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潇洒

姚雪垠

①潇洒，无论在中国人的生活上或艺术上，都是个好的形容词。它的含义是闲散、清雅和飘逸。究竟什么时候它就被用作代表一种美的观念，我们没有完备的词典，一时很难查出；大概说来，它被人们热烈地提倡、崇拜，是开始在魏晋时代。在当时，它是以反抗礼教与权臣高压而出现，和清谈有着同样的意义。虽然清谈受老庄的影响最大，潇洒是由于五石散的服用，但清谈之祖也就是最先服用五石散的何晏，这就明白地告诉我们二者的关系了。

②据鲁迅先生的研究，五石散几乎等于清末的鸦片，成了一种很普遍的嗜好。服了五石散以后，须吃冷食，喝热酒，并以冷水浇身和出外散步。服五石散的人，因皮肤易于擦破，便不穿鞋而穿屐；因身上发热，便宽衣缓带。至于服了五石散的人是否就清瘦起来，鲁迅先生虽没有说明，但想来是不会不清瘦的。人一清瘦了，再宽衣缓带起来，又不参加筋肉劳作，于是就自然潇洒了。所以提到“潇洒”二字，我们便不由地联想到隐士、诗人，和魏晋人物来。鲁迅先生说魏晋时服五石散的都不是穷人；其实不惟不是穷人，连商人也同样不配。因为过去的文化是封建地主的文化，大腹商人被认做恶浊俗物，讲潇洒的只是封建地主阶级，尤其是由这阶级出身的士大夫之流。

③潇洒不仅以反抗的姿态在历史上出现，并且直接与封建的身份观念相关联，也和封建地主的物质生活密切地结合着。在封建时代，地主阶级的生活是闲散的，且以参加筋肉劳作为有失身份，比如养长指甲，和男人的包脚，穿长衫，都是要表示他自己是有闲的，有身份的人。生活规定习尚，习尚影响美的观念，于是在那时，一切闲散的嗜好，如品茗，养鸟，赋诗，以及琴、棋、书、画之类，都成为高雅的了。在绘画上，山水画特别发达，又被人重视，便表现了人们对于潇洒生活的向往。山水画是地主阶级对于闲散欲求的扩展，希望摆脱扰攘的尘寰，到山林里边与清风明月共处。他们又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事物，竹子就成为潇洒的代表；可怜的渔夫樵子也都是美的诗画题材了。

④在音乐方面，我们看见在历史上清唱与箫板之特别流行。中国音乐以缠绵和清雅为正宗，一方面是由于地主与士大夫生活之优美的关系，一方面不能不是受爱潇洒观念的影响。唐朝人歌七言绝句，旗亭画壁的故事，千古令人神往。至于提到宋朝人歌诗时，我们便马上会想到月明之夜，诗人们携妓泛舟，和“小红低唱我吹箫”的情景来。宋以后，散曲取代了词的地位。但它也以缠绵清雅为主，多是文静细曲，唱时没有锣鼓和科白，所以又叫做清曲。最讲究潇洒的袁中郎在《虎丘记》上说：“比至夜深，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坊，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这是多么的清雅！

⑤潇洒表现在文学上，是冲淡和性灵两种风格相结合。本来二者原是互相关联，很难单独分开。在历史上，这二者都有着反抗的意义。陶渊明和袁中郎，都是当时文艺上的叛徒。在陶渊明时代，宫廷文人把文学领到一条死路上去，徒有华丽的躯壳而没有灵魂。在袁中郎时代，摹古之风特盛，文人作文，也忘掉了还有个自我存在。因此陶渊明和袁中郎都尽力地追求自然。自然有二：一是风物上的自然，一是人性上的自然。偏于风物上的自然，便多表现山水田园的爱好。偏于人性上的自然，便反对摹古与无谓的规律。二者结合起来，便是现实桎梏的解脱，便是潇洒之极致。

沼泽地

                              [日]芥川龙之介

    一个雨天的午后，我在某画展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幅小油画。说“发现”未免有些夸大，然而，惟独这幅画就像被遗忘了似的挂在光线最幽暗的角落里，框子也简陋不堪，所以这么说也未尝不可。记得标题是《沼泽地》，画家不是什么知名的人。画面上也只画着浊水、湿土以及地上丛生的草木。恐怕对一般的参观者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不屑一顾吧。

