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节日

            季栋梁

    那个七月已经远去了，然而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节日。

    七月为我设置了一个赌场，我就如同一个把所有赌资都押上的赌徒，等待着开牌。那种痛苦的折磨，使我就像一个被长期关押的囚犯渴望着大赦。尤其像我这样的赌徒，已经不止一次地在七月输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更让我感到痛苦的是，在我所有的七月中，父亲也经历着同样的甚至更深的痛苦的折磨。

    一年一度输赢揭晓的日子如约而来，父亲一大早就将我叫起来。他没有言语，只是用一种目光笼罩着我。这目光凝滞而沉重，仿佛将我置于一潭黏稠的汁液中，使我喘不过气来。父亲从他贴胸的衣袋里摸出十元钱来，在递给我的时候，手有些发抖。我在接那带着父亲体温和汗味的十元钱时，手抖得更加厉害。我努力表现得自信些，结果越是这样手反而越发地颤抖。我遁逃似地离开了那双眼睛，但内心无法排除对这双眼睛的恐惧。我再也输不起了。

第一年的七月，好容易挨到了“开牌”的日子，父亲递给我十元钱说：“如果中了，打十元钱的酒回来；没有中，别糟蹋钱。”可因为差了区区两分，我没有给父亲打上酒，带着全家人渴望花掉的十元钱回来了。父亲没有责备我，然而他越是不责备我，我内心的痛苦越沉重。新学期开学时，父亲说：“再去念吧，差两分，一年咋整都会弄够的。我在生产队哪一年不比别人多挣三五百个工分！”我无法对父亲讲清学习和劳动的不同，我只好加倍地努力。

    第二年七月“开牌”，我又输了十二分。当我再次把钱递到父亲面前时，他火了。父亲一辈子好强，他是多么希望能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面，打理种田以外的事啊。开学了，父亲说：再读！他亲自送我到四十多里以外的学校上学。父亲走在我前面，拉着驴，驮着我的铺盖。他的步履显得有些疲乏，背已经驼了。他是年过花甲的人，应该歇息享福了。

     望着父亲的背影，我忽然失去了赌的欲望。我为什么要继续赌下去呢？我的同学不大多输了个精光回去了么？我鼓足勇气说：“爹， 算了，我不念了。”父亲回过头来瞪着我，仿佛一只被激怒的豹子，甩手抽了我一鞭子，之后便默默无言，继续赶他的路。

第三年的七月，不争气的我又输了。

   父亲一转身走向了山顶。夕阳将父亲的身影扯得很长。我默默地跟在父亲的身后，以为父亲会转过身来挖我一烟锅。然而父亲没有。到了山顶，父亲掏出烟袋，吸了一锅又一锅。我说：“爹，再给我一年时间！”

    父亲没有说什么，只是吸着烟，凝视着远处。

    开学了，父亲再次拉着毛驴送我上学。一路上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可是我像听到了更多的无法表达的话语。父亲仍走在我前面，他的背驼得越发厉害了，让我想起贫瘠而又干旱的后山上那棵歪脖子老榆树来。

    后来我终于用那十元钱打回酒来了。那是一种非常廉价的散酒，用黑缸盛着，舀酒的勺子有一斤的，有半斤的，因此买那种酒叫“打”。可它也是酒啊，它代表着喜庆与欢乐啊。除过年、婚娶能喝到酒外， 再是难喝到酒的。用家乡人的话说，酒是有闲钱的人喝的。家乡人没有闲钱，家乡人的钱比家乡人还忙。

    父亲醉了，弄得我也醉意朦胧的。我想我不是个好儿子，让他跟着受了四年的折磨。

父亲要在村里为我举办最丰盛的宴席，我说算了，这几年把家里拖累的。可父亲说：“这是啥事？能轻易让过去？这是咱们最大的节日，砸锅卖铁也得过大它！”

