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属于音乐的歌手

罗治台

    周围都是阳光女孩。鹂站在她们中间，犹如一只火鸡站在鹤群里，是那样地扎眼。恰在这时，一位中年妇女蹭到鹂的面前很客气地问：大姐，您也是陪女儿来应试的吧。问话的妇女旁边站着一位甜甜的小女生。鹂见对方一脸的善意，便友好地摇了摇头说，不，我也是参赛的。那女人便好奇地“哦”了一声，之后便被她的小女生拉走了。

    此时，轮到鹂上场了，鹂的心倒平静了许多，正如超女广告所说的，想唱就唱。鹂对着镜子稍稍整了整装，就从容地走到了前台。鹂没有多余的言语，上台便向三位评委行了鞠躬礼，然后说，我可以开始了吗？评委们点了点头。于是鹂定了定神，随后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唱了起来。因为是清唱，而且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所以鹂选择了一首难度不是很大的民歌。可是在这短暂的一分钟的时间里，鹂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人生。那时她刚十九岁，百灵鸟似的，歌不离口。本来嘛，鹂在师范学院攻的就是声乐。那时，鹂的偶像就是才旦卓玛、王玉珍等顶级民歌手。

    鹂的清唱还是让主评老师眼睛一亮，主评老师对鹂又重新审视了一遍，便客气地问道，大姐您是干什么工作的。鹂回答说，我没工作。主评便“哦”了一声接着问，您以前学过声乐吗？学过，二十多年前在师范学院。因为后来的一次意外，被汽车撞了，成了植物人。是妈妈用音乐把我唤醒的，我不省人事之时妈妈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用录音机反复播放国内著名歌唱家的歌，有才旦卓玛的，还有王玉珍、郭兰英的。妈妈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她们的歌。终于在二十年之后的一天，我伴着音乐的旋律醒过来了。再后来我就在音乐声中慢慢地恢复了一些记忆，身体也一天天康复起来，所以今天我就来了，想圆一圆我以前的梦。

    鹂一口气说了很多，却把故事的原因给省略了。她是在某中学实习时，为了保护横过马路被一辆失控的汽车冲撞的小朋友而失去了知觉，也失去了成名的机会。

    这段话深深地震撼着也是评委的美女歌唱家莺。几分钟前，莺对这位面相有点儿呆滞的中年妇女也来应试“超级女声”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想嘲讽几句。如今倒使她生出了几分敬重，她破例地走到钢琴旁，亲切地对鹂说：您会唱《雪山哈达》吗？鹂点了点头。于是，宽广的高原旋律从莺娴熟的纤纤玉手中叮叮咚咚地跳了出来，而鹂的歌喉也在钢琴的伴奏下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曲终了。莺首先献出了掌声，观众席也爆发出掌声。

    这时，主评老师很老练地对鹂说，大姐您先退下，我们三位评委商议一下再给您答复好不好？鹂便很听话地退了下去。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二比一，鹂进入前五十名。

    复试的结果又出来了：鹂又进入到前二十名。

    鹂却未能进入前十名，这是意料之中的事。鹂也很知足，尽管被阻挡在前十名之外，她还是流下了幸福和感动的泪。她朝着现场评委深深地鞠了躬。然后双眼四处搜寻着，她是在寻找评委老师莺，她不明白今天评委席上为什么没有莺老师呢？

    鹂怎能知道呢？

    莺老师在她进入前二十名之后，就自愿退出有丰厚报酬的评委席了，因为作为评委的她非常清楚当今粉丝们要的是什么，更清楚电视台和赞助商们要的是什么，而这一切鹂都没有----因为她的一次长睡，一切都已错过了。

    莺老师是怕伤害一位生命属于音乐的歌手啊！

派克钢笔

孙春平

    我家附近有片小花园，傍晚时常见一位老人，拄着拐杖，佝偻着瘦弱的腰身，绕着甬道一圈又一圈地蹒跚。有一天，我看老伯嘟嘟哝哝地又在绕圈子，便想凑上去陪他说说话，他女儿林慧从亭子里闪出来，对我悄声说，别打扰他，老爷子说散步时脑子好，他正构思写东西呢。我问，是不是写回忆录？ 林慧摇头说，好像是写诗歌。管他写什么呢，只要他高兴。

