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书法，首先应该是取径的问题，即怎样写才能把字写好看的问题。晋人卫栋（即卫夫人）在《笔阵图》中对七种用笔的阐述，既侧重于线条的审美现象，也兼顾到用笔动作的技巧内容，有效果也有过程，既衡量什么字好看，也衡量怎么写好看，开列出某笔“如千里阵云”、某笔“如高峰坠石”等七项好看的标准，意在告诉学书者，在技法的学习上努力的方向。卫夫人所关注的是线条美中的技法问题。线条美是书法艺术独有的特殊内容。因此，古来的技法理论中十分关注线的运用。对线条的把握，是书法学习的重要路径。

    无论站在批评的角度还是站在教学的角度，汉魏时的人们更多地关注线条而忽略结构，这大概是因为当时人们认为线条是属于书法的，而结构是属于文字的。到了后来，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结构的审美价值的开掘。基于此，在站在教育者的立场而谈书法的技法学习的言论中，对于结体的重视可以说与对用笔的重视提到了同等的高度，结体的学习亦成为学书者的重要途径。至于古书论中有言用笔第一间架次之者，有言先学间架，间架既明则学用笔者，在我们看来，也并非是古人非要从中论出这两个取径孰为高下，而是说这两者在学习书法时不可轻忽其一。

    谈取径问题，是说从哪里入手学书法，古人择用笔与间架两途，实际上是直入根抵之法。而此一基本功不扎实，则书法亦如转蓬、浮萍，无所依傍，终无力而美。

    学习书法，始于技法的学习，技法的学习是枯燥而艰苦的，非有毅力与恒心，不足支持。毅力与恒心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意志力的问题。在书法技法学习阶段，那种单调枯燥常常影响学习者的情绪，意志力薄弱者常为单调枯燥的行为方式所导致的消极情绪所左右，从而导致学习的半途而废。所以在中国书论中谈到书法的技法学习及训练时，十分强调持之以恒。曾国藩谈到学习书法时曾提到“每日习柳字百个……数月之后，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且莫间断，熬过此门，便可稍进；再困再进，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

困时不间断，这可以说是古人论书法学习时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围绕这一主题，流传下来许多书法大家刻苦学习的故事，如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多；如说钟繇入抱犊山习字，木石尽墨；如说唐太宗夜半把烛习《兰亭序》；如说赵孟頫习字十年不下楼，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故事不管是实有其事还是仅为传说，都足资教海。

    同时，古人也注意到，过分强调学书的困难，也会造成学书者的心理压力，从而削弱学书者的意志力。所以他们既告知学书者学习是艰苦的，困难重重。同时，也告知学书者，困难绝非不可克服的，知难而退，难则难矣，知难而进，难则不难。

    古人站在书法教育与书法学习的立场，言学书者的取径问题既多且徉，诫勉有加；言学书者的毅力问题由正及反，考虑周全。这其中有无偏颇有无武断有无机械，暂且不论，仅就其如此细致的分析，如此谆谆的教侮，已足以说明古人对技法的学习艳有十分重视的态度。

〔摘编自巴蜀书社《中国书法讲座》）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对抗和互补

    ①相对于“网络文学”，“传统文学”实际上是指20世纪的文学，或者是指发表在纸质媒体上的作品。

    ②20世纪初，在国家安危存亡的时刻，以意识形态为主轴的思想之争，已经悄然决定了百年中国的命运。民族的危亡使得文学的“警世”功能被强化，到后来对“阶级斗争”的书写，文学在意识形态旋涡里愈陷愈深。改革开放之后，文学进入黄金时代，但始终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反思苦难、颠覆价值的阶段徘徊。当代中国不缺乏具有天赋和才智的作家，却为什么迟迟不能登上世界文学的顶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品格局小，视野窄，不足以表达普世价值观，难以与世界主流文化融合。

    ③20世纪的一百年特别是后来的50年，文学在思想上的负重前行，解决了民族精神成长的一些问题，但积压的伤痛阻碍了它在新世纪的发展。“网络文学”的出现使这一现象的改变具有了可能性。它基本上摆脱了对意识形态的依附，让文学回归到本能的状态。