而且奇怪的是，这位画家尽管画的是郁郁葱葱的草木，却丝毫没有使用绿色。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到处涂着混浊的黄色，就像潮湿的墙上一般晦暗的黄色。莫非这位画家真的把草木看成这种颜色吗？也许是出于其他偏好，故意加以夸张吧？——我站在这幅画前面，一边对它玩味，一边不由得心里冒出这样的疑问。

我越看越感到这幅画里蕴蓄着一股可怕的力量。尤其是前景中的泥土，画得那么精细，甚至使人联想到踏上去时脚底下的感觉。这是一片滑溜溜的淤泥，踩上去“噗哧”一声，会没脚脖子。我在这幅小油画上找到了试图敏锐地捕捉大自然的那个凄惨的艺术家的形象。正如从所有优秀的艺术品感受到的一样，那片黄色的沼泽地上的草木也使我产生了恍惚的悲壮的激情。说实在的，挂在同一会场上的大大小小、各种风格的绘画当中，没有一幅给人的印象强烈得足以和这幅相抗衡。

“很欣赏它呢。”有人边说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觉得恰似心里的什么东西给甩掉了，就猛地回过头来。

“怎么样，这幅画？”对方一边悠然自得地说着，一边朝着《沼泽地》这幅画努了努他那刚刮过的下巴。他是一家报纸的美术记者，向来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身材魁梧，穿着时新的淡褐色西装。

这个记者以前曾经给过我一两次不愉快的印象，所以我勉强回答了他一句：“是杰作。”

“杰作——吗？这可有意思啦。”记者捧腹大笑。

大概是被他这声音惊动了吧，左边看画的两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朝这边望了望。我越发不痛快了。

“真有意思。这幅画本来不是会员画的。可是因为作者本人曾反复念叨非要拿到这儿来展出不可，经他的遗族央求审查员，好不容易才得以挂在这个角落里。”

“遗族？那么画这幅画的人已经故去了？”

“死了。其实他生前就等于是死了。”

不知不觉间，好奇心战胜了我对这个记者的反感。我问道：“为什么呢？”

“这个画家老早就疯了。”

“画这幅画的时候也是疯着的吗？”

“当然喽！要不是疯子，谁会画出这种颜色的画呢？可你还在赞赏，说它是杰作哩。这可太有趣儿啦！”

记者又得意洋洋地放声大笑起来。他大概料想我会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要不就是更进一步，想使我对他鉴赏上的优越留下印象吧。然而他这两个指望都落空了。因为他的话音未落，一种近乎肃然起敬的感情，像难以描述的波澜震撼了我的整个身心。我十分郑重地重新凝视这幅《沼泽地》的画。我在这张小小的画布上再一次看到了为可怕的焦躁与不安所折磨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

“不过，听说他好像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才发疯的呢。要说可取嘛，这一点倒是可取的。”

记者露出爽快的样子，几乎是高兴般地微笑着。这就是无名的艺术家——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从人世间换到的惟一报偿！我浑身奇怪地打着寒战，第三次观察这幅忧郁的画。画面上，在阴沉沉的天与水之间，潮湿的黄土色的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长得那么生气蓬勃，宛如看到了大自然本身一般……

 “是杰作。”我盯着记者的脸，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遍。

(摘自《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

悲伤的耳朵

夏榆

    1990年，当时的东德人满怀幸福地拆除柏林墙，他们拿着铁锤、钢钎，拿着铁锹和绳索，成群结队的人站在那面巨墙下，有的人骑在墙头上，他们用各种工具对付这面矗立在他们生活中长达半个世纪的隔离墙。在这些人里边有中年人，也有孩子。有人在拆除的过程中流下了热泪。那些激动的人都感觉到随着这面巨大的隔离墙的倒塌他们获得了新生。有很多世界著名的歌星在柏林波茨坦广场举办了场面浩大的摇滚音乐会，在那个时刻，只有摇滚才能表达他们获得自由以后的狂欢和幸福。一面巨大的模拟柏林墙在燃烧起来的摇滚的激情中崩塌，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时刻，看到了这个场景。

