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少创世神话，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宇宙发生说，也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思维认为宇宙是一永恒的存在。天地万物如何产生、存在，也是古代中国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屈原的《天问》最明显地表达出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对宇宙起源、构成的兴趣。

    中国哲学的主流看法虽然认为天地万物不是永恒存在着的，而是有其发生历史的，但天地万物的发生不是由一个外在于宇宙的人格力量创造出来的。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天地万物如果有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应该是自生、自然的。如汉代道家宇宙论认为，天地是从虚空中逐渐生成了气，又由气的凝聚而生成天地。所以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化生出来的。

    宇宙不是创造出来的，那么存在着宇宙之内的主宰者吗？回答不是否定的。商周时代承认帝或天为宇宙之内的至上神，但早期中国文明中的“上帝”并不是创造宇宙和人的神，而是在宇宙之内的主宰者，不是宇宙之外的创造之神，而是宇宙之内的事务主宰。就人不是上帝所创造这一点来说，使得在中国文明中“人”的地位必然高于基督教文明中“人”的地位，“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的古老观念，表示在气论的背景之下，人可以获得高于宇宙内其他一切事物和生命形式的地位。正如中国哲学中易学哲学所主张的，人是与天、地并立的“三才”之一。中国哲学本来就有“与天地参”的传统，人能参与天地化育、参与大化流行，故“参与”论是十分中国的。人既能参与天的生成，又能与天相感相通。

    在宋代理学中，也出现了一种主张，如邵雍和朱熹，他们认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或天地不是永恒的，它在消灭之后会有一个新的宇宙或天地来代替它；同样，在它之前也曾经有一个旧的宇宙或天地存在，而被它代替了。这意味着，一切生成的东西，都会走向消亡。这种生成与消亡借助“气”的聚散来说明，是非常自然的。而在它消亡之后，也一定会有另一个天地按照自然的途径再生成出来，这个循环是没有穷尽的。

    在这个意义上，李约瑟称中国的世界观和宇宙模式是“没有主宰却和谐有序”，既是有理由的，却又是不准确的。从新儒学的观点来看，主宰是有的，对于宇宙来说，主宰不是超越的，而是内在的。这个主宰，商周时为“帝”为“天”，但宋代以来，宇宙内的主宰已经被理性化，成为“理”或“天理”，对“理”的推尊成为1000年来成熟的中国文明的主导性观念。理即是宇宙、社会的普遍原理和法则。

    宋代朱熹是肯定这一“理”的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朱熹说过：“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元代思想家吴澄也是以太极为“道”、为“至极之理”。他说：“太极与此气非有两物，只是主宰此气者便是，非别有一物在气中而主宰之也。”这种主宰说只是功能意义上的，没有任何实体的意义。

（节选自陈来《中国文明的哲学基础》）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祭祖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最初，人们对于梦和死亡现象非常困惑，试图给予合理的解释，于是人类发明了灵魂的概念，并认为，灵魂是独立的，会在人睡觉或出神时离开身体，当人死了就会永远离开身体。亡人的肉身会腐烂消失，但灵魂一直存在。应如何对待这些神秘且不死的灵魂呢?人们的选择是举行祭祀。

    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甲骨文中有关祖先祭祀的记载，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祈福求吉而举行的。在殷人的头脑中，祖先是令人恐惧的死者，这些人经常制造各种灾祸。为了防止祖先作祟，他们定期举行祭祀活动，通过奉献牺牲的方式取悦祖先等神灵，祈求祝福。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符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

    商时期的祭祖行为具有浓厚的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色彩，到了周代，祭祖礼仪增加了巩固国家统治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礼记·王制》谓“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通过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了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周代创制的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

    到了汉代，汉儒将孝道思想和祭祖礼仪结合了起来。汉儒找到了中国人祭祖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孝成为汉王朝治国的重要思想根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为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推广到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形成了以家族伦理为核心，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

    汉代以后，祭祖礼仪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在祭祖礼仪方面，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受科举制度推行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士庶阶层的界限被打破，祭祖礼仪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朱熹《家礼》的出现，它深刻改变了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朱熹考虑到人们举行祭礼时可能遇到的诸多难处，认为不用拘泥于繁琐的礼仪要求。为了保证可操作性，朱熹对传统祭礼进行了提炼，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基本模式。这个模式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摘编自《祭祖礼仪的文化传统》，作者邵凤丽）

现代诗派

翟长兴

    现代诗派，是对三十年代到抗战前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轻的都市诗人的统称。现代诗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其兴起的标志，即是1932年在上海创刊的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

    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领袖，重要的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施蛰存、金克木、废名等，他们都以各自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现代派诗歌的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阶级对垒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现代派诗人们大多是游离于政党与政治派别之外的边缘人；同时，许多人来自乡土，在都市中感受着传统与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又成为乡土和都市夹缝中的边缘人。他们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濡染了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都市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及魏尔伦式的世纪末颓废情绪。而五四运动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摧毁了年青诗人的纯真信念，辽远的国土由此成为一代诗人的精神寄托。

