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鄙的暴发户审美充斥着我们的社会

冯骥才

    在北欧，尤其是奥斯陆的大街上，你会感到城市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整体性。它没有历史与现代的断裂与分离，而是和谐地浑然一体。这不仅是建筑外部，连建筑内部乃至家具风格也是一样。今天的他们依旧喜欢用新鲜的原木把屋顶装饰得像昔时的农舍，喜欢木头立柱，喜欢没有花纹雕饰的桌椅，喜欢用光洁的木板组合起来的衣柜与书架；但这不是不动脑子地去模仿传统，而是加进去一种后工业时代崇尚的简约美与现代科技能力包括精细的切割与抛光的技术，而使其成为现代审美中一种自己的文化主体元素。他们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即北欧传统审美的简朴转化为现代审美的简约。

    中国就麻烦多了。自汉唐以来，中原汉文化的审美似乎一贯而下。特别是明代的审美雍容大气、敦厚沉静，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汉之博大与唐之沉雄。然而到了清代，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们对生活文化表面化奢华的欲求，驱使整个社会的审美发生变异。特别是乾隆盛世，审美的繁缛与炫富感走到极致，完全脱离传统审美的厚重与含蓄。可是到清代中期之后，国力的衰败便使这种奢华的追求无法企及而日渐粗鄙，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遭到破坏。此后则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在“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代，国民的美育和审美品格已不被提倡。当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耕社会转向现代的工业社会时，我们已经无所依据和无所凭借。社会审美像没头苍蝇乱撞。或是呆头呆脑的仿古，或是跟着洋人亦步亦趋地做“现代秀”。如何在审美上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成了当代文化的大难题之一。没有现代审美，也就提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

    而北欧人从传统到现代的审美过渡，不是听凭自然，稀里糊涂地完成的。我想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经过知识界，即建筑界、艺术界、设计师等长期的创造性的努力与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公众的认可。因为，只有成为集体审美，才是一种时代的文化特质。

    然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把美育列入素质教育；还有，知识界的努力是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只去克隆舶来的“现代”，或者在传统中找卖点，我们自己的现代审美则无法建立起来。我很欣赏奥运会中的中国印、祥云和开幕式中“画卷”的设计，这是一种积极和精心的努力。当然，还嫌太少，还只是在设计范畴的个别成功的范例，更大的文化问题是我们的现代审美。而这种时代审美是不会自动转换与完成的。如果现代文化建立不起来，留下的空白一定会被商业文化所占据。就像当前充斥我们社会的粗鄙又浮躁的“暴发户审美”。

（有删节）

神游荷塘  “士”的回归

朱世丽

    文学创作的主要任务，是展示人的感情世界。朱自清调动艺术表现手段，将蓄积已久、不吐不快的情感诉诸文字，郁积之情得以畅释、转移。在创作上，他热衷于自然。他把自然人性化、人格化。他能与自然交流对话，情趣盎然、物我两忘，达到“以我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执着于山水自然，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特征，唯有在那里，才能解脱名缰利锁，潇洒自在。即便是表现“颇不宁静”，“ 荷”亦“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这些描写既展示了作者运用比喻等技巧，也写出了作者在此境中的感受﹣﹣静谧的荷塘边，勾起了作者对冰清玉洁、特立独行的品格的自我期待，特有的景、物、光、色、味的浸漫诱惑下，他的灵魂潜入到另一世界﹣﹣那是一个由真与美组成的生机勃勃的、和谐纯净的世界；那里没有纷争，远离尘嚣，无物的困扰，无权的左右，那是朱先生苦苦追寻的“士”的家园。

    朱自清在《你我》中讲：“我依着时光老人的引导，一步步去温寻已失的自己……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界民’，这条路非走不可。”为什么非要走这“忆之路”？因为现实“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暂时只有逃避一法”。为何“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一个具有仁爱思想的“士”，当然是“不能或不愿参加”到屠杀者的行列。他逃避法之一，便是“忆之路”，而忆的结果则是对自己的解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外也只能是廉价的新瓶装旧酒的伤感。”社会形势的前逼后追、日常琐事塞实了他的心房，一颗“士”心几乎被吞没，精神家园濒于沦丧。那么，神游荷塘，仿佛梦魂归家园，漂泊的“士”魂回到了心室，心灵复苏了。这是陈酿的“旧酒”从死封的“新瓶”中潜溢出来，弥漫朱先生周身，熏香、微醉。尽管这醉意是微微的、淡淡的、暂时的，但足以慰藉他的心。

    既然朱先生坚守的是“士”的品格，怎样理解他早期参加的文学革命活动呢？这是一个青年儒士的积极用世的态度，“士志于道”的人生理想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的体现。这与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年轻时不是一致的吗？然而将近而立之年的朱先生，所志的“道”已被摧毁殆尽，“学而优”亦不能“仕”；在现实中他不可能“达”，也就无法“兼济天下”；他连“独善”的起码条件也不具备，没有“士”的基本生活保障，没有自在的生存空间，没有自由自主的权利，任凭他怎样坚守而现实无“士”的立身之地。于是，他在艺术的真实中为苦闷的灵魂寻了一方宁静的乡土﹣﹣月下荷塘，从而获得了心灵的真实感和解脱感。

