本不否认我们的思想界和出版界常为悲劣的宣传所充斥。但我们不能向时代开倒车,主张根本摒绝一切宣传,只能向前努力去提高宣传的素质。所以我们主张不可离开教育而从事宣传,也不可仅仅热心教育而忽略宣传。宣传家应当以宣传为主,教育为辅;教育家应当以教育为主,宣传为辅,离开教育而言宣传,宣传就没有内容,离开宣传而言教育,教育就没有广大的影响。

    ②同时我们也不可离开行动而言宣传。宣传和行动不可分离。一位宣传家,如果自己没有实行的能力与勇气,也就没有资格作宣传。不到民间去服务,宣传也是空话。“最好的宣传方向是宣传的人以身作则,让自己的行动引起别人的行动。如像明末传教士利玛窦之到中国作宗教宣传。他自己先学养成良好的教育技术,天文、医学无所不通,他能够真正为中国人服务,开医院,抗灾难,而且在服务之余,生活同中国人完全一样,穿中国的衣服,说中国的语言。他诚恳的态度,笃定的信仰,服务的精神、专精的学术,使当时人士都敬他,佩服他,受他的感动。在当时风气那样闭塞的国难情形之下,居然产生了伟大的效果。

    ③宣传的方法,需要艺术化。诗歌,戏剧、图画种种的表演,都是宣传决不可少的条件。宣传的方法是真挚的热情来感动人或感化人。枯燥乏味的宣传,纯粹注入式的宣传,宣传者本身感触不强,听众自然更感觉无味。不过我们说宣传要艺术化,并不是说艺术应该宣传化,反说拿艺术来作宣传的工具。我们只是说宣传应当受艺术的陶冶以感人于无形。这样的宣传,才能给人以具体美化的印象,再不只是喊些空洞抽象的口号,以引起旁人反感。

    ④凡是缺欠诚意,毫无正大光明的方针政策,只知道开些空头支票 , 欺骗人民,搞阴谋诡计,封锁消息。当然不会把宣传行动化到民间服务。他们不仅不能够发生良好的效果,而且反而会使宣传为世所诟病。这种人当然不能够代表真正的宣传家。中国近代政治上第一本党知先觉同时也是第一个典型的宣传家应推崇为孙中山先生。他是第一个认识宣传的重要意义,打破传统轻视宣传观念的人。他宣传的精神,感人的态度,坚卓伟大的人格,终身从事革命的传统,和他的好学不倦、手不释卷的学养,使他的政治主义的宣传,在中国政治现代史上开一新纪元。

    ⑤中国今后政治宣传,应当以孙中山先生为典型,宗教宣传应当以利玛窦为模范,学术宣传应当以苏格拉底、费希特为代表。如是庶几学者,教育家、先知先觉,可以离开学历或象牙之塔而到民间去。而一般民众亦可以受先知先觉者、教育学家的感化与启迪。如是庶宣传与教育,可以收分工合作,同时发达,携手并进的效验。

(1944年写于昆明)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是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

    ②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之中,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习近平同志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实现人工智能普适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

    ③人工智能有着改变社会的巨大潜力。放眼当下,人工智能正有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智能化水平,有效增强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能力;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但也要看到,传统人工智能主要依靠机器学习算法,通过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对大量数据进行抽象和总结,转化为一类特定的计算模型,最终实施在特定的应用中。传统人工智能这一运行模式也带来一些问题:知识引导方法长于推理,但是难以拓展;数据驱动模型擅于预测识别,但其过程难以理解;策略学习手段能对未知空间进行探索,但其依赖于搜索策略。可见,如何有效发挥数据驱动人工智能与知识引导人工智能的各自优势,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难点问题。

