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 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 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也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

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甚至有人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

    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哲人的忧思，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智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 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 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标榜自我，而是更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 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条件如何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 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 文化中国。 （摘自 2014 年 01 月 06 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中国旧小说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是指叙述人并不进入作品，而是站在统揽全局的位置上，仿佛世间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晓、无所不能表现。如此，虽便于展现广阔的生活场景，自由地刻画、剖析人物，但失掉了文学联系生活和读者的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感。

    鲁迅对全知全能的外视角叙事的突破和改造，运用的是限制叙述原则。所谓限制叙述，是指叙事者所知道的和书中的人物一样多，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作者那种居高临下妄断一切的专制态度，以有限的职能和平等态度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新型关系，从而赋予作品以真诚性和逼真感。

    第一人称小说在《呐喊》和《彷徨》中超过半数。第一人称叙事的一种情况是内部第一人称叙述，“我”是故事的主人公或当事人，如《狂人日记》。鲁迅在必须真实的体裁——日记中去虚构一个“迫害狂”的文学故事。当狂人成了小说的叙述者后，立刻把读者引入到他自己观察和体验到的世界，他对世俗社会、历史文化的“吃人”本质的认识，他的浓重的“罪感”意识和容不得吃人的人、救救孩子的精神挣扎，在常人看来是语无伦次甚至荒唐的格调中显示出惊人的真实性。以第一人称叙述所冲淡和消解的文学故事的虚构性也许是《狂人日记》的最大艺术成功。

    第一人称叙事的另一种情况是，“我”虽是故事的讲述人，却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可称之为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如《孔乙己》。《孔乙己》中的“我”只是咸亨酒店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伙计，他对周围的世界和社会世相没有多少明确的冷暖感受和是非观念，但孔乙己的穷酸、迂腐、落魄、善良和痛苦，以及这个世界对社会“苦人儿”的态度，都在他的带有童真的眼光和心灵中被不动声色甚至朦朦胧胧地折射出来。读者自然会伴随着叙述人，开始以一种超然的、调侃的态度对待孔乙己，说不定还会“附和着笑”。最后随着孔乙己的惨死而“我”的叙述口吻反倒越发轻松、平静起来时，表层叙述与真正意义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高潮。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压力和张力往往能产生比正面的、直接的引导更强烈的艺术效果。最终必然会使读者从表面的“误导”中走出来，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感受到社会的不平以及建立在不平和矛盾基础上的人心的“冷漠”，从而以内省的态度思考自己与悲剧故事的关系和应负的道德责任。

    内部第一人称叙述大多以充沛情感、激越语调和明确的思想倾向性构成直接作用于读者的力量，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则是借助叙述者的超然的或近乎“无言”的存在，把作家自身的心理经验经由完全中立的叙述间接转移到读者的灵魂波动中。无论“内部”或“外部”，第一人称“我”的“当事人”和“在场者”的身份，使小说这种虚构的形式具有了极大的艺术真实性。

（摘编自姜振昌《<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叙事方式的深层嬗变》）

    对诗歌多义性的深入研究，是20世纪以后随着语义学的建立而开展起来的。语义学是符号学的三个分支之一，主要研究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有人用符号学的理论来研究诗歌，把诗歌也看作是一种符号，叫“复符号”。这种“复符号”所投射出来的语意，只是它所包含的意义的一部分。这就涉及诗歌多义性的问题了。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艺术，无疑是一条途径。但是，决不能用语义分析代替对于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英国的恩普逊在其《意义暧昧的七种类型》一书中，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里的暧昧语、含糊语，固然有其价值，但这并不等于诗歌艺术的研究。所谓多义并不是暧昧和含糊，而是丰富和含蓄。

