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兵器据说有400多种，而适于近战的冷兵器的剑却是百兵之祖，铁兵之神，杀敌致胜的利器，英雄猛士的配饰，甚至是某种正义的人格和理想的象征。剑，又和“侠”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中国人以前对“剑侠”津津乐道。咏剑和咏侠成了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而武侠小说也至今长盛不衰。

        唐朝建立以前，群雄逐鹿，李渊、李世民父子依靠刀和剑，杀出了一个新的王朝和时代，之后继续东征西讨，拓土开疆，兴文治而重武功，一时尚武好侠之风大盛。唐代虽是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但人间仍有种种不平，芸芸众生包括不甚得意的文人，也仍然向往侠义之剑。于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唐代又出现一个任侠好剑的高潮。俗话说：武人爱剑，文人爱砚。但唐代许多文人爱砚也爱剑，在唐人传奇里，虬髯客，昆仑奴，聂隐娘，红拂这些挺剑而起的男女侠客，纷纷出场亮相，我们至今仍可遥想他们那英雄或“英雄”的气概，而许多唐代诗人，则对剑与侠献上了热情的歌吟，如果以“剑之歌”为主题，请那些前后辈分不同的诗人前来，是可以开一个盛大的诗歌朗诵晚会。

        古代有各种各样的剑，载诸史籍的宝剑不下百种之多，如紫电、清霜、白虹、鱼肠等等，也有各种名号的侠，我们今日从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小说中，仍可一窥端倪。游侠天涯浪迹，豪侠刀折公侯，义侠锄强扶弱，道侠盗亦有道，儒侠书剑风流，智侠能言善辩，怪侠狂放不羁，奇侠风云叱咤，女侠侠骨柔肠。如同阳光在光谱中可以分析出七彩，真正的武侠精神，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特别是贫民阶层的多种美德，凸显了民间社会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如一诺千金，见义勇为，舍己助人，含冤解祸，轻死重义等等。又如一根红线贯穿百绯明珠，其中最为人所崇拜的则是不计私仇小怨而为国为民的侠士，这样，那些壮士或侠士手中的剑，就更是一柄令奸佞凶恶之徒或国家民族之敌见之魂飞闻之魄丧的正义之剑。

        现在是科学昌明，武库也日新月异的世纪，剑与侠早已成为历史。清人龚自珍早就说过：“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何况是当今这个缺钙少铁人欲横流的时代？因此，锄强扶弱的侠肠，磊落正直的侠气，英雄豪杰的侠骨，更令人心向往之。而昔日被称为百兵之王的剑呢？对于有心之人，它仍然是生命精神的寄托，侠文化的象征，正义感的符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它却已经退化为一种体育锻炼和舞蹈表演的器具。你要报效国家自然有许多新的途径与形式，而不必如孟郊《百忧》诗中所说的那样，“壮士心似剑，为君射斗牛。朝思除国难，暮思除国仇。”假如你真遭逢不平之事，那也不必10年磨剑而企图去削平天下的是非曲直，还是应该相信会有日益健全的法制和法律，如果法制与法律也有疏漏，而且有时也难免为小人掌控，小人戏弄，奸人歪曲，那就请相信人间的正道和天地的无私吧，昔日虎啸龙吟，今朝已经退至离手的剑，只能作壁上观的了。

                                                                                                                                                                  （选自李元洛《白刃明霜雪》）

    诗歌写作“无中生有”，化不在场语言为在场语言；诗歌阅读“有中生无”，化在场语言为不在场语言。“无”不是“没有”，而是潜藏的“有”。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可见，“有”“无”同出而异名，并非对立。

    在场语言呈现于文字，不在场语言隐匿于字里行间或文字之外。站在作者的立场，不在场语言是经验的一部分，他面对的言欲尽却言不尽的困难通过不在场语言得以解决；同时，作者依赖在场语言的创设来伸展不在场语言。站在读者的立场，读者面对在场语言，他必须试图打破它的在场，站在其边缘地带倾听那意犹未尽的余音。在场语言好比琴弦，不在场语言就是在恰当的指法下弹奏出来的漂浮于琴弦周遭的余音，它们互相衬托，互相生成，描绘出动人的情调。