    参加工作后，我买了两瓶上好的酒送回乡下，可那酒至今仍在家里的枣木老柜中放着。父亲觉得，这么贵的酒，无论自己喝还是待客，都太奢侈。

    民政干事回到区政府，从头到脚都是笑眯眯的。

    区委书记杨民高是本地人，很注意培养本地干部。在区委会、区政府二十几号青年干部里，他最看重的就是民政干事黎满庚。小黎根正苗正，一表人材，思想单纯作风正，部队上的鉴定写得好，服役五年立过四次三等功。当时，县委正在布置撤区并乡，杨民高要被提拔到县委去管财贸。他向县委推荐，提拔小黎到山区大乡——芙蓉乡当乡长兼党总支书记。县委组织部已经找黎满庚谈了话，只等着正式委任。这时，杨民高书记那在县商业局工作的宝贝外甥女，来区政府所在地调查供销工作。当然啰，三顿饭都要来书记舅舅宿舍里吃。杨书记不知出于无心还是有意，每顿饭都派民政干事到厨房里打了来一起吃。民政干事隐约听人讲过，区委书记的外甥女在县里搞恋爱像猴子扳苞谷，扳一个丢一个，生活不大严肃。饭桌上，不免就多打量了几眼：是啊，穿着是够洋派的。就连杨民高书记这种长年四季板着脸孔过日子的领导人，吃饭时也不免要打望一下外甥女的一对白胖的手巴子，嘴角也要透出几丝丝不易被人察觉的笑意。杨书记的外甥女究竟是位见过世面的人，落落大方，一双会说话、能唱歌似的眼睛在民政干事的身上瞄来扫去，真像要把人的魂魄都摄去似的。黎满庚从来没有被女同志波光闪闪的眼睛这样“扫描”过，常常脸红耳赤，笨手笨脚，低下脑壳去数凳子脚、桌子脚。

    总共就这么在一张饭桌上吃了四顿饭，彼此只晓得个“小黎”、“小李”。第三天，杨书记送走外甥女后，就笑眯眯地问：“怎么样？嗯？怎么样？”黎满庚头脑不灵活，反应不过来，不知所问：“杨书记，什么事？什么‘怎么样’？”真是对牛弹琴！一个二十好几的复员军人，这么蠢，这么混账。明明刚送走了一位花儿朵儿的人儿，他却张大嘴巴来反问舅老爷“什么‘怎么样”’？

    当晚，区委书记找民政干事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这在杨民高来讲，已经是够屈尊赏光的了。杨民高书记以舅老兼月老的身分，还以顶头上司的权威身分，不由分说地把两个年轻人的政治前程、小家庭生活安排，详细地布置了一番。也许是出于一种领导者的习惯，他就像在布置、分派下属干部去完成某项任务一样。“怎么样？嗯，怎么样？”区委书记又是上午的那口腔调。没想到民政干事嘴里结结巴巴，眼睛躲躲闪闪，半天才挤出一个阴屁来：“多谢首长关心，宽我几天日子，等我好好想想……”把区委书记气的哟，眼睛都乌了，真要当即拉下脸来，训斥一顿：狂妄自大，目无领导，你个芝麻大的民政干事，倒像个状元爷，等着做东床驸马？

    民政干事利用工作之便，回了一转芙蓉镇。当时，不晓得根据哪一号文件的规定，凡共产党员，甚至党外积极分子谈恋爱，都必须预先向党组织如实汇报情况，并经组织同意后，方可继续发展感情，以保障党员阶级成分、社会关系的纯洁性和可靠性。几天后，民政干事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向区委书记做了汇报。

    “恭喜恭喜，看上芙蓉镇上的小西施了。”杨民高书记不动声色，半躺半仰在睡椅里，二郎腿架起和脑壳一样高，正好成个虾公形。他手里拿一根火柴棍，剔除酒后牙缝缝里的肉丝菜屑，以及诸如此类的剩余物质。

    “我们小时候扯笋、捡香菇就认得……”民政干事的脸也红得和熟虾公一个色。

    “她家什么阶级成分？”

    “大概是小业主，相当于富裕中农什么的……”