    戴望舒的《雨巷》典型地表达了一代青年普遍的理想幻灭的忧郁情绪。作为理想象征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像梦飘过一样，在面前一闪，转瞬即逝了。就这样用暗示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的那种孤苦心情。这点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影响。

    在诗艺上，现代派诗人注重暗示的技巧，很少直接呈示主观感受，而是采用意象隐喻、通感、象征来间接传达情调和意绪，这使得现代派诗歌大多含蓄、朦胧，既避免了狂叫、直说，又纠正了初期象征派晦涩难懂的弊病，创造性地转化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象征主义诗艺。

    现代派诗人重视向内在的心灵世界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诗的题材，运用象征的意象与曲折隐藏的方法，表达其忧伤之思情，追求“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的统一。现代派诗歌的现代诗形体体现在表层形式上，它有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艺术特点；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呈现出朦胧而又明朗、单纯而又丰富的东方民族审美特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正是现代派诗人们这样孜孜不倦，兼收并蓄，不断地进行着“化古化欧的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使中国新诗既民族化又现代化，从而构建起真正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现代派诗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是东方民族现代诗构建发展的开始。其所追求的开掘内心和传达朦胧的美学原则，对于新诗艺术表现的含蓄与丰富，对诗的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与独特的贡献。

    环境外交是指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国家，以双边的、多边的、区域性谈判、交涉和对话协商为主要外交手段，处理环境领域中国际关系的一切活动、制定有关行为规则以及采取环境治理阶段性达标的措施。环境外交的主体是环境外交活动的参与者和实施者。狭义上的环境外交是国家通过外交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等代表国家运用谈判、协商的方式以调整国际环境关系的各种对外活动，广义上的环境外交的主体是以国家为主，但却不仅限于国家，也可是地区性的或全球性的。作为学术研究中的环境外交概念，从一般意义上讲它是由环境外交主体、环境外交治理对象、环境外交运作方式三要素构成。。

    环境外交可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环境外交的萌芽自发阶段。1966年，联合国大会以“人类环境问题”为议题展开了讨论，以此为标志的环境会议在外交关系层次上得到推进和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环境外交面比较窄，更多的是发达国家的重视与积极参与；重点对象主要是应急性的区域环境问题，也没有形成环境外交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基本上是处于不成熟的自发阶段。

    第二阶段是环境外交的蓬勃兴盛时期。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全球环境外交的盛大集会，110多个国家的代表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参加了会议，真正意义的环境外交由此发端。这次会议第一次将环境问题列入全球政治议程。环境问题逐渐涉及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在政治上相当敏感。标志着环境问题的性质由传统的国内专业技术问题向国际关系的重大领域转型。这一阶段的环境外交开始初具规模，其不仅仅局限于一般性的讨论和制定原则性条文的范畴，重要的是开始进入具有实质性、定量化和目标化的制定与政策实施阶段。因此，这一时期的环境外交基本形成，展现了当代环境外交的特征和风貌。

    第三阶段环境外交进入了成熟稳定发展时期。冷战结束后，战争的危险系数大为降低，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超越了传统安全议题走到了国际政治的前台，由边缘地带逐渐居于国际关系的核心地位。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被公认为环境外交史上的里程碑，由此启动了“环境外交”的历史进程。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同。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国家，纷纷将环境外交明确列为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方面，并将全球环境问题列入各自重要的活动议程，置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07年以来，全球气候变化议题又成为大国外交博弈的关注焦点，它直接触及各国重大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和环境利益问题。随着工业活动全面恢复，空气质量将很快再次恶化。清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必须取得平衡。气候变化问题持续升温，迅速成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关系的核心议题。因此，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更是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问题。全球大国间和国家集团围绕环境问题进行的政治博弈，实质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之争。

（摘编自杨鲁慧《环境外交的起源发展及特征》

    戏曲作为综合艺术，吸收了多种其他艺术门类的优长和手段，融为一体，创造了在世界舞台上独树一帜的艺术。以武打为突出特征的武戏，堪称世界剧坛的一朵奇葩，集中而鲜明地体现着戏曲的中华美学特色和独具优势的艺术表现力。

    武戏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京剧形成初期，武戏依然保持着粗犷的古朴之风，注重勇猛、激烈的跌打翻扑，不太讲究造型、做戏。随着剧种的成熟、发展，经过几代艺术家特别是作为“武戏文唱”的引领者杨小楼的执着进取，在继承传统武打技术的基础上，一方面对技巧动作加以美化，增强舞蹈性，另一方面强调基本技术服从剧情和表演的需要，使技巧动作成为一种优美的舞姿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并与唱、念、做结合运用，让武戏得到整体提升，留下许多具有精美观赏价值的经典之作。