（节选自《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今天，如何穿出中国范儿

周飞亚

    《史记》载：赵武灵王“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却遇到巨大阻力，王公大臣纷纷进言，认为“衣服习俗，古之礼法”，抛弃自身传统而改夷狄装束，乃是一种罪过。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魏孝文帝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即“革衣服之制”，禁胡服，改汉服，以达到去除鲜卑的民族身份、融入汉族的目的。

    自古以来，服饰一直是体现国家民族风俗文化的重要方面。中华是礼仪之邦，最重服饰，“衣食住行”，以“衣”为首。历经几千年流变，发展出的服饰文化可谓博大精深。从汉服、唐装到旗袍、中山装，经典的中华服饰也曾成为世界眼中靓丽的风景。

然而，在当代中国，这种具有自身特色的服饰文化却似趋式微。最简单的例子便是：当我们被要求“着正装”的时候，脑子里首先甚至唯一想到的就是西服，而不是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式礼服。这对于有着几千年传承的服饰文化，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民族服饰，于个人，是身份的标签和文化认同感的载体；于国家，是形象的展示与礼仪的体现。在现代政治中，特色鲜明的民族服饰，会成为国家的文化名片。放眼世界，不少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国服”，如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和东欧、北欧诸国，阿拉伯国家更为重视。

    相比之下，我们的重视似乎还不够。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规定外交人员的正装为中山装。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山装似乎显得不太符合当下的审美观，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外交官们也开始穿起了西服。但是，西服在很多国家眼中并不算正装，在最隆重的外交场合，穿西服会被视为过于随便、不尊重外交礼仪的行为。

    所幸的是，已经有不少人意识到并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中式礼服文化研究热”正在国内悄然兴起。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国服文化研讨与服装探索展示大会”，就是热潮中的一股涓流。这次由民族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等联合主办的会议，以传承和弘扬民族服饰文化为目标，探讨最多的话题就是为什么要有“国服”、“国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确，如果我们在重大集会、节日庆典与外交场合能穿“国服”，有利于在世界上树立充满文化自信的中国形象。这就要求“国服”具有对普通民众的亲和力，便于普及。更重要的是，它不仅仅是在设计上加入中国元素那么简单，更应体现中华民族对于衣着的文化理念。

    服饰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魏晋风流，士人爱穿宽袍敞襟，以显自由不羁；大唐盛世，开放自信，服饰因之雍容华贵；在国家崛起之今日，如何穿出中国范儿，看来真不是一件小事。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日知录》是一部“资治”之书，是他学术和思想的结晶。“日知”，出自“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至于成书过程，顾炎武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复改定……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日知录》初刻本完成后，他仍不断新写札记，充实内容，纠正讹误。他说著书当如“采铜于山”，而不可“废铜铸钱”，急于求成。他看到了明朝末年社会弊病丛生，风气日益衰败，民生凋敝的景象，于是将自己的“经世”见解——“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寄于书中。他引古人言论，必加“立言之人”，还说“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他在《日知录》中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论点。他认为改朝换代、权力更替，属于“亡国”，肉食者谋之，与百姓没有大的干系；而败义伤教、无君无父、道德沦丧则会使整个民族陷于衰败，属于“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里提出的“天下兴亡”其实已不再是针对反清复明，而是在于捍卫社会的道德、公平与正义，事关民族的命运。他认为以天下之大，仅靠君主一人是管理不好的，而应该扩大民间百姓的权力，重视民众的力量，突出民众的地位，民心向背是治乱根本。他以“封建”和“郡县”制度为例，说封建制变为郡县制，这是历史的必然，当郡县制的弊端又到了极点，就必须顺应时势进行变革，否则，危机将一天比一天严重。“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阔矣。”这是他历史盛衰思想的又一基本观点。他还说：“国家之所以长治而不乱者，人才也。”缺乏人才，就预示着国家的衰亡。

（节选自钟岳文《〈日知录〉：一部讲求经世之学的“资治之书”》，有删改）

荀子的文学创新

    兴盛于汉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特殊文体的赋，前人多从文体流变探其渊源，如“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这主要是从汉赋形式的演变上，探求其受诗、骚等前代文学样式的影响与联系。但真正自觉地去进行赋的创作并对汉赋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创赋人和奠基者，应该是荀子。

