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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河北省保定市2019届高三下学期语文第一次模拟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任何哲学思想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然后随其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中国的“天人之辩”思想即产生于中国古代相对发达的农耕文化基础上。古人对自然、科学的理解,看到闪电会非常的害怕,他们认为是不祥之兆;有雷雨的时候,人们以为是老天爷伤心了。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古人就把这些自然现象归结为上天的旨意。可以看出古代“天人之辩”思想中迷信部分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人民的愚昧无知使“天人之辩”思想更加根深蒂固,而中国古代对于农业的重视引起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懈探讨,“天人之辩”就是中国古代争论最多的核心论题之一。夏商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农业生产技术手段落后,自然环境对于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天人之辩”主要表现为人对于天的绝对依附关系,人们提出了“天命”的观点。天命有认命、屈服于上天的意味。如夏商统治者的“天命天罚”思想,即统治者将自己神话为上天的子孙,并承接“天命”对臣民实行统治。如臣民违反其统治,即被视为违抗天命,理应得到上天的惩罚。这一思想是这一时期“天人之辩”的集中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天人之辩”思想也随之繁荣和发展。汉代独尊儒术,在天人关系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新的神学天命论。李世民当政期间,出现蝗灾,他把灾难归于自己而痛哭流涕,其实这只是君主为了安定民心的一种策略。在中国古代的“天人之辩”体系中,一直并行着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即以孔孟、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和以荀子、王充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观。这两条路线构成了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诸种学说的核心和基础。

    古代哲人在天人关系上的争辩有现实的积极意义。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和谐相处;这对于纠正当代那种把人与自然截然对立起来,主张以人为中心向自然开战的错误观点,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注重人生价值的特点,主张每个人都要最大化的发扬自己的善性,这对于遏制当代膨胀的物欲和拜物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天人之辨”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对于冲破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激励中华民族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节选自《论文网》,有删节)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古代的“天人之辩”思想是在相对发达的农耕文化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B、准确理解和把握“天人之辩”的思想内涵,需要结合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 C、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学派间思想的碰撞,使“天人之辩”思想得到发展。 D、掌握好“天人之辩”丰富的思想内涵,有助于冲破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主导地位。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天人之辩”思想在农耕时期产生,证明哲学思想的产生需要一定社会经济基础。 B、文章用古人对雷电的认知,来论证“天人之辩”思想的产生与科学不发达的关系。 C、早在夏商时期就出现了天命观点,是论证生产力与“天命”观点互相作用的例证。 D、文章先梳理了“天人之辩”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最后点出它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因为对农业的重视,中国古代哲人很重视与农业密切相关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B、儒家思想也主张发扬人的善性,也讲究“天人合一”,这与道家思想完全一致。 C、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条不同时代产生的哲学路线是古代天人关系的核心。 D、董仲舒反对以人为中心向自然开战的神学天命论,在今天依然具有积极意义。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母语文化及其他

    日前,广电总局发布通知:电视节目中所用外语和缩略词“NBA”“GDP”“WTO”等等,将告别央视。

    这些年来,汉英文字混杂的确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时下,无论是书面行文还是口头语言,甚至有的报纸也公开用汉英混杂的形式做标题。到头来,弄得中国人很可能必须先学会英语才能看懂读懂自己的语言。因此,保卫我们的汉语言文字的纯洁和历史传统,应该说已是刻不容缓。

     “洋泾浜(最初是十九世纪中外商人使用的混杂语言)”汉语的流行,已经到了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程度了吗?世界文化史上最古老的三种文字:古代埃及人的圣书字和古代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已经先后于公元前300—400年消亡了,眼下就只剩下汉字了。今天社会对汉语的轻视和对英语的盲目崇拜,已经到了非常麻木的状态。眼下不是英语的强势入侵,而是我们的文化传承者面对入侵自动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对西方语言的盲目崇拜,实际上表现的是对民族文化的轻视和自信力的缺失。

