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融与文明对话中包容的智慧

    ①有人说，世界的动荡不安源于“文明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将越来越深刻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怎样通过对话消弭人类的隔阂？这时，一种浸透着宗教精神的东方价值观——包容进入了人们的视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维方式。

    ②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重新走向开放，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时，社会形态也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开放、开明。究其历史文化根源，开放应是中国文化必然呈现的一种状态。从唐僧西天取经到郑和下西洋，从接受佛教到接纳遣唐使，传统中国曾有着对外开放包容的恢弘气度，而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一百多年来中国学生大规模的出国留学潮和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大潮，更显示了中国知识阶层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的前赴后继，用鲜血和生命寻求真理与复兴的不懈努力，显示了中国学习世界，融合世界的强烈愿望。

    ③在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被认为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性，维系了中国文化脉络绵延不绝，它所哺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维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为主体的文化。儒家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都是主张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一方面使儒学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使之形成了兼收并蓄的传统，并生生不息。“沧海不遗点滴，始能成其大，泰岱不弃拳石，始能成其高”。中国文化绵延不绝，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包容、兼收并蓄的结果。

    ⑤儒家创始人孔子作为鲁文化的代表，与齐文化的代表晏婴是有矛盾的，在齐鲁“夹谷之会”还曾发生过公开的争执，但孔子并不因此而排斥齐文化，他在整理《五经》时，并不因为《诗经》中的齐文化内容而删掉齐诗，这正是他胸怀宽广的体现。孔子被后世誉为“集大成者”，其主张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思想。

    ⑥中国古代研究者“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从仁出发，亦可肯定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圆满和谐。“和而不同”的模式对各种不同文化有相当宽厚的容忍性。中国文化在观念和价值上对21世纪人类所能提供的有意义的东西，也许就是“以仁为体，以和为用”。

    ⑦在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开明的中国更加渴望与世界对话。中国在传统文化精粹中找到了包容的智慧，希望参与到世界文明的对话中，希望在文明的对话中找到和谐，找到中国未来文明发展的坐标。世界应该感觉到了中国人对于文明对话的自信和迫切。

    ⑧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多元化走势，最终将使东西方文化彼此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西方社会进步的路径，也将是殊途同归，长安罗马，大道相通。用平等铺路，无差别尊重。与人为善，尊重个性，交换立场，平等众生 ——那就是求同存异的过程，那就是多赢共和的结局，也就是包容智慧的体现。

书生与硬汉 王开林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有一篇名诗《从军行》，其中有一名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他认为投笔从戎远胜烹文煮字，这是一层显在的意思。而该句还有一层潜在的意思：书生乃蒲柳弱质，哪有军人硬朗的精气神呢？

    其实，我们从书生中也同样能找出一些硬朗的角色，这些书生一旦较起真来，拼起命来，那股子直闯刀丛剑林的狠劲并不输给任何硬汉。

    比如韩愈，唐宪宗虔诚信佛，他却批鳞直谏，上《谏迎佛骨表》，指出佛只是“夷狄之一法”，“事佛求福，乃更得祸”，尤其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八字，差不多是指着和尚骂秃子，令唐宪宗勃然大怒，若非宰相裴度等人全力施救，十个百个韩愈也被当木柴劈掉了。似韩愈这种书生，刀山敢上，油锅敢下，最有胆气。这样的古代书生还有很多，比如庄周、鲁仲连、陶渊明、嵇康、李白、苏东坡、王冕、李贽、唐寅、金圣叹、王夫之……他们都是好样的，敢发出自己不同于流俗的声音，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不违寸心。

    古代书生很难成为硬汉，原因何在？“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古代书生的出路那么少，“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几乎只有这一条道，人格的扭曲和尊严的丧失，就几乎是必然的。除非铁了心不怕挨饿，不怕挨整，不怕坐冷板凳，否则就必须逆来顺受，被大流同化，被大炉熔化。

    我最佩服的是那些有抱负、有担当、有血性、有钢火、有浩然之气的书生，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顶天立地的男儿，是真正的硬汉。比如文天祥，“君降臣不降”；比如陆秀夫，难酬蹈海；比如夏完淳，视死如归；比如谭嗣同，愿为变法流第一滴血。谁说书生都是软骨头？这些书生的硬骨头足以令刽子手雪亮的鬼头刀一一卷刃！

