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艳照门”事件看网络时代的舆论引导

      主持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舆论的作用日益凸现。本期传媒沙龙的嘉宾将就近期舆情中讨论比较热烈的事件展开讨论，比如香港演员“艳照门”事件及网民的心态分析。

于泽远：“艳照门”事件一直在香港各大媒体占据主要版位。在台湾也是这样。在大陆有一个比较怪的现象：媒体版位并不突出，网站点击率却很高。可能因为大陆的网站博客太多，管理方面也没有能力把他们都一一清查到，因此点击到这个所谓的“艳照”照片的机率比在香港和台湾都大，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说明可能在香港有些地方，这个事可以炒，媒体可以拿来消费，很多人对它感兴趣，但是一个青少年要对它感兴趣的话，在香港的网站上，反而不太容易能够点得到这个东西。在新加坡恐怕也是很难点到的。他们对互联网的淫秽内容、不良信息的管控，还是比较严格的。但是大家为什么对它有强烈的兴趣，主要还是因为它是名人效应，再有就是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满足了大家的窥视欲。这个欲望没有错，但是因为它的确会对青少年产生非常不良的影响，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窥视欲，不管有多少人对它有好奇心，作为管理部门就是应该把它封掉。可惜，尤其是在博客上，或者通过其他的转接，还是不太难就能看到这些东西。

      段鹏：这件事情似乎看起来告一段落，但是远远没有落幕，一方面我们认为它是一种色情信息的传递，但是我更看重它可能代表其他的两层含义。第一，带来的是偶像的失位，明星们的私生活居然是这样的，很多人心理非常失落，甚至很多网友力挺他们的偶像，说这是拼接的，说这是PS的，这是一种偶像的失位。第二，这是对道德的挑战，对别人隐私的关注我们到底有多强烈。为什么我们公众，我们的受众对别人的隐私这样关注?就是因为现代文明造成了每个人的房间都分割，互相不来往，大家反而对墙那边的邻居更关注，对于名人更是这样。我们偷窥的极限在哪？我们是不是在伤害别人？当然明星可能有他的问题，他的生活不是很检点，但另一方面毕竟是他私人的照片，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可以看到，这可能会对当事人造成很深的伤害。

      于泽远：这大概可以分为法制层面和传播层面，从法制层面讲，肇事者一定要缉拿归案，应该负法律责任，不然就乱套了，你偷拍别人的照片，你都可以随便发布，法制何谈？但从传播层面上讲，这个东西一旦传播出来，尤其是上了互联网以后，你是绝对阻挡不了的，那个时候你再用法律牵制第二个、第三个传播者是不可能的了。刚才段老师讲，大家都有一些偷窥欲，尤其所谓的名人效应，这个是社会心理的自然反应，是挡不住的。既然传播出来了，就是怎么样引导的问题。你要想从技术层面上隔断它的传播，这个可能性很低。很多人有好奇心，他可能自己留一份，今天暂时隔绝了，过几天就冒出来了。我们要借这个事件引导青少年，让他们知道这其实是不良信息。你不要以为这些名人都是圣人，也不要把他们在银幕上、舞台上塑造的形象和他真实本人联系在一块，那样的话就太幼稚了，这些观点必须让青少年知道，而且应该让他们知道，那些不雅照，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这种东西是绝对不值得去模仿的，它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主持人：目前我们的青少年教育，特别是我们的学校教育，现在有了信息技术课，有了技术层面的互联网教育、电脑网络教育，但是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我们是不是仍然没有很好地在观念、教材、案例各方面适应互联网的新格局？

      于泽远：这一次所谓的“艳照门”事件凸现了这个问题。包括现在有这么多青少年沉迷于网络，很难自拔。的的确确给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挑战。我们希望教育部门能够应对这种挑战，拿出比较好的办法，让青少年接触到这些不良信息的时候，有他自己的鉴别能力。

