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素”一词中的“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中华文化元素”，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民本思想、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蕴藏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和信守。

    中华文化的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可居可游可赏等。可见，文化元素绝非神秘存在物，从来都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着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之中。中华文化元素之于中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多文化事象、文化符号中，可以提取、揭示中华文化元素的精魂。

    汉字及汉字文化，是彰显中华文化元素的典型案例。世界上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元素重要内容的汉字，造就了一种具有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文化系统。它区别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是世界上颇具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

    内蕴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的中华文化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它同时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中华文化元素也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相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中华文化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华文化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文化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华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促使人们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此外，通过发掘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并将其传播给异域受众，可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选自201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作者冯天瑜，有删节）

    “城市文明”问题在当下的提出，我想有两个背景最值得关注：一是从全球范围看，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在极大推动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城市社会学家所谓的“城市问题”大量涌现并不断升级，直接影响到当今世界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对中国来说，这既是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必然表现，也是“城市文明”在当下备受关注的直接原因。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现实与理论上的准备，却不足乃至匮乏。

    城市文明的研究与建设，有两个问题需要先行解决。首先，什么是文明，它有哪些具体的层面与内涵，这些具体层面与内涵的相互关系为何？这是建构一个科学的发展框架，是城市文明和谐、健康地发展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最早见于《易·乾·文言》和《尚书·舜典》，是指一整套用来区别“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形式符号系统”，具体地说就是先秦儒家津津乐道的“礼乐制度”。“礼乐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为政治服务，所以中国古代的“文明”概念主要指“政治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也多有论述，核心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成果，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方面。由此可知，“文明”的基本内涵决定了其功能相应有三：在“物质文明”层面，以生产工具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它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物质生产方式；在“政治文明”层面，以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创造与运用为标志，它表现为一种与野蛮时代或野蛮民族有着本质差异的社会生活方式；在“精神文明”层面，以伦理、艺术等人文精神的创造为最高目标与理想，它是一种在大自然、动物界及野蛮社会中不可想象的艺术生活方式与审美精神境界。

    其次，要弄清“文明”与“城市”的关系。在起源上讲，“文明”与“城市”关系密切，中西皆然。英语的“文明”（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的“civitis”（城市），最初指城市居民的风俗、习惯和道德的高贵。荷兰学者彼德·李伯庚在研究欧洲文化史时就指出，在16，17世纪，欧洲城市与农村的区别是“农村里没有城市里那么文雅”。早在中国的周代，人们就把祭祀与礼仪中心看作是“城市”建立的标志，这意味着，按照礼仪制度组织起来的人类社会，既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同时也是最初的城市文明形态。

    尽管城市文明的内涵也主要有三层，但它的核心无疑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讲的“礼”与“乐”。用今天的话说，是“城市的善”与“城市的美”。文明与城市发展史告诉我们，越往上追溯，城市的重心就越依靠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因为只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与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才能顶住野蛮人或外来文明的军事压力，以及维护好内部的安定团结。但随着城市在当代的发展，基础性的物质文明建设与基本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已不再是城市文明发展水平的最高理想。或者说，由于“文明病”、城市问题更多地与人的精神文化生态相关，因而中国古人最看重的“礼”与“乐”，在当下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还可以说，在“礼”与“乐”之间，由于“乐”的目的在于生产和谐，目标是建设和谐城市，所以，“城市的美”比“城市的善”更高一层，代表了人类城市文明的最高目的。

（选自《艺术与城市文明》刘士林  有删节）

    茶之于中国，就如同红酒之于法国，啤酒之于德国，茶是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中的璀璨瑰宝，也是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

    茶伴随中国的历史篇章缓缓展开，中国茶史可上溯至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当时茶被作为一味药，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到西汉时，茶已是宫廷及官宦人家的一种高雅消遣。茶兴于唐，盛于宋，唐代饮茶蔚然成风，贡茶的出现加速了茶产业的发展，全国范围内茶铺、茶馆鳞次栉比，茶产业和茶文化空前发达。陆羽撰《茶经》三卷，阐述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等林林总总，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叶著作。到了宋代，宫廷、地方官吏、文人雅士皆尚茶、崇茶，以相聚品茗为雅，进一步推动了饮茶之风的

    蔓延。平民百姓也是不可一日无茶。“茶之为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无。”这是宋代王安石对茶的赞美。明清时期茶叶制作技术进一步发展，“作罢龙凤团”使散茶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蒸青的制茶方法改为炒青，同时也推动了其他茶类的发展。茶随着历朝历代的兴盛而兴盛，繁荣而繁荣。