    ④在这一背景下,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和热点。脑科学研究发现:为了应对各种认知任务,大脑要在短时间内保存和处理各种感兴趣的信息,完成这个过程的大脑系统就是“工作记忆”。此外,基于生物层面的神经突触信号传递作用机制、脑区间环路特征、脑信息表达与处理等成为研究热点,这些都为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可以预见,通过脑科学的深入研究和神经机制的系统解析,“破译”大脑信息处理与神经编码的原理,再通过信息技术进行参照、模拟和逆向工程,将会形成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为标志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⑤人工智能涉及范围极广,需要多方参与、共同努力。对于我国来说,尤其需要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要以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为目标,以既有资源禀赋和研发优势为主攻方向,以“双一流”交叉学科建设和跨学科人才梯队培养为抓手,实现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原始突破,进而利用类脑智能技术推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第二,要做好相关人才培养工作。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不少国家高度重视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提升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征。贯彻落实这一发展规划,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很高要求。

    ⑥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是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从全球治理到社会生活,从国家发展到家庭建设,都将因这一领域的创新而发生重大变革。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只有与情感、伦理等人类最朴素的需求相结合,才能迸发出真正符合人性的创新点。只有这样的创新才是正向的创新,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促进人类生活更加美好。

(摘编自许宁生《让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工匠精神”,曾在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扎根生长。千百年来,华夏“大国工匠”们。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令西方仰止的古代科技文明,由他们聚敛起来的“工匠精神”,也不断酝釀、发酵,直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无论在庙堂上还是江湖间,每一个时代那些巧思运筹的工匠们亦成为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他们生发出来的“工匠精神”亦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韩非子《五盡》提到率先民“构木为巢”的有巢氏和“钻燧取火”的燧人氏,均是因为拥有了独门技艺而得以“王天下”。唐代后期的敦煌文献《二十五等人图并序》用了这样的文字来描述传统工匠:“工人者,艺士也,非隐非仕,不农不商……虽无仕人之业,常有济世之能,此工人之妙矣”。这是对能工者、善工者的歌颂,对“工匠精神”的至高认同。而在民间,工匠文化同样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与尊重、诸如“良田百顷,不如薄艺在身”“技多不压身”等说法不胜枚举,工匠文化渐成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出于这种朴素认知,民众愿意学手艺,愿意将手艺练得精益求精,潜移默化中也孕育了中国工匠独特的敬业精神。

    随着“工匠精神”的蔚然成风,“工区精神”的内涵和要义,也在历代人的推敲中逐渐显现出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是《诗经》里描述工匠制作骨器、象牙、玉石的字眼,至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其进行了更高层次的阐述和提升,他说:“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精益求精,这在现代语境中,被认为是“工匠精神”核心和精髓的表述,首次出现在历史文丛中。再后来,清代文学家、史学家赵翼在《瓯北诗话.七言律》中时其做了进一步的引申和阐述——“盖事之出于人为者,大概日趋于新、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本风会使然。”待到民国时期,孙中山将其扩展到近代工业,概枯提炼出“精益求精”精神,这成为当代技术道德的重要规范。

    精益求精、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手下世界的“工匠精神”,被不断内化、延伸至更广的领域。古人们还将“工匠精神”延伸至文化创作领域,于是,就有了“匠心独运”的说法。此外,文化创作中无论是“打磨”“勾画”,还是“描摹”“推敲”,都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文化创造中的对位呈现。

    《礼记.大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新时代语境下,从古老而朴素的文化源头重新出发,“工匠精神”正成为新的时代热词,而热度的背后是一场新的出发,“工匠精神”正返本开新,开创着全新的天地。

(摘编自公晓慧《“工匠精神”是深藏于中华民族基因中的精神密码》)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材料一:

人的异化是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卡夫卡和蒲松龄为达到写作目的,都不惜采用荒诞的写作手法将现实夸张变形。在《聊斋志异》和卡夫卡的作品中有许多异化的主题,主要体现为人不再是人,而是以动物的状态出现,或者是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异化为动物或植物。罗杰·加洛蒂曾这么评价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的王国是异化和异化意识的王国”,认为“卡夫卡作品的本质与风格在于人的自我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蒲松龄写《聊斋志异》与当时“淄川的文人雅士聚首时谈狐说鬼,似为时尚”的时代背景有关,他在《聊斋自志》中也明确地表达出他对怪异事物的爱好“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从这点来看,两位作家都喜欢用荒诞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异化主题,这点是最值得探究的相通之处。

