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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四川省攀枝花市第十二中学2017年高三上学期语文第二次月考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文明之间为什么需要交流互鉴

    各民族创造了自己的灿烂文明。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任何一个民族都离不开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互鉴。那么,文明为什么需要交流?可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来理解。

    根源于文明路向的不同。“文明”是指人类在应对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制度、精神等成果的总和。文明交流指的是主动地把自己的文明推介、分享给其他民族的活动过程。任何民族的文明都不是完美的。由于遭遇外部环境的挑战不同,文化禀赋的不同,思维趣向的不同,不同的民族呈现出不同的文明景观。对这一过程的揭示,德国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他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短短几百年时间,却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本来是相互隔绝的各个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自己的伟大精神导师,如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中国有先秦诸子百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后来这些地区各自迥异的文化形态。雅斯贝尔斯实际上揭示了人类精神的“裂变”过程,即不同民族如何“分有”了自己的文化精神,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路向。

    在“裂变”之前,人类的精神虽然完整却蒙昧不明。“裂变”之后,沿着自己的路向发展,却难免走向偏执,陷入所谓的“相对真理”的困境。因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甚至整合就变得尤为重要。在文明交流史上,最大的敌人就是“文化自我中心论”者。如19世纪后期,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文化也同样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标准,不同文化之间是可以比较的,有先进和落后、高级和低级之分。这种思想刚一提出就遭到“文化多元论”者的激烈反对,后者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曾在或者正在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立足于现实梦想的差异、文明交流的直接原因在于现实中不同民族梦想的差异性,甚至排斥性。文明交流的深层目的在于通过历史的沟通达成对现实的理解、和解。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可以说就是由众多的文明形态在空间上的并存和在时间上的继起而构成的活生生的画面。这些文明形态之所以能够发展与延续,主要是由其内在的文化精神支撑的。今天,中西方的沟通既是关乎未来的梦想的沟通,又是历史与文化的沟通。

    着眼于共同未来的应对。生态系统的破坏问题、气候环境的异常问题等等,所有这些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都需要打破地域与民族的局限性进行深度合作,在文明层面相互启发与借鉴。“自视者不幸,自见者不明”,除了对自身文明固有的傲慢和偏见,人们又天然地对已有的文明有着“路径依赖”,这注定了此类问题在同一文明内部是无法解决的。所以,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只有在文明交流中知己知彼,扬彼之所长补己之所短,才有可能形成应对未来的新思维。

    人的生命活动的丰富性、开放性,决定了文明交流的无限可能性。两种异质文明既可以和谐相处,又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一个民族如果缺失了兼容创新的动力,那么它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饽”,只有在真切的对话与交流中,才能携手应对共同的未来!

(本文有删改)

(1)、关于文明为什么需要交流,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不同民族呈现出的文明不同,而任何民族的文明都有缺陷,一个民族需要主动地把自己的文明推介、分享给其他民族。 B、历史中不同民族沿着自己的路向发展,却难免走向偏执,陷入“相对真理”的困境,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甚至整合就变得尤为重要。 C、现实中不同民族梦想的差异性、甚至排斥性,使得文明需要交流,在交流中力求通过历史的沟通达成对现实的理解、和解。 D、人们又天然地对已有文明的“路径依赖”,成为文明交流的障碍。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在未来找到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方案。
(2)、下列理解与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各民族由于文明路向的不同,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只有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互鉴中才能创造本民族的灿烂文明。 B、在文明交流史上,一些西方学者曾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认为文化也有先进和落后、高级和低级之分。 C、人类共同应对生态系统的破坏问题、气候环境的异常问题等等,都需要打破地域与民族的局限性开展深度合作。 D、文明之间的交流具有无限可能性,两种异质文明既可以和谐相处,又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各个文明都出现了自己的伟大精神导师,提出的思想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后来各自迥异的文化形态,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路向。 B、“文化自我中心论”者的思想观点,遭到了“文化多元论”者的激烈反对,后者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C、人类历史是由众多的文明形态在时间上的继起而构成的,人类社会则是由众多的文明形态在空间上的并存所构成的。这些文明形态能够发展延续,主要由其内在的文化精神支撑。 D、一个民族只有具有兼容创新的动力,才能在真切的对话与交流中知己知彼,扬彼之所长补己之所短,防止“一条道走到黑”。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小题。