    迄于现代，书生中的硬汉并未绝种，章太炎是一个，陈独秀是一个，鲁迅是一个，胡适是一个，傅斯年是一个，刘文典是一个，闻一多是一个，梁漱溟是一个。章太炎闯入总统府大骂袁世凯是独夫民贼，陈独秀将监狱视为研究室，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胡适为使约法和宪法确立而奋笔抗争，傅斯年将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骂到垮台滚蛋，刘文典当面怒斥蒋介石是“新军阀”，闻一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些书生，个个有血气，有胆气，有志气，有豪气，无论哪一样都不输给那些受过血与火洗礼的硬汉，当他们为捍卫道义而大声疾呼时，虽九死其犹未悔，乃是天地之间的元气和正气使然。

    书生身上多软骨，多媚骨，多俗骨，乃是被御用、奴化、驯养、蛊惑的结果，当然也有性格作祟，掉片树叶就怕砸破脑袋的人不少，明哲保身的人更多。当他们把人格、尊严和良知搁弃一旁的时候，就注定了他们与精神的硬朗无缘，与心灵的高贵绝缘。

（选自《今晚报》，有删改）

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

    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达尔文把这一行为称作“最独特和最具人类特征的表情”。达尔文早在研究进化论时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发现，不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在感到难为情时都会面红耳赤，而包括一些灵长类在内的高级动物却不会出现脸红。达尔文解释不了这种奇怪的现象。著名生物学家、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弗朗斯·德瓦尔教授也把脸红描述为“进化史上最大的鸿沟”之一。他说：“我们是唯一对尴尬情境或者谎言被揭穿时脸会变红的灵长类动物。”可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表达内心情感的信号呢？

    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脸红是由人的大脑决定的。当遇到特殊刺激时，人们通过眼睛、耳朵等感受器官把刺激信号传给大脑皮质，而大脑皮质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刺激肾上腺，而肾上腺受到刺激，就会分泌出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在体内由酪氨酸转变而来，它的作用特点是，少量分泌时能够使血管扩张，尤其引起脸部的皮下小血管扩张；可是大量分泌肾上腺素的时候，反而会使血管收缩。当外界刺激比如害羞等信号传入大脑的时候会分泌少量肾上腺素，就引起面部血管扩张，血流增加，血的颜色是红的，所以容易引起心理性脸红。

    科学家认为，如果用“险恶、野蛮和无礼”来描述人类早期社会是正确的话，那么冒犯是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的。结果，人类就发展出了表达歉意的方法，以告诉别人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而感到后悔。

    想想你们家那条狗的表现，当它在你的院子里刨坑被你发现时，它就在地上打滚。你的狗躺在地上向你展示它的肚子，告诉你它不想在此时挑战你的愤怒——这是痛悔的表示。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难对一条在地上翻滚的狗继续保持愤怒。与此类似，脸红可能是人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而懊悔的标志。通过脸红，我们可以告诉别人我们认识到了自己做得不对，我们正为此付出代价。而此时看到我们脸红的人则可以了解我们在那一刻所经历的不快感受，脸红也许就是我们对所犯错误表示歉意的身体语言。

    当然，对人类来说，语言才是最主要的交流方式。但是语言是受意识控制的，可以进行欺骗，而不受意识控制的脸红却能透露真实的想法，这些想法有时是你想用语言掩饰的。脸红发出的信号有时甚至比语言还要准确：脸红会让人们的撒谎变得困难。因此脸红使人类保持诚实可信，促使群体更团结。

    在哺乳动物中，只有灵长类具有三色视觉，能够看到由三原色组成的彩色世界，其他哺乳动物都是色盲。如牛、羊、马、狗、猫等，几乎不会分辨颜色，反映到它们眼睛里的色彩，只有黑、白、灰3种颜色，如同我们看黑白电视一样单调。感谢造物主让人类有一双最敏感的眼睛，也只有这双眼睛才能捕捉到脸红的信息。

（摘编自《百科知识》2012.4）

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绚丽之美

魏家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这一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惘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朴素，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提出来的。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他认为，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 实作简单的描摹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的政治思想、“大巧若拙”的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达之美，其中的《逍遥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的时候，它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本来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精髓，但在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对华丽之美的尖锐批评，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墨家从下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曰：“为乐非也。”法家对华丽之美的批评态度更加尖锐，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质：“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同老子、庄子、墨子一样，把追求华丽之美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而且，儒家美学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节用”的观念和“辞达而已矣”的主张。这样，不但是儒与道，而且又加上了墨与法，这四家的美学思想在朴素、自然、平淡、简约、使用这诸多方面形成了合流，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华丽之美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节选自《华夏文明》，有删节）

