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当今社会，有一样东西几乎让所有人都无可逃逸，那就是浮躁的风气。这话虽有些偏激，却道出了许多人欲言难言的自我困惑。

    杂乱吵闹是喧嚣的外在表现，其本质则是浮躁，是人们内心的急躁、失衡、不沉稳。浮躁，是丧失定力，随波逐流；是心急如火，投机取巧；是虚浮夸张，一片泡沫；是不要过程，只要结果。人生在世，谁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和欲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面对浮华世界，人们的欲望变得更大、更多、更急切，由此衍生出浮躁的社会风气。

    浮躁之风盛行，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为官者盼望一步登天，为学者盼望一步到位，为商者盼望一夜暴富，为艺者盼望一举成名。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被浮躁之风笼罩，清静的人生、专心的工作、精良的产品，变得稀罕起来；因为求快而忽视了细节和质量，导致一些地方事故多发、反复折腾、劳民伤财。那些整日忙碌赶场子的人，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那些跟风起哄盲目不安的人，看似日理万机，好像勤奋忙碌，到头来往往难成大事，原因就在于他们“用心躁”而无法“用心一”。

    对于浮躁，古人总结出了“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节奏加速，变化更快、更多、更大，人们对变化的感受极为敏感；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变动不居之中也有恒定不变的规律——结果需要过程，成功必得付出。即便是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站上了创新的风口，如果没有扎实稳固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成功终究是短暂而不稳固的。舒服与辛苦，安逸与劳顿，亦有着互相转换的辩证法。

    《道德经》里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人活一辈子，要想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东西，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避开社会的喧嚣，拒绝外来的诱惑，祛除内心的焦躁，静下心定下神，扎扎实实、聚精会神地做事，而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浮躁所裹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所揭示的，乃是喧嚣之中的宁静心态。内心的宁静，是一种穿越世俗、撇开浮躁的力量，有了它，便可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便听不到外界的吵闹嘈杂，便能忍得孤寂、受得清苦、看穿陷阱、看淡诱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了静的底色，才有达的境界、定的气质、和的格调，才能让人生剧本脱俗雅致。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是“大家”风范，亦属常人能力所及。内心的宁静，是最为深厚的修行。让宁静成为心灵的常态，我们不必超脱凡尘，也一定可以专心致志、成就非凡。

（选自2016年4月《人民日报》，有删改）

    国产影视剧最受关注的现象莫过于“妖魔”横行。电视剧《花千骨》以平均收视2．213%的骄人成绩，打破了由《古剑奇谭》所引领的仙侠剧的收视纪录。而电影《捉妖记》也刷新了内地电影市场票房纪录。无论是《花千骨》、《古剑奇谭》，还是更早的《仙剑奇侠传》，这些明显带有仙侠、妖魔、玄幻、神怪、异志标识的影视剧作品以其奇幻的故事、游戏元素的应用在网生代群体中具有惊人的号召力。

    魔幻题材影视作品的故事原型脱胎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传说、游戏和网络小说，在上映之前即拥有大量受众。中国自古就有神话志怪的文学传统，观众接受起来难度不大。尤其被一系列婆媳剧、家庭剧、抗日神剧轰炸后，观众急需新鲜的题材和类型。随着观众的低龄化，影视剧制造者也越来越根据年轻观众的口味进行生产创作。虽然表面充满了妖魔鬼怪，但这类作品走的还是《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的路子——借妖魔鬼怪写人性。魔幻类影视作品在故事背景的设定上看似逃避现实的沉重，在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世外仙侠、妖魔的世界展开故事，但在主题的处理上，无论是自我救赎的成长类主题设置，还是跨越族群的仙与人、鬼与人、妖与人的儿女情长的情感表达，抑或是舍小我，拯救众生的宏大概念的设定都以其充满想象力的情节设置和情感处理来揭露人性。魔、妖夸张化和脸谱化的形象处理，直指人内心不断膨胀扩张的欲念，而由妖、魔恢复成人需要的是爱的指引和人性的回归。无论是妖魔被刻意放大的“恶”的形象，还是神、仙所代表的至高的道德境界，人性的描绘在这些似人非人的形象中都被刻意放大了。在这里，虽是神是仙是妖是魔，但神、仙、妖、魔亦有人性人情，亦有七情六欲，人性的力量足以超越一切，也足以毁灭一切，善恶存在一念间，全在于心。

