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哈尼人都是修沟造渠，引高山森林中的泉水来灌溉梯田，水沟开挖量巨大，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完成，个人或村寨往往不能独立承担。哈尼人就户与户联合或者村与村联合，一起挖沟引水，通过出资的多少和投入人力的多少核定每个村寨、每一户的分水量大小。为了避免发生水纠纷，能够公平、公正、合理地分配水资源，哈尼人发明了分水木刻来进行分配。分水木刻，哈尼语称“欧斗斗”，它是选用板栗树、黑果树等材质坚硬的木料，在木料上刻出底部同样平整但宽窄度不一的凹槽的一根横木。

    尽管在哈尼人分水制发明和形成的时代并没有所谓“技术美”这样的名词出现，但实际上技术美的审美形态已经存在。技术美的内涵首先由技术品表现出来。人们创造任何一个技术品，都是具有实用性的。分水木刻作为分水制度的物质载体，是哈尼人为了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分配而创造的工具，起到了准确计量各块梯田用水量的作用，可以说是我国最早使用的明渠流量计。分水木刻放置于每个水沟的分叉处，水要分几条沟就在分水木刻上刻几个凹槽，不同宽窄的凹槽决定了每个子水沟所灌溉梯田水量的大小，从而保证了每块梯田都能得到约定的用水量。哈尼人还以长方体为形状标准来制作分水木刻，长方形的设计，比其他形状更能防止水流的溢出，进一步提高了分水的准确性，且用料最省，是实现分水功能的最大化的典型形式。可见，分水木刻作为一种技术品，不仅具备了实用性，还具有了美的形式。

    分水制是指哈尼人经过村与村，户与户集体协商，根据挖沟时投入的人力、物力来确定每块梯田的水流量大小的民间制度。就其本质而言是商定分水木刻上凹槽宽度的一系列民间规约，是体现分水木刻功能的外在表现形式。分水制约定，投入多者，分水木刻凹槽宽，水流大；反之，投入少者，凹槽窄，水流小。为了确保凹槽计量单位的统一和准确，哈尼人还约定以某人的右手掌四指根部宽度为一基准单位，按照之前的协商结果对水流量进行分配，对用不了一个用水单位的，则缩减为一指、二指、三指进行细分，其中排除用小拇指宽度进行计量。照各家权益定制出的划有不同刻度的木刻，安放在各家田块的入水口，随着沟水流动调节了各家各户的用水，这样既公平合理而又有科学性。

    分水制虽然是一种抽象概念，但它与分水木刻有机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内容与其外在形象的相互统一，不可避免地以技术美的形态表现出来。分水制度经过了历史的考验，哈尼人代代相传，凝聚的已经不仅仅是生产技术，而是人的情感，对待分水制已经不仅是对实用功能的欣赏，更是对对象存在的审美。在现代农业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分水制还一直在沿用，它一方面使生产劳动的效率得以提高和完善；另一方面使分水的模式更趋于合理、更具有系统性和易于管理，给哈尼人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符合哈尼人群体共同利益诉求。因此，分水制也渐渐和审美主体使用上的满意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愉悦感和轻松感，构成了技术与审美的有机统一。

    庄子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那么逍遥是否就是超越小知小年，突破限制？庄子在《齐物论》篇中又说“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似乎又要反对执著追求大知大年了，然则我们应如何了解庄子的意思？

    “逍遥”，自然是指对任何依待与条件的超越和破除。然而这理解只是初步的。从客观的现实世界来看，任何事情都必然是已被置于因果网络之中。而所有现实存雀又皆有其实际条件之依待，有果必有所依之因。要说有待，一切事物都是有待的，就算列子御风亦有待于风。那么，庄子所讲的破除依待是如何可能的？郭象《庄子注》认为，逍遥之义必须从圣人的修养境界上立言。逍遥所描述的是心灵观照宇宙万物的境界，而非对客观外在世界的经验描述。放在境界上讲，则“一逍遥一切逍遥”，宇宙万物从逍遥境界观照而言都自尔而独化，自生自在。这种观照的境界，乃一艺术境界，而非道德修养境界。

    这种境界即道家无己、无功、无名的“去碍”，从而达致庄子所言“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一种含生抱朴、各适其性、天机自张的道家之境。所以，从无待逍遥而言，则大鹏小鸟皆同。郭象说：“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