    “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在历史上，汉字“和”与“合”有相近含义。唐代学者孔颖达在解释《礼记·郊特牲》时说，“和，犹合也。”“和合”理念强调世界是人与万物的一体性存在，构成世界的诸多要素存在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在矛盾与融合中共同发展演变，然后产生新要素、新事物、新生命，客观世界因而不断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是变化之源、运动之力、发展之本、生长之根。

    “和合”理念的文化内涵首先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发轫于先秦。《周易》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内在统一思想。《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意思是说，礼是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自然法则，必须按礼行事。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直言天人一体。天人合一宇宙观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与心之间是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着一种相互联系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视角，这让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天下”的观念，视天下为一体。《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协和处理不同国家关系的观念，认为不同国家之间应和睦共处、相互合作。在“天下”观的滋养下，中国人生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追求和责任担当。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追求天下大同，有一种要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担当。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和合”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展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提倡和而不同的人格、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有性别、年龄、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分别，社会中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文化职业等形成的差异，只有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

    在调适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上，“和合”理念表现为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核心是“仁”。“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孔子将“仁”解释为普遍道德原则，汉代儒学将“仁”解释为“天心”，宋明儒学以“仁”为核心构筑价值体系。千百年来，与人为善、人际和睦、立己达人、推己及人等道德准则已经深深烙印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之中。

（摘自陈秉公《“和合”理念具有重要价值》）

桂公塘

郑振铎

文天祥耿耿的光着双眼，一点睡意也没有。他的腿和脚经了好一会的休息，已不怎么酸楚了。他低了眼光望望杜浒—那位死生与共，为了国家，为了他，而牺牲了一切的义士。杜浒的眼光恰恰也正凝望着他。杜浒哪一刻曾把眼光离开了他所敬爱的这位忠贞的大臣呢！

“丞相，”杜浒低声地唤道，“不躺下息息么？”他爱惜地提议道。

“杜架阁，不，我闭不上眼，还是坐坐好。你太疲乏了，也该好好地睡一会儿。”

“不，丞相，我也睡不着。”

文天祥从都城里带出来的门客们已都逃得干干净净了，只剩下杜架阁是忠心耿耿的自誓不离开他。

他们只是新的相识。然而这若干日的出生入死，患难与共，使得彼此的肺腑都照得雪亮。他们俩几成了一体。文天祥几乎没有一件事不是依靠架阁的。而杜架阁也尝对丞相吐露其心腑道：“大事是不可为的了！吴坚伴食中书，家铉翁衰老无用，贾余庆卑鄙无耻：这一批官僚们是绝对的不能担负得起国家大事的。只有丞相，你，是奋发有为的。他们妒忌得要死，我们都很明白。所以，特意的设计要把你送到鞑子的大营里去讲和。这魔穴得离开，我们该创出一个新的有作为的局面出来，才抵抗得了那鞑子的侵略。这局面的中心人物，非你老不成。我们只有一腔的热血，一双有力的手腕。拥护你，也是为国家的复兴运动而努力。”

丞相不好说什么，他明白这一切。他时刻地在罗致才士俊侠们。他有自己的一支子弟兵，训练得很精锐；可惜粮饷不够—他是毁家勤王的—正和杜浒相同。人数不能多。他想先把握住朝廷的实权，然后徐图展布，彻底地来一次扫荡澄清的工作。

然而那些把国家当作了私家的产业，把国事当作了家事的老官僚们，怎肯容他展布一切呢！妒忌使他们盲了目。“宁愿送给外贼，不愿送给家人”，他们是抱着这样的不可告人的隐衷的。文天祥拜左丞相的谕旨刚刚下来，他们便设下了一个毒计。

蒙古帅伯颜遣人来邀请宋邦负责的大臣到他军营里开谈判。

这难题困住了一班的朝士们，议论纷纷的没有一毫的定见。谁都没有勇气去和伯颜谈判。家铉翁是太老了，吴坚是右丞相，政府的重镇，又多病，也不能去。这难题便落在文天祥的身上。他是刚拜命的左丞相，年刚气锐，足以当此大任。大家把这使命，这重责，都想往他身上推。

