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壶

梁晓声

    喷壶做成后，老者很久没来。

    而铁匠常一边吸烟，一边望着那只大喷壶发呆发愣。往日，铁匠每每手里敲打着，口中哼唱着。自从他做成那只大喷壶以后，铁匠铺里再也没传出过他的哼唱声。

    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替老者来过一次。她将那只大喷壶仔仔细细验看了一遍，分明的，想要有所挑剔，但那大喷壶做得确实无可挑剔。姑娘最后不得不说了两个字——“还行”。

    “还要做九只一模一样的，一只比一只小。你肯做吗？”

    铁匠目光定定地望着姑娘的脸，似乎在辨认从前的熟人，他知道那样望着对方有失礼貌，但他不由得那样。

    “你说话呀！”姑娘皱起眉，表情显得不耐烦了。

    “我……肯做。当然肯……”铁匠一时有点儿不知所措……

    “那么，记住今天吧。我们一年以后的今天见。”姑娘说完，转身就走。

    铁匠跟出了门，铁匠的目光不但忧郁，而且，竟很有些伤感了。他转身时，碰了那串铁皮葫芦，悦耳的声音刚一响，他便用双手轻轻捂住最下面的一个，仿佛捂住一只蜻蜓或一只蝴蝶，于是整串葫芦被稳住了；悦耳的声音也就停止了……

    世上有些人没结过婚，但世上每一个人都是爱过的。

    铁匠由于自己是瘸子至今没结婚，但在他是一名初二男生时就爱过了。那时的他眉清目秀。他爱上了同班一名沉默寡言、性情特别内向的女生。初二下学期他和她成了同桌。起初他连看都不敢看她。某一天，他终于鼓起一百二十分的勇气塞给了她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他“少年维特之烦恼”。

    三十几年前中学生的早恋方式与今天没什么不同，也都是以相互塞纸条开始的。但结果却往往与今天很不一样。他首先被与自己的同桌分开了。接着纸条被在全校大会上宣读了。再接着是找家长谈话。他的父亲——三十几年前的铁匠——从学校回到家里，怒冲冲地将他毒打了一顿，而后是写检查和保证书……

    这是初二男生的耻辱，直至“文革”开始以后方得以洗雪。他第一个冲上批斗台抡起皮带抽校长，他亲自操剪刀将女班主任老师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他对他同桌的报复最为“文明”——他命她拎着一只大喷壶，在校园中浇出一片滑冰场来！那个冬季真是特别的寒冷啊，而他不许她戴着手套 拎那把校工用来浇花的大喷壶……整个冬季她也没浇出一片足以滑冰的冰场来。

    后来，他们再无交集，他上山下乡，瘸了一只腿，之后返城。

    返城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中，一名女同学告诉他，其实当年不是他的同桌“出卖”了他，是那名和她特别亲密的女同学。当时他听了并不觉得内疚。他认为都是少年的冲动和时代的过错。但是当他又听说，三十几年前，为了浇出一片滑冰场，她严重冻伤的双手被齐腕锯掉了，他没法再认为那是时代的过错了。他的忏悔远远大于那名当年“出卖”了她，也“出卖”了他的女同学。

    每一只喷壶的打做过程，都是人心的审判过程。他那颗心的疤疤瘌瘌的数层外壳，也终于一层层地被彻底敲砸开了。他看到了他不愿承认更不愿看到的景观。自己灵魂之核的内容，丑陋而又干瘪，像一具打开了石棺盖因而呈现着的木乃伊。他自己最清楚，那丑陋并非来自于外界，而是从自己灵魂里生出的东西。原因是他的灵魂里自幼便缺少一种美好的养分——人性教育的养分。忏悔并不能抵消他所感到的战栗……

    他一天天等待着他的“赎罪日”的到来……那条老街却在年底就被提前推平了。他十分幸运地得到了一处门面房，而且是里外两间，而且是在一条市场街上。动迁部门告知他 ，因为有“贵人”关照着他。否则，他凭什么呢？休想。