    诗歌中的在场语言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字词，只要有不在场语言，它就和世界有了联系，它就不可能单独地被释义。在场语言和不在场语言的互动，生成了汉语诗歌的空白结构。

    空白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在场语言和不在场语言的对话，它以“至言无言”的方式为诗歌命名。海德格尔有对器皿的特征的精彩描述：“空，或虚空，才是使壶具有盛水功能的东西。空间，壶的空无，正是壶作为空器之所是。”空，构成器皿之为器皿的本质，空，容纳和保持着万物一切皆流的本性，它接受着人们倾进去的东西，又为它的倾听者无私地奉献它的倾出。如同容器一样，诗歌空白收留着诗歌的真义，空白结构是诗的深层结构。

    诗歌的在场语言占有的总是有限的时空，诗歌唯一能同时空抗衡的是空白，它通过无言言说，展示了生命在时空中不受限制的恒久的运动。空白拒绝对诗歌作静止的解说。诗在有文字处，诗之妙在无文字处。中国人深深懂得世界变动不居的道理，认为世界的深处是虚空，而虚空乃万物之源。万象皆从空中来又向空中去，所以纸上的空白是中国画真正的画底，也是中国诗歌真正的诗底。西方油画连画底都要打上底色，不留空白，画面上动荡的光、色彩和线条仍是视觉目睹的实；而中国画家用心之所在，正在空白，空白使得画面上的一花一鸟、一树一木、一山一石都被飘渺的曼气环绕。即使是主张文以载道的儒家诗学，也讲微言大义。

    空白作为中国诗歌的深层结构，具有接纳和倾出两种美学功能。“空故纳万境”，如果进入诗歌的对象世界密不透风，就不可能“纳万境”。正是空白，留存了诗歌的气韵。诗歌的在场语言和不在场语言并存，并且互相转化，同时空白倾出万境．以无言的诉说把倾听者带到一个陌生而鲜活的世界中去。从某种意义上说，空白是安顿人类心愿之乡的精神空间。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那空白处仿佛便是诗歌远望的故乡。

    诗歌空白结构的存在表明了诗歌文“意”的不可穷尽，任何一次释义，都只是诗歌文本可能的一次解读。

（摘编自何志《汉语古典诗歌的在场语言与不在场语言》）

    大致说来，古代城市排水系统，一是依赖城内排水沟渠，二是依靠城中河道，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国历朝都很重视排水沟渠的疏浚和整修。例如，唐玄宗曾下诏修理两都街市、沟渠、道桥，而其旧沟渠，令当界乘闲整顿疏决。德宗时修石炭、贺兰两堰，并造土堰，开淘渠。民间也非常重视城中河道的日常疏通和维护。如唐懿宗咸通年间，“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专门以养护河道为业的人，他们负责在河道上挖掘污泥、清除残秽，向管理部门领取报酬。

    相对而言，宋代在城市排洪防灾方面所做的工作更多一些，当时人们对于城市水系的排洪防灾作用已有深刻认识。成书于北宋元丰七年的《吴郡图经续记》就已明确指出，苏州城发达的河渠水系具有重要的排洪作用，能够“泄积潦，安居民”，“故虽名泽国，而城中未尝有垫溺荡析之患”。宋朝对河渠的管理有一套严格而科学的制度，每年定期疏浚河渠，颇见成效。有些制度则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加以确定。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六月诏：自令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哲宗元祐四年十二月诏：京城内汴河两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

北宋都城汴京，在城市排水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汴京城水系十分发达。英国加迪夫大学建筑系访问学者刘橄介绍说，当时的北宋汴京城包括3重城壕、4 条穿城河道、各街巷的沟渠以及城内外湖池。3重城壕总蓄水容量达1765.6万立方米。4条穿城河道为汴、蔡、五丈和金水4河。根据文献记载估算，4条河道蓄水总容量约为86.63万立方米。此外，城市大街小巷有明渠暗沟等排水设施，还有凝祥、金明、琼林、玉津4个池沼。城市河道密度大、调蓄容量大是宋东京的特点，整个城市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建造体现了很高的科技水平，城市排水设施的管理措施也很完备，是古代城市排水的典范。

