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新风

李泽厚

    内的追求是与外的否定连在一起的，人的觉醒是在对旧传统旧信仰旧价值旧风习的破坏、对抗和怀疑中取得的。“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与儒家教义显然不相容，是对抗着的。曹氏父子破坏了东汉重节操伦常的价值标准，正始名士进一步否定了传统观念和礼俗。但“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终于被杀头，可见思想对立和争斗之改变。从哲学到文艺，从观念到风习，看来是如此狂诞不经的新东西，毕竟战胜和取代了一本正经却更加虚伪的旧事物。人在这里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尊敬和顶礼。是人和人格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

    当然，这里讲的“人”仍是有具体社会性的，他们即门阀士族。由对人生的感喟咏叹到对人物的讲究品评，由人的觉醒意识的出现到人的存在风貌的追求，正以门阀士族的政治制度和取才标准为中介。后者在将这一着眼点转向人的内在精神的社会氛围和心理状况上，有直接的关系。自曹丕确定九品中正制度以来，对人的评议正式成为社会、政治、文化谈论的中心。又由于它不再停留在东汉时代的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品评，于是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性分、能力便成了重点所在。总之，不是人的外在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做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们的贵族气派，讲求脱俗的风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貌姿容，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评价、所议论、所鼓吹的对象。

    这当然反映在哲学——美学领域内。不是外在的纷繁现象，而是内在的虚无本体，不是自然观（元气论），而是本位论，成了哲学的首要课题。只有具备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才可发为丰富多样的现实性。外在的任何功业事物都是有限和能穷尽的，只是内在的精神本体，才是原始、根本、无限和不可穷尽的，有了后者才可能有前者。而这陆探微便正是“穷理尽性，事绝言象”的。反过来，也可说是，要求树立一种表现为静（性、本体）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人格理想，其中蕴涵着动（情、现象、功能）的多样现实性。“言不尽意”“气韵生动”“以形写神”是当时确立而影响久远的中国艺术美学原则。它们的出现离不开人的觉醒这个主题，是这个“人的主题” 的具体审美表现。人的主题是封建前期的文艺新内容，文的自觉则是它的新形式。两者的密切适应和结合，形成这一历史时期各种艺术形式的准则。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们确乎是魏晋新风。

（选自《美的历程》，有删改）

让科幻文学推动创新

刘慈欣

    对国内大众而言，科幻文学在许多年里都是一个陌生事物。它属于类型文学，受众很少，部分作品还带有一定的专业门槛。但过去的一年里，媒体大范围地报道，把科幻文学推到了聚光灯下，有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个由来已久的“新”现象。那么，什么是科幻？

    在内容题材和表现形式上，科幻文学和主流文学是存在差异的。主流文学一般而言更加关注现实和历史，而科幻文学关注的是未来。所以在文学手法上，科幻更多的不是去反映、隐喻或批判现实，而是把作家的思考投射到未来。此外，在读者群上，主流文学背靠学院正统，在其身后存在一个庞大而悠久的评价体系。相比之下，科幻文学则更依赖于市场和读者的肯定。

    在科幻界还有一种说法，即“科幻是最大的一种现实主义”。因为所谓“未来”，正是必将到来的“现实”，是现实在靠前的时间轴线上的投影。科幻文学同样可以带入问题意识，去探讨主流文学正在涉及或未曾涉及的领域，并通过在时空上拉开距离形成陌生化的效应。

    其实科幻文学也和中国梦产生了莫大关联。有人认为，科幻是唯一可以直接描写出中国梦的文学题材——因为其他文学类型都只能聚焦于未完成的当下，科幻小说却可以直接描摹出中国梦成为现实的绚烂图景。在这种意义上讲，科幻文学的确是一种最具现代感和现实性的文学类型。

    不仅主流文学，任何文学类型的创作都要求作家足够洞悉世界、生活和人本身，科幻也不例外。但对于科幻文学，只深入生活是不够的，还需要作家了解科技前沿，寄托思考和想象，尤其要发挥创新能力。我认为，科幻文学是创新意识最强的一种文体。科幻文学的兴盛，将会对建设创新型国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科幻是一种让想象力得到驰骋与磨砺的文学体裁，无论创作还是阅读，都是对想象力的锻炼。而它与科技的内在关系，也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科技在当代社会的地位。自然，科幻文学并不能直接授人以科学知识，但它通过对想象世界的描写和对科技社会的预言，足以激活我们的创造力，也激发出指向科技领域的强烈兴趣。事实上，有许多最终走上研究之路的科学家，都曾经受到过科幻文学的影响。