    他所等待的日子终于等到了。那老者却没来，那姑娘也没来。一个认识他的孩子将一封信送给了他，是他当年的同桌写给他的。她在信中这样写着：我的老父亲一直盼望有机会见到你这个使他的女儿失去了双手的人！我的女儿懂事后也一直有同样的想法。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他们都曾打算替女儿和母亲惩罚你。他们有报复你的足够的能力。但我们这一家人都是反对报复的人，所以他们反而在我的劝说之下帮助了你。因为，对我在少女时期爱过的那个少年，我怎么也狠不下心来……

    在五月的阳光下，在五月的微风中，铁匠铺外那串亮锃锃的铁皮葫芦响声悦耳……

（选自梁晓声博客《喷壶》，有删减）

看病

一碟

    年轻的白大褂微笑着把林森请到了桌前。

    林森身体好。以前在农村时，就没上过医院，没想到一调进城里，身子骨就像放了大量的酵母菌，一个劲儿地发酵膨胀，到现在连楼梯都快爬不动了，他不得不来到陌生异常的市中心医院来检查身体。挂了号，刚跨进候诊室，就被并不认识的值班医生像熟人一样请到桌前。年轻的白大褂一边给林森把脉，一边跟他拉呱儿。原来白大褂在市报和电视上见过林森，知道他是市里的主要领导，所以林森一进候诊室就被他认出来，受到了一次莫名其妙的优待。谈话中林森也就知道了白大褂的姓名—魏力，并且得到了他的一张名片。

    “魏大夫，我的病……”林森见白大褂专心扯闲篇，觉得有必要提醒他一句。

    “脂肪积聚症。没啥大问题，运动量少的人一般都容易得这病。”年轻的白大褂谦恭地微笑着，说：“您叫我小魏吧。在您跟前我是小字辈。”

    小魏大夫手脚麻利地开了张药方递给林森，说：“别坐车，上下班步行，一个月后我再给您复诊。没问题的，为了自己的病，这是运动疗法。方子上的药只起个辅助治疗的作用。”

    林森很高兴，为了自己的病，为了医生优质的服务。他告别了谦恭地送他出门的小魏大夫，步履轻快地走出医院，对在外面等候他的司机小景说，他不坐车了，他要走路治病。

    林森的路走得很顺畅，但始料未及的是，随着时间的延伸，他竟走出了不少流言飞语。

    有的说，林森犯了严重的错误，被市长拍着桌子骂了一顿，要撤职呢。

    有的说，林森贪污受贿经济上有大问题，正在停职审查呢。

    这些话有一部分传到林森的耳朵里，林森觉得可笑。他相信，身正不怕影子斜，半夜敲门心不惊。那些谣言，让它们怎么生就怎么灭去吧！

    所以林森就继续走他的路。

    林森有一个女儿。女儿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成了待业青年。市环保局闻讯，派人专程来到林家，说本单位缺人，如果可以的话请她去局办做职员。女儿很高兴，林森当然更高兴。可近来不知咋的，环保局又一个劲儿地找各种借口延宕，急得女儿老往环保局跑。

    最后一次，女儿是哭着回来的。回来后就劈头盖脸地数落父亲，接着又半跪着哀求父亲不要再步行了，并且要争取多上几回市报和电视。

    林森感到莫名其妙；这与女儿的工作有啥关系？

    女儿稍稍平静下来，断断续续说出了原因。原来环保局的人被她缠得没法，才亮出了底牌：你爸爸要完了，我们还要你干啥呀！

    林森听了，气得面皮紫涨，拍着桌子直吼：“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他转过头来安抚女儿：“不要紧！啊，不要紧，爸爸给你安排个更好的工作，咱不跟那些势利小人一般见识！”

    哄地女儿高兴了，林森心头却沉重起来。积羽沉舟，积毁销骨，真是人言可畏啊！他终于领教到了谣言的厉害。

    为期一月的“运动疗法”总算结束了，林森眼前浮现出小魏医生谦恭的微笑来，他心情轻快了许多，这个小魏不错，他想，有机会一定跟卫生局说说，表扬表扬。这样的年轻人如今不多了。

    到了医院候诊室，林森把挂号单递给了小魏医生。

    和一个月前一样白皙英俊的年轻白大褂这次没有了微笑，他面无表情地打量了一眼挂号单，把它拂下地来：“排队去。”

    林森弯腰拾起挂号单，想了想，又掏出魏医生的名片递过去，笑着说：“小魏，不，魏大夫，你忘了我啦？我是林森呀！上个月……”