    林慧是我中学时的同学，毕业后我下乡，地去了工厂。记得她说过，林老伯跨过江扛过枪，还参加过抗美援朝。以前只知他离休前在工厂当领导，没想到了慕年，又想搞创作，这种生命的激情，着实让人钦敬啊！

    万没料到，有一天，林老伯会让女儿陪着，我到我家来。林慧说，我爸听说我的老同学是作家，非要拜访你。林老伯立刻从怀里拿出一沓文稿，嚷着说，我写了点东西，作家帮我看看，行吧？ 林慧忙指耳朵示意，老人耳聋，以为别人也听不见。

    二人离去，我打开稿子，总题叫《新少年三字经》，子题目也有二十多个，仿着古时《三字经》的写法，爱国旗，爱劳动，爱父母，爱粮食，每章二三十句。平心而论，立意虽都不错，但质量平平，遣词用字也不甚准确，有些地方还没押上韵脚。但这出自八旬老人之笔呀，共和国功臣对祖国花朵的殷切希望，岂能用庸常的文学水准去衡量？ 老人写出这些，还不是想在这喧嚣的世界里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我想了想，便给报社的编辑打去电话，说了自己的想法，还给他读了其中的两节。编辑果然很兴奋，说你选出五六节，修润后抓紧发来，同时发来老人的简介和照片，我争取在六一专版加编者按隆重推出。

    六一后的傍晚，我拿着报纸和稿酬等在花园里。其实，此前林慧已将报纸带回家，但见了那二百元钱，林老伯仍是很激动，颤巍巍地接钱在手，还大声说，我接着写，写一百首。我小声逗林慧，叫老爷子请客。林慧抿嘴一笑，说一分钱也别想。

    年底的时候，林老伯由保姆扶着，再次踏雪来到我家。我问林慧在忙什么，保姆说，慧姐不肯来。老伯又展开了他的文稿，是更厚的一沓，说请作家帮我改改，再写篇序，行吧？ 我吃了一惊，问，要出书呀？ 那可得由出版社审定。老伯摆手说，不用出版社，我有个战友的儿子，在印刷厂当厂长，他说你给写篇序，他免费给我印，不多印，就五千本。我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再问，印这么多可怎么处理呀？ 老伯又说，当年厂里没少往学校派工宣队，人托人，都答应下来了，两块一本，不贵卖。

    林慧不肯出面，表明了一个态度。但老同学越是这样，我越不好拂老人的面子。那本薄薄的小书我见到了，是春节前林慧特意送来的。我问，听说离休干部的退休金一月好几千，医疗国家全保，你们几兄妹是不是还要啃点老呀？ 林慧笑说，每月工资一到，老爷子只取两千，一千付保姆工钱，另一千是他和保姆一月的伙食费，剩下的都送银行，谁也动不得。要不是我每月另偷偷塞给保姆几百元，人家早辞了。见我听得发怔，林慧又说，那我就再给你交个底，这本书，其实我只让印了二十本，我从印刷厂取回后，跟我老爸说，其余的全让学校取走了。后来学校送到家里的书款，都是我拿钱请人送去的。不管老爷子怎么喜欢钱，咱也不能违背有关法规不是。要不是书里有你写的序，也不会想起送你。林慧还说，我老爸还在家写呢，这回说要写千字文，也写一百篇，再出书就能厚一点了。我说，转告老伯，慢慢写，别累着，慢工出细活。

    没想，我再没见到林老伯。老伯仙逝，终年八十六岁。安放骨灰那天，墓地上突然来了三个人，一位律师，两位公证员。律师当众宣读老伯的遗嘱，说去世后捐出一百万元，在山村建一座养老院，但不可用他或子女的名字命名。若积蓄不足，就变卖房产，再加丧葬费，结余部分统由二子一女再加保姆平均分配。遗嘱中还特别强调，他留有一支源克钢笔，是朝鲜战场上的战利品，赠与林慧的作家同学，以表感谢，也是希望。三个子女当即表态，执行遗嘱，不折不和，敬请老父安息。