    我没有看到。我没有办法获得世界的这个讯息。那时候我被隔离在世界之外，隔离我的不是具体的墙，而是一种生活。

    我告诉母亲我想当一个作家，母亲很高兴，但是不相信。母亲不能把写作的行为跟我联系起来，在她看来两者之间距离遥远。虽然她并不明白我写出的那些文字所代表的确切意义，但是她能明白那些文字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她很骄傲我有当作家的梦想，但她又很担心我有这个梦想。母亲说只怕你是有那个心没那个命。

    我并没有顾虑母亲的担忧。我想我可以不当作家，但我还是要写作。写作就像我在黑暗中穿行时候头顶的一盏灯，它照亮了我的道路。我那时还热爱萨特。萨特说：词语高于一切。当人看见一棵梧桐树的时候，其实是在等待着关于这棵梧桐树的形容词。只有这个形容词，有关对于梧桐树的表达才使得这种凝视具有了意义。他说，人的一切生活经历都凝聚在对“说出的存在”即对一切的审查之中。萨特的这个想法帮助了我，他使我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我试图为自己的生活命名，试图说出我的生活的存在。那是我写作行为的开始。

    我在一个精神近于荒漠的地方开始自己对写作的梦想，由我的幻想而赋予的写作行为的神圣感和崇高感那时候被我深深地迷恋。我把那种书写的姿态看成是我每天的仪式，在工作完毕走出矿井洗过澡之后回家，我必要先把我脑子里涌动的想法用词语呈现出来。

    我经常跟母亲交谈，告诉她我的理想。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能获得母亲的理解和支持。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抵抗父亲对我的生活的控制和操纵。父亲想让我找女人，想让我结婚，延嗣后代。在父亲看来那是真实的生活。他想象不出我还应该有什么别样的生活。他觉得男人就不能婆婆妈妈，不能怯懦不能软骨头。男人骨头软就没法儿在世上活。

    父亲认为我每天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纸上纯粹是瞎扯淡。他看到我彻夜亮着灯在纸上写着那些始终没有名堂的字就愤怒。他觉得我是中了邪。父亲在北山上开垦了两亩地，他在那里种植了玉米、粟子、莜麦和马铃薯。父亲出了窑以后就上山照看他的田地。父亲不满意我的时候就会让我往山上的庄稼地送粪。那是我绝望的时刻。我挑着装满粪肥的箩筐穿过巷口往后山走，很快我就感到肩头被挑着箩筐的扁担磨压的疼痛，我的双腿发软，脚步踉跄，虚汗直流，但我除了咬紧牙关挺着往前走没有别的办法。那时那条山路和箩筐里的粪肥一样令我厌恶和仇恨。父亲并不怜悯我，他要看着我把那些箩筐里的粪肥挑到山上，倒在他的面前为止。

    柏林墙倒塌了。L摘下耳机对我说。

    他把插在半导体上的耳机插头拔下来，把半导体的音频旋钮调大，我听到一阵急骤的音乐，然后有一个男人说出了东德人拆除柏林墙的消息。同时还有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获释，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还有捷克荒诞派剧作家哈维尔当选捷克总统的消息。

    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为什么L知道很多事情而我不知道；为什么L可以知道世界的很多讯息，而我无从获悉。我看着他的那个普通的袖珍型半导体。只要把调频调到某一个波段的时候就能获悉那些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声音。那些声音完全不同于我们以往听到的声音。

    我在历史课本中看到过柏林墙。历史教科书里说：柏林墙是一堵伟大的墙，它的修建使一个国家抵御着另一个国家的影响和侵蚀。

    那时候我感觉到真实的悲伤。那些声音让我看到我和一个真实的世界有多远。

    我认为我的耳朵是为真实的声音准备的，就像我的眼睛是为世间的真相准备的。我的耳朵跟真实的声音相遇的时候，我既悲伤又幸福。

    我用积攒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从这个机子里传来各种不同的声音，我的耳朵第一次享受到声音的盛宴。我贪婪地吸纳那些声音。我甚至觉得我的耳朵是为那些讯息准备的。我很快乐。我感觉到隐秘的快乐和幸福。