    技术旨在提高生活水平，而科学的使命却是更深刻地认识自然规律。比如最近引发热议的“引力波”，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可能都无法直接作用于现实，但是这项发现却开启了认知未知世界的一扇天窗。也许有人怀疑，人类为何要去仰望那遥不可及的星空？其实，许多当下看似无用的知识，从拉长了的时间维度去看，可能都会意义非凡。在我看来，朝向未知世界的探索和拓展，不仅足以开阔眼界，更能涤荡心灵，使我们洞察到人类文明演进的本质所在。

（有删减）

    《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写的都是侠肝义胆、急人所难、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他们最为可贵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奋斗，不为名利而改变志节，不为权贵而放弃操守，在他们的心目中，“义”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本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为人准则，坚守自己的独立意志，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怨无悔。

    《刺客列传》中以荆轲为代表的义士，思想境界虽有高下、阔狭之分，但他们视道义高于生命、“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优秀品质令司马迁大加赞扬。豫让宁可让自己承受涂厕之辱、漆身吞炭之苦，也要采取他认为最正当的方式，不惜牺牲生命为智伯报仇；聂政为完成严仲子所托，最后竟“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荆轲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帮助燕太子丹刺杀秦王，而使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这样表现朱家的侠义：“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他“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助人为乐精神已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为了体现郭解的侠义，司马迁则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数例。郭解姐姐的儿子被杀害的事例，说明了郭解明善恶、辨是非的正直；邻里从傲视他到“肉袒谢罪”的改变，说明了郭解以德服人的豁达……

    《史记》中的侠义之士是有着真正作为“人”的意义上的独立意志与高尚人格的。

    《刺客列传》中的义士，所作所为均是为报答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最高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专诸与公子光、豫让与智伯、聂政与严仲子、荆轲与燕太子丹……他们不是仆与主、臣与君的隶属或等级关系，也不是雇佣或利益交换关系，他们是平等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的壮举不是为了获利，也不是为了谋权，完全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信任、一份赏识、一份重托，就因为这份厚重的情谊，他们愿意赴汤蹈火，他们明知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却无怨无悔，视死如归。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就是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中敢于坚持自我、敢于对抗强权、敢于对抗卑鄙与丑恶的侠士与义士，他们因为不代表统治者，所以没有名分，故而被称作“游侠”。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意志不受名分与职责所限，当然也就没有了统治者意志的羁绊；他们的行为不因权势而改变，因为他们既不弄权也不接受权势的约束；他们的操守不因利益的诱惑而改变，因为他们“急人之难，甚己之私”。

    侠义之士的人格是独立的、 高尚的，但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因此而注定成为悲剧。《刺客列传》中的刺客，为报知遇之恩，便心甘情愿地去冒险。专诸受公子光所托去刺杀吴王僚。专诸的行刺行动是他高尚人格的悲壮表现。豫让、聂政、荆轲的刺杀行动无一不是如此，他们的人生选择又是惊人的相同，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相同的人格基础——悲剧人格。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他们没有显赫的权势，甚至所为有悖统治者的规矩，但却比为官者更坦荡磊落、重情重义。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是与传统的礼法、虚伪的道德相对抗的表现；“义不苟合当世”，是绝不为了官爵俸禄而改变个人的品格、操行的坚守。而这样的游侠，其所作所为却偏偏是违犯当时的法律法规的。可见，游侠们高尚的人格、独立的意志与统治者的专制统治相违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人生悲剧，其人格注定是悲剧人格。郭解为御史大夫公孙弘所害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选自《<史记>侠义之士的独立意志与悲剧人格》，有删改）

古典诗文中的“扁舟”意象

    “扁舟”是中国古典诗文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承载着中国古代文人淡泊世事、悠然自得的情感，形成了独特的扁舟情结。最早的“扁舟”，并非失意文人所特有，也不具备悲凉或者超脱的韵味。《史记》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这里的“扁舟”有隐遁之味，丝毫没有落魄江湖、身处世外的冷寂色彩。

    “扁舟”在古代文人眼里，不仅仅是一只小船，它随着无数文人跌宕坎坷命运的无限延伸，演化为一种绝处逢生的处世观。在儒家提倡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准则支配下，古代文人或积极入世，或隐身出世。对于潦倒困厄的人来说，“扁舟”是他们寻求再生的一支苇草。

    “漂泊”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扁舟”意象的基本蕴含。古代知识分子或为生计、或为科举、或被放逐，他们背井离乡，天涯漂泊，充满无尽的羁旅乡愁。“扁舟”既是游子漂泊的凭靠，也是其羁旅之愁的寄托。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有“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的诗句，其中“扁舟”承载着游子无尽的漂泊之苦和思乡之情。杜甫诗中的“扁舟”意象出现得最频繁，表现漂泊思乡的意绪也最强烈。他诗中的“扁舟”意象，承载着诗人生活的苦难和不幸，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理想、历尽艰辛的典型写照。