    《关雎》中的“在河之洲”所指何地,多年来,从教科书到《诗经》的多种版本,均未明确注释。经我们考证,就在黄河中游,乃河南省济源市坡头镇西滩村也。

    翻阅《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周代的版图上寻觅,便可以看到在万里黄河的中游,有一片像小岛似的滩涂,奔腾的黄河水,其主河道从这里一分为二,围绕着这片滩涂形成南北二水之势。然后,在滩之东端又合二为一,卷起滔滔巨浪,东流入海。这片多达万亩的滩涂,素有“万里黄河第一滩”之称。河南省济源市坡头镇西滩村的人们,世世代代就居住在这片被誉为“河心岛”的滩涂之上。

    从宏观上看,西滩与《诗经》十五国风“周南”所涵盖的地域有缘。《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指周南、召南等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关于周南,《辞海》解释中有“《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公留滞周南’。《集解》谓即洛阳;《索隐》谓陕以东皆周南之地”之语。西滩与洛阳仅一河之隔,应属周南的统治区域。国风中的不少诗篇也都是河南地区的民歌。

    从微观上说,黄河古代称河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我国江河众多,但在古代尤其是汉代之前,除黄河外,所有的水系都不能称河。

    在周代的版图上,西滩可以说是万里黄河之中唯一人类能够定居的岛屿。多少年来,黄河西滩绿树掩映,农舍点点,瓜果飘香,渔舟晚唱,人们自给自足,民不交皇粮,官不征田赋,不谙水性的兵匪毛贼,轻易不敢越河进滩袭扰。村民们如世外桃源般地在此生息繁衍,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和文明。尽管历史上黄河多次泛滥,但是西滩从未被洪水淹没。

    西滩的形成和存在,自然也为《关雎》一诗的创作,奠定了基础,表现诗意的载体也就更加明确。

    《关雎》中的雎鸠鸟和主人公“窈窕淑女”采摘的植物——荇菜,西滩可觅其踪。荇菜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龙胆科类,今名莕菜,别称金莲儿、水荷、水葵。据《诗经植物图鉴》载:“荇菜分布于中国南北各省以及韩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生育于池塘及流动缓慢的溪河中。”1987年,济源中草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在普查过程中,也在济源王屋山区的小溪边和黄河沿岸发现了大量生长的荇菜,当然也就包括西滩了。

    另外,从唐诗中也可以看出,西滩在古代就曾是古人的游览胜地。唐代诗人温庭筠有《河中陪帅游亭》诗曰:“倚阑愁立独徘徊,欲赋惭非宋玉才。满座山光摇剑戟,绕城波色动楼台。鸟飞天外斜阳尽,人过桥心倒影来。添得五湖多少恨,柳花飘荡似寒梅。”曾在王屋山学道的唐代诗人李商隐,也有《奉同诸公题河中任中丞新创河亭四韵之作》诗云:“万里谁能访十洲,新亭云构压中流。河鲛纵玩难为室,海蜃遥惊耻化楼。左右名山穷远目,东西大道锁轻舟。独留巧思传千古,长与蒲津作胜游。”

    如今,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国家又在其下游15公里处修建了二坝——形成了一个23平方公里的西霞院反调节水库。昔日宁静的西滩,夹于其间。新西滩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小岛,但它无疑是一个充满人文特色的新景点。

(摘编自姚景强李立政《“河之洲”在哪儿?》)

