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素”一词中的“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中华文化元素”，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家国天下情怀、民本思想、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蕴藏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和信守。

    中华文化的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可居可游可赏；民间风俗文化的吉祥、灵动、热烈、圆满；建筑中的“中国红”、中轴线、对称与不对称美等。可见，文化元素绝非神秘存在物，从来都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着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之中。中华文化元素之于中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多文化事象、文化符号中，可以提取、揭示中华文化元素的精魂。

    汉字及汉字文化，是彰显中华文化元素的典型案例。世界上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元素重要内容的汉字，造就了一种具有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文化系统。它区别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是世界上颇具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

    内蕴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的中华文化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它同时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的四大发明、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采用的“中国红”，皆为古老的中华文化元素在现代的展现。中华文化元素也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相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故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美国好莱坞动画片《功夫熊猫》《花木兰》演绎中华文化元素并获得成功，便是一个例证。

    中华文化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华文化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文化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华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促使人们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此外，通过发掘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并将其传播给异域受众，可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选自201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版  有删节）

    自古以来，中国号称“礼仪之邦”，礼仪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包括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南宋时，著名大儒朱熹撰写了《家礼》一书，其中依据古时礼仪，并参考北宋时司马光撰写的《书仪》，对士大夫的冠、婚、丧、祭四礼作了设计，而加冠、结婚、丧葬、祭祀，确是古代人们在人生历程中最重要的四件大事；这四方面的礼仪，确是当时的家庭和家族所要践行的最重要的礼仪。自南宋至清末的近千年间，中国传统的家族礼仪，即当时大大小小的家族所遵行的居家礼仪，大体依据着《朱子家礼》中的规定。

    由于家族礼仪不仅有代代相承的基本面，也有不断演化的另一面，后世的人们仅凭古籍的文字记载往往不能真切地了解古代的礼仪。东汉时，著名的大儒郑康成率先对先秦的《礼记》作了图注。随后出现的同类著作有阮谌的《三礼图》，夏侯伏朗的《三礼图》，张镒的《二礼图》，梁正的《三礼图》，以及由隋文帝敕撰的《礼图》等。五代时，聂崇义“博采众家，参以己意”，又纂成了一种《三礼图》。随后，他又向宋太祖赵匡胤进呈了该书的修订本。此后，配有图说的礼学著作才有所出。例如，在南宋时，朱熹的学生杨复推出了《仪礼图》，布衣杨甲纂成了《六经图》。到清代，由于进一步认识到庶民直至皇室都应依据礼仪图来行各种礼仪，并要根据礼器图来制作器皿，如果这些图画出现错误，便会误导整个社会，动摇皇朝的根基，因而清政府就直接组织了礼图的编绘。在此期间，便出现了经乾隆皇帝御览的《钦定仪礼义疏》《礼器图》。尽管这些配有图画的著作不免有若干差错，但因它们的作者几乎都是著名的礼学专家，从总体来说，经他们确认的图说都较为精确。有了这些资料，后人对传统的家族礼仪便可有较为形象的认识。

    除了上述阐明礼仪的图画外，还有一批更为生动的作品可以帮助后人认识传统的家族礼仪。它们是自古代直至民国初期描绘民间日常生活的图画。于明代、清代出版的很多小说、剧本等，如小说《西游记》《聊斋志异》，剧本《西厢记》《金钗记》等等，都有插图。这些插图显示的是小说或戏剧的重要情节，其中的一部分反映了当时的各种礼仪。到清代后期，随着近代新闻事业的逐步发达，多种图说社会新闻的画报先后问世。其中最著名的是《点石斋画报》。此外，较有影响的还有环球社的《图画日报》等。由于各地的人们在践行各种家族礼仪时往往受到地方风俗的影响，这些画报的绘画者们所绘的是他们目击或熟悉的情况，其作品的有些细节未必符合传统的家族礼仪。不过，这些图画有血有肉，描绘的常常是令人喷饭的社会趣闻，因而有较强的可读性。

    在经历了唐代末年与五代十国的大动乱后，自古以来拥有大庄园的名门望族土崩瓦解，小家庭成为宋初基本的社会细胞。后来，这些小家庭演化成了不同的家族。这些家族陆续纂修本族的族谱，兴建本族的宗祠，并大多参照朱子《家礼》制订了本家的宗祠祭礼。这些宗祠礼仪，以及家族在墓地举行的祭祀礼仪，无疑也成了传统家族礼仪的组成部分。各个家族在纂修或生修族谱时都会将有关文字，直至绘制的有关图画，载入此类家族的史册。

（摘自《中国家族传统礼仪•前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有删改）

    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被删减的消息引发各界热议。支持删减者拿出“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顺口溜做论据，反对删减者认为鲁迅精神到什么时候也不能丢。