    我心中震撼，手握派克钢笔，眼望高天流云，久久说不出话来。老人家的希望是什么，

    苍天大地都知道，还需我赘言吗？

（选自《2013年中国微型小说年选》）

风景

贾平凹

    我说的风景是在我家那一方小小的窗上。我常坐在窗前，无聊地向外张望。数年前，天上的星子很稠，后来渐渐归稀，待到高大的建筑撵过来，建筑上的窗便装扮了我的风景，我的窗也或装扮了人家的风景吧？这么想着，很有些卞之琳先生的诗味，我就将头偏过去，久久地看建筑物下的那块生长着五谷的空地。见有一个老头，好高的个子，细细瘦瘦，从地埂的这边走到地埂的那边，再从地埂的那边走到地埂的这边，来回均一百一十步，一步也不差的，就像一把活动着的人尺。

    “老伯，在练功吗？”一天，我终于走出屋去，想找他说个解闷儿的话。

    “气功。”

    “噢，人老了要健身的。这是哪家气功？”

    “生气的功！”

    他站住了，虎虎地拿眼睛瞪我。这是一双有着血丝的眼睛。瞪我久了，他便松下劲来，一扑沓僵坐在了地上。我认出这是一位农夫，有一双硬壳的手，虽然穿了一件呢子中山短装，但没有紧扣子，里边的衬领很油腻。我知道这里的农村已陆续划归城市，土地被征用，村子里不时噼噼啪啪鸣放鞭炮，农民获得一笔巨款，又焕然一新作了市民，那些年轻人兴高采烈。我就投其所好，说：

    “听说你们都可住高楼了？”

    “人是雀儿吗？”

    “你们好幸运，没文凭也‘农转非’了！”

    “有地气吗？”

    “住小土屋有地气，却会得关节炎。”

    “亲戚来了就不患水土病吗？”

    “都吃自来水了，闹不了肚子的。”

    “开电梯还行？”

    “让你去厂里开电梯？那是好工作啊！”

    “好，上去下来上上去下下来上上上去下下下来。”

    “这操什么心？”

    “小时候，夏天在院子里乘凉，爹睡在席左边，娘睡在席右边，我睡在中间，为的是怕狼叼了去。天一黑，常看见田埂上有狗，叫‘哟哟哟’，它就来了，看见一条大尾巴扫帚一样扫在地上，便猛叫一声：‘狼！’狼就吓跑了，我也吓得回家害了一场病。现在倒想见一见狼哩。”

    “动物园不是有吗？”

    老头是不慈祥的，话难投机，我便觉无聊了。又回坐到我的窗前，想所谓的两代人的鸿沟，想所谓的观念陈旧，想所谓的农民意识，觉得这老头可笑，他该是我作品中的一个什么典型。再不愿看到他人尺似的走动。老家伙，他哪里会明白这个世界越来越小的道理呢？

    一天，窗外突然有狗叫声，很凄惨。我朝外望去，那人尺还在那里丈量着，而空地的那头，一群年轻人在杀一条狗。多半是为着一张完整的皮，狗被绳索勒住，但每勒一次，一放到地上就又活了，一个就说：‚狗是土命，吊起来勒，不要放到地上。‛果然狗彻底死了。我瞧见年轻人大呼小叫，而人尺再没有丈量了，呆立了许久，就走掉了。

    这一走，老头就再没有出现。

    两年过去了，我的窗外再没了那块生长着五谷的空地，我的风景愈发平淡。但在这个城市里新出现了一位说独角戏的绝好的演员，他在台上台下，出言都极幽默，反话正说，正话反说，你永远无法摸清他的真实性。我看过他的演出，有人告诉我说，他就是两年前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的，是那个人尺的儿子。演出后，我向他打听他爹。

    “你爹好吧？”

    “瞧我腿肿吗？辛苦呀，昨晚端端靠着床板立了一夜。”

    “好久未见他老人家了。”

    “太累了，累昏迷了，一夜都没苏醒。”

    “他去开电梯了吗？”

    “今早起来，端个刷牙缸子，哇哇直吐啊！走到厕所，看见啥不想吃啥啊！”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日

