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 子

               席慕容

  初中的时候，学会了那一首《送别》的歌，常常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有一个下午，父亲忽然叫住我，要我从头再唱一遍。很少被父亲这样注意过的我，心里觉得很兴奋，赶快再从头来好好地唱了起来：

“长亭外，古道边……”

  刚开了头，就被父亲打断了，他问我：“怎么是长亭外？怎么不是长城外呢？我一直以为是长城外啊！”

  我把音乐课本拿出来，想要向父亲证明他的错误。可是父亲并不要看，他只是很懊丧地对我说：“好可惜！我一直以为是长城外，以为写的是我们老家，所以第一次听这首歌时就特别地感动，并且一直没有忘记，想不到竟然这么多年是听错了，好可惜！”

  父亲一连说了两个好可惜，然后就走开了，留我一个人站在空空的屋子里，不知道如何是好。

  前几年刚搬到石门乡间的时候，我还怀着凯儿，听医生的嘱咐，一个人常常在田野间散步。那个时候，山上还种满了相思树，苍苍翠翠的，走在里面，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小鸟的鸣声。田里面也总是绿意盎然，好多小鸟也会很大胆地从我身边飞掠而过。

  我就是那个时候看到那一只孤单的小鸟的，在田边的电线杆上，在细细的电线上，它安静地站在那里，黑色的羽毛，像剪刀一样的双尾。

 “燕子！”我心中像触电一样地呆住了。可不是吗？这不就是燕子吗？这不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燕子吗？这不就是书里说的、外婆歌里唱的那一只燕子吗？

 在南国的温热的阳光里，我心中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唱起外婆爱唱的那一首歌来了：

 “燕子啊！燕子啊！你是我温柔可爱的小小燕子啊……”

 在以后的好几年里，我都会常常看到这种相同的小鸟，有的时候，我是牵着慈儿，有的时候，我是抱着凯儿，每一次，我都会兴奋地指给孩子看：“快看！宝贝，快看！那就是燕子，那就是妈妈最喜欢的小小燕子啊！”

 怀中的凯儿正咿呀学语，香香软软的唇间也随着我说出一些不成腔调的儿语。天好蓝，风好柔，我抱着我的孩子，站在南国的阡陌上，注视着那一只黑色的安静的飞鸟，心中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欢喜和一种朦胧的悲伤。

 一直到了去年的夏天，因为内政部的邀请，我和几位画家朋友一起，到南部国家公园去写生，在一本报道垦丁附近天然资源的书里，我看到了我的燕子。图片上的它有着一样的黑色羽毛，一样的剪状的双尾，然而，在图片下的注释和说明里，却写着它的名字是“乌秋”。

 在那个时候，我的周围有着好多的朋友，我却在忽然之间觉得非常的孤单。在我的朋友里，有好多位在这方面很有研究心得的专家，我只要提出我的问题，一定可以马上得到解答，可是，我在那个时候惟一的反应，却只是把那本书静静地合上，然后静静地走了出去。

在那一刹那，我忽然体会出来多年前的那一个下午，父亲失望的心情了。其实，不必向别人提出问题，我自己心里也已经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我想，虽然有的时候，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是应该面对所有的真相，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也可以保有一些小小的美丽的错误，与人无害，与世无争，却能带给我们非常深沉的安慰的那一种错误。

我实在是舍不得我心中那一只小小的燕子啊！

堂号

袁炳发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投奔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

    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张爷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

    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

    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

    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

    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

寒冷也是一种温暖

迟子建

    ①在北方，一年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寒冷时刻，让人觉得新年是打着响亮的喷嚏登场的，又是带着受了风寒的咳嗽声离去的。但在这喷嚏和咳嗽声之间，还是夹杂着春风温柔的吟唱，夹杂着夏雨滋润万物的淅沥之音和秋日田野上农人们收获的笑声。

