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丑中之美

    庄子及其后学以“道”的自然无为为美，其根本表现是在个体人格的自由上。因而，在庄子及其后学看来，人的外形的丑丝毫也不妨碍他具有精神的美，得到人们的爱慕。庄子一方面赞赏他理想中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神人”，另一方面又丝毫不歧视形体残缺丑陋，却具有精神人格美的人。在中国美学史上，也是庄子第一个明确地谈到了丑的问题，指出了在丑的外形之中完全可以包含超越于丑的形体的精神美。

    《德充符》中通过许多寓言说明了这个道理。卫国的哀骀（tái）它是一个奇丑的人，“以恶（丑）骇天下”，然而“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鲁哀公和他相处不过数月就想请他当宰相。庄子以文学的夸张笔法，描写了这个奇丑者得到了包括妇女在内的许多人的爱慕，同时又借孔丘之口说明了他之所以得到爱慕的原因：“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而所谓“使其形者”就是精神。人们之所以爱这个奇丑的人物，就是爱他的“全德”，爱他的精神美。“闉（yīn）趾支离无脤（shèn）”“瓮盎大瘿（yǐng）”都是一些腰弯及于脚趾、形体残缺没有嘴唇、身上长着像盆瓮一样大的瘤子的奇丑人物，然而前者说卫灵公，后者说齐桓公，都得到了赏识和喜爱，以至卫灵公、齐桓公看起那些形体齐全的人来，反而觉得“其脰（dòu）肩肩（瘦小样子）”，矮小可怜了。庄子认为，这是“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缘故。这些奇丑人物，由于他们有人格精神上的美，所以人们就忘掉了他们形体的丑陋，看上去反而比形体健全的人更加高大了。庄子看到了人的内在精神美能够压倒和克服外在形体的丑，“形骸之外”的美高于“形骸之内”的美。在追求着个体人格自由的庄子眼里，就连汲汲于仁义、不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孔子，虽然形体健全，但较之于被砍掉了一只脚，却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兀者叔山”，在精神上是遭受了无可解救的“天刑”的。在庄子看来，这种精神上的刑残比肉体上的刑残更加可悲。庄子一点也不忽视形体的美，但更加重视精神的美。这种对于人的精神美的高度重视和追求，后来在魏晋时期的美学中得到了发展。

    从艺术史上看，庄子认为在丑怪的形相中可以包含强烈的精神美的思想，曾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五代人物画家禅月大师贯休的人物画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贯休是禅宗的信奉者，曾被皇家授予师号。而禅宗的思想，是同道家的思想密切联系着的。贯休所画的人物，其形相十分怪异甚至丑陋，却又使人感到有一种内在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其名作十六帧水墨罗汉，骨相奇特古怪，为前代所找不出的。例如有庞眉大目者，孕颐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以之与阎立本的帝王图相对照，虽则坚实劲拔的笔致，略有相似，而人物的形态完全不同。阎氏的人物庄严肃穆，是一种士大夫社会的正型。而贯休的人物怪骇突兀，宛如战斗时神经紧张的一种变型”。完全可以说，在中国美学史上，对丑怪之美的肯定，为庄子美学所特有。这也是一般浪漫主义美学所共有的特色。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则是排斥丑怪之美的。

（有删改）

董仲舒之“数”

王传林

    ①“数”作为哲学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被《周易》《老子》《荀子》等作品予以理论化。时至秦汉，《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等作品对“数”与“数字”也颇为钟情，董仲舒更是将“数”与“数字”大胆地运用到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从而赋予其与众不同的哲学意蕴与伦理价值，值得多维探寻。