卡夫卡所读过的《聊斋志异》的德译本中有《阿宝》、《竹青》、《香玉》和《莲花公主》这几篇是明显带有异化色彩的。如《阿宝》中的孙子楚性情憨厚,不善说话,喜欢上了本地大商人的女儿阿宝,因她一句玩笑话而自断了六个手指。碍于无法在一起,他郁郁寡欢,一病不起,后来灵魂化为一只鹦鹉飞到阿宝的住处,日日夜夜陪在她身边。孙子楚的真心诚意打动了阿宝,鹦鹉变回了人形,造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上面故事中的主人公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因为种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异化成了动物。而卡夫卡作品中的异化相比较《聊斋志异》中的异化而言则更加荒诞和怪异,这类异化很少有前因后果,多表现为突变。如《变形记》中的格雷戈尔某天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硕大的虫子……”。显然,这是一种异化的手法,与《聊斋志异》中人化为动物或植物的变形有几分相似。但相比之下又有着不同,这段异化出现在故事的开头,而在整个故事中卡夫卡始终没有交代格雷戈尔变成甲虫的原因,只是在描述他变成甲虫之后的事情,该小说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更像是一个故事的片段。而蒲松龄笔下的故事则情节完整,前因后果也交代清晰。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聊斋志异》中主人公的异化和变形往往带有一定的目的,如孙子楚是为了陪在阿宝身边所以化成鹦鹉。如果有可能,这些异化的人在达成自己的目标之后还要变回人形。在蒲松龄这里,人的肉体和灵魂的分裂是迫不得已的,暂时的分裂是为了最终的统一。这样看来,《变形记》中的异化显得突然,这与卡夫卡的写作目的有关,卡夫卡想要用这种荒诞的手法来突出现实生活中人的并化,来表现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漠然的关系,他企图从异化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和批判社会。

细读《变形记》可以发现,该小说着重描写的是格雷戈尔变成甲虫之后,家人对他态度的转变。在变形之前,虽然格雷戈尔作为公司的代理挣钱不多,但整个家庭依靠其工资尚能生活,所以一家人表面上显得很和睦,对待他的态度也比较友好。但看到他变成甲虫后,父亲对他的态度始终很恶劣、甚至“从后面重重地给了他解脱性的一脚,他被踢到房间中间,身上流着血”。在格雷戈尔又一次把母亲吓晕之后,父亲对他更是暴力相加,“把碗柜上水果盘里的苹果装在口袋中,一个接一个地扔出去……一个简直就嵌入他的背里去了”,可见他的父亲完全不顾亲情,想要置他于死地。正是人情的冷漠把格雷戈尔逼上了死路。

因此,当我们从卡夫卡写《变形记》的主旨来看,就能明白小说为什么不变代格雷戈尔变形的原因。因为外形的变化并不是卡夫卡描写的重点,内心的变形和异化才是他想要表达的主题,在卡夫卡的笔下,心里“变态”是一种常态,卡夫卡试图用这种怪异的常态来揭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漠然,社会的冷酷无情。在卡夫卡眼里,异化不再是一个主观的心理问题,更像是普遍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体现的是不可缓解的社会矛盾。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卡夫卡经常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突然变成其他动物,或者干脆就以变形后的样子出场。

(摘编自《从〈聊斋志异〉对卡夫卡的影响角度再读卡夫卡的作品》)

材料二:

人工智能是一种尚未成熟的革命性、颠覆性技术,它在深刻改变和塑造人与社会的同时,也在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外在的异己力量。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技术支撑,智能科技构成了对人公开的或隐蔽的宰制,人正在沦为高速运转的智能社会系统的“附庸”和“奴隶”;各种智能系统不断取代人工作,“数字穷人”逐渐丧失劳动的机会和价值,被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排斥在外,存在变得虚无和荒谬化;智能机器人的快速发展模糊了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等形成强烈的冲击,令“人是什么”和人机关系凸显为挑战哲学常识的时代难题。我们必须正视已经或者正在到来的异化风险,拓展理论视野,创新智能时代的异化理论,从理想社会建构和“人”自身的进化两个方面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构造人与智能机器协同演化、共同成长的生态系统,在智能社会、智能文明的建设中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摘编自《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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