    ②故乡是我每年必须要住一段时日的地方。在那里，生活因寂静、单纯而显得格外有韵致。八月，我回到那里。每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打开窗，看青山，呼吸着从山野间吹拂来的清新空气。吃过早饭，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作，或者看书。累了的时候，随便靠在哪里都可以打个盹，养养神。大约是心里松弛的缘故吧，我在故乡很少失眠。每日黄昏，我会准时去妈妈那里吃晚饭。我怕狗，而小城街上游荡着的威猛的狗很多，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手中往往要攥块石头。妈妈知道我怕狗，常常在这个时刻来接我回家。家中的菜园到了这时节就是一个蔬菜超市，生有妖娆花纹的油豆角、水晶一样透明的鸡心柿子、紫莹莹的茄子、油绿的芹菜、细嫩的西葫芦、泛着蜡一样光泽的尖椒，全都到了成熟期，不过这些绿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主角呢，是农人们自己宰杀的猪，是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野生的鱼类。这样的晚餐，又怎能不让人对生活顿生感念之情呢?吃过晚饭，天快黑了，我也许会在花圃上剪上几枝花：粉色的地瓜花、金黄色的步步高或是白色的扫帚梅，带回我的居室，把它们插入瓶中，摆在书桌上。夜深了，我进入了梦乡，可来自家园的鲜花却亮堂地怒放着，仿佛想把黑夜照亮。

    ③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份要赴港，我一定要在故乡住到飞雪来临时。

    ④在香港，我每天晚上跟妈妈通个电话。她一跟我说故乡下雪的时候，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杜鹃开得多么鲜艳，树多么绿，等等。但时间久了，尤其进入十一月份之后，我忽然对香港的绿感到疲乏了，那不凋的绿看上去是那么苍凉、陈旧!我想念雪花，想念寒冷了。有一天参加一个座谈，当被问起对香港的印象时，我说我可怜这里的“绿”，我喜欢故乡四季分明的气候，想念寒冷。他们一定在想：寒冷有什么好想念的?而他们又怎能知道，寒冷也是一种温暖啊!

    ⑤十一月上旬，我从香港赴京参加作代会，会后返回哈尔滨。当我终于迎来了对我而言的第一场雪时，兴奋极了。我下楼，在飞雪中走了一个小时。能够回到冬天，回到寒冷中，真好。

    ⑥年底，我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 ， 是艾芜先生的儿子汪继湘先生和儿媳王莎女士为我签名寄来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南行记》和《艾芜选集》，他们知道我喜欢先生的书，特意在书的扉页盖了一枚艾芜先生未出名时的“汤道耕印”的木头印章。这枚小小的印章，像一扇落满晚霞的窗，看上去是那么灿烂。王莎女士说，新近出版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他们都没有要稿费，只是委托新华书店发行，这让我感慨万千。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垃圾一样的作品，通过炒作等手段，可以获得极大的发行量，而艾芜先生这样具有深厚文学品质的大家作品，却遭到冷落。这真是个让人心凉的时代！不过，只要艾芜先生的作品存在，哪怕它处于“寒冷”一隅，也让人觉得亲切。这样的“寒冷”，又怎能不是一种温暖呢！

星空

何君华

    巴音诺尔苏木实在太小了，在这个人口还不到三千的小地方，你甚至找不到一个诗人。满都拉便是我在巴音诺尔见过的第一个诗人。“诗人”是我对他的称呼，他其实是苏木派出所新来的警察。

    不值班的时候，满都拉喜欢带我去查干敖包读诗，读惠特曼，读狄金森，也读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这些外国人的名字我一个也没听说过。

    查干敖包距离巴音诺尔苏木有十几公里，满都拉说他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地方。他说，没有比这里更适合朗读诗歌的地方了。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诗？”我问满都拉。

    满都拉没有回答我，他只给我朗诵了几句诗，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自我之歌》：“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所讲的一切，也一样适合你，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我邀请我的灵魂同我一道遨游，我俯首下视，悠闲地观察一片夏天的草叶，我的舌，我的血液中的每个原子，都是由这泥土、这空气构成，我在这里生长，我的父母在这里生长，他们的父母也同样在这里生长，我现在三十七岁，身体纯然健康，我希望继续不停地唱下去直到死亡……”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喜欢诗了吗？”满都拉问我。

