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格的层次攀升

    我们所处的文化时代是一个呈现为层次多样、层次认同和层次攀升的时代。认识文化构成的“多层次”有助于增强文化建设的自觉性，不仅有助于维护“多样性”的自觉，而且有助于引领“攀升性”的自觉。

    文化素质是对于一个人有无“文化”进行评价的基础层次，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础。我国先哲关于“仁者人也”的精要表述，就包含着人的文化素质与社会文明程度相互建构的社会理想。

    我们常能听到说某人“有水平，有文化”。“文化水平”作为对人的一种评价，是关乎“文化高低”的问题。文化水平关乎的是人的文化能力，包括人的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如果说，文化素质关乎的是个体自身的文化形象，那么文化水平则更多地体现在个体面向社会的文化建设中。但实质上，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是以每一个体文化素质的不断攀升为前提的，而一个人文化水平的标高，又必须体现为他对社会文化建设的认知乃至创造能力上。努力成为高水平的“文化人”应成为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其间人的认知和创造能力都会归结为“文化水平”。如同文化素质的不断完善会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不断攀升的文化水平作为过程也是永无止境的。并且，主体完善文化素质的自我建构与其在改造客体之时的文化水平提升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并且也是一个共进的过程。

    把“有涵养”视为一种文化人格评价，是较之“有水平”更高一层次的文化评价。与文化素质的评价相比，文化涵养似乎提升到对人的品位与格调的关注。在这个层次上来透视文化人格，你会发现“附庸风雅”者颇为多见。风雅者，风度雅量之谓也。文化涵养是一种内涵的养成而不是外表的矫饰，它不仅需要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往往更需要情操的陶冶，它是一种文化人格，更是一种道德人格。也有人视“无故加之而不怒，骤然临之而不惊”是具有高度“文化涵养”的特征。文化涵养其实也是文化人的一种陶塑和一种充实，善陶塑、能充实才能攀升到“文化境界”的层次。

    古人论诗曰“有境界自成高格”，文化境界当然也是对高层次文化人格的评价。对于大多数文化人而言，其实也是缘自人的文化良知的一种追求。如果说文化素质关乎“有无”的问题，文化水平关乎“高低”的问题，文化涵养关乎“厚薄”的问题，那么文化境界关乎的是“阔狭”的问题。说某人“有境界”是对其文化人格做最高级的评价。要达到理想的文化境界，有两个重要的取向：其一，面对民族智慧数千年的文化积累，要力求站在文化巨人的肩上去攀升。在文化“泛漫化”的热浪中，我们能否搭在巨人肩上甚至搂在巨人腰上都不是没有疑问的，我们对于文化境界的攀升确实有“路漫漫”的感觉。其二，面对人民大众与时俱进的社会实践，要力求投身这一大潮中去“弄潮”。不去顺应潮流、驾驭潮头，如何能预见到“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文化境界呢？

中国诗歌自身的调节功能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形成新的节奏。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是诗歌的早期形式，随着《诗经》时代的结束而趋于僵化。此后的四言诗，如曹操《短歌行》那样的佳作实在不多。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是二三节奏的五言和四三节奏的七言。四言诗一句分成均等的两半，节奏呆板。五七言前后相差一个音节，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活泼。所以五七言取代了四言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为什么七言没有继续加长，发展为九言呢？我想这是因为一句诗七个音节已经达到读起来不至于呼吸急促的最大限度，加长到九言读起来呼吸急促，这样的诗行不容易建立起来。

    在音节变化的同时，格律也在逐渐严密化。中国诗歌是从自由体（古诗）走向格律体（近体诗），但格律体确立之后自由体仍不衰退，而是和格律体并存着，各有其特点。就一个诗人来说固然有的擅长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但两方面的训练都是具备的。在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始终没有分成派别。它们互相补充各擅其能，共同促使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

