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吏》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与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几乎完全背离。清代，小说日益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所作，他们厌弃流行的因果报应的迷信观念。吴敬梓也是如此。他对社会各个阶级的人们有着广泛的接触和认识，目光变得敏锐。同时，他以他的朋友和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为创作原型，用讽刺的笔触现实地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意在将小说从流行宗教的羁绊中解放出来。

    此前的《西游补》《醒世姻缘》皆系纯粹虚构之作，它们的作者仍然用职业说书人的惯用文辞。相反，《儒林外史》则极少这样做，在这部小说里，多运用口语化的散文笔调，使得描绘的片段第一次与叙述的正文有机结合起来，让那种运用诗词和骈文进行的雕琢描写明显消失。作者有意避免那些公式化的诗词描绘用语，从而证明他已根据自己对不同人物和地点的观察来描写。南京、杭州等江南城市中的美丽风光和丰富的日常生活在作品中得到生动的再现。此外，方言和俚语已很少使用，他已自觉地使用“国语”或民族的白话写作，这种纯净和富有表现力的叙述文体，成为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小说家竟相模仿的对象。

    吴敬梓写作的时代，正值乾隆年间，满族统治达到极盛阶段。他的小说写的是先朝明代事情，他对于退出官场的正直性格的褒奖经常被认为是对满族统治的间接批评。但是在他现存的著作中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说明他有意和统治者不合作的例证。吴敬梓把他的小说假托在明代不仅是便利的缘故，而是他对明代历史表现出积极的兴趣并予以尖锐深刻的评论。

    （节选自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有删改）

信息时代更需经典阅读

    信息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获取信息的便利，世界变得既立体又平面。所谓立体，是指信息的丰富性使我们很容易较为全面地了解事物，使我们处在一个与世界的立体联系之中；所谓平面，是指大家处于同一个平面上，凌驾于人们之上的权威似乎在逐渐消逝。

    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似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时代，也应该是一个幸福的时代。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普遍的焦虑弥漫在年轻人中间：我想知道一切，我也似乎能够知道一切，但却不知道我应该知道什么。这使年轻的朋友们感受到了前辈们从未有过的恐慌。

    网络信息与传统出版业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较少受到社会理性的约束和过滤。网络上，越具有个人色彩的东西就越具有吸引力，越容易受到追捧，这样的东西有很大几率是“脾气”，而不是具有深厚时代文化内容的个性。阅读上的羊群效应使人产生从众心理，很多青年人在潜意识里以为通过这种“海量”阅读就可以产生知识和智慧，就可以建立“三观”，但最终，他们得到的却只有空虚和焦虑。

    这时候，基础阅读或者叫经典阅读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经典是什么，经典就是永不过时的东西，它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根本利益共同选择下来的文明成果，是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文化基础。

    经典阅读，会在潜移默化中让人习得珍贵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尤其是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比如读四大名著，孩子首先会为故事所吸引，而这些故事本身，都深深镌刻着中国人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故事的演进，会帮助孩子们辨别正邪、建立是非观念，也使他们从中感受到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快乐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燃起追求正义的热情等等，而这些，都是生活的精神原动力。

    如果说小说主要作用于人的思维方式，诗词则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模式。比如小儿皆可诵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光美好，生命美好，不能因贪睡而错过，对春光的珍爱与对生命的珍惜已拆解不开，春光与生命，时代与生活是如此让人爱恋，以致使人们不愿放弃片刻的光阴；诗中即使含有一丝丝的伤感，也立刻在这种青春的情绪中蒸腾为对生活与生命的深情感受。爱读这些诗的孩子，一定是热爱生活的。

    打个比方，经典阅读带来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就像是我们大脑的最佳操作系统。越早安装越好，任何时候安装都不算晚。有了这个操作系统，我们就能更从容地面对海量的信息，摆脱喧哗和浮躁，消除恐惧和焦虑，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里沉静下来，知道哪些是要选择的，哪些是可以忽略的，世界因此会变得更加真实和有意义。

    今夏人们对于《延禧攻略》的持续关注，再次将国人对清宫剧的热爱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不可否认，在纷繁庞杂的电视剧剧本当中，以大清宫廷为背景、帝王及其后宫女性为人物设定的清宫争斗剧，一直在电视荧屏、视频网站大放异彩。从80后、90后荧屏集体记忆的《还珠格格》，到越发注重描绘大清后宫女人真实情感的《甄嬛传》，大清后宫男男女女们的卿卿我我、尔虞我诈、血雨腥风可谓“玩转”当下影视圈，很多追剧的观众无时无刻不在为某位妃子或是小宫女的多舛命运而操碎了心，或许这也是“泛娱乐化”给予国人的某种心理慰藉。