      段鹏：当现代大众媒介越来越泛滥，越来越流行的时候，青少年不免要接触它，从以前的报纸、广播，到后来的电视、电影、互联网。有些专家开始关注，青少年到底从媒介中得到什么，如何辨别媒介中像洪流一样的信息，如何去筛选、过滤，如何相信某些是事实某些并非事实。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能够把媒介素养的课程，真正开到中小学去，我们希望在中小学会有老师讲授媒介素养，告诉学生回家应该如何看电视，如何筛选网络。我觉得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对于普通的群众来说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本文有删改）

曹禺执教剧校

曹禺来到南京几天了，这正是1936年的初秋季节，他一直忙着整理行李，接待新的朋友。他作为国立南京戏剧学校的教授，应聘到这里来教书。虽然，很疲惫，但心情却有另一番新的滋味。

他在事业上是一个从来不敷衍的人，他的热情不但贯注在创作上，同样，也渗透在教学里。他教世界戏剧名著选读，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且剧目也经过精心挑选。他从不做抽象的说教，而是采取边朗诵、边表演、边分析的方法，绘声绘色地把同学带入戏剧情境之中，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即使剧本上的一句台词、一个停顿，他都能讲出它内在的底蕴。他把渊博的知识、舞台的实践和具体入微的艺术感受融合在一起，这就把学生迷住了。每一堂课，对他们来说都是美不胜收。许多同学回忆说，万老师上课，可谓绝妙，他有学问，会表演，又有创作经验，因此，讲起课来就驾轻就熟，挥洒自如，加上他那口才，所以，每次上课，课堂里都挤得满满的，连外班的学生也来听他的课。他还有一套辅导方法，为了提高学生的欣赏和理解剧本的水平，除重点讲授一些剧目，还组织学生阅读世界名著。他不是一般地布置一下，任其自流，而是按照点名册，具体规定某某读哪本名著，并让每个人都要写出读书报告，或分析主题和人物，或分析戏剧结构和冲突，过一段时间，再根据每个同学的具体情况，更换新的阅读剧目。这样一种指导阅读的方法，使学生获益匪浅，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鉴赏能力。因为他所读中外戏剧名著较多，才能这样指导学生；同时，也因为他具有一种诲人不倦的精神，才能这样不怕麻烦，因材施教。

指导学生排戏，他基本上是运用他的实践经验，也可以说是从张彭春老师那里学来的导演方法。他首先发动学生讨论剧本，从主题、人物到台词，让学生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务求理解透彻。具体排练时，又指导得十分细致。每句台词，为什么这样写，它的含义是什么，该怎么念，又该怎样动作，几乎等于他把每个角色都演一遍。学生们说：“万老师是编剧、导演、演员三位一体的老师。他写的剧本处处体现出他的艺术匠心，写得那么细致，连动作都写出来了，他指导学生排戏，也是这样，独具一格，犹如中国的工笔画。”他的教学和他的日常生活风度迥然不同，他为人比较谨慎，沉默寡言，但又很马虎、不拘小节，不会料理生活，他给学生的印象是很随便的，从不摆老师的架子，但是，在排演场上，却挺较真，连一个动作都不准错。一旦进入创作领域．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曹禺来南京不久，便同马彦祥、戴涯等一起组织起“中国戏剧学会”，他们“为适应新兴演剧艺术职业化的要求”，组织了这个学会，强调通过演剧来研究话剧艺术。他们第一次便筹备了《雷雨》的演出，由曹禺扮演周朴园，马彦祥扮演鲁贵，戴涯扮演周萍，郑艳梅扮演繁漪，李虹扮演四凤。这是曹禺第一次扮演自己剧本中的角色，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力投入这次演出之中。当《雷雨》在南京世界大戏院公演时，一下子便打响了，可以说轰动了南京城。特别是剧校的同学看到老师们的示范演出，真使他们大开眼界。马彦祥后来回忆说：我看过不下十几个周朴园，但曹禺演得最好。这可能因为他懂得自己的人物，他是个好演员，他懂得生活，不是那种空中楼阁式的。我觉得演周朴园没有比他演得更好的了。

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只有一年的时间，而这一年也可以说是他享受创作的愉悦和欢欣的一年。