    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多义性有相通的地方，诗歌可以借助词的多义性以取得多义的效果，然而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按照词汇学的解释，由于语言中词的数量有很，不可能一对一地表示复杂的客观事物和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义词。然而，不管一个词有多少种意义，这些意义都是确定的，而且这些意义都是为社会所公认的。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这种多义性不同。诗人不仅要运用词语本身的各种意义来抒情状物，还要艺术地驱使词语以构成意象和意境，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种种想象和联想，激起种种感情的波澜。诗人写诗的时候往往运用艺术的手法，部分地强调着或改变着词语的意义，赋予它们诗的情趣，使一个本来具有公认的、确定的意义的词语，带上复杂的意味和诗人主观的色彩。而读者在读诗的时候，他们的想象、联想和情感，以及呈现在他们脑海里的形象，虽然离不开词义所规定的范围，却又因人因时而有所差异。生活经验、思想境界、心理气质和文艺修养互不相同的读者，对同一句诗或一句诗中同一词语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体会也不完全一样。可见，诗歌的多义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另外，词汇学里讲词的多义性，是把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意义加以总结，指出它的本义和引申义。如果孤立地看，一个多义词固然有多种意义，但在具体运用的时候，一般说来，一次却只用其一种意义，歧义是一般情况下使用语言时需要特别避免的毛病。

    但是在诗歌里，恰恰要避免词义的单一化，总是尽可能地使词语带上多种意义，以造成广泛的联想，取得多义的效果。中国古典诗歌的耐人寻味，就在于这种复合的作用，“诗无达诂”这句话，如果理解为诗是不能解释的，那么这句话自然是错误的，如果从诗歌的多义性上理解，这句话倒也不无道理。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多义性，读诗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这是很自然的。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更新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深厚绵长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均衍生出新的内容，可以称为“近代互构”。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高呼“自强”“求富”，主张学习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都是在复活经邦济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救；甲午战争之后，士人们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军事、教育、工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扩大，人们有了大量关于富强、进化、民主、自由等话题的思考，与传统基于道德而言的忧患意识相较，增加了对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特征。

    忧患意识的近代转变，对家国情怀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人们的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产生了一系列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如三元里抗英运动、义和团运动等等；进而，知识精英们把对外御辱与对内改革结合在一起，发展为对民族前途的理性思考，如“公车上书”、新文化运动等等。另一方面，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性观念也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刺激和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下，愈发顽固，逐渐沦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变与不变”之争始终存在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导致社会变革困难重重，往往不够彻底。尽管如此，忧患意识整体上推动了家国情怀的近代转型，这集中表现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家国情怀从“天人合一”直觉式的初级共同意识，逐渐转变为以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为基础的理性共同体意识，在传统的情感认同中加入了对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真诚向往。

    忧患意识促使中国的现代国家观念兴起。在内忧外患之中，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国家理论成为人们从理论探讨与救亡实践来更新传统的家国情怀的资源，并使之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线。民族危机→民族救亡→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家国情怀演变的逻辑线索，而忧患意识则始终贯穿其中。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的一次自救。这也是中国近代国家的开端，中国人以此为争取独立的主体，进而在国际秩序中确立自己的合法性。

    通过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的近代互构，两者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稳定时期，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共同发挥着稳定社会秩序、支持国家社会建设的作用。在民族危难之际，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激发起个体以身报国的态度和担当，释放出巨大的凝聚力，鼓舞全体民众共赴国难。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阶层多级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今天，社会公平、资本的负面效应等问题对家国情怀、国家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这需要以更加深沉的忧患意识、清晰的责任意识与远见来凝聚共识，为国家进步、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摘编自《光明日报》张倩《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

中国的叙述智慧

李洁非

    早熟而悠久的中国语言叙事艺术传统，在近代以来黯淡失色了。明显而确实的原因，实在由于西方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并且很快地反客为主。但是，即使西式小说在近百年中战胜了中国传统小说，那也不可以归结为优胜劣汰的进化关系。