    我们强调保卫民族语言的纯洁与所谓的民族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一部五千年文明史证明,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强调融合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为我所用。但是融合而非照搬,比如,因先辈的智慧,在引用外来语上,用音译有了我们今天惯用的“咖啡”,用意译有了汉语“电话”,音译加意译就有了今天的“芭蕾舞”。这些文字,都悄无声息地引外来文化为我所用,大大丰富了汉语的文化表达。史料考证,中国文化史上有三次吸收外来语高潮,第一次汉唐通西域,佛教传入中国,外来语“葡萄”“骆驼”“圆满”等从西域语言和佛语中引入汉语,此后被我们用了数千年。如今很少有人知道这是舶来品。第二次外来语高潮是鸦片战争以后,从英语中引进了“坦克”“沙发”“吉普车”等,从日语中引进了“组织”“纪律”“政府”“党”“政策”等等一类词汇,至今这些词汇已融入我们的主流语言。这些机智巧妙的引用,表现的是先辈们的大智慧,重要的是把外来语化为了我们的血肉。第三次高潮是近些年的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对外交往的扩大,外来语似大潮汹涌,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盛举。其实,在面对外来语强势到来时,汉语言的应对办法还是很多的,改造也罢,融合也罢,有先辈经验可资借鉴。关键是重视不够。

     “洋泾浜”的拥趸者,有一种悖论,认为中国方块文字字义多,太难学,不如26个拼音字母易懂易记,随便几个字母组合就是词组,含义深广。其实,这大大误读了中国汉字。据中西方文字学家共同研究考察的结果,以独立单字为单位的中国汉字,无论表情达意还是承载信息、字义储存的容量上,都大大优于西方其它文字。特别是汉字还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成为书写艺术的文字。它在文字与艺术,象形与表意的绝妙结合上,堪称世界一绝。曾有人为汉字不能进入计算机表示过担心,认为方块字束缚了中国文化与世界融合的手脚。岂料,随着聪明智慧的中国人对输入法的研究开掘,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中国文字昂首进入计算机时代,现在汉字已经成为世界上输入电脑最快的文字了。同时,联合国有关部门统计,在如今联合国常用的6种文字的文件和书籍中,汉字版是最薄的版本。

    文字之争说穿了是国家软实力之争,是话语权之争。近年来,世界主要大国都在用法律形式维护本国语言,法国把每年3月20日定为“国际法语日”,总统在这一天要出来讲话,号召保卫法语。德国人坚决反对德英语言混杂,提倡在德国要讲德语。美国近年也颁布法律,坚决维护其强势英语的地位。在这场文化角逐中,中国既要有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和博大胸怀,同时也要坚决捍卫我们的汉语言文化传统,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命根子,是祖宗留给我们的万世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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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视野下的中国书法

罗海东

    中国式文人以独特的审美情感和系统的技术枝巧用毛笔书写汉字,书写主体的集体人格化、书写工具的强大表现力、书写技法的高度程式化、表现客体的形音义自足与千变万化,使得中国书法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写字”,成为民族特色鲜明的专门艺术。在中国艺术内部,书法也颇有代表性。文字是文明最基本的要素,而汉字的实用与书法的审美一体两用密不可分,所以中国书法地位特殊。历史上,汉字始终是中国的通用文字,故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民族跨度较大,更加广泛地承载着56个民族所共有的中华民族精神,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阴阳调和的辩证法、自强不息的生命观、写意抒怀的艺术观等,在中国书法中均有集中的、综合的反映。

    中国书法以汉字为载体,自然依随汉族的文脉而发生、发展,同时也得益于中国少数民族的参与和创造。早在东周时期,鲜虞族建立的中山国所出“中山三器”与“守丘刻石”,便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名作。楚汉相承,由南方少数民族参与创造的先秦楚系书法与周—秦文字系统一道,对汉代书法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在汉代,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创立完备,从此中国书法以风格史为主线,不断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资源南北分流,由此逐渐形成1700年来中国书法碑、帖两大体系双峰并峙的基本格局。北方少数民族直接确立了北碑体系,也间接促进了南帖体系的发展。元代,朝廷为笼络士人,礼聘宋朝宗室赵孟頫并推赏其书法,赵氏倡导的复古书风,亦使宋末颓微的中国书法重回传统正道。同时,以鲜于枢、康里巎巎、耶律楚材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书法家群体,以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较高的艺术成就,为中国书法的保护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代,许多皇帝偏爱书法并身体力行,对中国书法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康熙、乾隆二帝,分别崇尚董其昌和赵孟頫这两位继承型的帖学大家,令清代前期书坛延续了书法正脉。清代中后期,由于文字学和考古学的发展,促成了碑学中兴的局面。