    武戏美在哪里？第一层次是“形式感知”。武戏以动作因素为主，演员把握自己的动作，按一定的节奏在时间和空间中延伸，通过强与弱、快与慢、刚与柔、动与静的变化，呈现流动和瞬间的美，加上开打、翻跌、下高、打出手等高难度惊险动作的穿插运用，带来的悬念和惊叹，显然更直观，更富于视觉的冲击力。这也是人们被京剧吸引往往从武戏开始，京剧走出国门必带武戏的重要原因。第二个层次是“同情与共感”。武戏流传至今的优秀剧目，内容大多数弘扬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如保家卫国、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除暴安良、抱打不平的侠义精神，塑造了许多忠臣良将和民间英雄人物，传达的是正能量。即使是反面或性格复杂多面的角色，也能够通过细致入微的刻画，脸谱、神态、身段表演等鲜活地揭示其本来面目，于恶中见美，美中见恶，取得观众的审美认同。

    美是难以被忘记的。京剧艺术博大精深，绚丽多姿，文戏、武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前些年武戏的势弱，出自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因除了大众娱乐日趋多元，流行文化的冲击，还有武戏演出对场地、环境的要求严于文戏，造成展示机会较少，多年来在大型演唱会中只能于开头、结尾烘托气氛，难以尽显完整风貌。内因则表现为传承、创新乏力，随着一代技艺精湛的老艺术家先后离去，舞台水准下滑，难以适应新、老观众的审美需求。

    当前，武戏振兴迎来新的良好机遇。以传统为根脉，不仅指具体的戏与技巧，还有前辈艺术家积累的经验和启示。高盛麟先生曾对武戏演员提出“三要”：一要打好基础，意指基本功要规范、扎实、过硬，唱、念、做、打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偏废，才能真正体现武戏的整体美；二是演好人物，包括准确把握人物的个性，处理好技术与人物的关系，表演要有真实感，脱离生活和人物的技巧堆积再多，也无美可言；三要跟上时代，了解时代和观众的审美取向，对武戏有所创新，有所丰富。尤其是武戏的新剧创作很少，值得分外重视。

    武戏之美亦中华文化之美。武戏的“精气神”，将会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摘编自刘连群《弘扬武戏之美》，《人民日报》2019年07月11日）

    戏剧是在舞台上表演的综合艺术，主要借助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手段塑造人物形象，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社会生活。戏剧文学是供舞台演出的脚本又称剧本，是与小说、诗歌、散文并列的文学样式。通常所说的戏剧欣赏，主要指的就是对剧本的欣赏。

    欣赏戏剧，首先要了解戏剧所展示的戏剧冲突，冲突是怎样形成的，冲突的性质是什么，进而弄清冲突发展的过程，完整的把握剧本的情节。戏剧冲突，主要指剧本中所展示的人物之间、人物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看冲突，其中主要表现为剧中人物的性格冲突。《雷雨》第二幕表现出多种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表面看来是家庭内部的矛盾，实际上是阶级之间的矛盾。鲁侍萍与周朴园之间的冲突属于下层劳动人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周朴园与鲁大海之间的冲突属于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戏剧冲突主要是社会矛盾的反映，同时也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

    欣赏戏剧，其次要把握戏剧语言。语言是构成剧本的基础。戏剧语言包括人物语言和舞台说明。人物语言也叫台词，包括对白、独白、旁白等。剧作家通过人物语言来展开戏剧冲突，塑造人物形象，揭示戏剧主题，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舞台说明是一种叙述语言，用来说明人物的动作、心理、布景、环境等，直接展示人物的性格和戏剧的情节。第一，要品味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所谓个性化，是指受人物的年龄、身份、经历、教养、环境等影响而形成的个性特点。第二，要品味富有动作性的人物语言。动作性包括外部动作和内部动作（内心活动），像周萍打鲁大海，他们之间表现为外部动作；鲁侍萍看见周萍打鲁大海后那种痛苦的心情，是内部动作。第三，要品味人物语言中蕴涵的丰富的潜台词。好的潜台词总是以最少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容，给人以品味、想象的空间；比如《雷雨》中，鲁侍萍听周朴园“沉吟”“无锡是个好地方”的时候，虽然顺着周的话语说“哦，好地方”，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

    欣赏戏剧，还要学会欣赏戏剧人物形象。首先，要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其次，要注意人物的语言；另外，还要随着剧情的发展，弄清人物性格的发展交化。因为，人物形象是在戏剧冲突的发展中通过戏剧语言来刻画的；戏剧冲突主要是剧中人物的性格冲突；它为人物性格所决定，同时又是为展示人物性格服务的。因此，要完整地了解一个人物形象，还要弄清在冲突的发展过程中，这个人物形象有无变化，以及有哪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