“谁去最能胜任愉快呢？”吴坚道。

“这是我们做臣子的最好的一个效力于君国的机会，我倒想请命去，只可惜我是太老了，太老了，没有用。”家铉翁喘息着说道，全身安顿在东边的一张太师椅上。“国家兴亡，在此一举，非精明强干，有大勇大谋的不足以当此重任。”贾余庆献谀似的说，两眼老望着文天祥。他是别有心事的：文天祥走了，要是不能回，那左丞相的肥缺儿便要顺推给他享受了，所以他怂恿得最有力。

朝臣们纷纷的你一言我一语的，都互相在推诿，其意却常在“沛公”。那纷纷营营的青蝇似的声响，都不足以打动文天祥的心。在他的心里正有两个矛盾的观点在作战。他不曾预备着要去。并不是退缩怕事。他早已是准备着为国家而牺牲了一切的。但他恐怕，到了蒙古军营里会被扣留。一身不足惜，但此身却不欲便这样没有作用的给糟蹋掉。

他明白自己地位的重要，责任的重大。他一去，国家将何所赖乎？杜浒，他的新相识的一位侠士，也极大的阻止他去；劝他不要以身入虎口。杜浒集合了四千个子弟兵，还有一腔的热血，要和他合作，同负起救国的责任。也有别的门客们，纷纷扰扰地在发挥种种不同的意见。但他相信，纯出于热情而为远大的前途作打算者，只有一个杜浒。

然而，文天祥在右丞相吴坚府第里议事时，看见众官们的互相推诿，看见那种卑鄙龌龊的态度，临难退缩，见危求脱的那副怯懦的神气，他不禁有些冒火。他的双眼如铜铃似的发着侃侃的恳挚的光亮。他很想大叫道：“你们这批卑鄙龌龊的懦夫们呀，走开；让我前去吧！”

然一想到有一个更大的救国的使命在这，便勉强地把那股愤气倒咽了下去。他板着脸，好久不开口。

但狡猾如狐的贾余庆，却老把眼珠子溜到他身上来，慢条斯理地说道：“要说呢，文丞相却是最足以摧折强虏的锐锋—不过文丞相是国家的柱石—”

他很想叫道：“不错，假如我不自信有更重要的使命的话，我便去了！”然终于也把这句不客气的话强咽了下去。

一时敞亮的大厅上，鸦雀无声地悄静了下来，虽然在那里聚集了不下百余个贵官大僚。空气石块似的僵硬，个个人呼吸都艰难异样。一分一秒钟，比一年一纪还难度过。还是昏庸异常的右丞相吴坚打破了这个难堪的局面：“文丞相的高见怎样呢？以丞相的大才，当此重任，自能绰有余裕，国家实利赖之。”

他不能不表示什么了。锋棱的眼光横扫过一堂，那一堂是行尸走肉的世界；个个人都低下了眼，望着地，仿佛内疚于心，不敢和他的锐利如刀的眼光相接触。他在心底深喟了一声，沉痛地说道：“如果实在没有人肯去，而诸位老先生们的意见，都以为非天祥去不可的时候，天祥愿为国家粉碎此无用之身。唯恐嚣张万状的强虏，未必片言可折耳。”

如护国的大神似的，他坐在西向一张太师椅上。西斜的太阳光，正照在他的身上，投影于壁，硕大无朋，正足以于影中笼罩此群懦夫万辈！个个人都像从枷锁下逃出了似的，松了一口气。

文天祥转了一个念，觉得毅然前去，也未尝不是一条活路。即使冒触虏帅而被羁，甚至被杀，还不是和战死在战场上一样的么？况且北虏的虚实，久已传闻异辞，究竟他们的军队是怎样的勇猛，其各军的组织是怎样的，他们用什么方法训练这长胜之军，一切都该自己去仔细地考察一下，作为将来的准备。那么，这一行，其意义正是至重且大。这样一想，他便心平气和起来，随即站起身来，说道：“诸位老先生，事机危矣，天祥明天一早便行；现在还要和北使面谈一切。失陪了。”

头也不回的，刚毅有若一个铁铸的人，踏着坚定的脚步离开大厅而去。

（发表于1934年，有删改）

【注】《桂公塘》得名于文天祥《指南录后序》中“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一句，叙述文天祥赴元讲和被扣押，后设法逃脱，辗转数处，终于暂时脱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