    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从重性情到重声色，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晋宋之际，具体地说是在陶谢之间。这恰好也正是近体诗的各种技巧被自觉加以运用的时候。明代的陆时雍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康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乎。”具体地说，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重写意转到重摹象，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指出了转变后的状况。从陶到谢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说诗晬语》）重声色的阶段从南朝的宋延续到初唐，一方面丰富了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严密的格律，到盛唐，性情与声色完美地统一起来，遂达到了诗歌的高潮。

    但是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毕竟不能维持多久。盛唐半个世纪一过，二者便又开始分离。重性情的，声色不足；求声色的，性情不完。此后二者统一的诗作虽然不少，但能以二者的统一维持一个时代的再也没有了。中国诗歌史总的看来是辉煌灿烂的，但其顶峰也不过只有这么一个盛唐，半个世纪而已。

文化的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

    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有很多方法。古今中外，一个简单也是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和哲学。正像欧洲文化和基督教有关一样，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儒、道、佛“三教”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在儒、道、佛“三教”中，儒教强调整齐划一，具有专制特征。确实，孔子的时代，儒家只是一种民间学说。鉴于社会道德的沦丧，孔子、子思、孟子这一派的学说特别注重社会和谐，这并不错。先秦儒家传教的时候，强调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基本上不借助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这也很好。但是，秦汉以后的儒家有一个大问题，即它特别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借以建立一个从天子、王、公、侯、伯，到庶民百姓的“一统天下”。儒家在古代中国，成为和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相似的国家主义学说，它限制个人，妄自尊大，压迫“文化多样性”。

    幸好，中国历史上基本保持了一种“多元文化”。唐代以后，我们有儒、道、佛“三教并立”。当儒家越来越沦为“官方哲学”的时候，域外传入的佛教，民间复兴的道家和道教，不断济儒家之穷，用鲜活的思想滋润和更新儒家，把它拉回到一种“修身养性”“实事求是”的道路上来。明清以来，怀有自由思想的儒家学者，如王阳明、徐光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章太炎都或明或暗地采纳了佛教、道教思想精华，甚至还采纳了法国耶稣会士带来的欧洲天文学学说，用以改造儒家。因此，今天我们谈论“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时候，更需要重视“文化多样性”。中国文化传统是“诸子百家”，中国文化的“非儒家继承”，可能对中国的“文化多样性”更有利。

    中国曾经是一个具有良好“文化延续性”的国度，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有过自己相当不错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并不是一个“文化多样性”幸福生存的天堂。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知道，直到清末民初，东、南、西、北的中国人都还居住在不同样式的住宅里。它们都是按照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建造的，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最近几十年，我们看到的景象却是，整齐划一的单调建筑样式替代了多样性的古代建筑。现在想要看到一点不同的建筑，必须在休假期间去朱家角、周庄、丽江这样的旅游景点，如参观博物馆一样地端详着这些“古董”。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语言多样性”。历史上，国语、英语、法语，江苏话、浙江话、广东话等各地方言和上海的本地话同时流行。正是在这种“语言多样性”的基础上，我们不仅保存和发展了“京剧”“昆剧”“沪剧”“越剧”“锡剧”“淮剧”，也引进了中、英、法文的话剧、电影等“文明戏”。然而现在，这种“语言多样性”大大削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的确为文化的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是，如果不加节制地滥用这种动力，导致发展性的破坏，可能会对“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对城市而言，文明弹性是一个城市体在生存。创新、适应、应变等方面的综合状态、综合能力，是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多样性与共同性之间，稳定性与变迁性之间、柔性与刚性之间的动态和谐，过于绵柔、松散，或者过于刚硬、密集，都是弹性不足或丧失的表现，是城市体出现危机的表征，当代城市社会，尤其需要关注以下文明弹性问题。

