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的“有”与“无”

     《贞一斋诗说》概括诗歌技巧时说：“诗求文理能通者，为初学言之也；诗贵修饰能工者，为未成家言之也。其实诗到高妙处，何止于通？到神化处，何 尝求工？”清人的这个观点还是有科学性的，新诗的情况其实也相去不远。纵向来看，《贞一斋诗说》说的三种情形，其实也是不少诗人走过的艺术之路的三个阶段。用散文方式写诗——注意表现技巧，从这个视角，一切优秀现代诗的技巧都可以用“有”和“无”二字加以解说。

一是有诗意，无语言。诗美体验的产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诗人在外在世界里不经意地积累着感情储备和形象储备。长期积累使诗人在某些方面形成了特别敏锐的诗美触角。一个偶然的契机，诗人就“感物而动”，诗人的主观心灵与客观世界邂逅了，灵感爆发。于是诗人“有”了心上的诗。要表现这个“有”，诗人又面临困窘。诗美的本质就是沉默，所谓“口闭则诗在，口开则诗亡”。至言无言，诗美一经点破，就会失去生命。有限的言，不可能完美地表达无限的言外之意。诗的无言的特性带给诗人无限的难题和无限的机会。以言表现无言，诗人只能从“有”到“无”。司空图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刘禹锡说：“情到深处，每说不出。”白居易说：“此时无声胜有声。”从获得诗美体验的“有”到传达诗美体验的“无”，是诗歌创作的一般过程。“无”才是真“有”——诗篇之未言，恰是诗人之欲言。有如禅家所说：“有是无有，无有是有。”“书形于无象，造响于无声”的精髓是将读者引向诗的世界，从言外、意外、笔外、象外去寻找那无言的诗美。

从“有”到“无”，诗人的智慧是以“不说出”代替“说不出”，以象尽意。从“有”到“无”，诗人总是避开体验的名称。直接说出体验的名称，正是诗人在艺术表现上的无能。诗人注重“隐”。《文心雕龙》写道：“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从“有”到“无”，诗人注重“中声所止”。这样，诗才富有暗示性。

二是有功夫，无痕迹。陶渊明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美体验是“忘言”的。既然是诗人，就得从“忘言”走向“寻言”。而“寻言”由于诗没有现成的艺术媒介变得十分艰难。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诗人就是饱受语言折磨的人。从古至今，没有一位真正的诗人不慨叹“寻言”之苦：“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句句深夜得，心自天外归”；“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现代诗人中的苦吟者也很多。他们对诗总是反复推敲，非搞得形销骨立而后已。臧克家的《难民》中“黄昏还没有溶尽归鸦的翅膀”中的“溶尽”一词就是苦苦锤炼出来的“唯一的词”。诗人的这番苦功夫，却又以隐形化为上。皎然说：“至苦而无迹。”诗人“至苦”，诗篇里却“无迹”，这才是优秀的诗篇。诗人难写，读者易读。读者的“易”并不是诗人的“浅”，而是诗人技巧能力的显示。《老子》说：“大巧若拙。”诗虽有用巧而见工者，但总而言之，用巧不如用拙。所谓“拙”，是巧后之拙。花开草长，鸟语虫声，云因行而生变，水因动而生纹，言近旨远，言浅意深，词平意寄，词微意显，这种“拙”实在不是随意“玩”得出来的。

成熟诗人的作品，都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里的“平淡”不是平庸加淡薄，而是险后之平，浓后之淡，平淡而到天然境界。到了高妙处神化处的诗，运用的是从“有”到“无”的技巧。对诗来说，最高的技巧是无语言、无痕迹的无技巧。

（选自《人民日报》）

    《中国大百科全书》“岳飞”条说：《满江红》词“不见于岳飞之孙岳珂的《金陀粹编》中，至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袁纯所编《精忠录》始加收录，故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今人夏承焘《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等，皆对此词作者、作年提出疑问。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此词慷慨激昂、大气磅礴，实非后人所易伪托”。

    笔者认为，根据八十年代两个重要发现，完全可以判定这首词是岳飞所作。一是1980年12跃，河南汤阴岳王庙中发现了一块嵌在墙上的《满江虹》词碑，为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庠生王熙所书。虽然词的末句作“朝金阙”，与明弘治十五年（1502），浙江提学副使赵宽为杭州西湖岳墤石碑所书《满江红》末句“朝天阙”不同，其实“金阙”犹“天阙”，都是对皇帝居住的京城宫殿的美称。岳飞冤死后，奸贼秦桧及其党羽长期窃据相位，而后来的蒙古贵族也压抑汉族的民族英雄，《满江红》赖民间代代相传，因而出现异文是难免的，也是可是理解的。