    父亲不满意我的生活，也不满意我的行为。他很愤怒。父亲跟母亲说：这小子成天胡思乱想，得给他找个女人，找个女人结婚生上个娃儿他就老实了。父亲想用一个女人拴住我。母亲也想让我找一个女人，但母亲希望我能被一个女人照顾和爱。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但我全部反对。我不领他们任何人的情面。说好的媒人带女孩子到我家相亲的时间，我带着我的半导体收音机在外边游荡，直到他们离开了我才回家。父亲很愤怒。父亲在家门前截住我。他看着我戴着耳机摇头晃脑的样子，劈脸就给我一个耳光。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把我的收音机夺去。父亲愤怒已极，他把我的半导体扔倒脚下，父亲眼里冒着火，用脚来回踩。我的收音机，我亲爱的收音机就那样成了父亲愤怒的牺牲品。

宏伟计划

〖日〗星新一

      三郎接受了R企业的就业考试，这一天，他正期待着考试的结果，R企业的经理上门来了。事出意外，三郎疑惑地问：“这，这……怎么？如果合格了发一封通知就行了，就是不合格，难道特意……”
      “不，你以最佳成绩通过了。因此，我们有一个特别委派。”

      话题似乎事关重大，三郎听得有些紧张：“是什么事？要是我能胜任……”

      “我们考虑不录取你，让你转去接受K企业的就业考试，你一定能通过的。”

      “怎么？K企业不是您那儿的竞争对手，而且对你保持着优势吗？我觉得如果能扭转这种局面很有意义，才投考您的企业，难道我这些打算……”

      经理微微一笑，促膝谈道：“你这番话颇有见识。正因为如此，一定要委派你。就像你讲的，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别说超过K企业，连赶也赶不上。现在需要一个人去刺探内募搜集情报。”

      “啊呵，当间谍潜进去？”

      “对了。你一定能干得出色。一旦成功，报酬不在话下，还立即给你要职。我也不催，你可以步步为营，花多长时间也不怕，小事情不报告也罢，免得为了价值不大的情报惹人怀疑，鸡飞蛋打。”

      “既然信任我，又这样叮嘱下来……”

      三郎被说动了，宏伟的计划就此开端。接受K企业的就业考试后，他成了那里的职员。

      不用说，进去头一年，是与企业的重要事物不沾边的。可是三郎不急不躁，只管坚持不懈地努力。他勤勉地处理工作，把争取上司和同僚的信任作为起点。在企业外面，三郎也洁身自好，循规蹈矩，避免引人注目。搞间谍工作务必早早站稳脚跟。

      普通的职员，到新环境里的第三年上就懈怠了，表现出嫌工作岗位乏味啦，怀疑自己的能力啦，或是一不顺心就一蹶不振的状态。三郎却做到了对工作热情不减。无论怎么说，他有自己明确的使命。周围谁都难以察觉，他竟扮演着可怕的角色。与其他人全不相同，他感到乐在其中。这样非但没有不满，工作着反而是享受，还得设法控制浮到脸上的微笑。

      出现了这样的干材，K企业没有置之不理，他很快就被提拔为科长，向机密靠近了一步。可是他仍然不动声色地安于职守，他深知如果这时暴露的话，将前功尽弃。

      三郎对待工作越发尽职。一次他检举了受贿对外泄密的下属职员，并立即将其解雇——要是容下这个人，自己费尽心机在长远计划下充当间谍潜伏的价值就失掉了。

      这些功绩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从而使三郎备受信任。他深得人心，甚至董事也来为女儿提亲。要是推却，人家可能盘问理由产生疑窦。三郎便应承了——积极地应承下来。要掩护自己的真面目，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伪装了。干间谍非冷酷无情不可，凡是能利用的，就必须利用。何况董事的小姐相当美貌，性情也贤慧。

      三郎在家里也是好丈夫。要彻头彻尾瞒过敌人，得从身边做起。妻子回娘家时，满口夸奖三郎，这带来的好处自是不言而喻。

      三郎不知疲倦地埋头苦干，步步升高，终于接近了K企业的中枢；功到自然成，他年纪轻轻，就具备了出席董事会议的资格。

      三郎想，K企业的全貌大致能摸清了，及早告一段落，归纳一份报告回R企业去也行了可是又一转念：好容易熬到这一步，再坚持一段，说不定还能取得更大成果。三郎选择了后一条路。

      功德圆满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他熬到了能知悉K企业一切机密的地位——当上了社长。

      同业中，都称他是凭实干崭露头角的年轻经理。当然，他不仅能够知悉一切秘密，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经营管理。