    荀子是第一个以赋命篇的人。他的著作《赋篇》包括《礼》、《知》、《云》、《蚕》、《针》等五篇。其中，有对礼、智等抽象的精神产物的形象化描写，也有对云、蚕、针等具体事物的逼真摹写。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方式，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五七言或多言，善用排比，韵散间出。在手法上，则铺陈回环，绘声绘色。这些都是后来汉赋作者所全面继承并发展的大赋特点，这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最早的赋。看来，荀子不仅是赋的创名者，也是赋作范式的创制者。这说明赋之最早出现应是荀子创新性文学实践的结晶。当然，赋体在汉代蔚为大观，类型繁多，其发端和起源，也不会是单一的。但是荀子作为第一个自觉进行赋创作的人，应是体物赋的创始者。清人王芑孙在《读赋卮言》中说：“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从荀法”。说得更确切、通俗一点，就是所谓体物模型的典型的汉大赋是以荀子作赋之法来创作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还反映在他的作品《成相篇》上。该篇充分吸收民间弹唱文学的营养，以三三七加四七的句式，写出极有弹弦节奏特点的韵文作品。例如：“请成相，世之殃，愚黯愚黯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从通篇来看，内涵丰富，亦论亦述。既用这种弹唱之词来阐发深刻的治国之理，又用来叙说曲折的历史故事。在形式和表现上，则曲调简短，极富民间劳动的节奏感，且足格联章，首尾完整，有辞尽意足之妙。荀子的这种文学创造，对后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宋以后勃然兴起的弹词正是继承了荀子所创制的这种弹唱文学的特点，才成为以叙说故事为主，深受民间喜爱的文学范式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动力，有其独特的文化之源。他虽为战国后期的赵国（今山西安泽）人，但他“年十五游学于齐”，在齐国的学术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晚年又在楚国受到春申君的推重和赏识。可见他的一生除曾短时游秦、赵等国谋仕不遂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齐、楚两国度过的。而在被孟子称为“王者之迹息而诗亡”的战国时代，“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当时的齐、楚两国，先后形成稷下和兰陵两个文化中心，形成肥沃的齐楚文学土壤。

    荀赋五篇，全以隐语写成，说明其产生与隐语风习有直接关系。《文心雕龙·谐隐》中即有“楚庄、齐威，性好隐语”的记载，这说明齐、楚两国都有好隐语的风俗。而《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齐威王之时喜隐”，《新序》记载“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的事，也说明隐语在齐国可能已发展成一门系统的学问而有着更有效的传播。正像以隐语来写作的荀赋，只有在齐、楚这样丰厚的隐语土壤中才能培育一样，荀子的颇多文学创新成就，就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的时代结晶。

    在中国历史上，从西周之初到春秋之末在精神文化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贵族阶层，他们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又是文化的领导者。贵族的精神旨趣是这一时期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整个贵族文化的主体心理依据。这个阶层鲜明的身份意识、强烈的荣誉感以及对“文”的高度重视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时期，“文”基本上就是贵族教养的别名，既包含着关于礼乐仪式的各种知识，又包含着道德观念系统及其话语形态。贵族之为贵族而不同于庶人之处，除了经济政治上的特权之外，主要就在于这个“文”之系统。这里的“文”虽然不同于后世“诗文”之“文”，更不同于现代以来的“文学”概念，但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周代贵族对“文”的高度重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开了古代“文统”之先河。

    春秋之末，随着贵族等级制的瓦解，文化领导权亦逐渐从贵族阶层转移到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士大夫手中。于是士大夫文化渐渐取代贵族文化而成为主流。士大夫文化也并非一个不变的整体，事实上，它也呈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春秋之末到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游士文化”阶段，其主体乃是那些或奔走游说，或授徒讲学的布衣之士，其思想上的代表便是诸子百家。到了秦汉之后，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士大夫文化”阶段。其主体是那些凭借读书而做官或可能做官的知识阶层，即“士大夫”。自汉代大一统之后，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机制，可以简称为“读书做官机制”——除了帝王及其宗亲、开国功臣及功臣之后、宦官、外戚、地方豪强等分享国家的权力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凭借读书而跻身于官僚队伍的社会阶层，这就是所谓“士大夫”。尚未做官时他们是“耕读传家”的庶民；做官以后他们是“诗书传家”的“士族”或“仕族”，无论做官与否，读书都是这个社会阶层安身立命之本，而做官——最高追求是治国平天下——则是他们读书的目的。因此尽管他们实际上是分为“官”与“民”两大类型，具有巨大的社会差异，但从精神旨趣与价值取向来看，他们又是一个有着同一性的社会阶层。

    “道”是与士大夫阶层相伴而生、亦相随而亡的终极价值范畴，是这个社会阶层精神旨趣的标志。在西周贵族阶层的话语系统中最高价值范畴是“德”而不是“道”。原因不难理解：在“道”这一概念中暗含着士大夫阶层的权力意识，是他们抗衡君权之主体精神的象征。士大夫文化是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体系的，因此需要一个“终极价值范畴”来作为标志和合法性依据，其根本功能是用来规范和引导“势”，即君权。贵族阶层既掌握着政权，又掌控着文化，故而不需要创造一个与政治权力分庭抗礼的终极价值范畴出来。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原有价值秩序被打破，以诸子百家为思想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试图通过话语建构（授徒讲学、著书立说）来为社会“立法”，从而实现政治变革的宏伟目标，这就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范畴来为自身确立合法性。于是对“道”的推崇与捍卫就构成了士大夫精神旨趣的基本维度。从孟子开始，士大夫阶层便有了 “道统”意识，一直到明清之时，“道”始终是这个古代知识阶层高扬的精神旗帜。与此相应，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意识、文学艺术观念也主要是围绕这个“道”展开的。而“文”与“道”的关系也就成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

    （节选自李春青《“文人”身份的历史生成及其对文论观念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