    “大概？相当于？这是你一个民政干事讲的话？共产党员是干什么的？”杨民高书记精神一振，从睡椅上翻坐起来，眼睛瞪得和两只二十五瓦的电灯泡似的。

    “我、我……”民政干事羞惭得无地自容，就像小时候钻进人家的果园里偷摘果子被园主当场捉拿到了似的。

    “我以组织的名义告诉你吧，黎满庚同志。芙蓉镇的客栈老板，解放前参加过青红帮，老板娘则更复杂，在一个大口岸上当过妓女。你该明白了吧，妓女的妹儿，才会那样娇滴妖艳……”杨民高书记又半躺半仰到睡椅里去了，在本地工作了多年，四乡百姓，大凡出身历史不大干净、社会关系有个一鳞半爪的，他心里都有个谱，有一本阶级成分的账。

    民政干事耷拉着脑壳，只差没有落下泪来了。

    “小黎，根据婚姻法，搞对象你有你的自由。但是党组织也有党组织的规矩。你可以选择：要么保住党籍，要么去讨客栈老板的小姐做老婆!”

    杨民高书记例行的是公事，讲的是原则。当然，他一个字也没再提到自己那熟透了的水蜜桃似的亲外甥女。

    从部队到地方，从简单到复杂。民政干事像棵遭了霜打的落叶树，几天功夫瘦掉了一身肉。事情还不止是这样。区委书记在正式宣布县委的撤区并乡、各大乡领导人员名单时，民政干事没有挂上号。倒是通知他到一个乡政府去当炊事员。因为他从部队转地方时，本来就不可以做干部使用，只能做公务员。

    黎满庚没有到那乡政府去报到。他回到芙蓉镇的渡头土屋，帮着年事已高的爷老倌摆渡。本来就登得不高，也就算不得跌重。艄公的后代还当艄公，天经地义。行船走水是本分。

（摘自古华的《芙蓉镇》，有删改）

美女

契诃夫

    黄昏的阴影已经落在车站的小花园、站台和田野；车站遮蔽了落日，不过，根据从机车里冒出的一团团烟雾以及它们被染成的淡淡的玫瑰色来看，显然，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

    当我在站台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发现，大多数散步的旅客都往一节二等车厢那拥，带着异样的神情停在车厢旁边，仿佛这节车厢里坐着一位什么知名人物。在这节车厢旁边我遇到不少好奇的人们，其中有一个正是我的同车旅伴——一个矮个子炮兵军官，聪明、热情、好客，跟我们在旅行中偶然相识、没有深交的人们一样。

    “您在那儿看什么呢？”我问。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用眼睛向我示意一个女人。这是个年轻姑娘，十七八岁，穿的是俄国服装，头上什么也没戴，只有一小块披巾不经意地搭在一个肩膀上；她不是乘客，想必是站长的女儿或妹妹。她站在车厢的窗子旁，跟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乘客谈话。

    这姑娘是出色的美女，这一点，无论是我，或是跟我一起欣赏她的那些人，绝不怀疑。

    要是照老规矩把她的外貌一部分一部分地描绘一番，那么她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那一头淡黄色的、波浪起伏的、厚厚的秀发，它们披散着，头顶上系着个黑色的发带，至于其他的部分，要么不太合适，要么就是很一般。她那一双眼睛，是出于卖俏呢还是由于近视，总是微微眯缝着，鼻子微微向上翘起，嘴很小，侧影轮廓不分明，肩膀窄得与年龄不相称，尽管如此，姑娘给人的总体印象依然是真正的美丽，望着她，完全可以确信：俄国人的脸无需严格的整齐端正便能显出其美丽，不仅如此，倘若把这姑娘的翘鼻子换上一个又端正又完美的，结果倒使这张脸丧失了全部的妩媚。