    “扁舟”意象的另一典型蕴含是“自由”。庄子说“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现实有太多压抑和束缚，他们渴望在“扁舟”中获得精神的自由。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借“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一境象，表达了他面对被贬谪的处境，渴望摆脱精神苦闷，追求自由生活的强烈愿望。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以温和沉浸的心态，表达了与苏轼同样的心境：“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一条小船附着于万顷碧波之上，在碧波中自由自在地轻漾，充溢着一种皈依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和自由精神。

    隐居是古代知识分子仕途失意的无奈选择及功成身退的理想归宿，是他们最后的精神家园。“扁舟”意象中既蕴含着他们人生的理想与期冀，也蕴含着他们失意的痛苦和灵魂的呼唤。范蠡是古代文人功成身退的典范，但更多人却是因仕途坎坷和无奈而萌生隐居念头，使“扁舟”成为他们仕途失意而隐居的一个意象。苏轼被贬黄州，写下“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的诗句，流露出过隐居生活的念头。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表明了他在现实压抑下，欲放浪江湖，过隐逸生活的强烈愿望。

    在常见的“扁舟”意象中，无论是矢志漂泊，还是追求自由，抑或是失意隐居，无不是中国古代文人心路历程的写照，虽蕴含仕途坎坷失意的无奈与消极，但为后世树立了忧国爱民、愤世嫉俗、自由洒脱的光辉典范。

（有删改）

黎明前夜

陈德鸿

    大勇说，娘，回吧。

    娘抓住大勇的右手说，到西风口寻找到你弟，就让他回家来。一时走不脱，也让他寻机跑回来。娘顿了顿，又说，你爹这一没，日子眼瞅就过不下去了。

    大勇抽出手，揩了揩娘脸上的泪说，娘，我知道了。外面冷，回吧!

    娘蹒跚着回了屋，一会儿又跑出来，冲走远的大勇喊，路上千万当心，寻不到，就早点回家。

    走到村外一片收割后的田野时，大勇停下来，在地头找到一个写着父亲名字的木橛，然后蹲在地上，用右手抓了一把土，紧紧攥在手里，嘴里喃喃自语，小勇啊，咱家有地了，是政府分的，哥使不上力，你回来帮哥种吧!

    第二天傍晚，大勇赶到西风口时，长长的队伍仍在不停地过着，土道旁，挤满了一层又一层的人。

    大勇挤进人群，看着队伍中一张张稍纵即逝的脸，犯起愁来，这可上哪儿找小勇啊!听说兵是从昨天开始过的，小勇也不知过去了没有。

    大勇想了想，也学旁人从队伍边拽住一个兵问，同，同志，我向你打听个人?

    兵停住脚，叫啥名，是哪个部队的?

    叫赵小勇，是，是3纵的。

    不认识。兵摇摇头，3纵还没过来，你再等等吧。

    大勇舒了口气，刚在离土道不远的一个土墙边坐下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便挤坐在他旁边。

    大勇往边上挪了挪，男人又挤过来，说，兄弟，俺姓韩，刚才你和那个官长的话俺都听到了，俺儿子也是3纵的。

    那敢情好。大勇说，我是赵家堡的，你是哪的?

    男人说，俺家在马家洼。

    那地方我去过，有个牲口市。大勇问，那边的地也分了?

    分了，分了。我这次找儿子，就是告诉他这事。这回家里有地了，俺再捣腾点牲口啥的，日子就更好了。家里还有啥人，能忙过来?大勇问。

    家里还有个小的，不顶啥事。他娘病在炕上好几年了。男人说，俺一个人，多吃点辛苦就是了。

    看着男人满足的笑意，大勇忽然想起来，前年在马家洼买骡子时，曾经和这个男人打过交道。

    那时，大勇相中了一头骡子，这个男人要价十五个大洋。大勇磨了半天，男人死活不吐口。眼瞅着太阳快落山了，一个年轻人突然把男人拉到一边，互相把手伸进对方的袖子里……大勇急了，拽过男人说，15个大洋，这骡子我要了。到家没几天，大勇发现这骡子走路爱往右边去，找来八爷一看，说是骡子左眼受过伤。听大勇讲了买骡子时的情况，八爷说，你这是让人唬了，那是爷俩，专好下扣子。

    见大勇不吭声，男人说，我儿在部队表现可好了，打锦州时还立了功呢!

    大勇愣了愣，问，你这次来，是想把儿子叫回家去帮你?