    与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作品直面社会现实问题所带来的心里沉重和社会反思不同，魔幻题材影视剧的故事结局总是善恶有报，正义战胜邪恶，真实的情感、信仰的力量最终拯救一切，观众在观看结束后得以完成其惩恶扬善的情绪释放。因此，好的魔幻类影视作品的内核，应该是“魔幻+现实”，以魔幻之皮相彰显现实之精神，其异域氛围的营造、奇幻冒险情节的设定、武侠动作的设计、各种神秘元素的应用都应着眼于激发观众的想象力。

    然而，在现实实践中，创作者让本该成为观众理想自我实现的试验场变成了逃避现实、发泄情感欲望的自留地。这也是魔幻类作品饱受诟病的地方。因此，一些魔幻题材的影视剧因其粗制滥造的视效制作、漂浮空泛的故事结构、脱离现实的情节设计、流于表面的角色表演以及对于原作的肆意篡改被冠以“神剧”“烂片”之名，叫座不叫好。

    诚然，这样一些魔幻、仙侠类影视作品以其天生的受众优势以及特有的类型优势，无论是在前期宣传上还是在对受众号召力上都占得先机，可以取得不俗的收视率及票房成绩

    当这种“竭泽而渔”的生产方式榨干了观众对这一类型、题材的影视作品的兴趣之后，其又该何去何从？无论是魔幻题材的影视作品，还是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都应当具备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管收视率有多高，影视剧创作者都应当具有对于现实主义的清醒认识，而不是迷失在赶时髦的大潮中。须知，能够把器和道结合好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

（摘编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词就其本来性质而言是歌辞，是广义上的诗歌的一种。

    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同音乐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如《诗经》的全部和《楚辞》的一部分，以及汉魏六朝乐府诗，原来都是配乐歌唱的。但随着新的音乐和新的歌辞的出现，原来的歌辞往往成为纯粹的文字作品，譬如《诗经》到了汉代，汉乐府到了六朝，都只有少数还在传唱。而六朝人和唐人所写的古乐府诗，也都只用于诵读。

    汉魏六朝主要的音乐系统为“清商乐”，而到了隋、唐，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系统——燕乐。它是由西域流入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和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而产生的。“燕乐”至唐代大盛，其歌辞起初叫做“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在唐代，不少文人诗歌（尤其是七绝）被伶伎直接用来配合音乐歌唱，如《乐府诗集》所录《水调》的第七段，就是杜甫的七绝《赠花卿》。但以齐言的诗入曲必然有不相合的，为了适应曲调格式，就需要做一定的变动处理，如破句、重叠、和声等，这样才能和长短不齐的曲拍相合。与此同时，也有人一开始就按照曲拍的要求来写作歌辞。近代在敦煌发现了一批唐代民间曲子词的抄本，这些歌辞的句式大多是长短不齐的，在字数、平仄等方面似尚无严格规定。一般把这种曲子词视为词的原始形态。词形态完全稳定以后，是一种具有严密的格律形式、句式参差不齐的诗体。每首词都有以词牌命名的词调，表明词写作时所依据的曲调乐谱，规定了一首词的文字格律：依乐章结构分片，依曲拍断句，依乐声高下用字。到后来，词和音乐脱钩，词成为书面文学，词牌就只表示文字的格律形式了。

    词能成为宋代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当然不可能仅仅取决于其音乐特征和句式上的变化，更取决于它在抒情表现上的某些特征。诗的发展历史很长，功能也复杂，词则具有更为单纯的抒情性。而且，在苏轼、辛弃疾那种 “豪放派”出现以前，词很少像诗那样触及严肃、沉重、宏大的主题，它关注的主要是男女欢爱、相思别离、风花雪月之类。这些更具有个人性的、与日常生活更贴近的情感内容，在词中获得充分的表现。诗的语言通常追求精练，常用浓缩和跳跃的笔法，所以很难在细节上展开。而词的表达更为浅显和委婉曲折，意脉的流动较为连贯，因而能够将情感呈现得更为细微。像温庭筠《更漏子》的下阕写“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在诗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词的长短句格式，也不能只看到它与音乐的关系。参差错落的节奏本来是由音乐旋律决定的，但同时，这样的形式也更适合上述抒情偏向的需要。

    古人有一种习惯的说法，把词称为“诗余”。“余”者，余绪之谓也，诗中说不尽的、不便说的，就拿到词中来说。在古人一般的观念中，词较为轻巧、浅俗，格调不如诗高雅，有点小看它。但正因为如此，词的写作更少拘束，更为自由。而对于喜好和擅长写作词的诗人来说，则未必有轻视的意识。

