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是传统文化生民的家园，是乡民在农业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道德情感、社会心理、风俗习惯、是非标准、行为方式、理想追求等，表现为民俗民风、物质生活与行动章法等，以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反映了乡民的处事原则、人生理想以及对社会的认知模式等，是乡民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民赖以生存的精神依托和意义所在。较之工业的高度发展，农业的缓慢发展常常给人以安全稳定的印象。相对于城市的狂躁、复杂与多变，乡村则有着更多诗意与温情，它承载着乡音、乡土、乡情以及古朴的生活、恒久的价值和传统。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的大量消失并不意味着乡村文化的消亡，相反，乡村更加稀缺而珍贵，乡村依然是人们心灵的寓所。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乡村文化是与庙堂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乡村文化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们的记忆中，乡村是安详稳定、恬淡自足的象征，故乡是人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回归乡里、落叶归根是人们的选择和期望。在现代社会，乡村文化依然是与城市工业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许多城里人生活在都市却处处以乡村为归依，有所谓“乡土中国”的心态。

    城镇化是“以城带镇”的发展模式，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传统农业社会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病”日趋凸显，主要表现为空气等环境条件恶化、水资源紧缺、交通拥堵、优质教育资源紧缺、居住条件恶劣、就业融入困难等。其实城市病不仅如此，还包括更为严重的精神家园的迷失。城镇化使大量乡民突然进入现代生活，不仅造成诸多的不适应，而且使乡土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被喧嚣和紧张的城市气氛所代替，进城期望与生存状况的冲突、乡村记忆与城市体验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迷茫与困惑。在农民大量进城、农村土地被大片征用、第一产业从业比例迅速降低的现实境况下，如何建设他们的家园尤其是精神家园令人担忧。学者们认为，走出乡村文化生存困境的途径是重构乡村文化，即通过发展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文化自觉意识，以及在文化创新中凸显乡村文化个性；开展乡村文化建设，一方面要提高乡村文化个体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加强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系统综合治理；乡村文化建设也应该现代化，但不是简单机械的城市化。乡村文化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民族心理和文化传承中有着独特的作用。在现时代中，尽管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长足发展，但乡村文化仍有其独立的价值体系和独特的社会意义、精神价值。维护、传承和创新乡村文化使之与城乡统筹发展相匹配，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相适应，是亟待深入研究的时代课题。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什么总是离不开诗呢？那是因为诗和我们的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这个民族把诗意看作自己民族文化的本质。说到底，西方人是用科学的方式来理解世界，而我们中国人则是用诗意的方式理解世界，这是我们特有的思维方式。

    譬如说，苏东坡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提到了一个典故：尧统治天下时，手下的法官皋陶要杀犯人，但尧反对了三次，主张不杀。主考官欧阳修特地问苏东坡这个典故的出处，苏东坡坦然回答：“何需出处！”他是根据策论的需要，自己编造出来的。还有个例子是《史记》。《史记》是司马迁写的史书，但鲁迅对它有这样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里鲁迅非常含蓄地指出，《史记》其实不是真实的史书，它是散文、是诗。譬如“鸿门宴”，写得如此精彩，所有的细节都栩栩如生，但鸿门宴在历史上有没有如此真切地出现过呢？其实司马迁只是非常合理地写了一段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那么重要的一位史学家，也是用一种诗意的方式，在为我们民族留下那样一段可能存在的历史。

    我们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就是诗意，或者说诗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诗像梦一样一直缠绕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我们民族的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能够读几首诗、背几首诗，因为诗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的东西。

    纵观我们民族的文学史，应该说它也是一部诗的历史。大家可能很熟悉胡适先生关于文学史的观点，那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他认为中国文学是这样发展的。但你要知道，当时胡适提倡白话文，他的意思是说文学是发展的、是进化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完全是有理由的。为此，他需要寻找一个根据、一个史实，所以提出了关于文学史的这个观点。然而事实上，他的这个观点把中国文学史中诗的重要地位给抹杀了。诗在我们中国文学里，实际上从来都是主导文学的。唐诗不谈，宋也是以诗为主。称苏东坡为诗人他很开心，叫他词人就未必，因为词是诗之余。元明也是如此。到了清代，晚清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诗人，在文字狱的背景下，这批文人实际上保存了汉文化的经典，清诗用了很多的文学典故，他们把诗写得非常含蓄、非常精彩。即便是小说《红楼梦》，它之所以精彩，也是因为它的诗意。整部《红楼梦》，写了许许多多的诗，但曹雪芹是根据小说中每个人的身份在写诗，因此小说中的这些诗并不能代表曹雪芹本人的最高水准。曹雪芹真正以自己的身份写的诗，流传下来的只有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这两句诗很明显有“诗鬼”李贺的味道，这也说明曹雪芹本人其实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个非常好的诗人。