    “什么上个月下个月的！”白大褂的脸板得像青石板，“要遵守医疗公德，按先后顺序一个一个来，懂不懂啊？下一个，王、王瑶……”

    看着再一次被拂下地的挂号单和名片，林森蒙了。少顷，他似乎明白了什么，血涌上了头顶。他大踏步走到候诊室中央，从衣兜掏出小巧的手机，啪啪啪按了几个数字，凑在耳边大声吼到：“小景，我是林××。你马上把车给我开到市中心医院来！不，给我开加长林肯！”

（选自《微型小说精选》）

走进塔里木

贾平凹

    ①八月里走进塔里木，为的是看油田大会战。沿着那条震惊了世界的沙漠公路深入，知道了塔克拉玛干为什么称作死亡之海，知道了中国人向大漠要油的决心有多大。那日的太阳极好，红得眼睛也难以睁开。我们喉咙冒烟，嘴唇干裂，浑身的皮也觉得发紧。突然间起风了，先是柏油路上沙流如蛇、如烟，再就看见路边有人骑毛驴，倏忽飘起，像剪纸一般落在远处的沙梁上。天开始黑暗，前边一直有四辆装载着木箱的卡车在疾驶，一辆在风中被掀翻，另外三辆摇晃如船。司机说，在修这条公路和钻井的时候，大沙暴卷走了许多器械，单是推土机就有十多台没踪影了。我们紧张得脸都煞白了，沉甸甸的雾和沙尘，使车灯打开也难见路，风沙大得车门推不开，谁也不敢张嘴，张嘴一口沙。

    ②我们走进了大漠腹地，大漠让我们在一天之内看到了它多种面目，我们不是为浪漫而来，也不是为觅寻海市蜃楼。塔里木号称第二个中东，它的石油储量最为丰富，地面自然条件又最为恶劣，地下地质结构又最为复杂。国家石油开发战略转移，二十一世纪中国石油的命运在此所系。那么，这里演绎着的是一场什么样的故事，这里的人如何为着自己的生存和为着壮丽的理想在奋斗呢？眼前的塔里木，自然条件恶劣，但生活区的活动房里却也很现代化了，有电视录像看，有空调机和淋浴器，吃的喝的全都从库尔勒运进，竟也节约地下水办起了绿色试验园，绿草簇簇，花在风沙弥漫的黄昏里明亮。艰苦奋斗永远是石油人生活的主旋律，但石油人并不是只会做苦行僧。不论是筑路、钻井、修房和运输，生产体制已经与世界接轨，机械和工艺是世界一流，效益当然也是高效益。新的时代，新的石油人，在荒凉的大漠里，为国家铸造着新的辉煌。

    ③接触了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石油人，所到之处，工人们让签字。我写惯了那些唐诗宋词，工人们却自己想词，他们想出的词几乎全是豪言壮语。这里的工人将这些语言渗进自己的生活，他们实实在在，没有丁点虚伪和矫饰，他们就是这样干的，信仰和力量就来自这里。于是，我遵嘱写下的差不多都是“笑傲沙海”“生命在大漠”“我为祖国献石油”等等。这里真是一块别种意义的净土啊，这就是涌动在石油战线上的清正之气，这也是支撑一个民族的浩然之气啊！

    ④回到库尔勒，我们应邀在那里做报告。我们是作家，却并没有讲什么文学和文学写作的技巧，只是讲几天来我们的感受。是的，如何把恶劣的自然环境转化为生存的欢乐，如何把国家的重托和期望转化为工作的能量，如何把人性的种种欲求转化为特有的性格和语言，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石油人。如今社会，有些人在扮演着贪污腐化的角色，有些人在扮演着醉生梦死的角色，有些人在扮演着浮躁轻薄的角色，有些人在扮演着萎靡不振的角色，而石油人在扮演着自己的英雄角色。石油人的今生担当着的是找石油的事，人间的一股英雄气便驰骋纵横！