都江堰

余秋雨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苦难的民族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寒风在颓壁残垣间呼啸，夕照旷野溶成一气，让人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浓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提供庇护和濡养。

    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

    它，就是都江堰。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本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趁便看一眼吧。

    从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忽然，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馆前，急流浩荡。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众目睽睽。

    这一切，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中国官场的惯例，是把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濡养，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想到了李冰。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

    他当然没有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八字箴言，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澈的人类学的思考。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都江堰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命令自己的儿子作三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后，汉代水官重造 “三神石人”测量水位。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

    石像被岁月的淤泥掩埋，20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

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

    20世纪20年代美孚公司在中国没有找到石油，再加上“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在30年代被一些人奉为石油地质的法则，中国由此戴上了“贫油”的帽子。但是，黄汲清和另外一些地质学家并没有被这一“法则”所束缚。

    黄汲清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祖国急需各类战略物资，为祖国寻找石油便成了他和同仁们魂牵梦萦的理想。他既是运筹帷幄的少帅，又是脚踏实地冲锋在前的战士。1937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黄汲清选派了孙健初与两位美国专家，结果发现了玉门油田——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1938年，黄汲清带领所里的青年地质学家陈秉范调查四川隆昌圣灯山的地质构造，他亲自布置钻孔，发现了我国的第一个工业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就在同一年，他又率队在大渡河边铜街子的茅口灰岩中发现了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认为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1938至1941年，他率领一批青年地质学家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了1∶10 000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威远大气田的发现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初步的胜利鼓舞了胸怀石油大志的黄汲清，他毅然卸下行政职务，投身到西北的石油考察中。1941年夏，黄汲清率领甘肃探油队踏上了河西走廊石油考察的征途。他们沿河西走廊西行，一路考察了沿线的地质。他们对玉门油田及周边地区做了详细调查，并向南进入了高耸入云的祁连山，向北进入龙首山做穿插考察。这次重要的地质实践，为以后“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初步的地质基础。

    1942年11月，黄汲清率一批精英组成石油地质调查队奔赴新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组成自己的科学考察队对我国西部边陲进行的科学考察。考察队在天山南北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进行了为时半年的广泛而深入的地质调查，了解到天山北山麓带的油苗，有许多是源自侏罗纪的生油岩，如独山子的石油，这些生油层都属于陆相沉积。1943年他们完成了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在报告中，黄汲清展现了其卓越的科学洞察力，他确定“这里有圈闭很好的构造，以及能够大规模生产的油田”。他科学地预见：“虽然我们无意夸大新疆油田的远景，但是将来在天山山麓带和前山带及其他有利地区，很可能发现与独山子油田同样大小，甚至更大的油田。”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结合1941年玉门、河西走廊的调查结果，黄汲清在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型盆地的生油层是多期的，而沉积性质往往是陆相的，从而提出了著名的“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两个学说。黄汲清说：“‘陆相生油论’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准噶尔盆地和酒泉盆地，即中国西部的陆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那么中国东部的陆相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样的油田。”

    黄汲清理论上的优势立即在圈定石油普查区域上体现了出来。1954年黄汲清等人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陆相生油理论”，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系统而全面的油气远景预测图——《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圈定含油远景地区125万平方公里。1955年2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作为技术总负责，黄汲清积极组织中青年地质学家全面研究已有的地质资料，分析对比各主要沉积盆地和沉积区的油气因素，成功优选了五大盆地，亲自布置石油普查。到1957年3月，在地质部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黄汲清展示了一幅更为精准的1∶300万的《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做了《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报告，用醒目的橘黄色把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标示为重点远景区。他坚信多年实践得出的“陆相生油理论”，坚持实施松辽平原油气勘探。后来，大庆等地大规模储油构造的相继发现，充分显示了黄汲清先生的远见卓识。

    从玉门到大庆，中国石油大发现雄辩地展示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完美的科学过程。黄汲清有幸成为这个全过程的奠基人、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摘编自何民《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等）

    学界曾普造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也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业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載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貴，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春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簿，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门”“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含”，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千预。土地作为商品较多地进入流通领城，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高，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夷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波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之家，未有不含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荼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尤其是经济上的流动规模过大，贫困户猛增，暴发户飙升，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是以填平贫富賁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