    岳飞死后三百多年，形势才出现转机。明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发生“土木之变”，英宗被蒙古族瓦剌部掳走，以后历经代宗、宪宗、孝宗约七十年，为明朝的中衰时期。皇帝宠信宦官，政权常不稳定，蒙古族连年不断地侵袭掳掠，时局舆，“靖康之难”以后非常相似，动员全国上下奋起抗敌卫国就成了党务之急，岳飞才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岳飞被害后，朱仙镇人民曾听地串连建庙，秘密祭祀。明景泰元年（1450）由政府出面在汤阴修建岳庙，并赐榜曰“精忠之庙”。同时，又将杭州祭祀岳飞的“褒忠衍福寺”改名为“岳王庙”，并赐额“忠烈”。这一切可以初步判定《满江红》只能是岳飞所作。

    1986年，浙西江山县（古名须江）收集到一部《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从中发现岳飞于绍兴三年（1133）题为“舆祝允哲述怀”的《满江红》及祝氏的和作。这首词与今傅《满江红》字句多有雷同，当是岳飞在后来特定环境中改定此词的基础。

    关于此词的写作年代，历来有多种说法，笔者认为，当是作于绍兴十年（1140）秋。这年七月，在郾城，颍昌两仗中岳家军击溃了金兵的主力，岳飞话其部下曰：“直抵黄龙府，舆诸君痛饮耳！”正当他满怀信心，准备进军汴京时，高宗和秦桧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命令立即退兵。岳飞在无可奈何，极度悲愤中，改写原作，成就了这首壮怀激烈的千古绝唱。

    那些认为是明人拟作的人，除了把作者、作年视为最大疑点以外，退认为“踏破贺兰山缺”一句也是可疑的。其实中国共有三座贺兰山。一般词家都认为岳飞词是指宁夏的贺兰山，“借指金人占领下的西北一带”。但是当时它属于西夏，宋金并未在那里打过仗，岳飞何必去踏破它呢，而江西赣州的贺兰山，与岳飞“直捣黄龙府”的素志背离，肯定舆此词的写作无关。河北磁州的贺兰山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岳飞曾在此驻守经年，北宋末年金兵南侵，这里就成了抗金的主战场。所谓“踏破贺兰山缺”最有可能指此处。

    至于《金陀粹编》未能收录此词，则是因为岳珂编集时尚未发现。《满江红》一词湮没民间三百年，至时势需要时才重新现身。

（摘编自陈非《＜满江红＞（怒发冲冠）只能是岳飞的作品》）

    逻辑探求负载知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不涉及具体的科学发现却涉及科学发现的程序和方法。逻辑的对象是所有的科学和所有的探索领域。换句话说，逻辑是识别和判断思想和思想的联系正确与否、有效与否的科学。此外，逻辑的科学性质还在于它与科学一样，是通过论证的方式来推进自己的研究的。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的人。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

    逻辑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的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净尽。而一个确立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作为理性精神的一种象征，逻辑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多数古老的文明都有自己的圣贤、宗教和法典，而只有中国、印度和希腊的文明孕育出极具独特性的逻辑。逻辑在希腊文化中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创立不仅仅在于它为人类产生了一系列实用而美妙的定理，更主要的是它孕育出一种人类文明的新的知识形态：由几条相对简单自明的公理演绎地椎论出数百条定理。人类知识仪靠推理就能获得，而且还精确无误，这还是第一次。受这一成就鼓舞，人类将理性应用于其他领域，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纷纷仿效，从此演绎的公理化方法作为表达、组织和构造人类知识的典范形式，成为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所有的知识领域都可以看到演绎的公理化的理论模式。

（摘编自朱建平《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

    我们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点时曾说，它几乎完全受着无意识动机的支配。它的行为主要不是受大脑，而是受脊椎神经的影响。就这点而言，群体异乎寻常地类似原始人。他们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完关，但不经过大脑，而是受刺激因素的影响。群体受各种外在刺激因素的支配，反映着它们无穷的变化，服从自己所受到的冲动。作用于群体的这些刺激因素同样作用于群体中的个体，这些个体也会随之产生反应。而单独个体的大脑则会向他指示，接受冲动的摆布是不可取的。所以，单独个体具有主宰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该项能力。

群体兴奋的来源不同，他们表现出的冲动行为也不同： 有时显得极为血腥残暴，有时又极为慷慨和壮烈。由于这些冲动来势汹汹，因此，不管是个人利益还是性命攸关的利益，都不足以控制他们。鉴于群体接受的刺激因素多种多样，其表现形式也较为多变，遵循这些刺激因素的个体也会很不稳定。这就解释了群体为何可以从最血腥的狂热痴迷状态转瞬间转变为极具英雄气概。正因为如此，群体既可以成为遭人唾弃的刽子手，也可以成为慷慨赴义的勇士。也只有群体，才能义无反顾地为了心中的信念而不惜血洒战场。群体的这种易变性使他们难以统治，当公共权力落到他们手里时尤其如此。此外，群体虽然狂热渴望某种东西，但不会渴望得太久。它们的思想不能持久，他们的愿望也同样。

