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历史呈现着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我们既看到两宋三百年经济、文化、制度建设方面的辉煌成就，也能感觉到王朝末日的苍凉。一方面有宋徽宗这样酷爱艺术的帝王，对“太平盛世”刻意追求、大肆渲染；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实际并非“太平盛世”，而是始终伴随着外部环境的挑战。宋代的民庶、士人以及征战于疆场的军队将士，用他们的脊梁撑起了这样一个时代。这些英雄人物，也有他们的生活寄托。这个时期方方面面呈现出一种多重而复杂的生活情境。

    宋代外部压力沉重，就国内政治局面而言，“稳定至上”是朝廷政治的核心目标。对于民间文化发展、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宋廷因仍自然趋势而未予过多干预。相对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士人群体活跃，“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是在这样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下，宋代社会充满活力，大师、精英辈出。由这种开放氛围，孕育出一种开创精神。

    葛兆光先生曾说，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的区别，简单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比较唐宋两代都城，能直观感受到两类都市格局和它所呈现的不同气象。唐代长安城的布局非常严整，而宋代开封相对来说商业气氛比较浓重。唐代居民住宅区基本上是坊式结构，“坊”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封闭的小区。而宋代城市结构，基本是一种长巷式、街区式的布局，是一种开敞式的氛围。南宋临安也是如此。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乃至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社会大众。当时都市的街头巷尾，活跃着一些讲史、说书的艺人，他们不仅是故事情节的传布者，也是文学作品的丰富者、参与创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众，也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欣赏者和接受者。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栏，有说书的、杂耍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

    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像真率会、耆英会、九老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不穷。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会聚的场所。一些私人的花园、亭馆也成了士人交游访友的去处。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时人将此类以物相赠的活动，称为“人事”。

    两宋时期的社会环境复杂多变，一时英杰既有征战沙场时的豪迈气魄、激昂奋发，也有日常生活中的世间柔肠、儿女情怀。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世俗匠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如朱熹所说，“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邓小南《大俗大雅：宋代文人生活一瞥》）

关于艺术修养

余秋雨

    ①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很少有正规提倡艺术修养的时候。本应属于艺术范围的文辞诗作，竟长期成为科举手段，结果艺术人格不得不在利禄人格、官场人格的威慑下变得疲弱不堪，可怜巴巴地充当仆从。《红楼梦》中贾政带领一批文士清官视察新落成的大观园，需要应景题额，比较下来，显然是那位懒于学业、年轻稚嫩的宝玉艺术修养最高，但又有什么用呢？一路只听见贾政对他的呵斥声，这可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艺术修养和艺术人格处境的象征。由于大大小小的民族灾难频仍，我们历来焦急地呼喊着军事修养、政治修养、经济修养，很少有呼唤艺术修养的，因为它太缺少实利了。但是，一旦当我们摆脱急功近利的狭隘观念就会懂得，只有艺术修养在社会上的升值，才能全方位地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协调人际关系，重塑健全、自由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根本上推进一个社会的内在品格。从人类发展总体而论，军事、政治、经济等再重要，也带有手段性和局部性，惟独艺术，贯通着人类的起始和终极，也疏通着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童年和老境、天赋与经验、敏感与深思、内涵与外化，在蕴藉风流中回荡着无可替代的属于人本体的伟力。

    ②一个富于艺术修养的人，尽管他的外在境遇未必良好，他的内在精神生活一定比别人丰盈而充满活力。他永远不会真正地寂寞，但丁、莎士比亚、卡夫卡、屈原、李白、曹雪芹永远与他为伴。他永远不会枯窘，他会用贝多芬的耳朵、毕加索的眼睛去谛听和审视。于是大千世界变得那么富丽，他自己也变得富有。一般的人过得再富有再安逸也就是一个一般的人生，而他，全部人生节奏都被古往今来的艺术大师们充实过、协调过了，因此，他是汇集着人类的全部尊严和骄傲活着。

    ③很多人把艺术知识等同于艺术修养。不少地方搞艺术修养大赛，所出赛题全是艺术知识方面的。更重要的是，有不少高等学校，甚至艺术院校也把堆积艺术知识当作提高学生艺术修养的基本途径。结果，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青年：一提起某个名画家，能够滔滔不绝地讲他的几个创作时期，以及每个时期的基本特点，但一旦让他们真的站在这个画家的面前，却漠然以对，根本没有出现审美投入；看一出传统戏，能够如数家珍的说出这出戏的题材来源、改编历史、种种掌故，但如果要问一句“今天的戏好看不好看”，他却难以作出明快的第一判断……

    ④这一切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怪现象，便是长期以来以艺术知识代替艺术修养所造成的。