    其一，空间弹性。城市具有良好空间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空间的私人性与公共性关系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处理。任何城市空间都是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空间弹性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空间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有机统一、具体转换。片面地强调空间的公共性或成片面地强调空间的私人性，都会使城市发展失去基础，目前，人们更多地要求空间的私人性，注重把空间固化为永恒的私人所有物、占有物。这种以私人化为核心的空间固化倾向，造成城市空间弹性不足，正在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制度弹性，一种较为理想的、有弹性的城市制度，是能够在秩序与活力、生存与发展间取得相对平衡的制度。城市有其发展周期、发展阶段，对一个正在兴起的城市而言，其主要任务是聚集更多的发展资源、激活发展活力，而对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而言，人们会更为注重城市制度的稳定功能。但问题在于，即使是正在崛起的城市，也需要面对秩序与稳定的问题：即使是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也需要面对新活力的激活问题。过于注重某种形式的城市制度，过于注重城市制度的某种目标，都是城市制度弹性不足，走向僵化的表现，都会妨害城市发展。

    其三，意义弹性。所谓城市的意义弹性，是指城市能够同时满足多样人群的不同层面的意义需要，并能够使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在总体上达到平衡与和谐，不断形成具体的意义共同性，当一个城市体只允许一种、一个层面的意义存在时，这个城市体可能繁荣一时，但必然会走向衰落。当一个城市体只能满足某一类人的意义追求、意义需要时，。这个城市体也往往会丧失活力。当一个城市体被某一类型的意义体系固化时，这个城市体往往不具有综合吸纳力、发展潜力。启蒙主义的片面化，理性主义的片面化，世俗主义的片面化，神圣主义的片面化，都会导致城市意义弹性的减弱，都会从根基处危害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保持城市的空间弹性、制度弹性、意义弹性，并以此为基础，把握城市的类型构成与历史，建构城市命运共同体，对于城市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言，是意义重大的。

（摘编自陈忠《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

    文献里的“科学与技术”是一个因定的词组，其中科学位于技术前头。但是，很多人却把它们看成是同样的东西，在实践中往往还把它们的位置颠倒过来。

    科学，更明确地说，自然科学，指的是通过观察、实验、仿真和分析去研究大自然中各种事物和现象并探求其原理的学科总类，目的是认知世界；技术，则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手段、形式、方法及过程的集成，它在现有事物基础上产生新事物，或者改变现有事物的性能和功用，目的是为人类社会服务。两者之间，科学为技术的发展提供基础和支撑，而技术进步则不断地向科学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反过来激励科学发展。

    科学的进步一直是由人类试图认知世界内在基本原理的好奇心所推动，而不是出于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许多科学发现都是之前不曾预测过或者从来都未有计划去实现的偶发事件，而且短期内往往看不出有什么用处。这样的例子俯首可拾。数学中的数论有3000多年历史，但它在成为现代信息保密手段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个最无用处的。

    显而易见，我们对科学发展和技术发展的推动不应该采取同样的做法；特别是，不应该简单地把发展技术的思路和措施直接搬过来为发展科学铺路，也不应该简单地套用管理技术发展的政策和方式来经营科学发展。但是，今天学术部门中常见的却是决策者们以“技术管理思维”去指引和管治科学发展，以为通过集中筹划、巨额资助、快捷升职等手段便可以刺激基础科学迅速发展并立即开花结果。这样一来，许多基础科学研究都被贴上“无用”的标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

    在这里回顾一下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管理经验是有益的，亚历山大·洪堡基金会主席 Helmut Schwarz最近刊文指出：“科学研究中大多数颠覆性的发现都不是事前就计划好的。相反，它们都像淘气的小妖精那样突然出现在墙角，因为它们都是科学家们满腔热忱地探讨未知事物所导致的发现和发明。因此，挑选优秀的研究人员并给予他们学术自由及充足的经费是一个学术机构成功的关键。”