群体也像野蛮人一样，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容不下什么障碍。由于人多势众，他们觉得自己力大无比，所以就更是这样。处于群体中的个体，完全不认为会“不可能”或“做不到”； 若是孤身一人时，他很清楚自己的言行，绝不可能去焚烧宫殿或是洗劫商店。即便有了这样的想法，也会立刻遏制住这种蛊惑。因为，他是有思想的，内心会有负罪感。但是，群体则不然。当个体加入群体的瞬间，个体感受到了来自群体的强大力量，他变得不可一世，甚至有了杀人掠货的想法，不得马上付诸行动，任何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

    种族的基本特点是我们产生一切情感的不变来源，它也总是对群体的特点产生影响。比如：拉丁族群体和英国群体就有十分显著的差别。25年前，仅仅是一份据说某位大使受到侮辱的电报被公之于众，就足以触犯众怒，结果是立刻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1980年的普法战争）。几年后，关于谅山战役（一次无足轻重的战争）兵败的电文再次引起人们的怒火，由此导致政府立刻垮台。就在同时，英国在远征喀土穆时遭受的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却只在英国引起了轻微的情绪，甚至连国防大臣都未被解职。

（选自勒庞《乌合之众》，有改动）

物哀

朱良志

    ①自怜是人生命的觉悟、自我警醒，由哀我，到哀人生，哀天地，哀万物，自怜中传达的不仅是现实之叹，更是宇宙之沉思。从哲学和艺术观念上看，楚辞对后代的重大启发之一，是关于时间的咏叹，此称为“物哀”意识。

    ②楚辞的感伤，是一种时间性的感伤。一是在急速流转的时间中，诗人感到美政理想无法实现所引起的悲剧性感受。《离骚》中吟道：“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故而化为性灵的上下求索，急速的行进。理想不可实现，时光则空蹉跎，进而悲从中来，像一匹疲惫的老马，最后踯躅在历史的时空中。楚辞的时间性咏叹还有第二个层次，就是对人的存在命运的咏叹，在个人与宇宙的直接对峙上，显示人的生命张力和生命趣味。楚辞是一种现实的焦虑，更是一种存在的焦虑，而且以后者更根本，更隐在。

    ③楚辞中充满了急促的时光流转的调子。时间对人有强烈的压迫感，时间的步步进逼和人对时间延长的渴望，构成强大的张力，形成屈赋独特的节奏。在楚辞中，以“朝……夕……”构成的句式多见。这一句式，动态性很强，紧迫如鼓点阵阵。楚辞将人放到时光的急速流转中回旋，正像魏晋诗人在诗中反复使用的一个意象“转蓬”一样——在楚辞看来，人生就是这样的转蓬，西风摧折，恍惚幽渺，命运不可厘测，没有个安顿处，正是所谓欲问归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楚辞将人放到浩淼宇宙之中，与其直接照面，在时光的鞭打之下颤抖，痛楚，也在这样的力的作用下，与之沉浮，受其冲击，逆之而争进，顺之而飞旋。

    ④楚辞中突出时光流转带来的恐怖感。时间的帷幕布下了弥天的网，让你无所逃脱。人在时间面前的这个“惧”字，被楚辞渲染得非常浓重。“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这是怕美名不立的恐怖；“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这是在与时光的冲击中，怕丧失自己的恐怖；“欲容与以俟时兮，惧年岁之既晏”，这是怕打破人与宇宙和谐节奏的恐惧，等等。

    ⑤岁月流逝，而人短暂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楚辞在众芳摇落之中，突出了人生无常的感叹，而人在急速流动的时光面前如何展现自我的生命？楚辞将个人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存在的命运放到时间中审视，从而探讨人生的价值。“往者余弗及，来者吾不闻”，正是思往世，悼来者，知当下。

    ⑥在楚辞中，自然万物每每成为触动人深沉隐微的媒介，诗人笔下的万物带有浓厚的叹逝意味。时光流逝，众芳芜秽，从而引起诗人对人生的关注，对生命不永的感叹，从而构成一种意度回旋的韵律。叹逝，其实就是抚慰生命。楚辞这种物哀精神，在中国艺术中化为深沉的时间性咏叹。