论述类文本阅读,完成下列各题。

《西游记》,别样的经典

    明朝人所称的“四大奇书”,除了稍晚出现的《金瓶梅词话》,其余《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部,都是传统积累型小说,是作家在前代民间艺人和文人不断加工的基础上才写定的。这三部小说中,以《西游记》最不露集体创作的痕迹,小说作者以他自己的风格完全溶解了前人对唐僧取经故事所提供的艺术材料,使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烙上了独创的、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的印记。

    神佛妖魔故事在我国有悠久的创作传统和丰富的艺术经验积累,也有外来的,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学的故事的濡染。除了神祇和鬼魂是古代原始宗教的产物以外,神仙和妖怪是秦汉以来方士、道士然后是艺术家民间艺人和文人的虚构;佛、菩萨、魔则是由印度佛经传入,然后汇入中国超人间故事的体系的。这种本土的和外来的超人间幻象的汇合,自六朝的志怪小说以来已渐次达到密洽无间;与此相应的是宗教上道教和佛教在对立中的互相渗透,互相容受,使道教神和佛教神在群众中从观念到风习形成一个模糊的整体。《西游记》的艺术虚构正是建立在传统艺术经验和这种社会的宗教性观念、风习的基础之上的,但它又以作者融会了传统艺术经验所形成的艺术独创性批判了社会的宗教性观念,或更正确地说,和社会的宗教性观念开了玩笑,对它进行了嘲弄。

    在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中,神与魔是正与邪、是与非、顺与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象征,前者应予肯定,后者应被否定。但《西游记》与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不同,吴承恩对神与魔一视同仁,道教神玉皇大帝、道教祖师太上老君、西方佛祖释加牟尼,都是被揶揄、调侃、捉弄的对象,至于天将神仙、菩萨金刚和诸路神祇就更不在话下。不少妖魔倒是可亲可爱,有人情味,是引人寄以同情的对象,猴精孙悟空便是最突出的一个。他的魅力在于他的妖气而不在于他的改邪归正,在于他的个性放纵而不在于受理性约束,读者则同情于他受紧箍咒时的窝囊气而欣喜于他的有时妖性复发。西方路上好多魔头和小妖的天真、狡狯和滑稽也引人喜爱;不少妖魔和神佛通声气,有渊源,是一家子。神与魔泯除了界限,受到作者的平等待遇,于是,宗教的价值观就被抛弃,被超越,宗教的虚伪性也在很大程度被揭露了:因为说到底,天堂地狱,神佛妖魔这些超人间的幻象全是随着艺术家的意旨而转的,是艺术虚构的产物。《西游记》创造了一个神魔世界,同时也就宣告了宗教的创造和作家本人所创造的同样都是一种意识的虚构。

《西游记》不仅奠定了神魔小说这一小说品类的基础,开拓了中国长篇小说的表现内容,而且是中国小说中极为少见的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品。中国长篇小说的主题,通常集中在战争、爱情、政治、家庭等等社会性的关系上,很少有、或者简直没有像西方小说中《鲁滨逊漂流记》那样一类以人和自然斗争为主题的作品。《西游记》却以丰富瑰奇的想象,描写了师徒四众在迢遥的西行途上和穷山恶水冒险斗争的历程,并以降妖伏魔赞美了取经人排除艰难的战斗精神,它是人战胜自然的凯歌。