    茶与宗教的关系历来也相当密切，不难发现，很多名优茶都与宗教有一段渊源，很多茶最早也是由僧人所种植打理。道教最早将茶作为得道成仙的重要辅助手段，视茶为长生不老的灵丹仙草。佛家也偏爱茶，认为饮茶能“破睡”，帮助坐禅修行，还能清心寡欲、养气颐神。故历古有“茶中有禅、茶禅一味”之说。杭州龙井寺产龙井茶，余杭径山寺产径山茶，庐山招贤寺产庐山云雾茶，“名山有名寺，名寺有名茶”，一点都不为过。茶也影响了各族人民乃至外国的文化及传统。从广东人的早茶到北方人的大碗茶，到日本的日式茶道，抹茶文化及英国的英式下午茶。千年来，茶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国，与各地文化相融合，开枝散叶，浸润到生活的点点滴滴，形成了具有各国特色、形式丰富的全球茶文化。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更迭。与其同寿的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着中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叶嘉木承载着五千年的岁月，蕴藏了五千年的文化基因。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化名片。

    “和敬清寂”是日本对唐宋时期习得的中国茶道的提炼和升华，但其中的精神已很难在中国茶人中寻得芳迹；中国千余种茶的品种、传统制茶工艺也有一大部分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殆尽。此时，急需国民更多关注茶学，研习茶文化，增进传播及教育，以保留、保护、复兴先人给予的茶文化瑰宝。

    永恒都是经典的，而要做到经典必先在当下时代成为风尚与流行。让茶在时下成为一种流行、不被淘汰，这是生存与传承的根本。如何把茶做得时尚，让更多年轻人喜爱和接受，是今日茶叶传承之路上需要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今天的90后、00后们将是未来二三十年茶学传播的主力军，要让他们接受茶，就一定要摘掉茶古板的帽子，给茶换上上新潮的衣装。其实，中国茶的形式也并非一成不变。唐代茶就流行煮着喝，宋代流行点茶法，明清流行冲泡饮用。

（选自戎新宇《茶，一张中国文化的名片》）

    最近，中华有声历史资料数字化工程惹上了官司。有人批评其质量堪忧，有人质疑其在数字化过程中，将一些珍贵的原声母带交给日本公司，使这些母版文物有可能被盗录和损毁。谁是谁非，当事人各执一词。然而此次事件，使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程得以进入公众视野。

    保护音像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集体记忆，通过数字化方式保存我国珍贵的音像档案意义重大，但关键在于其获得永久性保存后，如何才能变成活的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资源面临着双重悖论。

    第一重悖论，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流行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同时，全球化时代又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兴。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用“全球通用”的审美标准席卷全球，鲸吞蚕食各国各地区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迅速消弭多样性、异质化的地方性文化。这种全球趋同化的大众流行文化浪潮，使得很多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和人群，愈益面临失去独特文化身份的危险。只有接续传统文化的根脉，复兴传统文化资源，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根，获得文化身份和价值情感认同。

    第二重悖论，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视频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对于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一定要跳出“死文化”的陈旧观念，不能把传统文化变成活标本、木乃伊。要充分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借助大众流行文化巨大的承载力和传播力，使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形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大众文化趣味、艺术审美的一部分。唯有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再度获得复兴和繁荣。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

读点诗词养点气

    中国自古就是诗的国度。悠悠中华几千年历史，延绵不绝的，是博大精深的古诗文对炎黄子孙潜移默化的熏陶。那些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引人入胜的深邃意境、凝练生动的优美词句、感人至深的诗家情怀，不仅传递着古诗词的韵律和丰富的情感，更为重要的是能使人读出浩气、骨气、地气、清气。读诗词，可以让我们学习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的气节情怀，汲取诗词歌赋的精神给养。

    读诗词养点浩气。南宋诗人文天祥的《正气歌》，就是浩然正气存乎天地之间的代表作，感情深沉、气壮山河，充分体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李白有“澹然养浩气，欻起持大钧”的高歌，谭嗣同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坦然，陈毅有“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的自豪……有了些许浩气，心胸就豁达，境界就高昂，正如宋代诗人丘葵所言，“浩气养成天地小”。

    读诗词养点骨气。骨气是人之脊梁，无骨则无节。李太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郑板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及唐代诗人李颀“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的骨气，就是浩气、正气的延伸，也是做人从政的精气神所在。