    双方争执不下，让编教材的老师们好生为难。依我看来，鲁迅的文章，删点为妙。鲁迅是生活在上世纪早期的人，虽然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但毕竟是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又曾在日本留学，文风难免古风萦绕，中西夹杂，拗口难懂。不只学生看了如吃了“摇头丸”，就是老师们讲起来都觉得头疼。删除一点这样的文章，可能师生们都会拍手称赞，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但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硬汉”形象，毛主席就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删了鲁迅杂文，换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会不会无意识中让祖国的花朵们误入迷途？

    鲁迅不是常青树，但他的精神是不朽的，所以至今被人们深深地怀念。中国有个古老的新词，叫“与时俱进”。对于鲁迅的文章，照抄照搬，“拿来主义”，是不是违背了鲁迅先生的初衷？我们学的是鲁迅的精神，而不是他夹杂着日式表达的拗口白话。在教材中删除鲁迅的原文，难道不能用新时代具有鲁迅精神的文章“取而代之”？

    新时代有没有活着的鲁迅？我看肯定是有的。否则鲁迅逝世了，中国岂不真的折了“脊梁”？当今社会拿着“匕首投枪”，对不平、不公、不正大声疾呼，叹国人之麻木，怒国人之不争的大有人在，针砭时弊的好文章也比比皆是，编辑们选用他们的文章进入教材，既继承了鲁迅之精神，又克服了晦涩难懂之弊端，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鲁迅”在教材中也应与时俱进。把鲁迅当成权威，放进“神坛”，本身就是对鲁迅的污辱。依我看，世上的千里马不少，只是有些人相信权威，没有伯乐的眼光罢了。真正继承鲁迅精神，是善于发现继承鲁迅衣钵的人，而不是硬着头皮念鲁迅创造的“三字经”。

    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剧，中西经济、文化间的交流日益频繁，由此引发的东西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建成了东西文化在兼容与互相借鉴的过程中的碰撞也日趋激烈。人们在满足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同时，思想观念的升级、生活节奏的加快、生存竞争的日益激烈使得人们不可能再满足于过去的传统侄桔与束缚，人们寻求的是与时代相适应的文化、生活方式。突破传统、追求自我成为当今人们的精神目标与追求。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们的审美情趣与审美取向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地转变，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生活上的富足与安定，这时期的人们寻求的是更深层次的东西——精神文化、精神价值上的追求以及对自我精神生活的全新把握。文化成为这种要求的源动力，精神上的富足在这一时期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起来，而与文化相对应的艺术也在整合、兼容、吸收、冲撞中寻找着自我发展的方向、探索着新时期寻求发展与自我展现、自身发展的契机，当代中国水墨艺术自然而然地也在经历着这样的历史演变。

    一百多年前，从一批为追求理想、寻求艺术突破与创新的艺术探索者踏出国门，去西方寻求艺术真谛的时候起，中国的艺术家对西方艺术的借鉴与吸收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徐悲鸿、李可染、林凤眠等一大批老一辈艺术家的探索之路，同样也在被当今的艺术家们继承与延续着。当代中国的水墨画家们，在吸取中华传统艺术文化精髓的同时，也在探寻着用西方绘画技巧来改造中国水墨艺术的道路，实践着西学东渐的可操作性，探索着中国传统水墨艺术发展的新路。他们的艺术创作，在水墨语言上进行了许多突破传统笔墨规范与品味的实验；他们的绘画风格的形成与评价体系，有悖于传统笔墨体系的价值标准。

    虽然民族的特点深深地停烙印在他们的水墨作品中，但他们改造传统中国水墨艺术的探索精神也不可否认。这些当代水墨画家，广泛地受到了西现代艺术的影响，在笔墨的表现性、造型符号、画面构成、图像组合等方面体现出与传统文人绘画相区别的独特性，展现着自我的“前卫”。在当代水墨艺术创作中，水墨画家们尝试着消解传统水墨画的笔墨法则，以当代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精神对传统中国水墨艺术进行构建。对传统审美情趣与审美取向的破坏、对传统技法的解构，对西方抽象主义、印象主义绘画技法地吸收以及画家自我个性自觉地张扬与宣泄，从各个层面使当代水墨画以巨大的视觉冲击力与观念，深度影响着这个时代的艺术创作与艺术受众。这个时期，画家个体观念的自由与语言个性独创，使现在艺坛成千上万的画家以独创的样式与风格竞逐着。无论是“实验水墨”、“表现水墨”，还是“观念水墨”，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这个竞争时期的语言独创角逐。

（选自姚明琦《试析当代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水墨艺术》2017年5月版，有删改）

诗歌是生活的审美超越

    新世纪开始以来的诗歌界一直是比较沉寂的。然而，“裸体诗朗诵”等事件的发生打破了诗歌界持续已久的沉寂状态，引发了人们对现代诗命运的又一次思考：诗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古人云：“诗言志。”就是说，诗歌是表达人们的内心情感的。诗歌中蕴含的内心情感绝不是诗人的任意发挥，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得来的。尽管人们可能因为生活境遇的不同而对诗歌的本质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只要是真正的诗人，他就无法拒绝现实生活在诗歌情绪生成中的决定意义。