（节选自田本相《曹禺传》）

唐朝的韭菜

      李汉荣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一千多年前，那个雨夜里的春韭，被杜甫保鲜在一首诗里，至今仍散发着清香。

诗为五言，句子精短，与韭菜精致的模样很般配。

我觉得，韭菜是自然的五言诗，五言诗是文化的韭菜。

我读过的唐诗，涉及写蔬菜或韭菜的，几乎都是五言，很少有七言或更长的句式。这很可能是因为，面对这娇小、精致的可爱植物，唤起了诗人们细腻、爱怜的情思，用五言这精致的样式，表现这精美的植物，是很相宜的。

这也似乎说明，在唐朝，韭菜，以及众多蔬菜，都是天然、本来的长相和品性。

蔬菜嘛，就该是朴素本分的样子，安静单纯的样子，露水盈盈的样子。这样子，才叫蔬菜。

假若杜甫老哥来到现代，来到我们的蔬菜地里，他一定十分惊讶：这是蔬菜吗？这不是一片杂木林吗？芹菜已疯长成灌木；莴苣正演化成芭蕉；葱虽然暂时还没变成芦苇，但已有了芦苇的个头；土豆已膨胀成杜甫喝汤用过的大土瓷碗；韭菜呢，五言诗的韭菜哪去了呢？这又高又胖、模样粗糙、神情张狂的另类灌木，是韭菜吗？一千多年没见，出落成这样子了？

杜甫老哥啊，你少见多怪了。一切都在变，菜地如何不变？假如你走进我们的文化菜地看看，你又如何不被惊呆？别摇头嘛，老哥。别的，你暂且别看，就看看那被你视为“文章千古事”的文章，就看看你一生钟情、“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吧。如今，一个写手随便就日产万言，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月，一年制造十几部长篇，不难嘛，只需喝几杯咖啡，吸几口香烟，猛敲键盘，快速码字，滚滚泡沫就席卷世界的沙滩；写诗，稀松平常事，手起键响，键响诗成，一日千行，何难？回车键频频按，诗，就像那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滔滔滚滚源源不断，注入我们古老的奄奄一息的江河荒滩。你语不惊人死不休，呕心沥血一生，才写了一千来首，字数不够一个中篇，还不及写手们一天的产量。杜老啊。你太低产了。

这下，我得赶快告诉杜甫原委，不然老先生会被吓傻的。就这么一个诗圣，被我们吓傻了，我们对不起万古千秋。

是这样的，杜甫老哥：你在蔬菜地里看见的那颠大的、张狂的、疯长的、妖艳的、粗壮的灌木形状的蔬菜，都是服用化肥、农药、增红素、增绿素、增高素、拉长素、膨胀素等等市场激素催生出来的。

你问：好吃吗？有营养吗？我如实回答你：不好吃，营养很少，毒性很大，垃圾食物而已。

你在文化菜地(其实那是文化工业流水线)看见的那泡沫翻腾的泡沫文化，那废水汹涌的废诗，也是服用化肥、农药、增红素、增绿素、增高素、拉长素、膨胀素等等市场激素大批量疯长出来的。

你问：好吃吗？有营养吗？我如实回答你：不好吃，营养很少，基本是废物。垃圾食物而已。

杜甫一脸茫然，摇着头，迷惑不解地走了。

和杜甫一样，唐朝的韭菜，包括那雨夜里的韭菜，没见过的世面太多了，没见过农药，没见过化肥，没见过增红素、增绿素、增白素、增高素、拉长素、膨胀素，只见过露水、月光、荷锄的农人，见过蜜蜂、蝴蝶、毛毛虫，见过低飞的燕子和菜地上空款款飞过的黄鹂、喜鹊、斑鸠、白鹭。