                     （摘编自陈鹏举《用诗意理解世界，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

    分享经济的诞生，源于社会资源的过剩。

    从工业革命时代开始，所谓的“发展”即生产效率提高、投资不断加大，从而带来产量的增加。这样的“发展”基于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社会物资是短缺的。时至今日，工厂里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东西。直到某一天，我们发现生产出的东西已经远远大于我们的需要，我们把已经存在的东西重新分配。

    此时，物品的“拥有权”和“使用权”可以分离，拥有一件物品的人和使用这件物品的人可以不是同一个人。这样物资就可以得到更加合理的分配，从而成为一种商业模式：拥有多余物资的人们，可以把物资的使用权让渡给不拥有物资的人，作为回报，后者给予前者一定的报酬，而提供这个服务的平台，也可以从报酬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

    分享经济由此产生。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成熟和迅速普及，分享经济的创业者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细分领域的平台，供物资的所有者发布和分享，帮助有需要的人找到物资。不经意间，我们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分享经济的身影。分享经济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消费方式，在许多领域，也都出现了不同的模式。

    那么，分享经济究竟改变了什么呢？

    首先，它改变了供给端。分享经济让产品的供给方从机构变成了个人。比如，原来人们出去旅行，只能住酒店集团提供的酒店，而分享经济让个人房主也可以提供相当于酒店的服务。原来人们只能坐出租车公司提供的车子，现在则还能坐个人开的私家车。分享经济极大地提升了产品的丰富度和个性化水平。人们旅行的时候可以住各种风格的房子，人们出行的时候可以坐各种不同的车型，遇见各种性格的司机。如今人们个性化的诉求越来越高，分享经济正好可以满足这一点。

    其次，它让个人崛起。分享经济降低了个人“微创业”的门槛，让人们可以更简单地实现“微创业”——利用业余时间，做个小房主，做个专车司机，都是简单方便的“微创业”。用户对个性化的需求，让作为供给端的个人，能够有空间发展自己的个性。比如，加入网络商店平台的手工艺者，可以把自己的个性作品售卖给匹配的人。伴随着“微创业”的门槛降低和个性化被鼓励，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内在动力被激发，而每个人能力的激发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更大推动力。

    最后，它让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分配。分享经济让资源被更加合理地分配给需要的人。

    这对于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是极大的保护。据统计，每多一辆被充分利用的Uber车辆，就可以从路上去掉8辆车子。这就意味着更少的拥堵、更少的雾霾和更少的能源消耗。

（摘编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重新定义分享》）

审美救赎何以可能

潘知常

    ①对于审美救赎的思考，首先当然应该是审美救赎何谓。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审美救赎何为。审美救赎何谓，是对于审美救赎的本体属性的回答，审美救赎何为，则是对于审美救赎的审美功能的回答。在这回答的背后，则是对于审美与艺术的生存权、审美与艺术的尊严的回答。当然，这也与我们过去长期以来没有很好地思考这个问题有关。黑格尔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熟知非真知。无疑，这句话用在这里也是非常合适的。显然，对于审美救赎的审美功能的思考，其实就是对审美与艺术的本原、审美与艺术之为审美与艺术的思考。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进入美学殿堂的唯一通道。

    ②人类失落的生命，过去只能在宗教中才能够被赎回，这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宗教救赎，然而，在宗教退出历史舞台的主导地位之后，人类失落的生命就只有在审美与艺术中才能够赎回了，当然，这就是审美救赎的登场。可是，为什么只有审美与艺术才能够赎回？审美救赎又何以可能？过去几乎所有的美学家对此大多一笔带过。之所以如此，无疑是因为他们都只关注到了审美与艺术的一般本性，并且只是从审美与艺术的一般特性入手，去对此加以说明，但是却都忽视了审美与艺术的特殊本性，也忽视了从特殊本性去对此加以说明，因此，也就未能促成这一困惑的最终解决。