    站在窗旁谈话的时候，姑娘因傍晚的潮气而瑟瑟颤抖，她不住地回头看我们，一会儿挺起身子两手掐腰，一会儿又抬起手整理头发，她有说有笑，脸上的表情忽而惊奇，忽而恐惧，我就没见过她的身体和面容有安静的时候。她的美的全部秘密和魅力，恰恰在于这些细微而无限优美的动作，在于她的微笑，她脸色的变化，在于她向我们投来的匆匆一瞥，在于这些优美的动作与青春、活力、笑语声中流露出的心地纯洁以及我们所喜爱的小孩、小鸟、小鹿、小树身上的纤弱与和谐。

    这种美是蝴蝶的美，它只能与华尔兹在花园里飞舞、欢笑和快乐相映成趣，却不能与严肃的思想、悲伤和宁静相容；似乎只要站台上吹过一阵大风或下上一场雨，她那柔弱的身体就会枯萎，她那变幻莫测的美就会像花粉一样消散。

    “这样……”军官在第二遍铃响过后往自己的车厢走时叹息了一声。

    而“这样……”是什么意思，我无法判断。

    也许他感到惆怅，极不情愿地离开美女和春的晚会，走回窒闷的车厢；也许他跟我一样，正不由自主地为美女、为自己、为所有垂头丧气走回自己车厢的旅客而惋惜。也许他隐约感觉到她的罕见的美是偶然现象，毫无用处，就像大地上的一切没有永恒一样，也许这种忧伤是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吧，只有上帝才知道！

    在我们这节车厢旁边，乘务员正胳膊肘靠着月台的扶手站着，往美女那边观望；他那张脸因昼夜不眠和车厢的颠簸而疲惫不堪，显得憔悴、松弛，令人腻烦，现在却流露出脉脉的温情和深深的忧伤，仿佛他在姑娘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青春、幸福、清醒、纯洁、妻子、儿女；仿佛他感到追悔莫及，因为姑娘不属于他，他已未老先衰，愚蠢迟钝，满脸粗鄙，要得到一般人或旅客们的幸福对于他不啻登天。

    第三遍铃响了，汽笛长鸣，火车懒洋洋地启动了。站务员、站长从我们的窗前闪过，接着是花园、美女以及她那奇俏、天真、慧黠的微笑……

    我把头探出车窗外往后看，看见她目送火车走后在站台上走动，经过电报员所在的那扇窗户，朝花园跑去。车站已不再遮蔽西边的景色，田野敞开了胸怀，但太阳已经落山了，一缕缕黑烟在绿茸茸的禾苗上蔓延。在春的大气中，暗淡的天空下，我们的车厢里，处处是忧伤。

    我们熟识的乘务员走进车厢，点起了蜡烛。

（选自《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有删节）

汴京的星河

叶文玲

    孩提时，我有许多美丽的憧憬，天真的梦。那时，我最喜欢看天上的星河。夏夜仰望那缀满星星的夜空，我会几个小时地坐对发痴，小脑瓜里整个儿盘旋着关于星星月亮的种种神话传说。于是，我总相信月宫里有嫦娥，早晚有一天会从那影影绰绰的桂花树下飘飘走出，而那璀璨的星星呢，一定是那些调皮的小仙女随意抛洒的宝石珠贝。我很想什么时候飞上天去，抓住天幕的一角轻轻一抖，让这些明亮得耀眼的珠宝纷纷飞落下来，穿过云端，落到人间，

    傻念头想过万万千，我却从不以为可笑，倒觉得这些记忆，永远像蜜汁一样醇甜。

    大概就因为这颗未泯的童心吧，一些别人认为是不算稀奇的事，在我，却总要兴奋得大喊大叫。

    现在，我就又想叫喊了：最近，我真的看见了天上落下的星河——那明亮得耀眼的珠宝。

    那是在汴京——开封。这个赫赫有名的宋代京都汴梁城，果真又一次牵下了天上的星河，让无数次揣想过《东京梦华录》笔下灯宵月夕的我，感到如此新奇和庆幸。

    素享声誉的汴京，果不负人愿。在月华皎皎的元宵节，它再次以花光满路千门如昼的姿颜，呈现了它非同寻常的辉煌。

    非是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外来客言辞夸大，我总觉得在汴京看灯会，别有一番意趣，在灯会中看汴京，别有一番别处难以得见的古城神韵和京都风光。