    ②“数”作为存在，是一切存在之定在的敞开与涌现。当“数”成为人感知与思考的对象时，它便有了被抽绎与量化的可能，从而使其与存在本身相分离，继而成为一种理念或思想。

    ③继轨前人，董子提出“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等。在他看来，万物之中存在“数”，天亦存在“数”。或曰，“数”作为存在拥有物自体隐存的幽暗与形上之天所涌现的神秘，由数至数字的过程则是试图摆脱幽暗与神秘并使之明朗与清晰的过程。在董子眼中，数字是最纯净、最明晰和最抽象的定在，从而凡物皆成可度量、可重复或可显现的图式；同时，数字作为一种哲学语言拥有言说的力量，拥有建构理论世界的力量。简言之，“数”作为存在之定在向人揭示宇宙的图景与结构，其中蕴含着天道、善与美的敞开与涌现。

    ④人是“思”的主体，“数”是“思”的对象；人在思时通过数字符号面向存在。董子以“气”为载体，以“一”为原点，以阴阳变化为路向，由“一”推演出“二”（阴阳）、“四”（四时）、“五”（五行）与“十”（十端）；同时，他又以“五行”配“五常”，以“四时”配“四政”。值得指出的是，董子认为“十”具有圆满性、人伦性与道德性。由“一”至“十”，“数”完成符号化推演。数的符号化意义则在于数字被引入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董子意在为现实伦常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建构寻找形上依据并试图解决其合法性的来源问题。

    ⑤董子语境中的“数”之于一切存在是一种尺度——价值尺度。董子认为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的一切规则皆有定数，而且不可违反；否则，即便是皇帝也会受到“天谴”。在董子那里，“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因此，“数”成为“君权天授”理论的凭证。可以说，数的存在使天、人、政三者之间有了同质与贯通的基础，也使得王者可以按照数的尺度去看待一切客观存在，进而得以完成伦常制度与政治架构的设计。

    ⑥董仲舒用数与数字来解构一切存在（包括人自身），他建构了系统的数字诠释学，提出了颇为典型的诠释范式。其中，以数释天是形上依据，描绘的是自然图景；以数诠经是理论源泉，描绘的是历史图景；以数解人是基本环节，描绘的是身体图景；以数统政是理论旨归，描绘的是政治图景。

    ⑦“以数统政”是理解其数字诠释学的关键。董子认为“王者制官”是通过“条天之数”与“备天数以参事”来实现的，其要旨是“天之数，人之形，官之制，相参相得”。简言之，通过“人副天数”与“官制象天”，“天数”得以向“人”与“制”扩展。或曰，现实政治制度的内在理性应该源于天数，否则将缺乏合法性与合理性。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微”视角下的“大”能量

彭榕

    网络谣言是在网络这一特定的环境下，网络使用实体以特定方式传播的对网民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解释。也有学者认为，网络谣言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由此可见，网络谣言基于网民通过网络对某一事件表达立场、观点，并传递事件本身的信息（非全面也非客观）。网络谣言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也并非完全与事实真相相悖，只是一种未经证实的舆论形态。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是，在微博上发布的信息并非都经过求证，也不排除个别人有通过微博恶意传播虚假信息和言论，以制造舆论焦点的目的。

    绝大部分微博博主都来自社会底层，与传统新闻媒体、主流门户网站的从业人员不同，这些博主很少带有预设立场和功利性，但也缺少媒体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与理性思维，微博博主发布信息更多是率性而为，其优势与不足都是显而易见的。绝大多数微博博主身上的“民粹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且往往以弱者面孔出现。在平民话语权得到伸张的今天，“有话要说”的人越来越多，“屌丝”声讨“X二代”、官员腐败等能得到诸多网民的回应和关注，但往往很少有人去确认这些信息本身真实与否。这些现象都在客观上促进了谣言的产生和扩散。

    基于信任人际群体的传播特征。微博传播信息基本遵循博主发布信息，粉丝接受信息，并进行下一轮次传播这一规律，微博传播信息一般情况下是基于信任的人际群体。而信息在信任的人际群体里传播时一般会呈现出传播者不过多考虑信息的真伪而直接进入下一轮次传播的现象。这种基于信任群体的信息传播方式就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插上了翅膀。