    我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我似乎明白了，又似乎没有明白。

    “康德说，有两样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入，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越是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准则。在我看来，头顶的星空就是诗，心中的准则便是法律。”

    满都拉说的话我总是听不懂，我只好似懂非懂地问他：“如果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准则只能选一样，你选哪一样？”

    满都拉想了想，没有回答我。

    “我再给你读一首诗吧！”说着满都拉不知从哪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翻到其中页大声读起来：“这一刻仿佛一生/这一生我总是一个人/走在这黑暗中/曾有许多人像我一样走在略上/但走着就丢了/有很多条路就这样被我走过/走过就消失了/路是否有尽头，我并不确定/但一直在走，这是我唯一/确信的事物/穿越一路的黑与暗/仿佛并不是为了抵达/仿佛并不是为了/远处的光……

    “写得真好”我赞美道，“这首诗是谁写的？”

    满都拉说：“你猜。”

    我说：“我知道的诗人太少啦，猜不出来。”

    “是我写的。”满都拉说。

    哇，想不到你也会写诗！”我抢过满都拉的笔记本，上面满满当当全是诗。

    “都是你写的吗？”我一脸惊诧地问满都拉。

    满都拉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是啊，都是我写的。你拿去看吧，看完了记得还给我，将来还要出版呢。”

    满都拉说他的梦想是像惠特曼一样一辈子只写一本诗集，一本不断往里添加作品的诗集，满都拉告诉我说，惠特曼的诗集叫《草叶集》，他的诗集名字也起好了，被他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地写在笔记本的扉页上，也是三个字，叫《星空集》。

    可是，滿都拉来不及看到他的诗集出版了，他手写的那本诗集一直留在了我手上。

    满都拉牺牲了，就在他为我朗诵诗歌不久后的一个晚上。

    我将满都拉的诗歌一首一首地整理出来，它们便像雷花一样飘洒到全国各地的报刊上，无数的读者惊叹中国诗坛又有一位天才诗人横空出世，可他们并不知道，当他们读到这位诗人天才的诗作时，他已经不在世上，就像生前籍籍无名的艾米莉·狄金森一样。

我只是一直不明白，满都拉为什么从来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直到有一天我偶然读到《自我之歌》的最后几句：“我要像空气一样离去，我对着夕阳甩动头发，我把我的血肉投进涡流让它在镶嵌花边的步履中漂流。我把自己馈赠给泥土，以期从我心爱的草叶中复苏。你若想再见到我，可以看看你的足迹……你若一时找不到我，请仍然保持勇气，一处不见就到另一处寻觅，我总会在某个地方等着你……”

    我仿佛明白了满都拉的选择，他用生命热爱头顶的星空，也用生命捍卫心中的准则，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下来，我想将来一定要将满都拉的诗集出版，我想让人们知道，世界上真的有一些人，他们热爱一些崇高的事物，就如同热爱生命一样。

（《微型小说月报》2018年第1期）

重峦叠嶂间的田园

余秋雨

    对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国民众不像对魏晋名士那样陌生，也不像对三国群雄那样热络，处在一种似远似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

    如果把陶渊明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为权谋的争斗看得很透，这与魏晋名士基本一致。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就会发现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而且，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凄凄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作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在陶渊明之前，屈原和司马迁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已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因此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些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在三四十岁之间也外出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这样一个陶渊明，应该更使民众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也处于文坛的关注之外，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不了他的安静，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他们的很多诗文其实已经受了他的影响，却还是很少提他。

    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陶渊明这座高峰，以自然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笔描写自然。

    请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

    有了高远的心怀，有可能主动地对自己作边缘化处理。而且，即便处在边缘，也还是充满意味。魏晋名士对人生的高层次思考方位却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么平静、优雅。