    这种新奇有趣的感觉缘何而来？是因了那些盏灯，也因了那看灯的人，也因了那挂灯的街。

    先说那街。

    汴京的街，古今相映成趣，一片繁荣。路这厢，高高耸立起一幢幢现代化大楼；路那厢，则一色是明清风味的木柱木门木栅，特别是那雕镂朱漆的木窗棂，很能教人想起白话小说中所写的布衣小帽的“市井人家”。甚至连门口那长垂的竹帘一动，你都会蓦然一惊：是要走出一位肩搭长巾鼻头抹了点白粉的“酒保”，还是朱钗满头罗裙曳地的“女娇娃”？

    且说那人。

    也许正月正是“闲月”吧，不大的汴京城竟拥集了这么多的“闲人”。

    紧挨着相国寺的小商品市场，设在一条长而又长的窄巷内，天天人头攒动，熙来攘往，那琳琅满目的小摊和形形色色的顾客，还真像升平鼎盛的北宋“相国寺万姓交易”的盛况呢！那儿，摆着那么多卖各色小吃的食摊，香气四溢，烟雾腾腾，碗盏丁冬，吆声大作。那个素享盛名的“第一楼”，更是整日价顾客盈门，座无虚席。这一切，不也大有向以时令小吃著称天下的汴京城遗风么？但是，我晓得，这盛况，这胜景，前些年是断断没有的，假如没有改革开放的新经济政策带来的繁荣，一向贫寒的豫东农民，能这样衣帽鲜亮亮、脸上油光光地率领举家老小来开封大饱眼福和口福吗？

    今年，到开封游逛的人特别多，逛街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来观灯。

    再说那灯。

    我们抵达之时，虽是正午，却见鼓楼、龙亭这些主要街区，俱已“东风夜放花千树”了。

    说也怪，越盼淡月胧明，偏偏日落迟迟，待挨得黄昏近，笑语喧，好心的主人却又劝阻道：此时去观灯，保准你们挨都挨不到跟前！

    纵然心急难耐，也只好耐下心来，远远地站在门口，放眼眺望长街，果然是人潮滚滚，黑压压一片。虽未亲临，可是一阵阵传来的欢声笑浪，越发教你心痒痒得如痴如醉了。

    好容易等到了“灯火阑珊”时。哦，这话儿也许不算准确，已是灯露生凉月横中天了，兴致浓浓的观灯人，还是一簇簇一队队地蜂拥不绝。

    汴京城名不虚传，而汴京人也果有奇术异能！你看那一盏盏巧夺天工的彩灯，真个是收尽了祥云五色荧煌炫转，那千百盏争奇斗俏的灯，一一地当街密密地排列开来，交相辉映，金光四射。近近地看，真是千姿百态，大方光华，直教人眼花缭乱；远远地看，只见高高低低，五颜六色，飞旋流转，闪闪烁烁，道它是银河垂地，一点也不夸张。不信的话，此时你抬头望望中天，平日如练的素月，也悄然失色，端端地消淡了很多光华。

    古人观灯，只能欣赏那奇巧百端的扎灯技艺，点的是蜡烛，糊的是绢纸，纵然巧夺天工，也难经风吹雪打；而今的灯，有了科学技术辅佐，自然更加高明。你看那腾跃而起的奔马灯浑身通亮，那纵马奔驰的勇士目光如炬；那能与人对话的机器娃娃灯前趋后仰，憨态可掬；那大书“为民作主”的扇子灯来回穿梭，熠熠生辉。

    呵，怪不得，所有的看灯人都不恋恋于那些只有光色，只亮不转的小灯，却把以上那些巨大的，既有传统技巧，又有现代化特色的新鲜有趣的大转灯，密匝匝地围了个水泄不通。

    一点不错，尽管灯节是古代传统，但人，毕竟是80年代的人，现代人最仰慕的还是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啊！