    男人撇了撇嘴说，那哪行啊，俺就是想儿子，让他对家里放心，告诉他在部队好好干，全国都解放了再回来。

    大勇尴尬地笑了笑，不吭声了。

    半夜时，许多汽车和马拉的炮车驶过之后，又开始过起长长的队伍。男人问了几个兵，高兴地对大勇说，这是3纵的，咱俩精神点，互相帮衬着打听。

    天快亮时，男人找到大勇说，兄弟，你慢慢打听着，我，我回家了。

    咋?大勇一边盯着队伍，一边问。

    俺儿，俺儿他没了。男人蹲在地上，呜呜哭了起来。

    大勇不知怎样安慰男人，只是用右手轻轻拍着男人的肩膀。

    过了好久，男人站起来，擦了擦脸上的泪，踉踉跄跄边走边说，兄弟，管咋，俺儿这是光荣，没给俺韩家丢脸。

    走了几步，男人又折回来，对大勇说，兄弟，那事对不住了。等回去，俺给你寻头好的送家去，换回那头病骡子……

    男人的身影在黑暗中消失了很长时间，大勇才回过神来，泪水早已湿了眼睛。快中午时，大勇终于看到了队伍里扛着机枪的小勇。

    小勇吃惊地摇着大勇的右手问，哥，你的左手呢?

    大勇含糊着说，我这只右手也啥都能干，不耽误事儿。

    小勇问，爹娘都好吗?

    都好，都好，地也分了，咱家分了二十多亩呢。大勇说，爹妈特意让我来告诉你，家里不用你操心，在部队上好好干，不解放全国不许回家。

    大勇往家走时，觉得自己的脚步比来时坚定了许多，也踏实了许多。

    1950年4月，赵小勇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光荣牺牲。

    真正高层次的诗歌鉴赏，应该透过对诗歌字句语词的诠释、结构美感的把握、对诗人生平遭际的了解以及诗人心性思想的深刻领悟，直至与诗人的心弦发生生命的共振才能最终完成。而这几个方面可以用“文学本位”“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予以概括。

    “文学本位”的鉴赏视角是一种深入诗歌内部语境的解读，它以语词涵义的训诂诠释、经史典故的查勘考据为基础，延伸到对诗歌字法、句法、章法的研析和审美。但是古代很多诗评家皆深信一切“评点笺释，皆后人方隅之见”，诗之高妙者实乃“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种不求甚解只求会心的印象式的鉴赏风气直到清代才有根本性的改变。如金圣叹对杜甫诗的评点方法显然迥别于传统的诗评家，十分注意作品文本的形式技巧。他要“分解”唐诗，像庖丁解牛那样，“细读”这个具体文本，通过对诗歌具体语词形式的把握，达到对诗歌整体神韵的体会。可是，如果对文本的解读太具体了，就很容易变得机械、呆板，而且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所说的“言外之意、味外之味、象外之象”等现象也的确存在。

    “知人论世”作为诗歌鉴赏的一个视角，是根据诗人的生平际遇，如家世背景、仕宦经历、婚姻爱情等推断诗歌作品中蕴涵的思想情感，进而诠释诗歌语词的深层意蕴。后来历代诗评家大都奉此为圭臬，因此便成为了诗歌鉴赏中最普遍、最传统的一种方法。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在采取这种鉴赏视角时，常常会对历史背景材料的分析过于具体，甚至穿凿附会，使得诗歌的鉴赏失去文本应有的艺术美感。比如宋之问的《渡汉江》中“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极其生动逼真地把离家日久的游子在返乡途中惴惴不安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是，当“知人论世”的考据和分析，认定这是宋之问从流放地逃亡洛阳途经汉江所作时，读者心中那份美好的情感顿时烟消云散。

    “以意逆志”，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读者在鉴赏诗歌时，应当以己之心，设身处地地忖度诗人之心，这样方能领会诗歌的本旨。“志”作为诗人当时的“心境”，不仅是作诗的冲动和前提，也是由语言文字凝结在诗中的情感和思想。比如宋代诗评家以散发着儒家人伦光辉的理想人格来诠释杜诗，得出杜甫“一饭不忘君”的结论。这种对杜诗的解读，显然是以己心忖度、逆料杜甫当时之心境，对杜甫在困厄逆境中，仍然无时不北望朝廷、忠贞不渝之精神的极大肯定和颂扬。但是，这种说法是否有“过分”之嫌呢？杜诗是否处处皆表现“一饭不忘君”的忠君思想呢？人们在运用“以意逆志”的解读方法鉴赏诗歌时，先在心中定下一个自己的“意”，而后为了迁就自己这个“意”，不惜削足适履、曲为解说，这难免附会穿凿。所以，“以意逆志”还须回归诗歌文本本身，结合“文学本位”与“知人论世”，有理有据地以己之“意”去体悟诗人凝结在诗歌语词中的“志”。

    当然，从以上三方面的鉴赏视角去鉴赏一首诗歌，未必就真正能做到对一首诗作的全面欣赏，但有法可依，总比模糊的感受与盲目的偶合要切实多了。

（摘编自朱子辉《文学本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试论诗歌鉴赏的三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