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何学？这是人们津津乐道，却也让专家学者大为困扰的问题。章太炎指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张岱年认为：“所谓国学即中国学术之意。”其实，国学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经典化、知识化、普及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

    如何看待国学？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等思想都闪耀着古人的睿智，规定着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方向与精神表现。但是，我们 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厚德载物”的胸襟和气质，亦有空谈心性，轻于实践的固有缺陷与不足；长于道德规范架构，短于思维方式的更新。这使得传统文化在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以何种态度，站在何种立场，支持何种观点来看待国学，就成为关涉国学弘扬，国学复兴，国学能否正常发展的重大理论命题。我们对待传统，抱守残缺，故步自封要不得；数典忘祖，粗暴武断亦要不得。重提国学，弘扬国学，不是要拘泥于经典，食古不化，而是要从中寻找民 族文化的“根”与“魂”，在普及中修复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国学研究该求是，还是致用？学术研究本身就包含了 “是什么”和“怎样做”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学术研究要讲求客观，实事求是，在客观事实中探究真知。“怎样做”是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在 实践中接受检验。探寻“是什么”是更好地解决“怎样做”的前提。君子有志于学，首先在于学能明道、明理。而通过这种思想创造活动，遵循实践、认识、再实 践、再认识的学习规律，达到寻求真知目的，即求是；在此基础上有所为而为，则是“致用”，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固然保持了学人对社会政治的 紧密关切，避免了单纯地“为学术而学术”，但也会使不少人受此误导，认为做学问的最终目的是讲求功利的实用主义，使学术研究沦为政治的附庸，违背学术求真 求是的初衷。作为数千年学问积累结果的国学，我们不要总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如果仅仅满足于从国学中寻找某些应对现实问题有用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太实 际、太简单化了。

    国学的使命是什么？这牵涉国学研究与国学普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国学研究是某些领域的相关人士通过努力获得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对国学自身的推进和完善起着重要作用。国学普及则是学者通过通俗化的形式，向社会大众普及包括前沿成果在内的国学基础知识，让他们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亲近经典，确立自己的道德理想和精神追求，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国学研究是国学普及的前提与基 础，国学普及是国学研究的延伸与补充。我们倡导具有包容、和谐、共生共存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借助国学研究与普及创造出与我们当前国家形势相适应的，能满 足广大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新文化。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弘扬传统优秀文化，也要吸取外来先进文化并加以融合；不仅要提倡正确的价值观，也要用发展的眼光 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内容。

（摘编自《学理论》有删改）

    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曾提出著名论断：“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理论奠基人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试图从地理、宗教、民情、风俗中追寻法的精神。他们虽然都没有洞悉法最终根源于特定社会的经济物质条件，但都从德与法的关系角度，阐释了一个民族的德性惯习极大地影响到法的内容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德与法相互交融，德乃人们心中之法。

    道德是人们心中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法律与道德相互促进与融合的成熟形态，即表现为法律信仰与法治观念，亦即形成法律至上的规则意识。法治成功的内在标志，是法律被民众所普遍尊重和信仰，而不是畏惧、忌惮法的强制力，即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于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引导并赢得“人心”

    法律与道德并非浑然一体。一般而言，国人擅长整体性和综合性思维方式，因而常常容易将道德与法律做一体性认识和处理，然后如太极八卦一般，讲究两者的相互转化。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现代社会，道德与法律相对分离，法律获得相对独立性和自足性，有助于形成适应现代工商业社会生活的法律体系、树立法律权威、构建现代法治国家。当然，在分析法律的相对独立性、看到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同时，充分认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一致性，对法治国家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命题，既解释了在社会稳定时期，法律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看待，又肯定了道德与法律的作用其实难以决然剥离。但是，当命题转向治国方略，亦即究竟是“依法治国”为主，抑或是“以德治国”为要，答案当然毫无疑问地指向前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主次有序，依法治国是主体，以德治国为辅助，这是由法律与道德自身属性所决定的。现代法律是高度建制化的制度性事实，具有确定性、可预测性和程序性特征，体现出适应现代社会的形式理性化和科层化的实践要求。相较而言，道德治理则可能陷入混沌的非技术化、非建制化和非程序化状态。总体来说，在当代复杂社会形态下，道德治理难以独自构成一种“治式”，无法提升至治国方略的层次。

    需要强调的是，“法主德辅”绝非否定道德的作用，而仅仅是指在治国方略的层面上，法治更适合作为主体，也更应该成为主体，而以德治国是建构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战略。换句话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是互为支撑的结合，也是主次有序的结合。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法治与德治主次有序，但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并不止步于此，而是为了最终获得更高层次的复归，形成良法善治的辩证统一体。

（节选自《道德与法律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光明日报》2015年04月，有删改）

梁思礼与梁启超

解璋玺

    梁思礼生于1924年8月24日。这一年，或可称为梁启超的“灾年”。他的第一任夫人李蕙仙因病离世，而丧事初了，爱子又远行留学。因而老年得子，算是给他一点难得的慰藉，于伤痛之中还能体会到人生未尽之乐。