（选自《人民日报》）

故乡的沉沦

于耿立

    曾看到过一幅照片：一个农民在故乡新建成的楼房前呆坐，他的肤色是久在风雨暴晒下才有的酱色。我心中涌起莫名的风雨飘絮的黍离之情，只觉得无边的乡村在沉沦，或者说在一点点坍塌。

    乡土的中国，故乡的中国，真的转换这么快？一夜之间，土地里不再种出庄稼，而是种出了成片的高楼。“农民上楼”，就如镰刀割下了谷子，这不是一次收割的事件，而是一个精神的事件。有人说这世界消失的方式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声呜咽。谷穗碰到镰刀是呜咽，大树遭遇斧头是呜咽，而故乡田园风光的消逝更是呜咽。

    有一个成语叫背井离乡，“背”是背离，这是孩子都能理解的。但我宁愿理解“背”为背负，一个背负着故乡井水的人是有底气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故乡井水的滋润，有故乡做依靠。记得，在一次文人雅集的酒桌上，友人问我，你的眼睛为何这样亮？我说那是故乡的水井！又问，你的头上隐隐像有什么东西，那是什么呢？也许，是我醉酒的缘故，我回答：那是故乡的屋檐。友人愣住了，不知如何应答，他有点黯然，然后醉了。他说，我没有故乡的屋檐。然后就伏在桌子上呜呜大哭起来。

    故乡是一个人的血地。台湾把故乡叫做原乡，作家钟离和说“原乡人的血，只有回到原乡，他的血才能停止沸腾”，真是透到了骨髓，彻骨彻肤。

    故乡是一种容器，故乡是收藏我们童年哭声的地方，一石一础，一草一叶，井栏树冠，那都是我们的见证，那里勾留了我们的年轮，涂抹了黄昏时我们读书的影子，还有那塞满草的窗子。当我们夜晚背诵课文的时候，常仰着脖颈望着星空，像是背诵着夜。现在那里的夜还是那样纯净么？没有一丝阴翳，没有污染，没有毁容？

    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曾记得一个台湾老兵的故事。他把装着故乡泥土的玻璃瓶子弄丢了，他的魂魄也随之丢失了。老兵住院，什么样的医术也疗救不了他这种思乡之痛。他的事传播开来，人们同情他，一个研究生翻找资料，在实验室里为老兵配制了他家乡的土。土里特别多放了一点盐分，用以配出老兵家人在这土地上流过的汗水。但细心的老兵呢？看出了黄土是用色素染成的！他说，故乡的土，是不可以配制的，那些童年的声音留在土里的，那些炊烟留在土里的，那些牛羊的哞叫留在土里的，这些怎能够配制出来？老兵最后说，这一瓶配出的黄土里面缺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当初，母亲把土摊在白纸上，戴好老花镜看过、拣过，弄得干干净净，两滴眼泪落在土里，这一大瓶配置的土里却没有！

    老兵带着那瓶故乡的泥土走过七个省，最后越过台湾海峡。

    我不知道这个老兵最后的归宿，但我揪心的是即便他的灵魂得以还乡，在那被毁容整容后的故乡，他能找得到魂牵梦绕的归路么？他能找得到在路口大树下苦苦遥望的母亲么？

    我老家的村口也曾有几株明代的柿子树，经历了400年的沧桑啊！几年前被连根移走了。我回老家为母亲上坟，看到移走古树后留下的大大的树坑，如枯干的泪眼，无助无望。我童年留恋的柿子树，那曾荫庇过多少代家乡子孙的老树啊！

    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基，没有身世。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是千年前的陶潜在时空外呼唤如今疲惫的心灵么？

    其实对沉沦的故乡来讲，连荒芜也不配，只是一片钢筋水泥的狰狞。 我看不见灵魂的归路，我只隐约听见灵魂的呜咽！

苦寒日子里的火盆

    李文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冬季农村我家冰冷的土屋里，一个摆放在炕中间的火盆，徐徐地散发着微弱的热量，温暖着家人。 