    ④文学最基本的特征是对自由心灵的表达，是伟大思想与丰富想象力的结合。而“网络文学”的特质正是“表达的高度自由”、强烈的“个性化”和非功利性。网络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与职业，而且绝大多数与文学无关，他们的知识结构与身份背景千差万别，他们的创作因此有着别样的风情与广阔的视野。网络文学往往以颠覆经典文本的面貌出现，在写作中以轻松、嘲讽的气氛取胜，与传统文学正儿八经的叙事、抒情，神与貌皆相去甚远。这就要求我们以全新认知面对这一文学形态。有学者提出，网络文学最鲜明的特征是“写作”与“生存”的共生状态，这与目前主流文坛的写作方式有很大不同，他们是“在生存中写作”，而职业性作家文学则在很大的意义上是“在写作中生存”。

    ⑤文学的游戏精神也在网络文学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此外，网络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也使其成为新的文学发生发展的策源地，它通过不断的尝试，产生新的表现形式和手段。

    ⑥传统文学的生产机制是由文学期刊、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等精英权威掌握话语权，网络文学则比较倾向于民间意识。因此，传统文学在思想内容上比较严谨，对作品的审美趣味要求比较严格，对非现实主义的作品持有谨慎怀疑的态度。而网络文学是天马行空，任尔驰骋。它对作者发表、出版权的解放，也实现了“每个人都是艺术家”的平民梦想。

    ⑦目前是一个文化开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兼容的时代，“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包容和互补既是必需也是必然。

    ⑧因此，我个人以为，当代中国文学大家必然出现在“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互补之后的一代人当中。他们将推动中国文学产生一个新的高峰。他们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价值观和人生观又与世界主流文化趋同。最初由网络开始走向文学世界，“网络文学”是他们的翼，然后在“传统文学”中他们找到民族的根。于是他们弥合了“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的鸿沟，使中国文学纵横合一，蔚为大观。

（节选自《网络文学：没有航标的河流》）

    ①当理性精神在北中国节节胜利，从孔子到荀子，从名家到法家，从铜器到建筑，从诗歌到散文，都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突破了礼仪旧制的时候，南中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远古传统，依然弥漫在奇异想象和炽烈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表现在文学领域，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

    ②儒家在北中国把远古传统、神话和巫术逐一理性化，把神人化，把奇异传说化为君臣父子的世间秩序，例如黄帝四面脸被解释为派四个大臣去“治四方”，黄帝活三百年说成是三百年的影响等等。在被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已看不见“怪力乱神”的踪迹，然而这种踪迹却非常活泼地保存在以屈原为代表的南国文化中。

    ③《离骚》里面，想象鲜艳而缤纷，香草美人，百亩芝兰，荠荷芙蓉，芳泽香草……在充满神话想象的自然环境里，主人翁是一位执着、顽强、忧伤、哀怨、愤世嫉俗的真理的追求者。《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融成有机整体，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起点和无可比拟的典范。

    ④《离骚》《天问》《九歌》《九辩》等一系列作品构成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南方文化的浪漫体系，实质上它们是楚地原始祭神歌舞的延续。王夫之解释《九辩》说：“辩，犹遍也，效夏启九辩之名，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这段话点明了几个关键问题：第一，楚辞是“绍古体”，是远古氏族社会的遗风延续；第二，它可以“被之管弦”，可歌可舞。近人考证也认为，像《九辩》《九歌》等，很明显是一种有关巫术礼仪的祭神歌舞和音乐；第三，它想象丰富奇异，尚未受儒家实践理性的洗礼，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在这里表现得更为自由和充分。第四，也是最主要的，它是汉代赋体文学的祖宗。