    然而这里或会产生一个问题：反观《逍遥游》的文本里，庄子似乎有意抬高大鹏列子彭祖大椿，而贬低斥鹞宋荣朝茵蟪蛄，即庄子所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这岂不是与郭注“各适自性，逍遥一也”的说法矛盾吗？

    郭象认为，这当中不仅没有矛盾，而且还透露了庄子的精义。因为在庄子那里，所谓大小、长短、夭寿、高下之差乃是由于对待比较而成，是我们成心的知见。正是由于出自比较，则小年固然不及大年，然而大年却永远可以有一“更大之年”去与它相比，则大年亦成小年了。可见落在对待关系之中，有待是必然的，永远无法逍遥。我们必须平齐是非，抛却时待，正如《齐物论》中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既然“莫寿于殇子”，则如何“小年不及大年”？可见《逍遥游》中的讲法不可执实。其实，逍遥若是一精神境界，则无论是彭祖还是蟪蛄皆可逍遥，端视其有否为物所累而已。我们要明白“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之说所透露的超越自身限制的意思，却不应执实于此。

    郭象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圣人……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真正的圣人，“出世”而未尝不“入世”，“入世”又未尝不“出世”。所以郭象认为尧才是真正的逍遥，正因为他不似许由自限于深山之中，与俗情世界对立为二。相反，尧虽在庙堂之上，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无为而治天下，不以柱梏为桎梏——连桎梏之为桎梏也被超越了，便做到真正的无待，真正的逍遥。

（有删改）

    中国古代关于良法善治的追求，大致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以礼法为良法善治之法，以中道为良法善治之道，以德政为良法善治之政，以乡治为良法善治之基，以刑罚为良法善治之剑。而“中道”则一以贯之于其他几方面之中，成为传统中华法系的“法统”。

    传统中华法系中的“中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中和”。礼之用，和为贵。“和”是“中道”的基本涵义。和谐、和合、和衷共济、和而不同，都是“中和”的衍生词。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将自然、社会与人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生生不息的大系统，“中和”便是这个系统存在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一种基本状态。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乃至人与自然之间、天人之间，都是和为贵。这种观念深深地渗入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中。对于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立法偏私等等，古人将其斥为恶法、败法、非法之法，皆因这些法背离了中和。法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调节器、稳定器，它所维护的是社会关系的平衡、稳定。稳定性是法的基本属性之一。“中和”之道求统合、求和谐、求稳定的价值取向正与法的这一属性和功能相契合。

    二是“中正”。中，含有适当、适度、公平、准确、不轻不重、不偏不倚等内涵。正，意为端正、公正、合规矩。程子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可见，中道即是正道。中正而不偏颇是中道的又一基本义，其核心是追求公平、正义。这也正是法的基本价值和属性。孔子主张博施济众、忠恕爱人、立人达人，反对聚敛和不教而杀；认为治国理民重在导德齐礼、宽严相济；要求统治者“使民以时”，做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提出“政者，正也”，强调执政者首先要正己，言行合规范，秉公办事。从这些主张中可以看出，他所追求的正是“天下有道”，“有道”，即有仁道，仁道也就是“正道”，亦即“中道”，体现了公平、正义的价值。

    三是“时中”。如果前面两层讲的是静态的中道，那么，这里讲的就是动态的中道。“中和”的稳定、和谐、平衡、秩序，“中正”的适宜、公平、公正，不是绝对不变、静止不动，也不是因循守旧、掩盖矛盾，而是在动中求稳、在变中求衡、在发展中求正。这一原则可称之为“时中”。时中，就是依“时”而处“中”。“时”是流变不居，“中”是持守正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按照社会发展、时代前进和事物变化的实际情势去把握正确之道。“时中”绝非与时俯仰、随波逐流、媚世取容的处世哲学。“时中”包含着审时度势、把握时机、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等一系列价值判断和政治艺术，强调始终坚持原则，保持“中道”，达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随时世而变易”，“因前人之故典而开一代之新规”。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中道蕴含着高深的智慧，需要我们认真地领会和借鉴。

（摘编自余荣根《中道：传统良法善治之道》，见201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秦朝对官吏的约束是很严的，制定的反腐败专项法律法规包括《为吏之道》等，突出规定了对官吏经管物资财产的法律监督，以杜绝贪污。若挪用公款，则以盗窃论罪。如“通一钱者，则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秦简·法律答问》中还规定：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谓“废令”。即法律不允许做却做了或法律要求做而不做的，均属违法犯罪行为，该受惩罚。这成了后代历朝的反腐立法的榜样。