    ‚灰头土脸的火盆，经年磨损已辨不清它的色泽，灰不溜秋不修边幅有些邋遢，是我和母亲挖来房前土坑的黄土，掺拌碎麻绳头仿造泥盆打制而成，盆壁粗糙凹凸不平。但它厚实，耐用，稳重，有如沉静在时光里的老者，静穆地抵御四面八方入侵而来的寒冷。它散发着秋阳晒干的柴草和牛马粪燃烧后的味道，偶尔窜出一丝瘦弱的青烟，嘘寒问暖呵护着家人。

    ƒ年迈的祖母整日厮守着火盆，有如它的保护神。祖母着一袭黑色长袍，黑色网兜罩住稀疏的花发，瘦弱的脸上布满了沧桑的皱纹和老年斑，半眯着凹涩的双眼，青筋裸露枯枝般的双手总是轻轻放在火盆上吸收热量，双膝上下叠加端坐在褥子上，一如默默念经打坐修行的僧尼。祖母喜爱抽烟，一杆尺余长的烟袋伸进火盆，深深一吸，火星闪烁，烟雾缭绕中的祖母如同仙人般养精纳神。左邻右舍难耐寂寞的老姐妹爱串门凑热闹，三三两两围拢着火盆，陪同祖母长枪短炮吞云吐雾，有一搭无一搭地东拉西扯，一坐就是小半天，真应了“老太太，小媳妇儿，一个一个有福人儿，不做饭，不淘米儿，坐在炕上烤火盆儿”的民谣，寒冷寂寞的时光随着袅娜升腾的烟雾悄悄溜走。 

    „数九寒冬的夜晚，闲暇的女孩子也爱扎堆凑热闹，二姐的闺蜜们常挤在我们家。几位穿着花棉袄梳着大辫子透着青春气息的女孩围坐在火盆旁学织毛衣。胖乎乎的二丫是初学，二姐先是平针起好头，再手把手教，食指怎样上线，怎样旋转回针，不厌其烦；黑黝黝的领弟是一知半解，二姐悉心点拨，恰到好处；闪着水灵灵大眼睛的小芹拿着半成品，是来学花样技巧的，两人比比画画，各抒己见。她们唧唧嘎嘎地说着话，说毛线，说款式，说图案，说织法，也说女孩子的悄悄话，说到高兴处，哈哈大笑不止。不小心，织针掉到火盆里，线头被点燃，女孩子惊叫拍打着。一张张甜美秀娟的脸散发出胭脂之气，女孩子的心事梦想和憧憬蕴藏在簇拥的火盆里。   

    …火盆里也有孩子的乐趣。我和四姐五妹在火盆旁写作业，看画本，玩嘎拉哈、翻绳，下五道。有时火盆里埋几个土豆，在抓心挠肝的急切等待中，外焦里嫩散发着芳香的土豆，让枯寂的冬夜充满甜蜜温馨。抓一把玉米、黄豆，散落到火盆里，噗噗噗，一粒粒黄豆变色裂纹；嘭嘭嘭，一颗颗玉米笑成了爆米花，掺杂着孩子们嘻嘻哈哈的欢笑声，惊醒了寂寞的长冬，成为苦寒日子里最简单的幸福。

    †火盆也成为家中议事的中心，家庭中有许多重要事情，都是围坐在火盆旁酝酿成熟的。姐姐们长大了，有媒婆来提亲，父母与客人围坐在火炉旁，喝着茶吸着烟谈论着，媒婆眉飞色舞先是夸赞一番姐姐聪明能干，再口若悬河表扬小伙子吃苦耐劳。父亲时不时拿起小铲子弄一弄火盆，烟灭了，撮点火点燃，几经反复，姐姐的终身大事就敲定了。年关将近，家人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商量着购买年货的琐事，火盆映照着家人的脸庞，在寒冷中散发着其乐融融的温情。 

    ‡一盆余火，散发着热量，凝聚着人心，温润着一个家庭。在那些苦寒的岁月里，在破旧的老屋里，燃烧着祖孙三代的希望、梦想和未来……

    （选自《散文百家》2018年02期，有改动）

医　者

周国华

    读高二那年，我妈病了，痛得满床打滚。我背着她到赤脚医生那里。医生为她打了针止痛剂，手一摊：“怕是大病，赶紧送县医院。”