      “K企业的兴衰，都在我的操纵下，就如此巧妙地让他倒闭，我的使命便顺利结束了。”

      他心中嘀咕行动的方向：

      “……可我干吗非要毁灭它呢？这是我多年含辛茹苦取得的成果，换取一星半点的报酬实在不值，就算回去当董事又怎么样，哪怕被指定做候补经理也得不偿失。”

      在他的心目里，冷酷无情的生存法则已经根深蒂固。

      另一面，R企业是在欢欣鼓舞地静观待变，然而时光荏苒，仍见不到任何反映，私下去联络，答复只是冰冷的沉默。

      R企业恼羞成怒，到处散布说，K企业的经理是我们的奸细。这本来不是虚构而是事实，收效却事与愿违。

      K企业的职员听到后，反而激发了敌忾之心，在新经理治理下奋发图强，激烈竞争的结果，终于导致了R企业的倒闻。

大运河——流淌千年的乡愁

    ①莺飞草长的三月，站在黄鹤楼上，想起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便忽发奇想，能否雇一条帆船或者画舫，带上弦歌美酒，从胭脂色的波浪上，遇埠则歇，对月而歌，半醉半醒地航行到扬州去呢？朋友告诉我，偌大长江，再也难找到帆船与画舫了。再者，扬州不在长江边上，即使雇到船只，也到不了那一片令李白痴迷的城郭。我这才意识到，千年前的优雅与浪漫，早已是沉湮的古典。

    ②数年间，因各种机缘，我或者走在京杭大运河已经干涸的河床上，或者在它尚在流淌的河段上看夕阳下的浪影。淤塞与疏波，开凿与废弃，辉煌与衰落，保护与开发，似乎永远都有着诉说不尽的忧伤，展示不尽的画卷。站在杭州的拱宸桥上，我希望看到从烟波深处摇来的乌篷船；在无锡城中的清名桥上，我总在想：为何脚下的流水，再也不能流到幽燕之地去听一听京韵大鼓，洗一洗北国的胭脂？

    ③崛起于历史，必寂灭于历史。就像寒山寺禅钟依旧，但客船不再；扬州仍不缺三月的烟花，但迎送游子的布帆，早已消失在水远山重的前朝。

    ④如果在历史版图上寻找中国古代文明伟大的标志，应首推长城与运河。它们一个横贯东西，一个牵引南北；一个伴着铁马金戈，一个浸于桨声灯影；一个静态的阳刚，一个动感的阴柔。但是，在世人的文明谱系里，长城却是要比运河的名气响亮得多。长城上的雉堞与砖堡，至今仍让世界迷恋；而运河里的船队与波浪，似乎已经退出人们的视线。

    ⑤难道，那一条流动着繁华与锦绣的人造动脉，只能在屡遭虫蛀的线装书中寻找吗？河流死去的显著特征便是消失了桨声帆影。这有点像沙漠上的胡杨，它保留了生长的姿态，但再也不能用绿色哺育大地。

    ⑥但运河是一部大书，我们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环境下阅读它，都会有不同的感慨。有人问我，可以说“运河文明”这四个字吗？

    ⑦从隋代开始，这条贯穿了几个庞大王朝的交通动脉，沟通了五大水系，串连起数十座湖泊。淮安、扬州等繁华的都市也因它而生。明代，特别是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运河达到了全盛，成为大明帝国沟通南北的运输干线。运输物资的数量与种类不断增加，一条运河供养了帝国的首都与辽阔的北国，中国也因此有一支名叫漕军的高达三十万人的特别军队，因为一条河流而诞生一支军队，或者说一个兵种，这也是运河独有的人文风景。

    ⑧运河最灿烂的年代在明朝，自朱棣迁都之后，北京便有了第一个汉人士族集团。作为帝国的统治者，他们将江南的生活习惯与民情风俗带到北京。为了满足汉人士族的需要，必须有大批江南的物产运到北京。因此，明代的运河，发挥的效益最大，它的繁忙程度远远超过长江、黄河。为了增强运输能力，朝廷投入了大量的物力与人力。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明朝那样将运河当成不可替代的生命河。

    ⑨文明一词，据我理解，是人类某种带有鲜明特色的生存方式，它涵盖了文化、经济、制度、风俗各个方面。如果以此推断，运河文明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这条地球上最伟大的人造河流，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对中国的经济史、水利史、交通史、城市史、军事史等方面，均有深刻的影响与巨大的改变。无可否认，运河文明是中华文明体系中的灿烂章节。