    秦朝的国家政权机关设三大部门。行政机构的首长是丞相，军事机构的首长是太尉，监察机构的首长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成为制约其他两公的有力工具，负责统率监察官员对所有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纠举弹劾，百官畏之。监察官员被称为“风霜之吏”。监察机构的一般官员为御史，一部分在朝廷内负责日常的监察工作，另一部分常驻地方郡一级政府，实施对地方的监察，因而又称监御史、监察史。常驻地方的监御史地位也相当高，他们常与郡守、郡尉一起，并称“守、尉、监”。

    为了防止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秦朝还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也即“保任连坐”罪。这一做法，历代封建王朝均有沿用。

    汉代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考绩制度，希望通过强化官吏的考核来建设一支清正廉洁务实的官吏队伍。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西汉武帝颁布的《刺史六条问事》正式把“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以后历代相沿不绝。

    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官员回避制度，就是初创于汉代。当时实行“三互法”，其内容规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婚姻亲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后历代沿用并不断发展。同时，职务连坐始于商鞅变法时期，到了汉武帝时归纳为“见知故纵之法”，即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坐，上对下、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

    汉朝的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汉武帝时，把全国分成了13个监察部，每部各监若干郡国，中央设13名刺史为监察官，各负责一部的监察事务，很好地发挥了监察御史的作用，强化了监察工作。我国最早的举报箱，是西汉赵广汉发明的。汉宣帝时，赵广汉出任颍川太守，令手下人制成可入不可出的器具，“受吏民投书”。其后，这一制度得到了推广运用。

选自《历数中国古代反腐败措施·秦汉时期的反腐败》，有删改）

从陶渊明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鲁枢元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樊”字从木）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来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不同。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段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

    现代人一心期盼乘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上”。

    随着智能化时代大幕的开启，人工智能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迎面而来，不仅冲击着各行各业，也改变着我们的认识和观念。军事是对技术变化天生敏感的领域，人工智能在军事上的发展和应用正迅猛发展。当前，信息技术、传感器、大数据和物联网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将在未来战场上贡献独特的“机器智慧与力量”。

    恩格斯曾言，尖端科技的应用最早是从军事领域开始的。新科技显著提升军事作战能力时，便促成军事变革的发生。从军事变革史看，科学技术在历次变革中发挥着源头促发性、基础支撑性作用，谁具有技术变革的敏感性并首先实现技术上的突破，谁就能掌握新的战争规则。对一支军队而言，不能正确预判军事科技突破方向、把握战争形态变化，不仅会导致“技术代差”，更会导致国家安全等危机。美、俄等传统军事强国预见到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阔应用前景，都把人工智能视为“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技术，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是智能化战争，并已提前布局，希望抢占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先机，力求与潜在对手拉开“代差”。几个月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正式发布关于成立“联合人工智能中心”的备忘录，这将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在美军军事项目上的应用力度。俄罗斯也视人工智能为未来军事竞争的制高点，正加紧研制可以驾驶车辆的类人机器人。

    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成为人类迄今发生过的最好的事，也可能成为最糟糕的事。”霍金对人工智能的这一评价，启示我们面对“来势汹汹”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要保持足够的审慎。未来，随着大量智能化无人系统运用于战场，战争成本将大大降低，作战人员的“零伤亡”有望成为现实，这极易导致军事强国在武力使用上更加随意。而在复杂战场环境下，高度智能化的无人作战系统极有可能出现识别错误、通信降级等问题，而诸如滥杀无辜、系统失控等潜在风险更会让智能武器成为人类的无穷隐忧。   由此可见，事关战争的重大问题决不能轻易交由机器做抉择。即便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日益完善成熟，也不能放任智能武器的“野蛮生长”，需要警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安全、法律、伦理等诸多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各国应加强社会安全监督管控，形成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军备控制的讨论与谈判，贡献人类智慧；牢固确立人类是人机关系主导者的思想，实现对人工智能的安全有效控制，让其为人类的和平发展服务。

    今天，面对科技发展之“大变局”“大突破”，我国应站在设计战争、掌握制胜规则的高度，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对战争形态演变的内在驱动性影响，切实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我们需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搞好战略规划，密切跟踪前沿技术以积极主动的作为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摘编自《AI军事应用是一把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