韭菜何其有幸，在那个温暖的春夜，韭菜，用它质朴、醇正的清香，接待了诗人和他的诗。

唐朝的土地上，生长着清清爽爽的蔬菜，生长着清清爽爽的诗。

你且看那韭菜——

朴素安详地，一根一根地，在露水和清风里，认真地排列着自己，把自己排列成诗。

(选自《散文选刊》，有删改)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搬家

    李城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去一趟他的家乡。那时我正在青海参加一个笔会，向主办方请了假便奔向火车站。电话里李城的声音还挺风和日丽的，不像一个肺癌晚期又严重肾衰的患者。挂了电话他又往我手机里发来地址以及坐车线路——其实是多余的，即使没有这些，我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小官庄。李城无数次向我进行描述，好像小官庄也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缕炊烟，以及头顶或缺或圆的月亮，都是我熟悉的。

    认识李城时，我刚开始写小说，妻子去世不久，而我也刚刚退休，为了排遣悲伤和寂寞，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我总是给他们一个最朴素确切的名字，比如，小说中的女性，大多叫做王彩虹，她们内向而腼腆，追求像彩虹一样的绚烂美好；至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沉默木讷，隐忍顽强，无一例外都叫做李城。

    所以，当见到一个瘦精精的他时 ， 我忍不住吃了一惊，而后又笑起来。我说，你叫李城？！你确定你叫李城？

    李城也愣了一下，然后也像我那样笑起来，他说，确定，我确定就叫李城。他正在我的小屋里，和一个工人要将一摞书抬出去，清晨通透而明亮的阳光照在他的半边脸上。这个画面很多年后我都历历在目，好像是刚刚发生的一样。

    他们是搬家公司的，爱心搬家公司。

    这之后，又让他帮我做过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比如移动一下柜子，比如换一个灯泡，甚至是一颗螺丝松了，我都会给他打电话。李城很乐意，有时晚上来，有时第二天清早。自行车的铃铛在楼下先摁出两声，便噌噌跑上来。每次我会塞给他一些酬劳，他拒绝，只有我说“不收下次就不找你了”，他才会无奈收下，并总以老家的粮食蔬菜作为感谢。有一个傍晚，我去厨房倒水，转身时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个金黄色的点，打开灯，原来是一朵菜花。那是李城一个礼拜前送来的，我没有吃完，蔫了，一棵已经没有根的青菜居然开出了一串花。我蹲在墙角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生命的顽强绽放使我泪水潸然。

    李城很喜欢在干完活后倚在门框上问我小说的事。

    你写过多少个李城？

    李城多大年纪了？

    怎么给他取李城这个名字？

    可以不把他写死吗？

    这篇还有多少字结尾？

    这些问题是不必回答的，很多时候他只是自言自语，之后总是告诉我小说里的李城跟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的，或者说，这也许就是他的未来呢。

    后来，搬家公司倒闭，他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对于这个工作，他很满意，住工棚，可以省下住铁皮屋的租金。

    李城比以前更黑了，也更瘦。如果不知道年龄，压根猜不出李城只有二十来岁。

    李城说他这些天都在最高的地方干活，风吹得人摇摇晃晃。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城干活的场景，还有他的工友们，像蜘蛛侠似的攀援在高楼的四壁，他们吊着安全带，戴着安全帽，用混凝土一点点地将楼房喂大。楼长高了，结实了，漂亮了，他们也离开了，城里的人蜂拥而至，他们不会想起这座楼是怎么长大的，他们只会站在窗前向远方眺望。

    当我用“摇摇晃晃”这个词语描述李城时，我也曾想过，李城某一天会不会像一片树叶那样摇摇晃晃飘落下来。不过，我的想法并非完全准确，但相似的是，李城的确从一幢楼上摔下来了。我没有在现场，所以不能准确描述那一时刻。李城形容自己就像小鸟那样飞了起来，他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十分想念老家年迈的父母，还有他的傻姐姐。

    那些他曾经搬运过的脚手架，救了他一命。从外表看，他几乎完好无损，但体内像经历了一场地震。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干体力活了，只能休息。李城躺在工棚的钢丝床上，似乎很平静，把我带给他的小说读了又读，甚至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问我正在写的小说里的李城是什么样儿的呢。

    两个月后，李城有了新工作，在一家化工厂做门卫，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恐怕连这样的“门卫”都干不了了。没到年底，他回到了小官庄。