（节选自《中国美学十五讲》）

材料一：

鸟类是宝贵的自然资源，保护鸟类资源可以造福生活在其活动范围内的人类和生态系统。迁徙鸟类是地球上最具流动性的生物类群之一，借助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鸟类极大地影响了迁徙途中相关联的当地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基于一年当中利用不同区域栖息地的需求，鸟类在距离遥远的不同生态系统间进行迁徙，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鸟类拥有强大的飞行能力，可以快速、主动选择高质量且低风险的生活环境，因此鸟类被视为对栖息地质量和变化非常敏感的指示生物。依据《湿地公约》当湿地承载的水鸟数量高于某一阈值时，就被列为国际重要湿地。这一规定将水鸟和湿地这两者的保护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倡导了保护鸟类栖息地就是保护鸟类的思想。

人类活动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了全球迁徙鸟类的数量呈下降趋势，其中水鸟数量下降尤为严重。

湿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水文和人类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虽然淡水湿地只覆盖了地球表面的1.2%，但是储存了几乎所有人类可利用的淡水资源（冰川和地下水除外），同时还支持了世界上超过40%的物种的生存，而生物多样性的功能和服务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湿地也是受威胁最严重的生态系统，全球已经丧失了50%以上的湿地。亚洲的湿地丧失和退化导致了水鸟数量锐减，开展水鸟和湿地的监测与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笔者团队绘制了水鸟全年利用湿地的热点图，从中可以看出，迁徙水鸟在年周期中长时间利用的湿地高度集中，开且大都分布在我国东部的洪泛平原。过徙水鸟集中越冬和停歇的湿地面积之和不到我国国土总面积的1.5%，却在非繁殖季节承载着亚洲20多个国家的水鸟。其中，长江中下游湿地已成为我国乃至亚洲最重要的水鸟越冬区域，鄱阳湖承载了长江湿地约30%～50%的鸟类，因此被列为亚洲最重要的湿地。

湿地围垦和水坝建设等大型工程，会改变湿地的面积、地形地貌和涨落区面积等，对湿地功能和迁徙水鸟生存威胁很大。

1978—2008年，中国湿地总面积下降了33%。围垦和修建大坝等人类活动是过去60年长江流域迁徙水鸟数量和多样性下降的主要原因。1950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大规模围湖造田，导致1000多个湖泊消失。

（摘编自曹垒、孟凡娟、赵青山《保护湿地，让水鸟不再“无家可归”》）

材料二：

人类活动对湿地退化消失具有强烈影响，负“直接责任”，比如开垦湿地、破坏植被、水污染等等，其中过度开垦湿地是中国湿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自然演变对湿地的影响相对于人类活动来说是缓慢持久的，负“间接责任”。但是自然过程很难逆转，造成的后果更是难以弥补。

以沿海湿地为例，有专业研究人员发现，在全球范围内，1999年至2019年期间沿海湿地（潮汐沼泽，红树林和潮滩）损失达13700平方公里，新增加的沿海湿地面积为9700平方公里，最终20年间沿海湿地净损失达4000平方公里。这些变化中27%与转为农业用地等人类的直接活动有关，还有人类对河流集水区的影响、海岸带的广泛开发等，其他变化则主要归因于自然驱动因素，如自然海岸变化和气候变化影响等。

气候变化对湿地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全球变暖主要通过水源补给方式和水文过程影响湿地的分布和生态功能。同时，气候变化通过对大气降水和陆面蒸散等环节的影响，间接影响湿地水位、面积等水文特征；区域性降雨和径流的变化会影响湿地蓄水量的季节性变化。

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给滨海湿地带来极大冲击和变化，许多滩地、红树林和沼泽在海浪的不断水淹和冲蚀中逐渐消失。被誉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是抵御台风的天然屏障，可以有效吸收海浪的冲击力，降低海浪、风暴潮和海啸的强度，减轻极端天气对海岸带的破坏。但根据预测，到21世纪80年代，仅海平面上升就将使全球22%的盐沼和红树林丧失。许多红树林和盐沼植物群落是水鸟和湿地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这些生物的生存也将同样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

湿地既是水源，又可滞洪、净化水源和空气，同时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资源，被冠以“绿色水库”“生物贮水库”“地球之肾”“物种基因库”等多种称呼。

湿地退化将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或丧失。因围垦、泥沙淤积和开垦，湿地、沼泽的草根层和泥炭层蓄水、防洪能力下降，水资源紧缺和洪涝等问题加剧。

湿地水质被污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许多河段和湖泊丧失使用功能，影响生活用水、农业灌溉和工业用水。

湿地植被的破坏还将导致土壤侵蚀加剧，土地肥力、生产力下降，湿地生物多样性也会受到影响。

湿地的破坏和退化，与二氧化碳排放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泥炭地。据计算，泥炭地占地球表面积的3%，却储存着地球30%的碳，是全球森林总碳储量的两倍。当泥炭地沼泽森林和土壤被抽干、焚烧、开采和过度放牧，贮藏的碳就会被排放到大气中，从而加剧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进程。

（摘编自中国气象数据《进退之间，湿地退化会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