    因此,中国书法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在中华文化整合中的标志作用。中华文化整合的核心内容,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混融,其关键点在政治军事上表现为秦(代表黄河文化)灭楚(代表长江文化),在文化艺术上则以汉字(书法)之“书同文”为标志;其次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文献功能。书法遗迹即文字遗存,不仅可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甚至在相关文献损毁阙如时成为研究某段历史某些问题仅有的线索,堪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例如被誉为“篆中之草”的《散氏盘》铭文,本为一篇地契,却是研究西周晚期诸侯国纠纷与土地流转制度的珍贵文献;再次对中国社会的维系调和作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中和简静、含蓄深沉为主要审美取向,具有人文化育功能,关乎科举应试需要并与儒、释、道兼通的中国书法,为统治者治人尤其是治士独特贡献。不仅所有读书人都要学书法、用书法,受到书法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入世不利的文化精英如苏轼、徐渭等,往往也以书法释怀寄情、寻求精神的超逸。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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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之美

孙莉莉

    篆刻艺术在狭小的天地中,依靠笔画的技巧,表现出刚柔相济的笔情刀趣,生动优美的造型图形,古朴隽永的金石气韵,给人以情感意蕴的震动和审美艺术的享受。篆刻的起源,笼罩着某些神秘的气氛,除货赂用玺节说、殷墟铜玺起源说等,最有趣味的应该是龙凤授玺说。从甲骨文的卜辞和陶器上的印纹、刻文来探讨其背后的真相,从中能感受到篆刻印章的社会历史地位及文化艺术气息。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让一个长期悬而不决的问题得到破解。篆刻艺术的成熟期为何来得那么早,正是在皇权至上这种社会效用及信物凭证这种实际价值的双重作用下,促成了篆刻艺术在春秋战国及秦汉之际就十分辉煌绚丽的早熟局面。篆刻从发展开始,就是以“文字”的形式存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经过若干时代的成长,成熟为以文字为主要内容存在的艺术形式,也就是成熟的篆刻艺术。尽管篆刻从唐至宋元曾一度中落,但从明至清,像文彭、何震、黄士陵、吴昌硕等一批有艺术觉悟和创造精神的篆刻家则追踪秦汉,在先民博大的印学宝库中吸纳了丰富的养料,再度汇融于书学画理,从而使篆刻艺术再度振兴,开创了绮丽多姿的流派印。

    篆刻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活动,其形式与内涵、价值与效应是积淀在整个文化系统内,活跃在整个社会化过程中的,因而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综合影响,为篆刻艺术的更新和突破提供能量和契机。如春秋战国玺印的瑰丽奇妙,千姿百态,正是“百家争鸣”时代精神在印面上的折射。又如汉相官印的浑朴持重、沉雄老健,将军印的刚劲豪壮、气势酣畅,体现了雍容大度的相官之风和豪放英武的将军之气。从这个意义上讲,篆刻是一种综合艺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美学系统。篆刻不是技术操作,工匠制作,而是艺术创作,才情的显现。

(选自《论中国传统浮雕与篆刻艺术的关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春节期间,科幻大片《流浪地球》热映。对这部科幻片,不乏批评和质疑的声音,认为其中的科学设定有误,也有明显的科学性硬伤,但我觉得,瑕不掩瑜。需要说明的是,科幻小说是小说的一种,既然是小说,就该允许有虚构和文学化想象,这与武侠片里飞檐走壁的轻功具有相似的功能。说到底,科幻小说和科幻大片有助于吸引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科技的兴趣,进而支持科技事业发展,但其本身不承担科普功能。科幻片上映后,传播面非常广泛,具有全民性的影响力,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商业行为,更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软实力,会带动一个国家制度和民族共同价值观的输出。