    虽然现实生活是诗歌情绪产生的基础，但这并不是说只要生活着就会有新的诗歌情绪产生。诗人的生活范围不应当只局限在个人的小圈子里，而应该面向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普通大众生活在一起，进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去。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生活与艺术是统一的，诗歌的情绪蕴藏在深厚的生活土壤中。诗人应当经常地问自己：“我被生活感动过吗？”如果生活感动了诗人，这表明诗人是在以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生活着，是在真正体验着普通大众的人生。只有生活在感动的世界里，诗人所获得的诗歌情绪才是真诚的，包含了人类普遍的精神追求，而不至于纯粹是一种封闭孤独的自我情绪的宣泄。

    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情绪和感受并不能全部进入到诗歌的创作中。因为，文学的创作过程是一种审美选择的过程，是一种情绪升华的过程。诗歌的创作需要饱满的情感。没有丰富的情感就不会产生优美的诗篇。然而，进入诗歌中的情感必须是以真善美为核心的，诗人要在真善美的表达中“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美好的感受”。郭沫若、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之所以能够感动读者，就是因为他们作品中的情绪和感受是经过了诗人的审美超越的。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个人的生存感受就没有价值。相反，那些在与普通大众相互交融的生活中产生的情绪体验往往是最接近真善美的，是最具有人文情怀和精神深度的。

    诗歌创作中的审美超越不仅是一个情感的把握过程，而且是一个语言的挑选过程。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白话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工具，口语化成为现代汉诗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然而，现代汉诗的口语化并不是意味着语言的粗俗化。日常口语可以成为诗歌的语言，但是它必须是经过诗人的审美加工。现代汉诗的口语化不仅是诗歌语言的艺术化，而且也是诗人以诗意化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生活情感的审美化。卞之琳的《断章》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但是诗人却通过日常生活的语言和意象的排列与组合，表达了常人司空见惯却又难以言说的人生体验和情绪。

    阅读是永恒的，载体却不断更新。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些商家不断推出新的电子书阅读器，努力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从中国的简帛、埃及的莎草纸、欧洲的羊皮纸到今天的电子墨水屏，人类的阅读载体不断演进，不变的却是人们对阅读的热爱，对精神世界的守望。

    经典作品的魅力，并没有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而消散。相反，阅读方式和载体的丰富，让人们可以更轻松地接触经典。近两年，中国互联网界最引人关注的现象之一，就是风起云涌的“知识付费”。通过缴纳费用，用户可以收听收看包括经典作品在内的各种知识讲座，甚至可以让专家为自己答疑解惑。诸如《傲慢与偏见》《堂吉诃德》《巴黎圣母院》这些被认为“高冷”的文学经典，通过这一方式收获了大批听众。

    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开拓出一个巨大的文化和阅读空间。对中国来说，知识付费的商业模式之所以能够兴起，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就在于，经过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当代中国社会已经积累了规模庞大的“知识大众”和“文化大众”群体。他们拥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文化水平，有着较强的精神诉求。这个数量以千万级计算、以45岁以下年轻人为主体的人群，和知识爆炸的移动互联时代正面遭遇，产生了核爆级的知识需求，构成了学习型社会的主力军。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为他们提供包括经典作品在内的优质知识资源，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刚需。

    有了大众的参与，阅读将不仅仅是一项个体的、静穆的思想活动，还将是一项动态的文化生产。一部作品从诞生到成为经典，就是“经典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因为有了无数读者的参与和拣选，成为一项大众文化事业，体现出专属于自己民族和时代的精神气质，构成了经典的谱系。其实，已经进入经典谱系的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通常也和大众有着亲密的关系。简·奥斯汀的作品在成为经典之前和之后，都是很多英国家庭晚饭后的谈资；美国西进运动中的拓荒人，结束一天的伐木后也会读上一幕莎士比亚；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听老人播着蒲扇讲《三国演义》的情景，又填满了多少个夏日黄昏？正是在大众的口耳相传之中，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延绵不绝的经典作品。

    因此，我们阅读经典作品，也要以优质的创作、精纯的阅读、大众的文化参与，成就今天的经典。前段时间，美国一杂志网站刊文介绍中国作家金庸。文章称他在中国的文化价值，大约相当于《哈利·波特》加《星球大战》。这一评价，是看中了金庸作品作为大众文化“今典”的价值。当然，“经典化”的过程难免泥沙俱下，大部分风靡一时的流行读物成了泥沙。这就需要大学、知识群体以及负有文化责任的媒体做出引导，让年轻人在更广阔的世界里，以更高质量的阅读，形成自己的精神视野。

    书林新叶催陈叶。移动互联时代，知识正以裂变般的速度更新，人们期待更多经典作品。今天，我们阅读前人经典，更要成就当代“今典”。技术发展赋予我们时代的读与写更大的开放性，需要好好把握，善加运用，让久远的经典面目可亲，让优秀的当代作品脱颖而出。

（摘编自2018《人民日报》《阅读经典，成就“今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