    读诗词养点地气。古往今来，诗词之魂在“接地气”，没有地气的吟风弄月、自我欣赏，是没有多大生命力的。流传下来的诗词大多地气充足，滋养丰厚。从“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之劳，到“位卑未敢忘忧国”之忧，从“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盼，到“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之安，无一不是生活的营养、人生的积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

    读诗词养点清气。清正廉洁是古之取士的标准，也是为官事政的要求。古代为官者多是文人出身，既崇尚清廉的操守，也持守清正的襟怀，自然也是我们今天亟待补充的从政营养。王昌龄坦荡胸襟，“一片冰心在玉壶”；李商隐谆谆告诫“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于谦剖心自勉，“要留清白在人间”“清风两袖朝天去”；王冕慨然挥毫“只留清气满乾坤”……宋代诗人龚日升概括得妙：“千首新诗，一轮明月，两字清廉。”

真诚呼吁大家读些诗词，丰富学识，提升境界，装点人生。

材料一：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但以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有两个绕不开的问题：一是不可再生，二是污染。而可控核聚变就能解决这两个问题。从“进口”上说，可控核聚变所需的原料氘原子和氚原子，在地球上非常丰富。氘在海水中储量极大，1公升海水里提取出的氘，在完全的聚变反应中可释放相当于燃烧300公升汽油的能量；而氚可通过中子与锂反应生成，在地壳和海水中，锂都是大量存在的。从“出口”上说，可控核聚变的产物为氮和中子，不排放有害气体，也几乎没有放射性污染，具有环境友好的优点。除此之外，可控核聚变还有另一个重要特点：国有安全性。可控核聚变反应不会引起爆炸，也不会导致泄漏事故。

（摘编自《“人造太阳”离圆梦又近一步》，“人民网”2020年1月10日）

材料二：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于2006年签署，该计划由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韩国和印度七方参与，集中了全世界在磁约束核聚变领域的科技力量，以验证可控核聚变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可行性。ITER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合作项目之一，也是中国以平等身份参加的最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中国的加入促进了ITER计划更好地实施，同时得益于参加ITER计划，我国在可控核聚变领域的研发和技术水平也取得了长足进步。通过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交流，针对当前关键技术壁垒，探索创新，不断实现突破，我国可控核聚变已逐渐由跟跑转向并跑，部分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核西物院承担的ITER第一壁采购包半原型部件是中国团队承担的一项高难度任务。当时世界上能够满足ITER第一壁特殊材料要求的只有美国。科研团队联合国内有关单位通过十多年不懈努力，不仅在特殊材料的制备上，而且在焊接工艺等多项技术上取得了重要突破，研制的ITER超热负荷第一壁半原型部件于2016年率先通过国际认证，这标志着我国该技术已达世界先进水平。

（摘编自段旭如、钟武律《揭秘“人造太阳”》，《光明日报》2020年9月24日）

材料三：

中核集团是我国核科技工业的主体，已经形成了覆盖核工业完整产业链各环节的自主技术体系和自主品牌体系，特别是自主设计建造的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阔步向世界。目前，中核集团国内外6台在建“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工程建设均有序推进，安全质量全面受控，是全球唯一不拖期的三代核电。在核电领域，中核集团从自主建设30万千瓦、60万千瓦到100万千瓦，实现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跨越，自北向南建成田湾、秦山、三门、福清、昌江五大核电基地，都是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中核集团是全球唯一连续30多年不间断从事核电站建设的企业集团，这是其他任何国家的企业都没有的。

中核集团也积极参与核领域国际合作，布局组建海外研发中心，引进用好国际领军人才和技术资源。发挥中核集团的独特优势，积极参与ITER等国际科研合作，为全球核技术创新贡献中国力量。同时也加快推进“华龙一号”、高温气冷堆等自主核电“走出去”，更好造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余剑锋《自主创新是中国核工业之魂》，《光明日报》2020年9月24日）

材料四：

核技术在疫情防控中“临危受命”，从2月9日到24日，核工业领域就有44家单位，完成139万套医用一次性防护服辐照灭菌。其采用的辐照技术，可将灭菌时间缩短到1天以内。而我国国标医用防护服大多采用环氧乙烷灭菌，需要7天~14天时间。

既能用于辐照生产，又可为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提供热源。2019年，山东海阳70万平方米的核能供热项目一期工程正式供热，标志全国首个核能商业供热项目正式启动。

未来，核能还将在工业供汽、海水淡化、余电制氢、同位素生产、制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摘编自陈瑜《清洁发电多元利用蹬出中国特色核能之路》，《科技日报》2020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