    中国人在科幻片中“搏击太空”并不违和。很多好莱坞科幻大片的基调都是,在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美国英雄出手才拯救了人类。在此类价值观的长期熏陶下,对美国文化的认可就会产生精神上的向心力。而《流浪地球》向全球观众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当人类面临危机时,是国产英雄力量通过中国人的方式站了出来。《流浪地球》的火爆,也打破了部分人的认知窠臼:长期以来,国内对硬科幻市场的开拓并不被看好,有人认为观众还不具备鉴赏力,也有人认为制作流程和技术上还不具备。《流浪地球》则用事实回应了这些质疑,使得中国人搏击太空的行为不再违和。

    国内硬科幻电影创作力量还很薄弱。硬科幻电影的投资规模很大,资金需求往往上亿甚至十几个亿,且是一种风险投资,其投融资模式还有待探索。科幻大片的前提是优秀的科幻小说,目前国内科幻创作的队伍还十分弱小,甚至还没有以写作为生的职业科幻作家。具有全民知名度和市场号召力的科幻作家,更是屈指可数。硬科幻电影的特效制作,既要有宏大的想象力,又要有细腻的真实性。在《流浪地球》中,利用木星引力让地球加速,利用行星发动机进行重核聚变,建设规模宏大的地下城市等场景,都是后期特效制作出来的。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既要有对艺术深刻的鉴赏力,又要有坚实的理工科背景。在这方面,我们人才储备远不够。

    硬科幻电影制作也需要全流程保障机制。美国科幻大片着眼于利用电视电影强大的传播力来进行科学文化传播。这种方法的实现,需要两方面的制度保障:一方面是建立电影和电视作品的科学性审查机制,这并非不允许“大胆想象”,而是要尽力避免伪科学传播;另一方面,在硬科幻电影的编剧、导演、道具制作等环节,要建立科学家、工程师、科普专家参与到电影制作过程中的机制。美国科学院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对接机制,当导演、编剧等电影制作方需要对某个专业问题进行咨询的时候,可以找到相应的专家进行把关,提供咨询意见。《星际穿越》的科学顾问基普·索恩,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所在的大学为他参与电影拍摄提供学术休假和职位保障,这样做的目的,既确保了电影的科普功能,也有助于彰显大学对社会的贡献,提升大学的声望,这就是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

    《流浪地球》让我们迈出了中国原创硬科幻电影的重要一步,今后我们还将面对《三体》等更高难度的拍摄题材,建立硬科幻电影制作的全流程保障机制,显然已箭在弦上。

(摘编自郑永春《我们离硬科幻电影时代还有多远》,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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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文化和图书分类中,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是两种主要的类型,虚构文学主要指小说"戏剧、诗歌等,非虚构文学则是纪实文学、散文、传记、调查报告等。1966年美国新闻记者杜鲁门•卡波特《冷血》被视为非虚构文学的发端,作品凭借对新闻背后故事的深入发掘,参与到美国社会60年代的自我反思、批判之中。

    回到中国语境,非虚构写作的流行大致有两个脉络,一个集中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一批如《中国在梁庄》《大地上的亲人》等作品;二是集中在新闻领域,借助移动互联网平台,非虚构式的新闻报道如《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少年杀母事件》《了不起的茅侃侃》等成为“10万+”文章。前者主要是专业作家或和文学有密切关系的写作者完成,后者基本上是新闻人、媒体人,很多有在传统新闻媒体工作的经验。

    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对纸媒等传统媒体带来多方面的冲击,使得传统新闻业面临危机,体现之一是很多资深记者跳槽到移动互联网平台,如正午故事、谷雨故事、真实故事计划、《人物》、《南方人物周刊》等。由于非虚构文章经常成为“爆款”,这导致自媒体公号文章追求非虚构的风格,成为新闻性非虚构写作兴起的内在原因。