    ⑤一个有高度艺术修养的人当然会有比较充分的艺术知识。但是，艺术修养的根基并不在艺术知识中。艺术知识是对已发生过的艺术现象的理性记录，其本身是非艺术的。这正像知道欧洲战争史常识和拿破仑生平的人未必有真正的军事修养，因为他所知道的这些知识本身是历史的而非军事的。艺术知识，只是艺术修养大题目下的一种后补性、扩展性的内容。

    ⑥一个人在提高艺术修养过程中，不能不在古今中外的艺术作品中长期玩味、留连，这就自然而然地积累了一些艺术知识。有时，为了深化对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领悟力，人们也会把某段艺术史系统的了解一下。但是，只要是有艺术修养的人，他在接触艺术的过程中往往不会向学习数学史一样冷静，而一定会投入自己明快的爱憎裁断，调动足够的审美联想，甚至还会引发自身创造的激情。这样，他也就把艺术史的学习艺术化了。

（选自《文明的碎片》，有删改）

    扇子作为实用器物产生，却被逐渐赋予了深层次的象征含义。从统治者在重重“障扇”下出行，到读书人借“便面”遮面；从汉宫始人托执扇抒弃妇之情，到魏晋名士持麈尾扇谈经书之义……自古文人笔墨着重记叙的扇子，其实都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缺少联系。然而在宋代商业活动繁荣、市民文化兴起等种种历史大趋势的影响下，扇子第—次作为日用品受到了关注。

    在南宋移民的笔下，林林总总可发现专卖扇牌的、专卖扇柄的、专卖折叠扇或团扇的各色商铺——这些悄然花样翻新的商品也许昭示着在温暖的江南，扇子受到了更大的欢迎。

    那么这些商店中的扇子是怎样一番模样、又反映了普通百姓的何等观念？展开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持扇的人物形象屡屡出现，他们手中拿的大抵是竹扇纸扇一类。这样的材质称不上奢靡，似乎与时人连饮酒都要全套银器的性子不符，但贵在轻便、又有其他材质无可比拟的天然意趣。妇人的扇子则往往施加装饰，在绢面扇子上以逸笔勾画花草虫鸟，成为所谓“画扇”。然而，市井中的宋人并不喜新厌旧。比起奢靡的王孙贵族，百姓们总是务实的。当扇子坏了，还有那些走街串巷、以修扇子为业的匠人，用如今的我们已不能得知的技艺，将破损变为缺陷之美。

    不论装饰如何、工艺如何，宋人所使用的各式扇子在形制上大抵还是团扇，这也是自汉代班婕妤《团扇诗》起就萌发的传统。然而两宋的街头，一股源自异邦的新风已悄然暗度，带来时人眼中尚且陌生的折扇。根据《宋史》记载，早至端拱年间，二十余把折扇就作为礼物，被日本使臣进奉给宋太宗。之后，在北宋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相国寺里，也出现了进口自日本的高级折扇。扇面上一改本土“画扇”上的花鸟图案，绘以清远萧瑟的山水，意境独绝。

    作为舶来品的折扇并未能在北宋民间流行开来。不过，在南宋这种情况可能有所改观。在《梦粱录》中，吴自牧记载了都城中的铺席，其中就有“周家折叠扇铺”一项。也许当时的匠人吸收了折扇的形式，仿制出了汉地的版本，并且成品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以至于有独立的铺席专门经营。同时，南宋人周密在其《癸辛杂识》中也提到了自己对“倭人之扇”的看法。不同于北宋前辈们的赞叹之情，他批评日本折扇“或作不肖之画于其上”。从“中国之善画者，或不能也”到“作不肖之画于其上”，这样的转变，是不是又暗示了中国匠人贩卖的仿制品，精致程度已出于发源地之上呢？

    小市民的扇面一挥一摇，不止驱散江南酷暑的清风，更让礼仪伦理赋予的繁缛深意褪去。持一把图案灵动的画扇，或带着异国风情的折扇能为寻常的路途增添几分清凉与情趣。扇子花样翻新，始终不变的是对美的追求。更难得的，是有生长于斯的文人将这些风貌，用始于宋的视角与风情，一一记叙下来。

（摘编自李怡淙《掌中暗度故城风——宋人生活中的扇子》）

    君子人格，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发展进程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被历代中国人广泛接受并尊崇。

    “君子”一词在西周时早已流行，主要指称贵族和执政者。春秋末期，孔子赋予“君子”概念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冯友兰说，孔子一生思考的问题很广泛，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对如何做人的反思。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探求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求索的结果，就是做人要做君子。君子作为孔子心目中崇德向善的人格，既理想又现实，既高尚又平凡，是可见可感、可学可做、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儒家学派。什么是儒学？有一种观点回答得很干脆：儒学就是君子之学。具体来说，在修己和治人两方面，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枢纽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