    近代中国小说之近洋远古，动机不在纯艺术方面。本世纪初，传统的中国小说模式被宣布为腐旧浅薄乃至已经死亡之时，人们所说的实际上是，这种摸式缺乏新时代所要求的某种现实效用，不能满足当下社会对于小说的需求。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革命”论，“五四”新文学运动，无不作如是观。那么，近代中国所迫切要求于小说的，究竟是什么呢？一言以蔽，是主义的价值。这，确是中国传统小说所难以提供的。

    中国小说的渊流，往远里说，一是作为先秦诸子论辩时所借助的一种修辞技巧而产生的故事文体，一是作为魏晋唐名士搜奇玩怪的书斋里览物和消遣方式；往近里说，是作为宋明市井文化兴起后，市人阶层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娱乐对象。因此，中国小说在一千余年之中，基本上不包含严肃目的与色彩。西方小说起于文艺复兴，中历启蒙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思潮以至于后工业文明，可以说，它的发展，每一步都伴随着社会演变的足迹，得益于此也服务于此；所以，它一开始即是为主义的文学。

    近代社会的现实际遇，使中国新锐的作家们觉得，不再可以只为着智力和娱兴去作小说，它必须表达点什么，他们寄希望于作品里所表达的东西能解决现实问题，或者有助于现实间胜的解决。近代、现代以至当代的小说毅然告别了中国自身的传统，和西方认同。回瞩这百来年的历史，我们看到，近代小说充满了社会进取心和历史感，它坚决要对政治的、文化的、美学的……问题发言，而不是置身其外。这是对中国小说传统的一次本质性突破，部分效果也证明是好的：一方面，确实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现实构成了干预和推动，另一方面，潮涨潮落之间小说观念和宗旨也以一种比较明显的秩序化关系向前演变。

    但绕主义之轴而转的小说运作模式，它的缺陷同样是很突出的，与所有“时尚性”的事物类似，一旦兴起所向披靡，一旦时过境迁又如过眼烟云。这种匆匆的脚步，难以走入深幽佳境。正因如此，百年来的中国小说，弄潮儿不可谓不多，领风骚者不可谓不多，然而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作品，即可被视为经典作品的，却寥若星辰。

就中国小说传统而言，小说的衍化是不动声色的。每一个古典小说家，都默默地从前人作品中接受趣味、技巧和主题上的熏陶，古典小说恰恰是在这种沉闷单调的文本模拟之中稳定而卓有建树地从粗糙到成熟，又从成熟到情致。我们甚至说不出在各方面皆达到完美的《红楼梦》是如何从中国产生的，但有一点很清楚，即千余年中，古典小说始终保持了美学上的、形式上的完整性和共通性。它不像西方小说老用更新了的东西来破坏自己的传统。

    超越，固然是一种智慧，而持恒又何尝不是别种的智慧？或许可以预计，当典型的中国近代社会的“问题系列”消失的那一天，中国作家会突然醒悟，以主义为轴心的超越模式不是他们天性里本来所有的东西，反之，在持恒中发展才是自己祖传的智慧。于是，小说将回到这种传统里去，作家将重新以一个中国人的心情从事创作。