    非虚构写作还与社会学、人类学有一定的关系。一些经典的社会学报告和人类学田野调查现在看起来都带有非虚构的色彩,如美国机械专家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国社会学家吕途的《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等,都是典型的非虚构作品,呈现出了新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变迁。在研究方法上,社会学、人类学所使用的民族志、口述史、田野调查,对非虚构也完全适用。

    非虚构写作的伦理问题,主要是写作者与被写作对象的关系,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遭遇和交流的过程。好的非虚构作品强调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平等意识和倾听理念,不是先入为主地用自我的理念来讲述他者的故事,而是首先学会倾听,去站在他者的位置上来理解别人的逻辑,进而把自我的认同相对化,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对话,既是为了使他者发出主体性的声音,又是对自我的一次反思。非虚构写作“天然”带有一种平民性和人民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虚构作品经常关注平民、底层和社会边缘群体,非虚构的文化职能是让弱势者变得可见;二是非虚构写作者本身也带有去专业化、去职业化的倾向,如新中国以来特别注意培养工人作家、农民作家,也就是说要让工农兵从被描写对象,变成书写的主体,这种“文化翻身”是通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作为支撑的,而美国创意写作也是一种让非职业作者掌握写作方法,先学会用非虚构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总之,非虚构有两种基本的理念,一是平民意识,写普通人,让弱势者发声,二是全民写作,非虚构打破了写作的专业化、圈子化,鼓励非职业作者借非虚构讲述自己的故事。不过,非虚构写作对流量、点击率的追求,造成新闻性非虚构写作有时候为了吸引眼球,也带有猎奇性和揭秘性,这恰好是需要警惕的地方。

(摘编自张慧瑜《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非虚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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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

首先,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的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中“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同时又有文笔之分,刘勰《文心雕龙》言:“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萧绎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

其次,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课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更系统,讨论更深入。《文心雕龙》上篇的主要篇幅讨论文体,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再次,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所说的“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和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炼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材料二:

鲁迅论“文学自觉”,指出其关键乃世情的变化促使思想的新变,遂引起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其优点是自尊、自我觉醒,其缺点则是消极避世。他认为世情思想的演变、人之觉醒,乃文学自觉的动因。事实上,思想之活跃、人之价值之重视、精神之摆脱束缚而趋于自由,乃文学自觉之前提。

文学自觉是一个渐进的进程。以文字记述事件,表达思想与情性,进而描摹物象,传神写照,怡情悦性,经历了漫长的演进,日益积累了创作的经验与体会。从此,文学的表现内容扩大,文学性日趋明确、丰富。内容的扩大与丰富,不仅关注“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的自然景物之感发,而且关涉“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的广泛的人生悲欢离合。动荡社会中的民生百态,开始进入了建安、曹魏时代作家的视野,尽情展示时代乱离与悲苦人生,抒写个体命运的焦灼忧虑,汉代体物浏亮的大赋,难见个人情性,至此遂发生巨大的变化,王粲《登楼赋》、向秀《思旧赋》等,旨在表现个人悲苦以及对他人悲惨遭遇的感同身受,日趋多样和深切。即使实用文体,如阮籍《大人先生传》、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等,亦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就文学性而论,曹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旨在强调作家才情、生命体验的独特性;陆机“诗缘情而绮靡”,明确主张诗歌应基于个人情感,而有“绮靡”之美,刘勰兼重“风骨”与“情采”,更是基于作家生命活力、体验、闲情。

文学自觉,指的是一种自觉之创作意识与状态。为艺术而艺术,仅仅指作家看重艺术,借艺术(文学)表达自己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人生体验,魏晋张扬文学的个人情性表现、审美追求,打破寓训勉于文学的樊篱,也并不意味着否定文学应该承载的社会责任。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突出文章之价值,也强调文章可以使作者“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以自我的努力,达到超越权势、生命局限的不朽。而这正可以视为文学自觉的宣言。由此,文学自觉,乃是魏晋时期的特殊文学现象,开启于建安时期,兴盛于曹魏、两晋,影响于南朝。因而,魏晋文学自觉正是对这一特殊文学现象的高度概括,并且最终开启了唐代文学之雍容大雅和丰富多样。

(摘编自雷恩海《自觉是魏晋文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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