    梁启超固深爱着他的九个儿女，但爱小儿子梁思礼尤甚。这种人之常情是不难为人所理解的。他称小儿子“老baby（老白鼻），在写给儿女的信中常常提到这个聪明可爱、讨人喜欢的小儿子，以至于姐姐、哥哥们责怪“爹爹信中只说老白鼻不说别的弟妹，太偏心”，结果，梁启超特意在信中写了一大段文字，专讲达达、六六、司马懿（七女）的近况。不过，梁启超并不回避他是“专一喜欢老白鼻”的。他注意到老白鼻一点一滴的进步和变化，不到两岁，就已经“一天到黑‘手不释卷’”了，而且能唱“葡萄美酒”。梁启超在饮冰室读书、写作时，是不允许孩子们来打扰的，但老白鼻是个例外，每天“总来搅局几次”，梁启超不仅不恼，甚至“盼望老白鼻快来”，因为老白鼻的到来，恰恰是他“最好的休息机会”。过生日了，大孩子都不在身边，他就叫老白鼻代表姊姊、哥哥们拜寿。老白鼻也乐得如此，居然“一连磕了几十个响头，声明这是替亲家的，替二哥、三哥乃至六姊的”，而作为父亲，他在信中告诉大孩子们，“我都生受你们了”。这种父子之间其乐融融的场面，不仅儿子是天真烂漫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和蔼可亲，一团孩子气呢。

    梁启超病逝时梁思礼只有四岁半。母亲与姊姊、哥哥们合力供他读完了小学、中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母亲筹措了四百美金，送他到美国求学。其实，梁启超早在1925年为几个孩子预筹学费时曾说过：“至于老白鼻那份，我打算不管了。到他出洋留学的时候，有姊姊哥哥，还怕供给他不起吗？”然而，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姊姊、哥哥们陆续流落大后方，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顾及远在天津的这个小弟弟？

    梁思礼到美国后，考入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由于家道中落，要靠家庭资助完成学业已不可能，他只能靠自己打工赚钱，交学费和维持生活。 “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苦斗精神，在国外打工读书，在饭馆里洗碗碟，在游泳池当救生员，他什么都能干”，苦读了八年。在1945年从普渡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梁家子弟没有不是心怀报国热忱的，虽然著名的无线电公司RAC向他发出了邀请，并许诺优厚的待遇，但父亲的话言犹在耳：“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于是，他毅然谢绝了美国公司的邀请，和姊姊梁思懿同船回到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几十年来，呕心沥血，筚路蓝缕，屡败屡战，排除万难，终于将远程运载火箭研制成功。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的航天大国，梁思礼作为开拓者中的一人，功不可没。

    1987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3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梁氏一门三院士①中的一位。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注】①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有九个子女，除梁思礼外，还有两位院士：梁思成，建筑学家；梁思永，考古学家，均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外，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梁思庄，图书馆学家；梁思达，经济学家；梁思懿，社会活动家；梁思宁，曾参加新四军。

以民为主

    “民主”在中国文化中，首先有“以民为主”的含义。《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才是邦国的根本，人民是国家的首要。《尚书》作为上古文献，早早就提出了治国要“以民为主”的思想。甚至，这部被历代治国者奉为“政治课本”的古书，它十分严厉地训诫统治者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其实是在表明：民意就是天意。如果说“民”就是“天”，那么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将自己称为“天子”，从文化本意上讲，那应该是“人民之子”的意思，天子，不仅不能为所欲为，反而应当顺从民意。

    以民为主、民比天大，这样的思想使得最高统治者是要想人民之所想的：人民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人民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他只是带领民众驶向美好生活的掌舵者而不是做主者，他甚至要无限地弱化自己的意志、淡化自己的色彩，才能彰显和顺乎人民的意愿。所以《周易》里论述君王之道的乾卦就说“群龙无首，吉”，当社会领袖已经化入寻常的道之中，不再看见他高高在上的身影时，便是吉利之相。

    而《老子》也说“太上，不知有之”，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的意思是，在最好的世代里，人民只是模糊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而已，也就是，统治阶层虽超乎于民却顺乎于民，不与人民产生明显的距离；老子又称，这样的统治者，为百姓谋福利成功了，人民却感觉这本就是老百姓自己顺其自然的状态，本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大程度的“以民为主”？统治者作为效劳于民的一个掌舵者，却早已无限虚化了自己的声音与功绩，在这大地上，只有人民作为主人自然而然的身影。

    《尚书》《周易》《老子》出现稍早，《孟子》晚出，儒家孟子目睹当时社会变得礼崩乐坏，却在论著里比前几部文献都更为明确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由此可见，无论统治上层如何兴衰往来、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更改变幻，那贵重不变的，始终都是人民大众。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所有的朝代更迭、制度变迁都是岁月洗礼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过客，唯有广大人民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中都永世不变的主人。

    所以，中国文化里的圣贤，是为这亘古不变的人民而思考命运的。他们与政客不同，政客的服务对象是当权者，而圣贤的关怀对象是为民者。他们的思考结果，不是仅为时政出谋划策，而是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因此，才体现着最本质的人文关怀，才沉淀为岁月洪流中永不淘汰的金玉良言。