    兴尽欲归时，在长街的拐角处，却又见到了一幅教我怦然心动的景象——一间小木楼的门窗呀地一声启开，一根长竿软软地伸将出来，竹竿头上，滴溜溜地悬了一盏八角宫灯，那宫灯虽小，款式却玲珑剔透，做工也极精致细巧。一时间，我没看清灯壁上那悠悠旋转的花卉图样，只觉得像飘过去一簇飞花，一团流云……

    我看得呆了，循了那挑灯的手望去，恍恍的灯影下，只见是一个穿猩红雪衫的姑娘。许是那衣衫太红，那灯光太朦胧了，我看不清姑娘的眉眼儿，只见她那笑盈盈的脸蛋儿，被身上那件红衫，手中的那盏红灯，映照成了一团艳艳的红云……

    那红云，那灯彩，久久地晃在我的眼前，直伴着我进入梦境。

    午夜，我果然重温了少年时的梦——我见那闪闪烁烁的星星，却从天河里飞溅下来，变成了“灯雨”，洒落在汴京城……

（本文有删改）

白采

朱自清

    ①盛暑中写《白采的诗》一文，刚满一页，便因病搁下。这时候薰宇来了一封信，说白采死了，死在香港到上海的船中。他只有一个人；他的遗物暂存在立达学园里，有文稿，旧体诗词稿，笔记稿，有朋友和女人的通信，还有四包女人的头发！我将薰宇的信念了好几遍，茫然若失了一会；觉得白采虽于生死无所容心，但这样的死在将到吴淞口了的船中，也未免太惨酷了些——这是我们后死者所难堪的。

    ②白采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他的历史，他的性格，现在虽从遗物中略知梗概，但在他生前，是绝少人知道的；他也绝口不向人说，你问他他只支吾而已。他赋性既这样遗世绝俗，自然是落落寡合了；但我们却能够看出他是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有真心的人。

    ③ “不打不成相识”，我是这样的知道了白采的。这是为学生李芳诗集的事。李芳将他的诗集交我删改，并嘱我作序。那时我在温州，他在上海。我因事忙，一搁就是半年；而李芳已因不知名的急病死在上海。我很懊悔我的需缓，赶紧抽了空给他工作。正在这时，平伯转来白采的信，短短的两行，催我设法将李芳的诗出版；又附了登在《觉悟》上的小说《作诗的儿子》，让我看看——里面颇有讥讽我的话。我当时觉得不应得这种讥讽，便写了一封近两千字的长信，详述事件首尾，向他辩解。信去了便等回信；但是杳无消息。等到我已不希望了，他才来了一张明信片；在我看来，只是几句半冷半热的话而已。我只能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自解，听之而已。

    ④但平伯因转信的关系，却和他常通函札。平伯来信，屡屡说起他，说是一个有趣的人。有一回平伯到白马湖看我。我和他同往宁波的时候，他在火车中将白采的诗稿《羸疾者的爱》给我看。我在车身不住的动摇中，读了一遍。觉得大有意思。我于是承认平伯的话，他是一个有趣的人。我又和平伯说，他这篇诗似乎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后来平伯来信，说已将此语函告白采，他颇以为然。我当时还和平伯说，关于这篇诗，我想写一篇评论；平伯大约也告诉了他。有一回他突然来信说起此事；他盼望早些见着我的文字，让他知道在我眼中的他的诗究竟是怎样的。我回信答应他，就要做的。以后我们常常通信，他常常提及此事。但现在是三年以后了，我才算将此文完篇；他却已经死了，看不见了！他暑假前最后给我的信还说起他的盼望。天啊！我怎样对得起这样一个朋友，我怎样挽回我的过错呢？