    ⑤汉文化就是楚文化，尽管在经济、政治等制度方面，刘汉王朝基本上承袭了秦代体制，但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汉起于楚，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西汉宫廷中始终是楚声作主导，楚汉文化一脉相承，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⑥与《诗经》或先秦散文不同，汉代艺术和人们观念中弥漫的恰恰是从远古传留下来的种种神话和故事。从世上庙堂到地下宫殿，从南方的马王堆帛画到北国的卜千秋墓室，它们都充满幻想和巫术，把远古传统的原始活力和野性充分地保存和延续了下来。

    ⑦西汉在经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变革后，以儒学为标志、以历史经验为内容的先秦理性精神日渐侵入文艺领域和人们的观念中，人世、历史和现实越来越占据重要位置，这固然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结果。但是，蕴藏着原始活力的传统浪漫幻想，始终没有离开汉代艺术，它们是楚汉艺术的灵魂。就此，楚汉浪漫主义成为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与它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又一伟大艺术传统。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由甲骨文中有关祖先祭祀的文字记载的，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祓禳避祸、祈福求吉而举行的。他们需要定期举行祭祀活动，虽然仅通过部分甲骨文文字无法了解当时祭祀的具体情况,但至少可以得知殷人已经开始祭祀他们的祖先，并将祖先视为可祈福求助的神灵。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吻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祭字本意就是用手持肉，献给神灵，沟通神人关系。

    到了周代，祭祖礼仪更增加了稳固国家统治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即通过国家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虽然周代创制的这种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后世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礼有仪有义，仪是外在表现形式，义是内在价值意蕴，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将孝道观念和祭祖礼仪完美结合起来的是汉代诸儒。可以说汉儒对中国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贡献是重大的，他们找到了中国人重祭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和身体实践，使祭礼最终获得了自己的灵魂支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孝作为儒家主要的思想观念，成为汉王朝立国的重要思想根基，“导民以孝，则天下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举孝廉、颁布养老令、推行三年丧制、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到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作为一种普世性价值观，着力推广到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逐渐形成了汉代以家族伦理为核心，并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系统。

    汉代以后，中国人的祭祖礼仪既有了规范的礼仪表现形式，又继续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自此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是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庶民即寻常百姓，他们是不拥有任何政治、文化特权的底层。所以，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独有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受科举制度推行引起的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使士庶阶层的严格界限被打破，祭祖礼仪逐渐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家礼》的出现，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祭祖礼仪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一代通儒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他认为，祭礼问题不限于礼仪本身，也关系着家族形态、社会文化发展和国家基层管理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他建议人们不用过于拘泥《仪礼》《书仪》等繁琐的礼仪要求。为了保证祭礼的可操作性,他对传统祭礼仪节进行了大胆的细化、分割、提炼,最后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基本模式。这个模式也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

（选自邵风丽《祭祖礼仪的文化传统》，有删改）

    在道家的话语系统里，匠人有着独特的地位。《庄子》涉及匠人十余位，如庖丁、伯乐、为圃者、轮扁、佝偻者、梓庆、东野稷、操舟人、吕梁善游者、工倕、捶钩者等。在庄子看来，道生养万物，万物归辅道。道是人精神的根本来源，匠人精神亦然。天道自虚而万物成，“大匠取法焉”。就根本处而言，匠人精神就是问道、法道、弘道的修为。

    匠人实存于有道的世界中，在追寻道的路径上行走。吕梁善游者说善游有道，其道在于生于陵而安于陵，长于水而安于水，也就是诗意地栖居，顺乎自然。至于具体的法门，可获悉于庄子对匠人之祖工倕的点评，简言之就是心斋坐忘、无我而无物。

    就“无我”而言，庖丁的语境下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没有自我的既定思虑与构想；捕蝉者之道的基本要义是忘己，粘蝉时人与竹竿不别，全然渗透在天地之中，与万物融为一体；梓庆削木，见者惊犹鬼神，其道在于做事无庆赏爵禄、非誉巧拙之虑，甚至无形体四肢之思。我是分别的开端，“无我”则无分别，哪里有外物的存在? 庖丁在“无我”之后，“未尝见全牛”；捕蝉者眼中也只有蝉翼，而无其他。若更进一步，则恰如操舟人自虚，知水之性，进而达到“忘水”的境界，实现人、舟、水合一。当然，最高境界是“两相忘”。人与蝉相忘，人不仅忘蝉，蝉也忘人…… 二者相忘于江湖、渗透在洪荒中，世界才彻底打开。