    ③换言之，对于审美与艺术，过去我们经常去询问的，是美从何处来？其实，我们还应该去询问的，却是美究竟对我们做了什么？美是如何帮助我们生存下去的？美是如何拯救我们的？过去我们经常去询问的，是人类是怎样创造了美？其实，我们还应该去询问的，却是美如何创造了我们？审美与艺术帮助我们去挖掘出真正的力量，去唤醒我们。

    ④问题的关键，当然在于审美与艺术的特殊本性——意象呈现。

    ⑤意象呈现是内在的自由生命借助于外在形象所进行的自我建构。正如吉尔伯特、库恩在《美学史》中断言的：“它体现了人们创造象征和符号的独特而神奇的力量。”区别于“超验表象的思”（宗教）、“纯粹的思”（哲学），黑格尔把它称之为 “感性直观的思”。而且，在外在世界不再引起宗教的神秘联想之后，确实已经隐秘地进入了审美与艺术的情怀寄托。它代表着：当今生命中难以解决的东西，都首先可以在审美与艺术中得以象征性地解决，昔日宗教的神奇作用当今也已经被审美与艺术取而代之了。

    ⑥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意象呈现并不是我们日常所常见的维系于客体、维系于现实。意象呈现维系于主体、维系于精神生活，是由客体形象与自由生命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关系，是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异质同构，是意在将人类的精神生活凸显而出，也将人之为人的无限本质和内在神性凸显而出。因此，应该是一种象征呈现。劳·波林曾经说：象征，就是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其本身。中国人也常感叹“形象大于思想”。事实上，就是因为它呈现的是主体内涵，是生命的对象物，而与赋予形象以意义无关，也与充当形象的注脚无关。

    ⑦由此，不难发现，所谓意象呈现，作为象征，其实就是人类精神生命的进化的强大杠杆。人类正是通过意象呈现而拥有世界。意象呈现是生命的庆典。通过意象呈现，我们从物的世界迁徙到意义的世界，从功利的世界迁徙到虚无的境界。意象呈现即最后的救赎之物。而现在我们最大的失败也正是遗忘了这一点。语言已经被物化了、工具化了。意象呈现也因此而隐遁不见。因此，我们现在所应当去做的，就是让意象呈现超出自身而指向另外的东西，呈现出意象背后的无名的真实的东西、高于生命的东西、高于死亡的东西。借助于它，我们得以亲近自然而毋需跋山涉水，并且可以在精神上回到自然中的人的自然。

    ⑧由此，意象呈现为什么能够达成审美救赎？应该说，也就一目了然了。由此不难发现：过去以情感来区别审美与艺术，是错误的。艺术的核心不是情感，而是意象呈现，也就是象征。

（有删改）

苏轼的另一面

李泽厚

    苏轼是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新的质变点，这就是苏轼的意义。

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抱负满怀、遵守儒家思想的，与无数士大夫均无不同。但，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的“遗世”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退隐”心结，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残杀的恐惧哀伤，也不是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前者（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想解脱地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

苏词更含蓄而深沉地表现了人生空漠、无所寄托之感：“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宋人笔记中传说，苏轼作了这首小词后，“桂冠服江边，孝舟长啸去矣。那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鼻新如雷，犹未兴也”（《石林避署录话》），正睡大觉哩根本没去“江海寄余生”。人生根本逃不掉人世大罗网。正是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速，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这里没有屈原的忧愤，没有李白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更不像韩愈的盛气凌人。

    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的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奔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娇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提到某种透初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不要富责，不合流俗，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不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么?