             （选自1993年第5期《文学评论》）

材料一：

众所周知，鲁迅选择从文事业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启蒙目的，旨在改造民众麻木的精神状态。鲁迅为启蒙而写作的目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不谋而合，与“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也不谋而合。所以，在鲁迅的文学事业里，不仅他参与的许多社会活动和社会批判体现了强烈的广场意识，而且他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也产生了强烈的广场效应：《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传统“吃人”本质的批判，《阿Q正传》对国民的“沉默的魂灵”的揭露和挖掘，《野草》对绝望的反抗，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鲁迅犀利的思想批判是通过完美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的。读者从鲁迅塑造的优秀艺术典型（狂人、阿Q、祥林嫂等）中吸取思想的力量，而不是从教条的思想说教中获得启发。鲁迅用现代汉语所创造的思想力量与艺术力量的完美结合，成为白话文学的高标。文学写作是一种专业岗位，鲁迅的创作显然高于晚清至民国初期流行的通俗小说，也要高于同时代的一般白话小说和抒情散文，他的创作不仅具有高超的思想艺术，也具有启蒙教育等广场知识分子追求的价值效应。我们很难界定鲁迅的文学创作中具体的某部分是广场启蒙还是文学审美，它是通过整体的艺术审美，综合产生教化与审美的双重作用的。因此，我们把鲁迅的专业岗位设定为文学创作，那么鲁迅通过他的专业岗位，依然在发挥包含广场意识在内的文学作用。换句话说，鲁迅不仅在社会责任和专业精神两个方面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二元的目标，而且他在自己的专业岗位领域也完成了自我超越，达到了一种集双重标准为一体的标杆性的高度。

（摘编自陈思和《现代知识分子广场型价值取向的形成》）

材料二：

只有认识鲁迅，才能认识现代中国；只有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特别是他的心灵世界，与他近距离接触，才能真正地理解他的思想、精神和人格特质，才能真正读懂他的作品，并在他的作品中认识古老和现代交融的中国，一个处在向现代文明转型中的中国，进而也就能够认识一个“真”的鲁迅。因为对于现代中国来说，他的灵魂是最忧患、最痛苦、最孤独的，也是最复杂、最矛盾和最深沉的。他自己也说，他常常觉得自己的灵魂中有“毒气”和“鬼气”，想排除掉，却难以做到。正是怀有这样一颗敏感的心、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他是以深刻而独到的生命体验和感悟，发现了现代中国在转型时期所遭遇的困境和难以跨越的障碍。他是一位真正看清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现实人生“真面目”的智者，也是一位真正向传统发出怀疑、质询和敢于挑战的战士，如同他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眼，发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却是“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的历史，并借狂人之口发出“从来如此，就对么”的质疑那样，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始终都置于现代中国的前沿阵地，启示着后来人。

一个人青少年时期遭遇的事件，往往对他一生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鲁迅在为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作序时这样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如同瞿秋白后来说的那样，“家庭的变故是鲁迅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瞿秋白对鲁迅的基本面的认识和把握是十分到位的，他看到了故乡S城的闭塞、落后对鲁迅精神的压抑，使鲁迅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最终选择了离开。事实上，鲁迅也正是在决心“逃异地”“走异路”当中，获得了思想上的重大飞跃，这样才真正地完成了从“周树人”到“鲁迅”的转变，进而使他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为现代中国的转型贡献了自己的思想睿智。

在鲁迅那里，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思想和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非常奇妙地统一在他的思想体系之中。这两种通常被人们看作是性质不同的思想学说，却成为他认识中国、认识世界和“改造国民性，重饰民族魂灵”的思想利器，使他“独异”和“自成品格”的思想特点和文化性格显得更加突出和成熟。鲁迅在走出S城之后，获得了由中西文化碰撞而带来的“新思想”“新风气”的熏陶和洗礼，他已不再是一个“代圣人言”“代帝王言”的古代士大夫，不再是一个静静地待在书斋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文人，而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现实人生都有着自身独特体验、独特感悟和独特思考的现代知识分子，使他置身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历史潮流中，能够用最坚决、最彻底的方式与传统诀别，并大声疾呼，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要“救救孩子”。同时，也誓言要“自己背着因教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而让新一代的“幼者”“到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可以说，这才是“真”鲁迅的精神风采，其中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他对现代文明的拥抱。换言之，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使他的思想放射出独特的光芒，特别是在他的文学创作当中，这种观念使他的作品富有极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并传达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现实人生所做的深邃思考，使他由此能够上升到充分展现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共有的命运的高度来进行艺术思考和表现，表现出他不遗余力地关注人的生存境况和前途，寻找人的精神归宿，而这就是一个“真”鲁迅的本色。

（摘编自黄健《讲一个“真”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