(原文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以下各题。
    中国古代小说对现当代小说的影响最为典型地表现在“故事新编”这一小说创作形式上。“故事新编”指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直至目前都盛行不衰的一种小说艺术创作手法:即通过对中国远古神话、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或古代小说的改写来创作具有明显的现代意识的新小说,这一方式已成为传统题材和现代手法融汇的重要表现之一。
    “故事新编”这一术语作为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之书名,是鲁迅对这本小说集创作方法的一个理论概括。但如果要追根溯源,仅从创作方法的角度说开创者并非鲁迅。周作人认为“故事新编”的小说创作方法古已有之,其中最独特的乃清初拟话本小说集《豆棚闲话》,他把《故事新编》跟这部拟话本小说集相提并论,显然是看到了二者之间在创作手法上极为相似,但就小说的思想价值和现代意义而言,两者则绝不可同日而语。《故事新编》的《铸剑》这一篇,完全据魏晋志怪故事“三王冢”改编而成,如果追溯其本国传统,则可以上接宋元话本、“三言”、“二拍”中那些改编自文言小说或历史故事的篇目,但是就其在细节、情节方面的创造性增饰与主题上的极大深入、极具现代意识而言,则已经远过于宋元明之紧紧依傍于原作之拘谨撰作,从这个层面上说,“故事新编”的现代意义比其创作手法本身更为重要。
    到20世纪30年代初,或许是受周氏兄弟译介的日本小说与鲁迅本人创作之影响,也可能出于其他原因,当时的青年作家施蛰存与沈从文几乎是同时进行了一系列“故事新编”式的小说创作尝试。施蛰存的此类代表作《石秀》是对《水浒传》中石秀故事的“翻案”式改写,以当时作者所信奉的弗洛伊德的理论来重新表现人物的深层心理与行为动机,表现人的欲望与道德、信仰及伦理之间的激烈冲突。《石秀》一文在《水浒传》原有情节框架之中大量插入石秀对于潘巧云复杂的心理活动以及这种心理所造成的行为方式的细致描写,跟原有故事情节结合得天衣无缝,让原本单一的人物形象变得更为复杂、真实、有深度。这要部分归功于原作所创造的故事情境及其注重行动描写而极少心理描写的特点,为作家留下了展开心理分析的空间,也为其施展创作才能与创作理念提供了一试身手的绝妙舞台。
    若以对古代小说进行“新编”的“新”之程度而论,王小波要算是所有作家中走得最远的了。他从1982年开始这方面的尝试,“故事新编”的原型全部来自唐人小说。其中《夜行记》的原始故事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九的韦生夜行遇盗侠故事,其他各篇的原型均为唐代小说名篇,为一般人所熟知。据称王小波写这些小说可能受到鲁迅《故事新编》的启发,因此在写法上有些类似,二者的幽默感也有相通之处。但王小波对这些唐代小说的改写其实跟鲁迅等人的做法很不相同,已经远离“新编”而近乎“戏说”了,往往只取原作的人物关系与一点情节片段加以大肆发挥,古今并出,时空错杂,想象荒诞奇诡,风格幽默诙谐,颇有点无厘头、后现代的做派。
(摘编自李鹏飞《论中国古代小说对现当代小说的影响》)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哲学智慧对人类永续发展可能作出更大贡献。

    长期以来,在西方,人与神,心与物,此岸与彼岸,身体与心灵,主观与客观,价值与事实,理性与情感,统统被打成两橛。中国哲学则打破了彼此的隔阂,强调两者的互动互补。经过区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绝对占有自然。中国哲学家强调整体的和谐和物我的相通。他们不仅把自然看作是一和谐的体系,不仅争取社会的和谐稳定,民族、文化间的共存互尊,人际关系的和谐化与秩序化,而且追求天、地、人、物、我之关系的和谐化。

    ①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佛教的“平常心即道心”,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具佛性,是儒家与佛教的最高信仰。实际上,儒、道、佛与宋明理学都是要追求一种理想的高尚的社会,因此其共同点都在培育理想的人格境界,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②中国思想传统的道德精神并非只停留在社会精英层,相反通过教化,通过民间社会、宗教与文化的各种方式,如蒙学、家训、家礼、戏文、乡约、行规等,把以“仁爱”为中心的五常、四维、八德等价值渗透到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伦理。中国人以仁义为最高价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扬至大至刚的正气、舍我其谁的抱负,乃至“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强调人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与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