    为什么大清帝王及其后宫如此备受电视剧制片人、观众的青睐？尽管清宫剧尤其是大清后宫争斗剧发展至今，每每都会有新的“人设”出现，进而激发观众们的猎奇心理，虽不可避免地有些固有的情节套路，“一男多女”“一女多男”等情感模式，但始终无法动摇观众对于清宫剧的喜爱之情，这当然还有其社会、历史以及文化等原因。

    清朝是离当代中国最近的一个封建帝王时代，自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其统治后，至今也不过百余年的时间。大清王朝较完整地延续了中华文明的源流、文化传统与生存方式，与观众在心灵上的距离感并不算太大，容易产生亲近感。诚如学者林风云所言，“清朝与当代中国这种可感的几乎可以碰触的承继性的内在理路和连贯逻辑，从时间性上保证了民族性延续的说服力和可信度。”更进一步说，对清朝的这种情感上的共鸣以及文化上的认同，同样彰显了国人对中华民族传统历史的一种回望与求知欲。

    然而相较于《康熙王朝》《孝庄秘史》等清宫剧，不论是“戏说”还是“历史正剧”，早年的清宫剧几乎都有共同的价值指向——从宫廷斗争透视家国命运，更多体现的是对国家命运以及民族未来的一种思考和想象，借古鉴今的目的比较明显。而近些年的清宫剧逐渐趋向内在，特别是演变为“后宫女人”的争宠后，不仅失去了此前清宫戏宏大的历史叙事和人文情怀，反而以架空历史的方式来讲一些小情小爱、钩心斗角，借此影射当下职场的那点“小九九”和是是非非，而这也正是当下生活即刻化、碎片化的一种投射。

    文艺要讲好中国故事，必然呼唤现实主义传统、求真务实的制作态度的回归。而这里所说的中国故事，既包括当下的社会现实，也包含了中国历史故事。需要指出的是，优秀古装剧即便不是严谨的历史再现，也需要通过虚构情节之下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底蕴来昭彰历史，抵达一种虚拟外壳下的真实内核，从而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肯定。这中间，见章法、见功力，也见人心。

（摘编自《光明日报》，张帆《清宫剧热，历史感冷》）

    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同时，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

    如何防止全球化的危机，使人类社会能够延续存在、和睦相处和持续发展，这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课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这是中国把握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着眼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提出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现实。它反映了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利益格局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休戚与共。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先发国家利用自己的优势，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超额利润，并导致巨大的国际贫富差距。在这一阶段，我赢你输的博弈使发达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并导致了世界各国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强弱分化。然而，进入全球化的第二阶段，这种输赢分化的博弈正在衰退，代之而起的是命运与共。“命运”一词，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是指人的生死、贫富、祸福、苦乐遭遇。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人类命运与共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

    如，在经济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危机都会迅速传播和扩散，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再如，在政治和社会等层面，西方国家支持怂恿一些国家的反政府力量，而这些国家的社会动荡导致的难民潮，却使西方国家本身的治安陷入紧急状态。所有这些现象都昭示着，输赢分化的全球化时代行将结束，命运与共的全球化新时代正在到来。

    在命运与共的全球化新阶段，只有相互扶助、相互促进、利益共享，才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保安宁。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反映了在全球化新阶段世界利益关系格局的这种新变化。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我们对未来人类社会的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结构。如，在经济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利益共享，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方利益；各国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搞贸易保护主义，画地为牢，损人不利己。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

    人权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维度。全球人权治理的目标，是促使各个国家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实现。它既是全球治理所要达成的重要目标，又是对全球治理过程、方式和手段的重要“边际约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对全球治理提出了要求，也对全球人权治理结构提出了反思和重构的要求。

    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超越西方自由主义单纯强调个人人权的原子论视野，约束国际霸权主义的为所欲为，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视角调整个人人权、各国人民的集体人权和人类集体人权之间的结构关系，从而确保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人类整体的生存、发展、安全和健康。

（选自常健《解决人类现实挑战的中国方案》，2017年6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议论是人的理性思维，其基础是对具体的感性事物的抽象概括。这种能力，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有了一定的抽象能力后，还要从概念、判断、推理 、论证等方面进化为语言文字 ，还得从口头即兴交流升华为文体，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漫长，经历了多个阶段的跨越。

    在孔子时代，人们交流主要是对话，连标题都没有。孔子的言论之精彩，在于大部分都是深刻的格言式警句。当然，光是形成独特而全面的观点，也还只是属于逻辑中最初步的概念、判断层次，要言之有理，必须进入更高层次：推理和论证。

    到了孟子那里，他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辩证格言，另一方面进一步用类比推理来说明观点，不但增强了论点的可信度，而且把抽象的逻辑感性化。如“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弈秋诲人”这样的寓言在逻辑上属于类比推理，多少具有论证的功能，这比孔子进了一步。用寓言与、做类比推理是当时的风气，也是汉人思维经过多年的积累，突破孔子时代局限于判断的表现，体现了国人推理能力、抽象能力、论证能力的发展。但类比推理和比喻一样，只是在某一点上相通，难以全面。而事物是复杂的、多面的，故类比推理鲜能全面。