    当然，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宋代官员的积极努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苏轼。苏轼曾亲自指导疏浚运河，开浚西湖。茅山河、盐桥河是杭州城内的两条大河，北连大运河而入钱塘江。由于江水与河水相混，江潮带的泥沙常常倒灌淤积到河内，殃及市内稠密的居民区，每隔三五年就需要开浚一次，既妨碍航运又费人力物力，居民患厌已久。苏轼“率僚吏亲验视”，组织人员花半年时间整治二河，使“江潮不复入市”。苏轼还大力疏浚西湖，采用一举两得的办法：取淤泥、葑草直线堆于湖中，筑起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堤，堤上筑六桥，堤上两旁种植杨柳。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一长堤称作“苏公堤”。

    明清时期，人们对城市排洪防灾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清代对于城市排水系统的管护也十分重视，京城内外排水沟渠有专人分段进行管理。顺治元年，定令街道厅管理京城内外沟渠，以时疏浚。若旗民淤塞沟道，送刑部治罪。康熙五年，定修筑城壕例：护城河遇水冲坏处，内城由工部委官修筑；外城由顺天府及五城官修筑；城上挂漏处，由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工部委官修补。

（摘编自关照《海内沟河尽晏清——中国古代城市的排水系统》）

    法国文学批评家、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在他的著作《S/Z》中以慢镜头拍摄的方式对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萨拉辛》进行文本分析，将《萨拉辛》全文（中文译本有两万多字）分解为五百六十一个语段单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五百六十一帧画面），之所以划分得如此细密，巴特是想告诉读者，文本是怎样一帧一帧地编织而成的。

    如果以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作品，那么一部作品是由情节、性格、言语、思想、形象等几大要素构成的，批评家要从人物性格、故事情节和剧作思想的设置等方面来讨论作品，如果以形式主义方法来读解，则要关注文本的语言学层面，转喻和暗喻，或者陌生化效果等，这些都不是他想要达成的目的。当然作为结构主义大师的巴特，也不想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解文本，他发明了诸多语码，来缝合这一文本，因此这五百六十一个单位尽管长短不一（一个单位既可以是一个词语或是一个句子，也可以是一段对话，或者是长长的段落），但是每个单位至少包含着一个或多个语码。巴特将这些语码总共归纳为五种：意素语码、文化语码、象征语码、阐释语码和选择行为语码（或者称之为情节语码），并逐词、逐句或逐段来阐释这些语码在文本中各自的功能。

    那什么是语码？语码不同于语义，所谓语码可以看成对语义的诱导和归类，詹明信认为，罗兰•巴特的“语码”是从信息理论中借用来的术语，即我们可理解为一种语码基本对应某一种信息的类型，如文化语码“有点像格言式的智慧或对普遍的行为、事件和生活的常识的仓房，当需要某个具体细节的时候，它就会被说出来”。而意素语码（即人的语码）则指向人物的性格特征。

    罗兰•巴特的意思是，文学文本之所以能产生意义，不是因为读者通过文本读到了现实生活，而是文本中的那些语码作用于我们的理解习惯，使读者以为自己把握了现实生活。由此，詹明信解释道，现实主义的叙述并非是话语天生具有的结构，而是某种视觉上的幻象，是由某些作为“符号”在起作用的细节产生出来的所谓真实效果。联想到现代小说，詹明信认为：“现代文学对情节的抛弃被更好地理解为对旧的叙述组成结构的抛弃。”

    其实这种语码划分方式既能解析《萨拉辛》，也能解析其他小说，或者其他非虚构作品。詹明信既然称之为“文本的意识形态”，也就意味着这种解析方式不仅可以应用于文学，对文学以外的文本，如历史的、新闻的或社会学的文本均可适用，进一步可适用于一切叙事文本。

    二次元是当下社会存在的一个亚文化族群。早期的动画、漫画都是由二维图像构成的，其画面是一个平面，所以被爱好者称为“二次元世界”，简称“二次元”。广义上说，各种虚拟世界的卡通、动漫，电子游戏及其相关的核心产品与衍生产品都可以归为二次元的范畴。