    ③中国哲学特重理想社会的追求与现实社会的治理,具有系统的社会治理的智慧与制度。在礼、乐、政、刑相补充相调剂的治理社会的方略中,“礼”是带有宗教性、道德性的生活规范。在“礼”这种伦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价值。古代有“一夫授田百亩”的诉求并转化为计口授田制,有养老制度与“移民就谷”等荒政,对灾民、鳏寡孤独与聋哑等残疾人都有救济与保护制度。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万民”的作用,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

    ④中国哲学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能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决不消解对“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中国哲学甚至主张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须尊重人、物,这不会导致宗教迷狂、排他性与宗教战争,而又有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中国哲学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会政事、科技发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开展。因此,中国哲学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及现代性的偏弊,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的和谐健康发展。

    中国人文精神,尤其表现在人生智慧与境界上。儒家是德性与礼乐教化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工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道家是空灵、逍遥、放达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在,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佛家是解脱的、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放下外在的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有人说儒家是治世的,道家是治身的,佛家是治心的,其实三家都可用于治世、治身、治心,都具有调节性。

    “仁爱”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孔子以“爱人”为“仁”,爱人、同情人、关切人,是“仁”的主旨。“忠”与“恕”接近于“仁”。“忠”是尽己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推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综合起来就叫忠恕之道或絜矩之道。“忠”“恕”是仁道的一体之两面。这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仁道原则,推而广之,也是国家、民族、文化、宗教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乃至是人类与自然的普遍和谐之道。

    诸子百家、佛教禅宗与宋明理学,是我国主要的思想传统。吃透了这些思想传统,我们就可以一通百通。这些思想传统中有无限珍宝,尤其是在个人修身齐家、社会与国家治理、自然生态保护等方面,有很多借鉴意义。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内在心灵的关系方面,在人类永续存在与发展的方面,人类一定要认真吸取先哲的智慧,切不可太过自我中心,自我膨胀。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诗品和人品

肖瑞峰

    我们经常说两句话,“文如其人”“言为心声”。中国古代传统诗论习惯于将诗品与人品相联系,以为人品决定诗品,诗品出于人品,因而总是强调“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才有第一等真诗”。

    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流程,“文如其人”确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是一种史实,但我要向大家揭示的另一史实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也不难找到“言非心声”的例证,在一些诗人那里,诗品和人品其实是割裂的,背离的,永选无法契合的。如果坚持认为“诗品醇者,人品必正”,显然是一种罔顾文学史实的想当然的误判。

    提及“诗品”,熟悉中国文学史的很容易联想到梁代钟嵘和唐代司空图的两部同名著作,所谓“品”,是就区分诗歌的不同风格、境界而言的,可以理解为类别。今天我们讨论的“诗品”,有别于钟嵘、司空图的指称,指的是诗的品质、品格和品味;与此相应,所谓“人品”指的是人的品行、品性、品德。人们常常将诗品与人品相提并论。二者之间确实有密切的联系,但却不能等同,也无法对应。它们呈现出的是若即若离、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

    主张诗品与人品相统一,是追求诗歌理想与人格之美彼此契合的集中反映。在这方面最简明的一个论断就是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倡言:“诗品出于人品。”最早将诗品与人品联系在一起的是先秦时期的“诗言志”思想。所谓“诗言志’’是指诗应当抒写人的情志,应当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外在表现。这实际上已涉及到“文如其人”和“言为心声”的命题。“文如其人”这一命题,可以追溯至汉代扬雄的《法言·问神》、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但从现存的文献看,明确表述“文如其人”这一命题的是苏轼的《答张文潜书》:“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这段话是苏轼评论他弟弟的。后人都认为三苏里面最有才气的是苏轼而不是苏辙。在苏轼的眼里,弟弟的文章超过了他,而世人不理解。

    后来表达类似“文如其人”的观点就太多了,比如徐增《而庵诗话》里提到,诗是人心灵的一种外化表现,见诗如见其人。验之创作实践,在中国诗歌史上,确实有许多诗人的诗品与人品是统一的,和谐的,读其诗,可以推知其人;反之,观其人,亦可想见其诗。比如李白,文如其人的典型代表;比如刘禹锡,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屈的典型。