    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现出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坊吟啸且徐行”“鬓微霜，又何妨”。但有同样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布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材料一

近日，河南省以及广西桂平市西山景区陆续捕获鳄雀鳝的事情，引发公众对于外来物种入侵的高度关注。鳄雀鳝原产北美洲南部地区，是史前鱼类，在地球上存在超过1亿年，在生物学分类上属于雀鳝科，是大雀鳝属下的成员。崔鳝是一种古老鱼类，主要分布在北美洲和中美洲，包括7个物种，其中一个就是鳄雀鳝。鳄雀鳝是一种食肉鱼，它有一个长吻，形成它的上下颌，其上下颌较长，延伸向前，上面有很多细小但尖锐的齿，看上去比较类似于鳄鱼的嘴巴，因此，被称为鳄雀鳝。

鳄雀鳝身体很长，长度可以达到3米多，重量可以长到137公斤，它的背鳍以及臀鳍、尾鳍等都很靠后，当它抓住猎物或把猎物杀死，会先从头吞下去。鳄雀鳝主要生活在淡水区域，常出没于水湾流速较低的地方，它可以用鱼鳔直接呼吸空气，吞入水表面的空气，耐受力很强，而不像其他的鱼出了水面就容易死。鳄雀鳝会主动攻击它认为可以作它的饵料和食物的生物，只要是水里的活物，几乎通吃，对生态具有极强的破坏性。鳄雀鳝皮糙肉厚，它的瓣片被称作硬鳞，就像盾牌一样，紧密结合在一起，非常硬。一般鱼的鳞片，比如在吃鱼的时候是可以被刮下来的。而据新闻报道：“人们抓鱼（鳄雀鳝）时，用鱼叉去叉，鱼叉都断了。”

鳄雀鳝属于大型凶猛食肉型鱼类，虽然性情凶猛，但在原产地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环。这种鱼产卵的时候，鱼卵会被其他鱼吃掉，所以不会泛滥，在我国生态环境中它没有天敌，一旦入侵成功，就将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湖水里鱼群总数下降。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李晨虹教授认为，江湖上鳄雀鳝之前的最大淡水鱼，可能是我们最近已宣告灭绝的长江白鲟。当然，世界上还有其他鲟鱼、巨骨舌鱼、湄公河巨鲇等要比鳄雀鳝大。论体型的话，东北鳇鱼也比鳄雀鳝大。不管怎样，生猛食肉的鳄雀鳝，算得上淡水鱼类中的巨物，堪称“新鱼王”。

材料二

历经亿万年的演变，地球上任何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都有自己的生态系统，在这里每个生物几乎都有自己的天敌。此如水葫芦，在南美洲，就有象甲虫吃它的叶子。在亚马孙河，食人鱼是其他鱼类的捕杀对象。那些今天被我们视为心腹大患的外来入侵生物，在原产地，都是温顺的良民，它们曾经无心也无力与整个生态系统为敌。然而人们在引进它们时，出于对成活率的考虑，忽略了同时引进它们的天敌。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扩大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外来生物入侵日益加剧，造成原有生物群落的衰退，破坏生物多样性，导致农、林、牧、渔业损失严重，威胁全球的生态安全、经济安全和人民生命健康。外来生物入侵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公众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的热点问题。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之后，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自然界维持生态的平衡，靠的是一条奇妙的生物链。如果不幸失去了中间的任何一环，都将给当今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灾难，而目前人类研究的物种，不到地球上的20%，依据这样不完全的认识水平，人类每一次引入新的外来物种，无疑是在冒极大的风险。

我国高度重视外来入侵生物防治工作，积极采取措施，认真做好外来入侵生物的管理和防治工作。农业部成立了外来物种管理办公室，会同有关部委，分工负责，密切配合，按照“广泛发动、除防并举、突出重点、综合防治”的方针、群防群治，如对紫茎泽兰、豚草、红火蚁、水花生、少花蒺藜草等外来入侵生物进行了集中灭除，成效显著。

今年8月1日实施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未经批准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的，将依照生物安全法第八十一条进行处罚。未经批准，擅自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捕回、找回释放或者丢弃的外来物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涉嫌犯罪的，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专家表示，鳄雀鳝是外来物种，尽管目前法律上仍未明确对鳄雀鳝的销售进行限制，但如果购买后随意放生或丢弃，已涉嫌违法。因此，消费者对于一些不熟悉的外来物种应谨慎购买。如果市民在公园等地发现鳄雀鳝，要尽快上报，由当地管理部门捕捞清除，并作无害化处理。

（以上二则材料取材于北青网等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