    为何那么多人痴迷二次元文化？细究起来，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是逃避现实的心理需求。不少青少年沉迷于二次元世界无法自拔，其实是不愿面对充满竞争和纷扰的真实世界。二是寻求认同的心理需求。处于边缘地位的亚文化族群往往要通过对亚文化的集体消费，不断强化着彼此间的认同感，感知个体存在的价值。

    二次元文化的盛行，于资本市场可能是利好，但对文化领域是喜是忧，则需要时间的验证。当下二次元文化的各类活动主要是在互联网这个场域完成的。新媒体不仅为二次元作品提供了便利宽广的展示平台，还为网络一代找到了同好聚集、思想碰撞的交流空间。在这种环境下，二次元逐渐跳脱了孤立的虚构故事空间，超越了动漫的艺术形式，形成涉及人群更广泛、内容更丰富的时尚潮流。然而，由于互联网对海量内容的筛选、监管和把控不甚严格，使二次元文化落入野蛮生长、良莠不齐的窠臼。

    随着主要受众群体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破壁交融的进程将逐渐加速。为了更好地获得年轻人的认同，我们应当通过参与创作或评论引导的方式影响二次元文化，指引其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有鉴于此，国产二次元作品，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提升：一是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文化提倡的要素。二次元这种创作传播方式，须在中华文化内涵的挖掘上有所倾斜，这样才能为青少年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对接打下基础，给主流文化的发展开辟更多维度。二是从注意力经济转向情感力经济。动漫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里面的人物个性鲜明、情感丰富。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国产二次元作品却更多地流于肤浅的无厘头搞笑，或一味追求视觉刺激，堆砌俊男美女、宏大场景。试问，如果没有充分的情感张力，又怎能与观众深度互动、引导他们进行理性思考呢？三是取材于现实，靠生活质感打动观众。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二次元文化唯有回归现实，脚踏大地，才能更加震撼人心，引发共鸣，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宋磊《面对“二次元潮流”主流文化不应缺位》)

词在发展的初期，普遍被视为“小道”。不过，起源于民间的文体，到了文人手中，往往被赋予更深的意义，因而几乎在词得到北宋文人比较普遍喜爱的同时，词坛就出现了尊体注之说。这一学说大致是在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展开的。

北宋前期，“花间”、南唐词风盛行，学之者多追求风格细腻柔婉，至柳永则趋于平俗浮靡，于是有苏轼对传统词风的改革。苏轼改革词风的方式是“以诗为词”，主要表现为对题材内容的拓展，对格调意蕴的重视等。这在主要以倚红偎翠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中，显得非常另类，所以当时经常得到讽刺性的评价。

值得提出的是，苏轼的这一类创作有着非常鲜明的自觉意识。这表现在，首先，他要突破传统，自成一家。其次，他在文学创作上一贯具有争胜心态。对词坛上某些冲破“花间”、南唐词风的努力，他应该是曾经注意的。以我们对苏轼个性的了解，他肯定要在这方面继续力争超越前人。所以，苏轼实际上是在几个方面争胜，既有和传统词风的争，也有和体现士大夫意识的新兴词风的争，前者是破，后者则是进一步立。

就在苏轼提出词“自是一家”不久，李清照又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说法，同样进行了“尊体”的探讨。不过，和苏轼不同，李清照主要是从词的体性入手的。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这位女词人对北宋词坛作了全面梳理，在对所谓“俗词”大加声讨的同时，主要批评了忽视词的音乐性的做法。因为词自产生以来，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文学，到了李清照的时代，仍然主要是音乐文学。偏离了这一传统，或者使得这一传统变味，显然不能为词坛的多数人接受。

尽管苏轼和李清照的词论彼此带有一定的否定性，但不可否认，二者都有尊体的动机。前者是从意义的层面上，要把词向传统诗文的表达功能靠拢，从而否定“小道”之说；后者则从词的本来意义上，强调艺术的精工，从而保证这一文体的特殊性。看似相反，实则相成。

苏轼和李清照的尊体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画出了中国词史的轨迹，因而不断在后世得到回应。

（注）尊体：指词这种体裁被词作家所推崇，不再被视为“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