    他终于写出了自己的归结性思考：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形影神赠答诗》

    “大化”——一种无从阻遏、也无从更改的自然巨变，一种既造就了人类、又不理会人类的生灭过程，一种丝毫未曾留意任何辉煌、低劣、咆哮、哀叹的无情天规，一种足以裹卷一切、收罗一切的飓风和烈焰，一种抚摩一切、又放弃一切的从容和冷漠——成了陶渊明的思维起点。陶渊明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跳入其间，那么，就要确认自己的渺小和无奈。而且，一旦确认，我们也就彻底自如了。彻底自如的物态象征，就是田园。

（有删改）

    材料一：

    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件以在校大学生为作案对象的“校园贷”“套路贷”案件，现阶段共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11人。被害人因沉迷网络赌博，不仅花光了父母给的生活费，还欠下不少债务，在同学的介绍下到校外某贷款公司借钱，后因无法及时偿还贷款，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欠款数目从6000元累积到10余万元，翻了近20倍。

    （摘编自《高校学生陷“校园贷”，借1.3万欠100余万》，《法制日报》2018年5月2日）

    材料二：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一些不良校园贷机构利用虚假宣传，诱骗在校大学生陷入“套路贷”“高利贷”陷阱，“小贷”滚成“巨债”，并采取威胁、恐吓甚至暴力方式催贷。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再次提醒广大学生务必“提高警惕”“找准组织”“理性消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表示，不良校园贷机构往往采取虚假宣传的方式，以降低贷款门槛、隐瞒实际资费标准为诱饵，诱骗学生过度消费，其本质就是打着善意的幌子，行诈骗、敲诈之实。广大学生要提高警惕，对广告中的“免费”“优惠”“打折”要多留一份心眼、多打几个问号。平常要多学一些金融常识，增强防范意识，提高自身对网贷业务甄别、抵制的能力，切勿盲目信任。而学校和家长作为监护的责任主体，则需在思想引导、风险教育上下功夫。

    （摘编自《不良校园贷“免费”套路藏风险》，《北京晚报》2018年5月2日）

    材料三：

    校园贷沦为“校园害”的背后，既有社会层面的问题，也有容易被忽略的教育问题。正如有人所言，我们的大学生还缺少财商教育。例如，金融被举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液”，金融理财能力被称为“公民实现富裕幸福生活的基础”，金融常识这堂课应该在大学生中普及，尤其是在网上借贷流行、电子支付普及的今天。试想，如果高校能够与时俱进，多进行一些金融常识方面的教育，在普及知识中提升学生的认识水平，在剖析案例中提升学生的防骗能力，在培养财商中提升学生的理财能力，那么学生哪怕看不穿校园贷的套路，也会有所警惕。目前，教育部已要求各高校重视金融知识教育，加强对不良校园贷的警示教育，这无疑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非法校园贷走了，但换个马甲的新骗局还可能登场。加强财商教育，就相当于为大学生披上抗击诈骗的盔甲。

    业内人士认为，非法校园贷潜滋暗长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表借贷机构用较低的门槛诱骗学生上当；二是大学生金融知识匮乏；三是虚荣心所致。就此而言，大学生在学习金融常识的同时，也需要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当收入满足不了消费、能力撑不起欲望，该怎么办？面对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是否非要进行超出自身能力的高消费？这就需要学会自我管理、自我驾驭和自我克制。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是成长成才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如果不善于自我管理，最终就会迷失自我。“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贷款消费已成时代潮流，不应再被妖魔化。当非法校园贷被禁绝，也应增加合法借贷资源的供给。据报道，目前已有多家银行开办针对大学生小额信用贷款的业务。

    （摘编自《别让校园贷成为“校园害”》，《人民日报》2017年9月8日）

    材料四：

    近日，湖北省公安厅联合相关单位开展2018年防范和处置非法校园贷系列主题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学生经历全面深刻的警示教育。文艺会演将宣传防范非法校园贷等金融知识融入歌舞、小品、快板等节目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消费观，自觉抵制非法校园贷。

（摘编自《湖北开展防范非法校园贷活动》，《人民公安报》2018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