    ⑤从沙漠腹地归来，经过了塔克拉玛干边沿的塔里木河，河道的旧址上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胡杨林。这些胡杨林证明着历史上海洋的存在，但现在它们全死了，成了死亡之海的依据。这些枯死的胡杨粗大无比，枝条如铁如骨僵硬地撑在黄沙之上。据说，它们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烂。胡杨林如一个远古战场的遗迹，悲壮得使我们要哭。我们大喊大叫，为什么呐喊，为谁呐喊，大家谁也没说，但心里又都明白。塔里木油田没有雕塑馆，但有这个胡杨林，这些树就是石油人的形象，一树一个雕塑，一片林子就是一群英雄！我们狂热地在那里奔跑呐喊之后，就全跪倒在沙梁上，捧着沙子装进矿泉水瓶子带走。这些沙子现在存放在我们各自的书房，那个八月长留在记忆中，将要成为往后人生长途上要永嚼的一份干粮了。

（有删改）

    有一天，我有机会跟他谈了一件事，我忘不了那一天。我对他说：“格斯拉先生，你晓得吗，上一双在城里散步的靴子咯吱咯吱地响了。”

    他看了我一下，没有做声，好像在盼望我撤回或重新考虑我的话，然后他说：

    “那双靴子不该咯吱咯吱地响呀。”

    “对不起，它响了。”

    “你是不是在靴子还经穿的时候把它弄湿了呢？”

    “我想没有吧。”

    他听了这句话以后，蹙蹙眉头，好像在搜寻对那双靴子的回忆；我提起了这件严重的事情，真觉得难过。

    “把靴子送回来！”他说，“我想看一看。”

    由于我的咯吱咯吱响的靴子，我内心里涌起了一阵怜悯的感情；我完全可以想像到他埋头细看那双靴子时的历久不停的悲伤心情。

    “有些靴子，”他慢慢地说，“做好的时候就是坏的。如果我不能把它修好，就不收你这双靴子的工钱。”

    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穿着那双因为急需才在一家大公司买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走进他的店铺。他接受了我的定货，但没有皮革给我看；我可以意识到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他最后说：

    “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连鄙视的情绪也没有，不过那里面却隐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潜在因素。为了讲究时髦，我的左脚上的靴子有一处使人很不舒服；他把手伸下去，用一个手指在那块地方压了一下。

    “这里痛吧，”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可耻！”跟着，他心里好像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所以说了一连串的挖苦话。我听到他议论他的职业上的情况和艰难，这是惟一的一次。

    “他们把一切垄断了，”他说，“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事到如今——我们很快就要失业了。生意一年年地清淡下去——过后你会明白的。”我看看他满是褶皱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他的红胡子好像突然添上好多花白须毛了！

鱼钓

郑武文

    王铮担任住建局长的时候，已经有两任局长从这个职位上落马了。王铮已经58岁了，再干两年，就安全到站，光荣退休。王铮每天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他定下规矩：无论是谁，都不能到他家里谈公事。双休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熟人骚扰，带一个只有老婆知道号码的手机，自己开车到几十里外的水库去钓鱼。

    水库里钓鱼的人不少，都互不相识。王铮钓得安然自在。水库很大，库底自然卧了不少大鱼。有一天王铮运气特好，竟然钓到了一条足有几十斤的大鱼，王铮一抬没抬起鱼竿来，又抬还不行，只好带着鱼竿沿岸溜鱼，三溜两溜，脚下一绊，竟被鱼拖进了浅水里。王铮赶紧爬起来，旁边一个钓鱼的老头也过来帮忙。王铮解嘲地说：“呵呵，我钓鱼竟然被鱼钓了。”初春的天气，风还刺骨。老头忙说：“我家就在附近，先到我家换身衣服吧。”王铮开始还推托，禁不住老头一个劲劝说。又一想，不过是一个农家老头，又实在冷，就去了。