    匠人得道状态的实现，有赖于对物性事理的领悟，要实现由内化而外化。内化介于不可见与可见之间，是对物性事理的把握。外化则是匠人总结出来的法式，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规矩。它在形而上层面指规律，形而下层面是圆规方矩。传说伏羲女娲之所以被称为人文始祖，在于他们发明了规矩，丈量了天地，赋予万物以边界，使之聚焦自我，从而形之器之。不过，也有人说匠人才是规矩的发明者，其始祖倕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庄子指出倕心中悟道，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将不可见、不可说的事理转化为可以目视和凭借的法式。匠人们也正是依从了他发明创造的规矩，才得以度天下之方圆。

    匠人不仅内求道，得知物性事理，外化为法式，还要以道入技，即如庖丁所言“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在庄子的书中，匠人对大道的领悟皆呈现在精湛的技艺中。或者说，正是由于对技艺的不断锤炼，才有了道的领悟。庖丁指出不同厨师有不同的修为：平庸者用刀硬砍骨头，所以一月换刀；在此之上者以刀割筋肉，一年换刀；自己之所以能十九年不换刀，并非天生如此，而有一个从初始无状、三年小成到现在依然不断精进的过程。通过日积月累，让技术精进到一定程度后，才有可能化境入忘。

（陈成吒《<庄子>是如何论说匠人的》）

    比较文明是个新课题。之所以新，是因为我们刚开始习惯以世界为关心对象。

    比较文明的目的是理解文明。个体研究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无视整体的结果一定是盲人摸象。比较研究是整体下的个体与个体的比较，或个体与整体关系的钩沉。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世界以及从世界的维度理解中国，是出和入、间离和沉浸的关系，是辩证发展的关系，是螺旋上升的关系。有了“从周边看中国”，对中国的认识才会更完整，更接近真实。

    比较文明研究是有伦理的。有些比较无益甚或有害，伦理就是约束。比如“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比人生轨迹，没什么好比，但在创造文学形象的维度比较，不但有益而且必需。有些比较无意义，并非学术前提出了问题，而是回答不了“然后呢”这个问题。

    比较文明是有方法的。文明离不开人，物作为文明的见证，也很重要。物是实实在在的，罐就是罐，盆就是盆。当年瑞典人安特生在西北见到彩陶就一眼看出它和世界各地彩陶文化的联系，后来我们批判“中国文明西来说”，把世界维度下的中国彩陶变成了中国自己的彩陶。彩陶西来与否和中国的正当性其实毫无关系。

    文明比较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制度比较属于宏观的文明比较。因为有文献，制度很容易比较，但也有缺陷，一是文献资料有太多不可信的成分。二是制度大概未必属于文明的范畴，它更像是文明的副产品，其本质是制度的制定者对受制度约束的人实践优势的工具。如今的民主制度在柏拉图那里未必多么理想，同理，当年的“君臣父子”也未必全然“反动”。

    微观的文明比较主要在这两个范畴：从具体的物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从核心价值观念到具体的物。前者受时空约束，它是已然的，找出异同作出解释，能改变的很有限。后者则有超越时空的启发和引领意义：罗马人的沃伦杯与两千年后的中国电影《霸王别姬》同样在叙述欲望与爱的故事；静穆而伟大的希腊石头与北齐佛造像都是人类最伟大的气质与精神的外化，存在于所有不朽的艺术品之中；敦煌的鹿王本生与圣艾格尼斯杯主题都是牺牲……

    文明的比较，核心在于解释文明的演进，以达成文化认同与自信。有个就叫“文明”的游戏，选哪个来玩都可以，结果只和操作有关，真实的文明也是。现在讲多元，不是否认进步与落后，而是相信比之于可以弥合的差距而言，基因更重要，我们需要一个色调丰富的文明体系。

（郭青生《比较文明的目的、伦理和方法》，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