    值得指出的是，中文里的常用词“科技”是“科学与技术”的简写，但它往往导致一种错误的理解，即把科学与技术看成是同一回事，让许多人对它们作同等的分析演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这一直是一个被不恰当地解释和处置的问题。无数的事件和事实表明，这种错误的观念很可能还是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进步着眼于具有实用价值的各种技术，但它们并没有演化出现代科学知识和基本理论。例如，熟知的火药发明并没有建立起现代化学，指南针的应用并没有建立物理学的电磁理论，数学中著名的中国剩余定理并没有建立起现代数论，等等。

    中国在古代曾经有过诸多先进技术发明和改进，但却没有让自己成为一个创立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国家，这一事实长期以来让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感到迷茫困惑。不言而喻，只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得到真正的理解和解决，中国才有希望能够很快地进入世界现代科学技术领域的最前沿。

（选自陈关荣《“科学与技术”，不完全是“科技”》，略有删改）

《红楼梦》的传统性

俞平伯

    从《红楼梦》中，很容易看出它如何接受、综合、发展了古代小说的传统。

    《红楼梦》以“才子佳人”做书中主角，受《西厢记》的影响很深。如二十三回黛玉葬花一段，宝玉说“看了（《西厢记》）连饭都不想吃了”。以后《西厢记》几乎成为宝玉、黛玉两人对话时的“口头语”了。本书引用共六七次之多，而且用得都很灵活，如四十九回引“是儿时孟光接了梁鸿案”一段，宝、黛借《西厢记》来说自己，非常自然。

    《红楼梦》开首说补天顽石高十二丈，方二十四丈，共有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原合十二月，二十四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跟《西游记》第一回说花果山仙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二丈四尺开阔，说法略异，观念全同。而且，这块顽石，既可缩成扇坠一般，又变为鲜明莹洁的美玉，我觉得这就是金箍棒塞在孙猴子的耳朵里呵。

    《金瓶梅》跟《红楼梦》的关连尤其密切，它给本书以直接的影响，近人已有专书论述，这儿不作详引。如《红楼梦》的主要观念“色”、“空”，明显从《金瓶梅》来。又秦可卿棺殓一节，几全袭用《金瓶梅》记李瓶儿之死的文字，脂砚斋本评此“深得《金瓶》壶奥”。

    从上边简单引用的各例，说明《红楼梦》实集古来小说之大成。不仅此也，它还继承了更远的文学传統，并不限于小说，如《左传》《史记》，如乐府诗词，而继承《庄子》与《离骚》尤为特出。脂砚斋本第一回评，明确说“《庄子》《离骚》之亚”：第六十三回借妙玉的口气说“文是《庄子》的好”；第二十一回，宝玉摹拟《庄子﹒箧篇》——这些都不必细说。我以为庄周还影响《红楼》全书。它的汪洋恣肆的笔墨，奇幻变换的章法，得力于《庄子》很深。

    至于《红楼梦》与《离骚》的关系，借其中的《芙蓉诔》来说明。这篇诔文，引用《离骚》《楚辞》最多。其中更饶趣味的一条是：宝玉在这篇诔文里，把他的意中人晴雯比作“螺”——宝玉说晴雯“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作者原注说：“鲧刚直自命，舜殛于羽山。《离骚》曰，鲧直以亡身兮，终然天乎羽之野”。这是特识、特笔。拿自古相传“四凶”之一的“鲧”，来比晴雯这样美人儿，够古怪的：所以后来有人把这句改为“巾帼惨于雁塞”，以为用昭君出塞的故事就妥当得多了，而不知恰好失掉了作者的意思。赏识这“直”的“鲧”本是屈原的创见；《红楼梦》作者翻“直”为“刚直”，仿佛更进了一步。这是思想上的“千载同心”，非但文字沿袭而已。

    如上所举，《红楼梦》古代渊源之深厚且广泛，已可略见一斑。自然，它不是东拼西凑，抄袭前人之文，乃融合众家之长，自成一家之言。所以必须把《红接梦》的传统性跟它的独创性合并地看，才能见出真面目。若片面地、枝节地只从字句上的痕迹来做比较，依然得不到要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