    这种观点从儒学的目标追求和功能作用上说明儒学的特点，无疑抓住了本质，对于我们理解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在今天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面向现实人生的伦理学说，与西方文化大相径庭。西方文化热衷于构造能够解释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严密理论系统，热衷于探寻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等。中华传统文化虽然也包括对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思考，却并不层层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这种不仅讲究“知”，更看重“行”的“知行合一”的理念，在有关君子及君子文化的论述中尤为突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中的这些论述，鲜明体现出儒家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洋溢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重行动、轻言辞，重实践、轻思辨的精神，使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都不是只把仁、义、忠、孝、廉、悌等当作理论，而是当作值得遵循也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其目的就是在全社会尽可能多地培育和塑造君子人格，并以其引导、带动各阶层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

    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激活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价值理念，有必要通过挖掘、整理、阐发和弘扬，让君子文化这颗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气神”的种子在新时代春风吹拂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摘编自钱念孙《君子文化的传统魅力与当代张力》）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绿色发展理念的历史演变，也是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的。在原始社会，人们敬畏自然、崇拜自然力量。在农业社会，人们顺应自然，基本上靠天吃饭。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们开始利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激化了人和自然的矛盾。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进一步深化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人们逐渐意识到，面对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文明，这就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绿色文明，凝结了绿色发展的深刻内涵。与农业文明强调顺应自然、工业文明热衷于征服自然不同，生态文明更加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

    庄子说：“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董仲舒天人合一观点认为，天代表物质环境，人代表调适物质资源的思想主体，合是矛盾间的形式转化，一是矛盾相生相依的根本属性。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强调人与大自然要和平共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归纳起来，就是人类要遵循自然规律，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绿色发展的目的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协调发展。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理论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负荷脱钩，即经济活动要遵循自然规律，增强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二是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其实质是使资源环境可持续成为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

    首先，实现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要让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负荷脱钩，增强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这需要从加法和减法两个方面努力。所谓加法，就是寻求绿色发展导向的经济增长新动力，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的改善；所谓减法，是指经济增长要遵循自然规律，不增加或少增加资源环境负荷。

    其次，实现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要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使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自然生产力。当前在我国不少地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有的地区为了确保绿水青山，产业发展受到环境的限制，经济增长受到影响：也有的地区为了追求经济增长，降低环境规制的门槛，吸引了一些环境污染型产业。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有些地方担心环保限产等措施会增加企业成本，影响经济增长。由此可见，绿水青山并不能自动成为金山银山。推动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必须解决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目标冲突：一是要兼顾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发展目标，二是要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

（摘编自石敏俊《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理论内涵》）

    今天重温孔子有关“学以成人”的名言，深感其中有即便是现代人亦不可违者也：十五有志于学——这是“成人”关键的第一步，但还远不是“成人”。“志学”同时意味着自身的有限性和自身的可能性，于是开始有一种修身求知的自觉。学是起点，是开端。不学无以成人。虽然这“学”并不限于文字和文献之学，但在中国的儒家那里，的确也离不开文字与文献之学。

    三十而立——这是初步的成人，也是社会眼中的成人。它不仅是性格的独立，也是经济的独立；不仅是自我事业的初步确立，也常常是家庭的确立。即所谓“成家立业”，但最重要的还是一种精神品格的独立，虽然今后还可能会有探索方向上的错误，但那也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人云亦云。

    四十而不惑——虽然可能意志还不足，境界还不够，但此后或不再犯根本的认识论错误，不会再走大的弯路，尤其是不易受浪漫的空想的蛊惑，理性已经相当冷静和充分，情感也相对稳定。

    五十而知天命——这已经是大成的时候。“命”既是“使命”，也是“运命”，既是开放，也是限制。命也，非来自我也，天降于我也；命也，无可更改也，但最大的限制即被自觉地认作“使命”，也可能恰恰构成最大的力量，而且还构成一种真正有力量者的安心。

    六十而耳顺——“耳顺”是对他人，对社会而言。自己对来自他人和社会的一切已经“宠辱不惊”，而且，对他人还有了一种透彻认识人性之后的宽容；对社会也有了一种通透的理解，知道还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时才是达到一个真正的个人自由之境，完善之境。道德意志不是脱离规矩为二，而是与规矩合一。规则完全不再是外在的异己之物，而就是自身精神最深的需要。

    这一过程以自我始，以自我终。但最初的自我是一个刚刚开始发愿和立志的自我，最后的自我则已经是一个与天、地、人契合的自我。

（选自《中华读书报·学以成人，约以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