    谣言酿成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谣言一旦产生，就会借助互联网这样开放的平台呈“爆炸式”扩散，大量的网民和普通民众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接触到谣言信息。此时，有的民众会出于不同目的或相信或半信半疑，并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民众的实际行动又反过来印证着谣言，从而引发谣言在更大范围的传播。例如，在“抢盐风波”中，网络传播盐要涨价或吃碘盐可以预防核辐射的谣言，大批民众便涌到街头抢购，抢购行为也似乎印证了谣言的内容，从而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抢购风潮。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一旦有公众将传闻付诸行动，必然会引发谣言更大范围的传播，难免酿成公共危机事件。

    由于微博发布信息多属于个体行为，受信息发布者素养、知识视野、判断能力等因素影响，多加入了发布者个人的理解，往往不能全面地反映客观事实。此外，在微博发布信息的过程中，不可否认有个别博主不经过求证，就将道听途说的信息通过微博发布出去，甚至个别怀有不良用心的博主歪曲客观事实来发布微博信息。在此，需特别指出的是，微博实现了一对多的传播模式，影响力大的博主发布的信息更容易扩散并引发二次传播。当这些不能准确反映客观事实的信息对公众有足够的吸引力时，网络谣言将不可避免地产生。

（节选自《人民论坛》2014年32期，有改动）

汉字的魅力优于拼音文字

    说到汉字，不能不提及世界文明史。世界的古代文明，可以说就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圈，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圈，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圈，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圈等四大文明。这四大文明之中，前三者互相交往而发展，成为近代文明的源流，只有中国几乎未与其他文化产生关联而独自发展出汉字文化圈。国人对此是充满自豪感的，无论是对汉字的发展历史，还是对汉字所承载的中国独具的文字文明和文化底蕴。

    但是，由于汉字自身的特点所带来的缺陷，如撰文用字多、字型复杂、难记、难读，在过去几十年中，汉字的未来与发展前景便广受汉字文化圈中一些国家的关注和议论。但肯定的一点是，要想准确把握汉字的功过是非，必须仔细回顾和耐心审视汉字所走过的历程。写于1988年的《图说汉字的历史》引进出版，该书作者阿辻哲次以“事典”的形式，图文并茂地对汉字发展史上的基本事项进行了简洁却明晰的梳理和叙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现代的汉字发展史，从前印刷时代的汉字书写工具材料史到汉字印刷的发展史……意在为学习汉字、使用汉字的人提供更多的相关知识，让那些对汉字有成见的人明白：现在就想把拥有四千余年悠久历史、担负着人类文明发展一翼的汉字塞进博物馆里，还为时尚早。

    汉字的表记法从古代到现代是连续发展的，从甲骨文、青铜器文字、篆体字，到隶、行、楷，没有文化断层。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图形文字，以物的图形为基础而形成文字，例如“山”、“川”、“日”、“月”等。而与汉字、汉学有关的律令制度，如国家概念、产业、生活、文化等，也都跨越广阔的版图，从中国中原，传播到东方的朝鲜、日本，南方的越南，用文字连结了中国与周边世界的文化。虽然多数国家后来又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依然有着汉字的影响和痕迹存在。如朝鲜的自创文字“谚文”的意思是“非正式”的文字，因而朝鲜“正式”的文字依然是汉字，这跟日本称汉字为“真名”，称自创的文字为“假名”相同，都是出于对汉字的尊崇。

    但在过去的近百年里，世界潮流曾缩小了“汉字文化圈”，就连毛泽东、鲁迅等也曾主张废除汉字，认为汉字终将改为世界通用的表音文字，但事实并非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字改革——实施拼音文字的作用只不过是充当了学习汉字的辅助工具。韩国在文字政策上曾先后经历了汉字时代和“韩文专用”时代。许多韩国专家指出，抛弃汉字使韩国社会出现了知识、哲学和思想的贫困，今天的经济危机，就是韩国半个世纪以来推行韩文专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它导致韩国社会出现大量文盲。所以，韩国开始反思，并于1991年11月和1994年9月在汉城（今为“首尔”）先后两次举行了“汉字优于拼音文字”的国际汉字学术研讨会，并且成立了“国际汉字振兴协议会”。日本也是如此，它曾减少了可识的汉字字数，但现在又增加了。