    ⑩运河的急剧衰败是近一个世纪的事。因为公路、铁路以及航空的诞生，水上交通特别是内河的航运已经日见式微。曾是农业文明的骄傲忽然间变成了工业文明的弃儿。当年，从杭州乘船沿运河到北京，少说也得一个多月。一个月的水上旅行，与帆桨为伍，与鸥鹭相亲，以两岸的风光养眼，以河上的波涛养心，该是多么惬意的乐事啊。但在今天，每一个人似乎都在日理万机，优哉游哉的生活他们再也无福消受。生活方式的改变，让运河的诗意退出了我们的心灵。

    ⑪近几年，一些有识之士大力呼吁抢救运河，并争取将运河申报成世界文化遗产。一条活生生的运河，竟成了一份遗产。大凡成为遗产的东西，都是文化的孑遗。它们不再属于生活，而是属于历史；不再属于享用，而是属于凭吊。任何时候提到遗产两个字，我就会莫名地生起乡愁。精神故乡的迷失，让现代的人们乡愁越来越浓。这乡愁不是怀旧，而是反省。我真的很想回到六百年前，雇一条客船，从杭州航行到北京。我知道，这只能是一厢情愿。

站在后台看人生

朱光潜

    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

    站在前台时，我把我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他的人苦痛，就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比其余的人看得重要。比方穿衣吃饭是多么简单的事，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居然成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一部分人要亏人自肥。

    再比方生死，一个小虫让车轮压死了，或者一朵鲜花让狂风吹落了，在虫和花自己都决不值得计较或留恋，而在人类则生者病死以后偏要加上一个苦字，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主宰待他们自己应该比草水虫鱼特别优厚。

    因为如此着想，我把自己看作草木虫鱼的侪辈，草木虫鱼在和风甘露中是那样活着，在炎暑寒冬中也还是那样活着。像庄子所说，它们“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它们时而戾天跃渊，欣欣向荣，时而含葩敛翅，晏然蛰处，都顺着自然所赋予的那一副本性。它们绝不计较生活应该是如何，也决不埋怨上天待它们刻薄，不但和旁人一样，而且和鸟兽虫鱼诸物类也都一样。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

    以上是我站在前台对人生的态度，但是我平时很喜欢站在后台看人生。许多人把人生看作只有善恶分别的，所以他们的态度不是留恋，就是厌恶。我站在后台时把人和物也一律看待，我看西施、嫫母、秦桧、岳飞也和我看八哥、鹦鹉、甘草、黄连一样，我看匠人盖屋也和我看鸟鹊营巢、蚂蚁打洞一样，我看人和物，好比看图画，好比看小说，件件都很有趣味。

    这些有趣的人和物之中自然也有一个分别。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浓厚的喜剧成分；有些，是因为他们带有很深刻的悲剧成分。

    我有时看到人生的喜剧。许多年前一位同事常常很气愤地向人说：“如果我是一个女子，我至少已接得一 尺厚的求婚书了。”偏偏他不是女子，这已经是喜剧；何况他又麻又丑，纵然他幸而为女子，也绝不会有求婚书的麻烦，而他却以此沾沾自喜，这总算得喜剧中之喜剧了。如此等类的事，我天天都见得着。在闲静寂寞的时候，我把这一类的小事件从记忆中召回来，寻思玩味，觉得比饮茶还更有味。

    其次，人生的悲剧尤其能使我惊心动魄。许多人因悲剧而悲观厌世，我却以为人生有价值正因其有悲剧。 悲剧也就是人生一种缺憾。它好比洪涛巨浪，令人在平凡中显出庄严，在黑暗中现出光彩。假如荆轲真的刺中秦始皇，林黛玉真的嫁了贾宝玉，也不过闹个平凡收场，哪得叫千载以后的人唏嘘赞叹？

    人生本来要有悲剧才能算人生，你偏想把它一笔勾销，不说你勾销不去，就是勾销去了，人生反更索然寡趣。所以我无论站在前台或站在后台时，对于失败，对于罪孽。对于殃咎，都是用一副冷眼看待，都是用一个热心惊赞。

    （选自朱光潜《谈人生与我》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