    我借了辆三轮车，把我妈拉到县医院。医生诊断后，把我叫到一边：“你妈得的是癌症，晚期了，花再多钱也没用，你自己决定吧。”

    癌症？我眼前一阵发黑。我爸走得早，这些年来，我妈就靠种那点承包田供我上学，如今……

    不能这么放弃！我刚想办住院手续，我妈含笑进来说：“医生，给我开点药吧，止疼的就行，我命硬，能挺过去。”

    拗了半天，我还是按我妈的意思做了。我知道，我妈一旦决定了的事，没人能改过来。回家的路上，我拼命憋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兜里只有三百块钱，那是全家仅剩的那么一点点。

    或许天不绝人，我去村里小店买东西，无意中听到有人说，邻乡有个老中医挺神的，治好过一些大医院都没法治的怪病。我立马找了过去。

    老中医家里坐着很多病人，得什么病的都有。老中医话不多，而且声音很轻，只是在搭脉后简单地问上几句，就摇头晃脑开起了方子，完了，又叮嘱几句，也看不出有啥高明之处。最后一个轮到我，老中医瞅了我一眼：“病人呢？”

    我拿出医院的诊断书，讲了我妈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我说来得急，我妈也下不了地，先来问问。说到最后，我的眼泪扑簌簌往下掉。

    老中医瞪了我一眼：“这么大了还哭，没出息。走，带我去看看。”

    老中医给我妈搭完脉，捋着花白的山羊胡子在屋里踱来踱去。我垂手，惶惑地盯着他。老中医让我把三轮车上那个蛇皮袋子拿进来。一打开，里面全是草药。老中医告诉我把这几把药分均匀，半年服完，应该就可以了，不行的话，再去找他。

    我连连点头，掏出三百块钱：“只有这些了，别嫌少。”

    老中医没接钱，双手把玩着桌上的青花瓷瓶，左看右看，还不住地点头：“不用了，你留着做学费吧，这个东西卖给我吧。”

    我妈连忙摇手：“不，这是我的嫁妆，几块钱买来的，乡下人没闲心插花，我常说，还不如碗勺来得实用呢。”

    老中医晃头捻须，说：“实用不实用我不管，家里有一个，正好配个对。”

    送走老中医，我和我妈还真不敢相信天下竟有这种好事，诊费、药费没付不说，还白白拿了一千块钱！

    半年后，我陪着我妈去了医院，诊断结果让我欣喜若狂，我妈竟痊愈了！

    我拿着锦旗去谢老中医，老中医一笑：“有钱了，就把瓶子赎回去，价钱嘛，翻倍。”我点头。

    我如愿考上了医学院。用那些钱，我撑过了第一个学期。之后，我勤工俭学，再没用过家里一分钱。毕业后，我凭着优异的成绩，被省城一家大医院聘用。我接我妈进城，贷款买房，娶妻生子，进修深造……

    二十多年后的一天，我偶然观看《鉴宝》节目，里面一个青花瓷瓶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个瓶子，看上去跟我家的一模一样。专家几百万的估价让我又吃惊又愤怒，原来老中医早就知道瓶子的价值。我想起了老中医眯着眼的神情，哼，狡诈，虚伪！

    我憋着满肚子怨气去找老中医。老中医已去世，他儿子接过我的字条，一笑：“家父说你会成为医生，果然没错。”

    我突然想起，那天我对老中医说，我想放弃学业，赚钱养活我妈。我有点发蒙，是不是自己太小人了？

    里屋的橱柜上，摆放着两个青花瓷瓶，花纹一样，成色迥异。老中医的儿子取过那个釉色发暗的瓶子：“民国的，不过也值几千块钱。”

    我脸红了。瓶子的内壁上，依稀还能看到我儿时调皮的涂鸦，是我家的那个！我疑惑地望着另一个青翠欲滴的花瓶。

    “这个是我祖上为一官宦人家诊病时，那家主人给的。”

    我掏出一万块钱，老中医的儿子执意只收下两千：“家父嘱咐，不敢有违。”

    对着老中医的遗像，我郑重地磕了三个头。泪眼婆娑中，我又看到了那双似笑非笑的眼睛，温馨，深邃。

    一块匾额悬在墙上，上面的两个字熠熠生辉——“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