    现在，世界潮流不仅在扩大“汉字文化圈”，还在促使汉字为创造21世纪人类的高度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图说汉字的历史》带给汉字文化圈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它让读者明白，汉字不仅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文化根基，而且是能够超越语言的不同而让彼此知晓共通意思的最佳媒介。透过汉字，不用语音也能达到彼此理解、彼此认同和彼此融合。

    家谱也称族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题的家族世系繁衍的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家谱有约3000年的历史，素来与国史、方志并称为“三大历史文献”，属珍贵的人文资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

    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是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现今可以知道的最早的家谱雏形，是殷商时期留下的一片牛肩甲骨，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乃武丁时期所刻，是某一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之记录。另外，商周两代，还有刻录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家谱。周代的《世本》，曾对创作《史记》有过参考作用，目前学术界公认它是中国家谱的开山之祖。战国时代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启我国家族史籍以“谱”名之先河。

    周代的《世本》，在于“奠系世，辨昭穆”，它所奠的系世，是周宗室的帝王世系；所辨的昭穆，是尊卑贵贱的亲疏。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制度，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已经“礼崩乐坏”，趋于瓦解。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至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了，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势力极度膨胀，选用官吏实行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家”，官之任用，“不考人才行业，空辨姓氏高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家之婚姻，必由谱系”。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主要依据。与之适应的是修家谱之风极为盛行，国家设谱局，置谱官，“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同时，伪造世系门第的造假现象应运而生，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唐朝初年，修谱继续为官府垄断。为了打击旧有的门阀势力，抬高李氏皇族社会地位，唐太宗李世民组织力量编纂《氏族志》，“以今日官爵为等级高下”。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庶族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直到宋代，家谱编纂方式由过去主要是官府修谱发展为私家修谱。家谱功能上也由过去主要是出仕、联姻的政治功能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明清以来，私修家谱之风盛行不衰，目前存世的家谱绝大多数是清代以后撰修的。

    “凡国必有史，有家必有谱。”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一个家族、家庭的历史文化汇总和历史档案。同时家谱对历史学、人口学、民俗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因此，续修、新修家谱既是一个家族的头等大事，也关系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现代意义的幽默是林语堂从日本引进的。有人把“幽默”译成“有情滑稽”，虽不成熟，却有一定道理。幽默中的笑不是对别人的嘲笑，它凝聚看对可悲性格的爱怜之情，因此，人们不把一些廉价的笑料，看作幽默。幽默在中国存在并流行了七十年，人们对它逐渐形成了共识。幽默是人的一种气质，一种人生态度，具有幽默感的人善于以温厚的诙谐和同情的愉悦接人待物，克服人我之间的隔阂。幽默还是一种艺术手段，是一种特殊的喜剧形式，是一种轻快、诙谐而且意味深长的笔调，是一种风趣而机智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它的本质是用“神形倒错”的方法来表现美压倒丑的优势。其表现效果则是一种轻松而有深意的笑。幽默与诙谐、机智、讽刺，其表现效果都是令人发笑。诙谐或者说滑稽一般没有什么深刻的内容和对现实的针砭意义，有的只是逗人一笑。一些喜剧、闹剧的夸张动作，滑稽戏、相声、幽默小品中的嘘头，如无社会含义皆属诙谐。机智主要指人们在应对时反应敏捷，能言善辩、随机应变、富于机趣，这种品质是构成幽默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它本身并非幽默，机智只有伴之以思想与宽容，又能把握好分寸，才能构成幽默。讽刺也有人称之为“硬性幽默”。它与幽默十分相似，都具有较严肃的社会内容，有的幽默也含有批评之意。但一般说来讽刺在批评丑恶现象时比较尖锐，所指也较为具体，而幽默则较为温和，较为虚泛、含蓄。

（节选自王学泰《漫谈幽默》，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