    老头就住在旁边的村子里。老头先拿出自己的衣服给王铮换上，又吩咐老伴把湿衣服烤上。然后拿出一瓶酒，二人推杯换盏，相谈甚欢。当然王铮没说他是干啥的，老头也不问。

    又一个周末，王铮钓够了鱼，就直接去了老头家。不能白吃人家的不是？王铮带了现成的食品和酒。老头也不推辞，又拉起了家常。

    一来二往，二人就成了好朋友。有一天喝酒正欢，老头拿出一幅画，说是祖上留下的，让王铮鉴定一下。王铮一看，是一幅《秋钓图》，画着一个老头在湖边钓鱼，岸上菊黄竹疏，秋风瑟瑟。立意很好，画工也好。只是落款不甚明确。王铮对画本无研究，只是看着顺眼，就连声说：“好，好……”老头说：“一张破画子，这么旧了，咱庄户人没用，送给你当个玩意吧。”王铮说：“那不行，说不定挺值钱呢，你先去鉴定一下。”老头说：“鉴定啥，以前就在屋里挂着的，脏成这样了。”王铮一看，不好再推辞，就收下了。

    回去以后很喜欢，经常拿出来看，后来就直接挂办公室了。

    后来一段时间，市里要建一个国际会展中心，王铮忙得没时间去钓鱼了。投标那天，办公室进来一个四十来岁中年人。进来就打招呼：“王叔，你好，我是赵强，还认识我吗？”王铮一怔，看着有点面熟，没想起来。赵强一指王铮后面的画，说：“我住在水库边，您跟我爸是好朋友。”王铮的心里就有些不快，说：“你也来投标吗？”赵强说：“是啊，我也干工程。”王铮说：“那下午投标吧，同等条件下我帮你。”赵强说：“谢谢叔，中午一块出去吃饭吧？”王铮说：“那不行，我们有纪律。”赵强就没说什么，出去了。

    下午投标，赵强中标。王铮也和三个副局长开了碰头会，三个副局意见难得统一，一致拍板让赵强干。王铮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可也没说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还真出事了。赵强潜逃，三个副局长被双规，王铮党内记过一次。

    在反贪局，副局长们感到很冤枉，说：“王铮拿了一个郑板桥的《秋钓图》，价值数百万，为何只记了个过？”

    反贪局长拿出一幅画，说：“你们说的是这幅吗？王铮拿画以后，做了鉴定。发现是真画，就到反贪局备了案。如果没事，那是正常赠与，退休后还给人家；如果相求，此是贿赂，就交到局里。因为他太喜欢那幅画了，就又求人临摹一幅挂在办公室里……”

    此时的王铮正坐在他的老板桌后面，副局们的落马让他脊背一阵阵发凉。

    到周末，王铮又去钓鱼，秋风起了，落叶萧萧，到处一片凄肃景象。他感觉自己很像《秋钓图》里的老叟。

    鱼漂动了，提上来却没鱼，只是鱼食没了。如此几次，令王铮气恼不已。

    想一想又笑了，不是吗，人在钓鱼的时候，鱼也在钓人。

云端上的哨所

裘山山

早上8点20，我们离开亚东团部，去东嘎拉哨所。东嘎拉是亚东所属的五个山口之一，海拔4300米，其余四个，有著名的乃维拉和则里拉。

无论海拔多高，这些山口都有我们的哨所常年守卫。他们在雪山之上、云端之上，保卫着祖国边境的安全。士兵们的艰苦和不易，非一般人能够体会。尤其到了冬季，大雪封山，一堵就是半年，那种蚀骨的寂寞，让人发疯的安静，需要很强的意志力才能够承受。虽然士兵们一年一换，但那一年，已经等同于千锤百炼了。

我去看他们，心里怀着歉意。这样的歉意，是由衷的。

最初我们沿着一条河走，一段时间后，我们就离河上山了。山中郁郁葱葱。一个回头湾之后，我看着我们身后的路如蛇一般缠绕在山腰。到一个交叉路口，带队的崔大校给我们介绍说，往那边上去是则里拉。

一百多年前的冬天，即1904年的12月，冰天雪地中，英国侵略军就是从则里拉山口偷越过境，进入亚东峡谷的，然后又从亚东深入到帕里，再进攻到江孜，十分猖獗地用洋枪大炮包围了整个江孜城，江孜人民和藏军奋起抗击……这便是著名的江孜抗英保卫战。这一战役从1904年4月开始，到7月结束，持续了大约一百天，是西藏近代史上抗击外国侵略者规模最大、最为惨烈悲壮的战斗。

现在，我们的哨所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像盾牌一样挺立在山口；像城墙那样矗立在蓝天下。有了他们的存在。一百年前的血腥入侵绝不会再重现了。我在心里，向他们，向那些盾牌和城墙，致以遥远而真诚的敬意。