    ⑤平伯和我都不曾见过白采，大家觉得是一件缺憾。有一回我到上海，和平伯到西门林荫路新正兴里五号去访他：这是按着他给我们的通信地址去的。但不幸得很，他已经搬到附近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只好嗒然而归。新正兴里五号是朋友延陵君住过的：有一次谈起白采，他说他姓童，在美术专门学校念书；他的夫人和延陵夫人是朋友，延陵夫妇曾借住他们所赁的一间亭子间。那是我看延陵时去过的，床和桌椅都是白漆的；是一间虽小而极洁净的房子，几乎使我忘记了是在上海的西门地方。现在他存着的摄影里，据我看，有好几张是在那间房里照的。又从他的遗札里，推想他那时还未离婚；他离开新正兴里五号，或是正为离婚的缘故，也未可知。这却使我们事后追想，多少感着些悲剧味了。但平伯终于未见着白采，我竟得和他见了一面。那是在立达学园我预备上火车去上海前的五分钟。这一天，学园的朋友说白采要搬来了；我从早上等了好久，还没有音信。正预备上车站，白采从门口进来了。他说着江西话，似乎很老成了，是饱经世变的样子。我因上海还有约会，只匆匆一谈，便握手作别。他后来有信给平伯说我“短小精悍”，却是一句有趣的话。这是我们最初的一面，但谁知也就是最后的一面呢！

    ⑥去年年底，我在北京时，他要去集美作教；他听说我有南归之意，因不能等我一面，便寄了一张小影给我。这是他立在露台上远望的背影，他说是聊寄仁盼之意。我得此小影，反复把玩而不忍释，觉得他真是一个好朋友。这回来到立达学园，偶然翻阅《白采的小说》，《作诗的儿子》一篇中讥讽我的话，已经删改；而薰宇告我，我最初给他的那封长信，他还留在箱子里。这使我惭愧从前的猜想，我真是小器的人哪！但是他现在死了，我又能怎样呢？我只相信，如爱墨生的话，他在许多朋友的心里是不死的！

    ⑦上海，江湾，立达学园。

（原载1926年10月5日《一般》第10号第2期）

岂有哑巴缪斯

余光中

    ①一九六五年的初秋，夏菁和我同客美国。他高踞落矶山顶，我远卧五湖平原，两地相隔，千五百英里。九月间，他飞去芝加哥，我则驾车去芝城迎接。参观了艺术馆后，太阳已经偏西，便负着落晕，冲着满地的秋色，驶回密歇根去。那夜月色清朗，平而直的超级国道，无声地流着，流一条牛奶的运河。怀乡人最畏明月夜，何况长途犹长，归途的终点也不能算家。于是两人对吟起唐人绝句来，一人一首，结果，是愈吟愈愁。事隔年余，仍记得当时，吟到“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真感到是那么一回事，一时“鹅皮”（gooseflesh）都麻了起来。那实在是难忘的一夜。

    ②“鹅皮”也好，“鸡皮”也好，诵诗而到高潮，我的反应之中，总会有这么一点生理成分。不是冒起鸡皮鹅皮，便是目润喉涩，最敏锐时，更有猝然中箭的感觉。英国诗人浩司曼在《诗的名与实》一文中，也曾经描述诗对他的作用，是生理甚于心智。他说，在早晨修脸的时候，他尽可能避免想诗，否则一句诗忽然涌现在心中，他的面肌紧张起来，剃刀便会失手。又说，随之而来，会有一阵寒颤，自上而下，扫过他的脊椎，且有泪水涌至眼中。最后，浩司曼说，胃部是这一切感觉的中心。高更也表示过，看凡高的画使他的胃不宁。

    ③绘画到底是空间的艺术，构图的节奏感对我们生理的节奏（例如呼吸和脉搏）所起的作用，似乎不如诗和音乐一类的时间的艺术，那么强烈。虽然十分喜爱绘画，但在面对一幅杰作时，我所产生的是一种深沉然而缓慢的感动。缓慢，是因为画家没有限你一定的时间去领会他的作品。音乐则恰恰相反，其节奏感完全取决于时间，人体的节奏感受到它的影响，随之疾缓起伏，所以我们在生理上对音乐的反应，总是更为迅速而直接。证之以我个人的经验，被一段美好的旋律感动时，我会生鸡皮，竖汗毛，麻头顶；但神往于一幅画的意境时，似乎很少这种生理的现象。