    孟子晚孔子一百多年，中国人在交流中最明显的进步，是表达观点时正反结合转化的模式普及了。孟子对于与自己论点不符合的例子不但不回避，而且加以分析，用“他说圆己说”，这就是把正例和反例、论证和驳论结合起来，达到了雄辩的境界。这与20世纪西方科学学者波普尔的“证伪比证明更有理论”的突破性学说不谋而合。

    光有这样的自觉，还只限于思维方式，并不等于文。从思维方式到形成文章，除了语言、逻辑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文体。

    与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一样，传播方式的进步推动了文体的发展。有了做文章的意识，文体就随之而丰富起来。“说”在最开始有现场即兴、口头交际的性质，“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如《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虽不像“论”那样强调全面和严密，但是具有言说的智慧、机敏，特别是比喻的巧妙。其一：不直接正面说理，而是从侧面以比喻引出论点。其二：不是单层次宣告，而是多层次的逐步深入。而“论”作为一种文体，论证上显然比“说”要复杂的多。“论”是直接推理，从肯定、否定两方面进行分析，把握全面资源，深思熟虑，把所有的可能加以权衡，严密到没有任何漏洞，让论敌反驳无门。总的来说，“论”的要求就是全面、反思、系统，《过秦论》《六国论》就是这样的典范。

（选自孙绍振《古代散文的解读观念和方法》，有删改）

材料一：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是当务之急。受疫情影响，湖北很多优质农副产品面临销售困境，这将直接影响湖北社会经济秩序的恢复和人民群众的就业生计。自4月1日起，央视新闻新媒体联合各大电商平台、生活服务平台和社交平台，联手淘宝、京东等数十个知名品牌，启动了“谢谢你为湖北拼单”大型公益活动，倡议广大网友通过购买湖北生鲜、农副产品，为湖北经济复苏贡献温暖力量。4月6日晚，由央视新闻主播朱广权和带货达人李佳琦组成的“小朱配琦”组合同框搭档火了一把。他们主持的“谢谢你为湖北拼单”公益直播，引起广大网友为湖北“拼单”的极大热情——这场公益直播共吸引1091万人观看，累计观看次数达1.22 亿人次，直播间点赞数达1.6亿人次，两个小时直播累计销售总价值4014万元的湖北商品！

网络视频直播带货，是一种新兴高效的网络经济形式。只要网络主播和网络平台规范有序，能够为消费者减少销售环节，节约时间成本，确保商品质量，降低购买成本，提高购物效率，提供完善服务，就应该大力支持。而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带货方式开展公益活动，更是使直播带货拥有了一颗关爱社会、随手公益的公益心，更应该大力支持。

（摘编自《让直播带货带来更多温暖的力量》，央广网2020年4月8日）

材料二：

4月15日，湖北省30个县的县长在直播间“为湖北拼个单”；山东烟台海阳市副市长发起“博士市长助力农产品”，视频播放量突破200万；同时，一些公众人物“直播带货"的交易额不断刷新纪录。“直播带货”作为一种线上新型消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大背景下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

除了营销技巧之外，“直播带货”的流行也有着深层次原因。直播经济蓄力已久，已有成熟的商业模式；再加上受疫情影响，消费者足不出户推动“宅经济”发展，线下客源稀少促进企业商家转向电子商务谋生存。从直播助农到直播售楼，从直播卖车到直播卖飞机，直播销售的边界不断扩大。直播经济的火热，可谓顺势而成。

“直播带货”在方便购物的同时，也存在虚假宣传、货不对板、假冒伪劣、售后维权难等问题。这启示直播电商，不讲诚信可能一时走得快，但绝对走不远。解决诚信问题、涵养行业生态才是制胜之道。此外，中国消费者协会前不久发布报告显示，37.3%的受访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到过消费问题，但仅有13.6%的消费者进行投诉。网络直播并非法律盲区，市场监管者需尽早完善制度，畅通维权渠道，更好地呵护直播经济的良好生态。

摘编自（《“直播带货”创新消费方式》，《人民日报》2020年04月22日）

材料三：

直播带货让网络平台找到了新赛道，为各类企业提供了新舞台。互动性强、亲和力强和消费黏性强的直播带货，甚至成为一些行业启动复工的钥匙，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衣食住行娱乐等各行业看到了新机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网络零售规模和去年基本持平，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加5.9%，这说明网络零售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提升。直播带货正在吸引更多优质平台、企业、产品及公众人物参与，线上直播销售正步入常态化并形成新趋势。直播带货顺应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正在激活消费一池春水，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格局，成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新突破。

摘编自（《让直播带货成为经济转型新突破》，《北京青年报》2020年04月26日）

（图片来源：前瞻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