    在中国诗歌史上,“言非心声”的情况也很多。相当一部分诗人的诗品与人品其实是割裂的,背离的,永远无法契合的,以致出现了创作与生活严重脱节的现象:诗品高洁,而人品卑劣。读其诗,分明为志士仁人;观其行,显然是无耻败类。

    西晋诗人潘岳,后世称他潘安,是少有的美男子代表。他在作品《闲居赋》中,描述自己对功名的蔑视之情。但现实是,权贵贾谧手下有二十四个谄友,排在首位的就是潘安。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畏敌如虎,丧权辱国,但是读他的诗《题金山》却是豪气万丈:“屹然天立镇中流,弹压东南二百州。狂虏来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俨然以御敌英雄自命。这可归因于人格的二重性:内心深处未必无意御敌,却因懦弱自私故而终不敢御敌。

    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流程,尽管“言非心声”的现象并不罕见,也许永远无法杜绝,但我们仍然倡导坚守“文如其人”的传统,倡导诗品与人品的统一,鄙弃诗品与人品相背离的非正常行为。我们有理由强调:欲醇诗品,先正人品。只有不断加强道德修养,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才能真正提升诗的品质、品格和品位,达到诗品与人品的完美融合。要正诗品就要像孟子说的,养吾浩然之气。

(节选自《浙江人文大讲堂》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即有异说,清代学者崇尚考据,对此议论纷纷,如汪中作《老子考异》,力主老子为战国时人,益启争端。钱穆先生说:“老子伪迹不彰,真相不白,则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系统条贯始终不明,其源流派别终无可言。”大家都期待这个问题有新的解决线索。

    过去对于古书真伪及年代的讨论,只能以纸上材料证明纸上材料,没有其它的衡量标准,因而难有定论。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受到辨伪家的怀疑,年代确不可移的,恐怕要数到《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但这几本书成书太晚,没有多少作用。近年战国秦汉简帛佚籍大量出土,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这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考虑《老子》的时代问题。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内有《老子》两种版本,甲本字体较早,不避汉高祖讳,应抄写于高祖即帝位前,乙本避高祖讳,可能抄写于文帝初。这两本《老子》抄写年代都晚,无益于《老子》著作年代的推定,但乙本前面有《黄帝书》四篇,系“黄”、“老”合抄之本,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界对早期道家的认识。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道家都是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故也可称之为黄老学派。《老子》和《黄帝书》是道家的经典,在汉初被抄写在《老子》前面的《黄帝书》显然在当时公众心目中已据有崇高位置,不会是刚刚撰就的作品。同时,《黄帝书》与《申子》、《慎子》、《韩非子》等有许多共通文句,而申不害、慎到、韩非三人均曾学黄老之术,这些共通之处可认作对《皇帝书》的引用阐发。申不害和慎到的年代,前人推为战国中期,《皇帝书》不应更晚。至于《皇帝书》与《老子》的共通之处也甚多,如《皇帝书·经法》篇云“王天下者有玄德”,什么是“玄德”,文中未见解释。查《老子》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帛书所讲“玄德”显然由此而来。此例甚多,那么为《皇帝书》所称引的《老子》必须再早上一个时期,也就是不会晚于战国早期。

    古书中有关老子和孔子关系的记述很多,但矛盾和可疑之点不少。近来有陈鼓应先生《老学先于孔学》一文,专门讨论《论语》受《老子》的影响,用以证明“《老子》成书早于《论语》”。如《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细味孔子的话,是讲唯有舜称得起无为而治,很像是针对已有的学说而发。《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朱熹指出:“或人所称今见《老子》书。”因此这一条是《论语》引用《老子》的铁证,而且是对《老子》的批评。从这些情形来看,古书所记老子长于孔子,可以认为是确实可信的。

(摘编自李学勤《〈老子〉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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