    ④尽管有少数诗人热衷于诗的空间表现，诗，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时间的艺术。而时间艺术的诗，对我们的作用，尽管是非常心灵的，也是颇为生理的。这一点，似乎有不少的读者，甚至作者自己，尚无明确的认识。缪斯，一半是神，一半也是女人。她紧扣我们的心灵，但同时也满足我们的耳目。缪斯如果成为哑巴，那么其所以成为女性的魅力，已经丧失了一半，不幸的是，中国诗的缪斯，已经显示出变哑的危机了。

    ⑤对于我，对于中年以上的某些读者，中国古典诗的朗吟（英文叫做chanting）是可以终身享受的一种高级乐趣。说得轻松些，它可以自娱，可以娱人，是雅人名士的一种消遣，一种修养。说得严重些，它成为欣赏古典诗的一个必要条件；短如一首五言绝句，不加千百遍的朗诵或低吟，是不可能充分心领神会的。我这一代的中年人，身逢抗战，经历种种的不幸，而比起现在的青年来，至少多一件幸事，那就是，懂得如何吟诵古典诗。小时候，我的父母和二舅父都会吟诗。他们虽未着意教我，毕竞耳濡目染，久之我也吟成了自己的一种腔调。其后这种吟哦，或高咏，或低唱，给了我无穷的安慰。今日，我的学生之中，甚至青年诗人之中，据我所知，十之八九都不会吟诵古典诗。某些青年诗人，恐怕还没有意会到这是一种不利，一种缺陷。默读唐诗，甚或用今日的国语出声诵读，固然也可以获致相当程度的了解；但比起曼声朗吟千百次后的那种领会，恐怕相去远甚。最大的原因，在于前者仅仅是心灵的吸收，而后者加上了生理的沉浸。所谓“熟读唐诗”，也就是要用生理的适应去帮助心灵的吸收，使那种节奏感，那种声调，进入肌肉，缠绕每一根神经。

    ⑥这样的分析，有些读者可能认为缺乏“诗意”。但是诗的生理作用，往往可以超越心灵的领会而影响读者或听众。我在美国授中国诗的时候，班上的金发孩子们对我朗吟的反应，总是热烈的，有些学生甚至要我教他们跟着吟咏。一位学生事后告诉我：他念这一班所留下的最深印象，是某次听我朗吟《国殇》。其间我也有时应邀去别的大学演讲，而当我在演讲时朗吟李白或杜甫时，完全不懂中文的听众，总是兴味盎然。这种反应，大部分属于生理。反之，我不懂西班牙文，而每次听到西班牙神父兼诗人劳治国（Father Carlos Orozco）朗诵洛尔卡炽热的抒情诗，总是感到一种绝大的过瘾。又如狄伦·汤默斯的诗，据有些人说，看起来很费解，听起来，尤其听他自己朗诵起来，反而很容易接受，至少会感到，那节奏之中，扶带着一股强大的说服力。再如乔叟那中世纪的英文，看起来好费劲，而听傅良圃神父（Father Fred Foley）念起来，忽然透明得多。不错，心灵是诗的殿堂；但是，耳朵是诗的一扇奇妙的门；仅仅张开眼睛，是不能接受全部的诗的。我几乎可以说，一首诗若未经诵出，只有一半的生命，因为它的缪斯是哑了的缪斯。在台湾，某些诗人铺张意象而无视于节奏的结果，已经使部分现代诗哑然无声，不能卒读。这样发展下去，也许有一天我们的新诗会哑掉，而古典诗的吟诵，也可能失传。（例如仅仅会说国语的读者，是不会知道什么是入声的，而将“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读成平声，哪里还有凄恻之感？）中国文学岂不变成了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