（摘编自光明网，有删节）

艺术与中国社会

宗白华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三句话挺简括地说出孔子的文化理想、社会政策和教育程序。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教育是拿诗书礼乐做根基。教育的主要工具、门径和方法是艺术文学。艺术的作用是能以感情动人，潜移默化培养社会民众的性格品德于不知不觉之中，深刻而普遍。尤以诗和乐能直接打动人心，陶冶人的性灵人格。而“礼”却在群体生活的和谐与节律中，养成文质彬彬的动作、步调的整齐、意志的集中。中国人在天地的动静、四时的节律、昼夜的来复、生长老死的绵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条理的。这“生生而条理”就是天地运行的大道。这种最高度的把握生命和最深度的体验生命的精神境界，具体地贯注到社会实际生活里，使生活端庄流丽，成就了诗书礼乐的文化。

    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然而礼乐的最后根据，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礼记》上说：

    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

    人生里面的礼乐负荷着形而上的光辉，使现实的人生启示着深一层的意义和美。礼乐使生活上最实用的、最物质的衣食住行及日用品，升华进端庄流丽的艺术领域。三代^①的各种玉器，是从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磬等，升华到圭璧等等的礼器乐器。三代的铜器，也是从铜器时代的烹调器及饮器等，升华到国家的至宝。而它们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现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

    因为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中国人对他的用具(石器铜器)，不只是用来控制自然，以图生存，他更希望能在每件用品里面，表出对自然的敬爱，把大自然里启示着的和谐、秩序，它内部的音乐、诗，表显在具体而微的器皿中。一个鼎要能表象天地人。

    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

    孔子是替中国社会奠定了“礼”的生活的。然而，孔子更进一步求“礼之本”。礼之本在仁，在于音乐的精神。理想的人格，应该是一个“音乐的灵魂”。

    社会生活的真精神在于亲爱精诚的团结，最能发扬和激励团结精神的是音乐！音乐使我们步调整齐，意志集中，团结的行动有力而美。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一切艺术境界都根基于此。

    但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掘发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固然，中国人心灵里并不缺乏雍穆和平大海似的幽深，然而，由心灵的冒险，不怕悲剧，以窥探宇宙人生的危岩雪岭，发而为莎士比亚的悲剧、贝多芬的乐曲，这却是西洋人生波澜壮阔的造诣！

（本文有删改）

（注释）①三代：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合称。

    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是因为礼乐在社会组织和道德教化中发挥了基础作用。中华礼乐的建构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到西周中叶，形成了覆盖政治、宗教、社会、人生等各个方面的礼乐文明。

    西周所形成的礼乐文明，正是产生儒家学说的母体。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促使孔子反思礼乐制度崩解的原因，从理论上总结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从而创立了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学派。周制是孔子心仪的文明形态，儒学则是孔子对于周礼的思想提炼。数千年的中华历史表明，儒家思想只有根植于礼乐文明的地基之上才能根深叶茂，焕发出勃勃生机。

    孔子的儒学思想有两个核心概念，即仁和礼。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将仁看作是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之情。至于仁和礼的关系，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指出礼乐是以人的真诚情感为基础的。没有此种真情，礼乐就会走向形式主义。他同时又强调“克己复礼为仁”，以礼为仁的前提。在孔子那里，仁与礼互为前提。从心性角度而言，仁是礼的精神前提；从实践工夫而言，礼是仁的实践途径。这从逻辑学上看是悖论，但儒学是知行合一的工夫之学，因此仁礼互摄和相互成就，正是儒学作为实践之学的特征。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并非仅仅满足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爱好，而是为了通过揭示礼乐文明的精神，重振礼乐文明的生机。

    礼乐文明不仅是儒学产生的母体，而且是接纳和融汇各种外来文化的母体。中华礼乐文明以天为最高神明，其他各种自然与社会要素均被整合到天命和天道信仰之下，这种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内涵的天命和天道，是任何文化与信仰都不能否定且必然包括的。同时，儒家崇尚和而不同，反对单方面的强制，这打开了与各种外来文化沟通融合的大门。

    儒家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主要阐释者和代表学派，但近代以来发生了两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方面，儒家推行社会教化的礼乐制度，被长期激进的反传统摧毁；另一方面，儒学以重建道德形而上学作为主要目标，努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思辨性，使得传统儒学转变为哲学，在大大提升儒学思辨能力的同时，也使它离礼乐教化的社会功能越来越远。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儒家义理的哲学化其实是儒学在社会层面被否定和解构之詹的必然选择。而一旦脱离了与生活的联系，丧失了儒学思想借以栖身的礼乐制度，儒家也就从一种以天下体系为特征的文明形态，异变为一种只能满足少数人形而上学思辨兴趣的哲学理论，儒学本身也就丧失了其平治天下的恢宏精神追求，此种追求本来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神魂所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建礼乐文明注定是一个漫长艰难的历程。当然，儒家礼乐本身也需要因时通变，向现代转型。在此前提下，儒学能否重返乡村与社区，成为百姓日用的人伦规范，将成为礼乐文明能否复兴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赵法生《重建礼乐文明需要什么样的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