我们继续上山。郁郁葱葱的树木忽然没有了，因为我们已升至了雪线以上。路边只有一些低矮的荆棘灌木。铺着雪、盖着雪、裹着雪，寒冷和寒冷纠缠在一起，凝结成一个肃杀的世界。路很窄，只能勉强过一个车。再往上，连灌木丛也没有了，只有雪，白茫茫的一片。

二十七公里后，我们的车终于停在了没路的地方，全体下车，爬雪山。真的是爬雪山。

雪很白，阳光耀眼。我们要从海拔4116米的地方，上到4300米的地方，直线距离600米，可是就这600米，把我给累得大喘气不止，心狂跳，前所未有地狂跳。

因为太累，我怕自己掉在后面，就努力往前走。这是我的诀窍，越在前面越不容易掉队。

回头看后面的人，尤其看邱将军和崔大校，他们两个都状态欠佳，一个原本身体不好，一个感冒了，但他们两个都很稳地一步步地走上来，坚决不要随行的参谋搀扶。

雪不但白，还平滑整洁，没有一点儿人的痕迹。

忽然，我看见了杜鹃。一丛丛的匍匐在雪地里，尚未开散。叶子墨绿到黑，在雪地里坚强地支棱着每一根枝条，花骨朵紧紧裹着，好像裹着一个承诺：不见初夏的阳光绝不开放。我蹲下来给它们照相。须知在这十天的时间里，我已看到了老、中、青、幼四个阶段的杜鹃，等于看到了杜鹃的一生。

远远地，我看见一队轻快的绿色身影从山顶下来。崔大校说：“他们接你们来了。”同行的导演阿岩，连忙举起她的摄像机，去拍下山的战士。绿色的身影走近了，前面两三个，大概是营里和连里的干部，他们敬礼，我还礼，然后握手。最后两个小兵走到我跟前时，我发现他们看上去完全还是孩子，可那张稚气的脸庞已经变了颜色。我忍不住张开了自己的怀抱，一一拥抱了他们。

跟战士们一起下来迎接我们的，还有几只可爱的狗狗。它们使劲儿摇着尾巴，说着它们的欢迎词。

四十分钟后，终于到达山顶了。

四周全是白雪皑皑的大山。连绵着，起伏着，袒露着，却没能让我产生“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在我眼里，它们依然雄伟，依然高大挺拔。此时是上午9点，阳光正年轻。我大口呼吸着缺少氧气却无比新鲜的空气，让自己狂跳的心渐渐平复。

我们走进战士们的宿舍，很简陋，墙上有斑斑水迹，地面也湿漉漉的。战士说，房顶总漏水。洗脸盆沿着墙角放在地下，毛巾叠成香皂那么大一块儿，摆在牙缸上，没地方晾晒。我问：“冬天是不是很冷？”他们说是的，最冷时零下20摄氏度。

在排长的宿舍，我看见了他们的书柜。两个五层高的柜子，摆满了书，但几乎所有的书都旧得起了边儿，掉了皮儿，肿得像馒头。幸好我们带了一些新书上来。

我们又去了厨房，两个战士正在做饭，很简陋。

走出来，我看见屋檐下摆着一个很大的铁捅。他们说是接屋檐水的。“接来干吗？喝吗？”我又问。他们说：“是的。用药片洁净一下，作饮用水。”

我感到吃惊。但细细想：不喝屋檐上雪化的水，在这个高山顶上，还能喝什么水？

走出哨所，心里特别不好受。

崔大校他们的工作结束后，我们开始把带来的书赠送给哨所。全体战士集合站好，我们将书一一送给他们。

送书的时候，我看见阿岩和战士们一一拥抱。我相信那一刻她的心里溢满了柔情。我相信那些年轻的士兵能真切地感觉到她的柔情。遗憾的是我们这么匆忙就要走。我们能为他们做得太少、太少了。我们就在山上待了两三个小时。

合影留念后，我们下山。战士们纷纷来送，狗狗也跟着送。一只叫黄皮的狗，一直送到山脚。看着我们走远了，头还在那儿一点一点的，目光有些忧伤，好像在说，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啊？而我，不能给他们任何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