    按照李城说的路线——下车后沿着一条石子路向西，过一个小桥，再沿着大堤向前走一段路，便是小官庄了。那片他描述过很多次的梨园，应该就在大堤下，还有桃园，柿子园，还有落满松针的松树。然而，这些，我都没看到，大堤上没有树，草皮之下的沙土已经裸露出来，一辆拖拉机正在挖土。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但地里的庄稼毫无生机。不少树木被砍伐掉了，树桩还是新的，村庄裸露出来，显得胆怯而瘦弱。

    我顿时明白李城向我描述的小官庄，应该是它曾经的样子，是李城记忆里的模样。

    李城特别消瘦，如果用数字形容的话，就是又被削去了二分之一。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十分难过，一路上幻想了很多结果，全部破灭。

    我无法将眼前这个人和那个骑自行车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我还记得那个人总是春风拂面，一脸笑容，他的声音清脆而干净，他喜欢帮我搬书，总是从高高的人字梯上噌地跳下来；他还和我争论小说里的人物，不能接受我将他们写成懦夫；还有，他的乐观让我从丧妻的悲痛中慢慢走出来……

    那天的阳光很好，一直照到李城床边。屋外特别安静，阳光一点点地移动，爬向我们的身体，仿佛从没感受过的轻柔与温暖。它一点点地攀登上来，向李城的身上移过去，阳光普照着，从不会对谁吝啬。

    我记不请自己后来是怎么离开这间屋子，离开小官庄的，我内心无比难受，却又无比轻松，李城说，他找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希望能帮帮他。我点头，身体向他倾斜，以便能听清他断断续续的声音。李城说，他想……搬家……，希望我能将他搬进小说里，和之前任何一个“李城”的命运都不一样，他希望，在小说里，他有一个……美好未来，当然，还要有他的父母和傻姐姐。

（取材于汤成难同名小说）

朗读与呐喊

莫言

    今年二月，在故乡的大街上，我与推着车子卖豆腐的小学同学方快相遇。方快提着我的乳名骂我闯富了忘了老同学。我说我都六十多岁了，你就别叫乳名了吧！他说，你想让我叫你什么？叫你莫言？呸！方快是很聪明的，他六十多岁了还在卖豆腐只能说他没碰上展露才华的机会。他喊我的乳名就说明他对我的不服气。我获奖后，面对采访的记者他提着我的乳名说：“他呀，根本不行！朗诵课文，他不是我的对手。”于是我回想起方快与朗读有关的事来。

    那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学校唯一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在我们那里，谁要是出去上几天学或当几年兵，回来就说普通话，肯定成为嘲讽的对象。在强大的习惯势力压迫下，还坚持用普通话讲课，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齐声朗读时，老师提着教鞭在教室里转悠，辨别谁的声音里有着对课文的故意歪曲。方快是挨教鞭最多的——其实也不是真打，略有痛感而已。

    有天中午，方快带着我们去田野里捉了几十只青蛙，用瓦罐提到教室里，放在脚下。那天新课是《青蛙》，老师带领我们朗读：

    “每到黄昏，池塘边有一只老青蛙先发出单音的独唱，接着满塘的蛙跟着唱起来。呱！呱！呱！……”

    我们从来没有像那次朗读那样卖力，那样愉快，那样充满期待。我们一边朗读一边偷眼看方快。他的脸膛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喜气。他从来都是朗读的捣乱者，但这次却成了领读者。他的嗓音洪亮，富有韵味，而且，他使用的竟是普通话！连老师也用讶异的目光看着他。这时候，我看到他用脚推倒了瓦罐，几十只青蛙争先恐后地跳出来。伴随着女生们的尖叫和男生们的怪笑，我们看到老师变色的脸——教室里只有方快一个人还在朗读：

    “……青蛙，真是一种可爱的动物……”

    我们原以为老师会跟方快决一死战，没想到在方快响亮的朗读声中，老师蜡黄的脸渐渐红润起来。我们老师是一个有酒涡的男人，他的脸上出现酒涡我们便知道他笑了。方快停止朗读，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老师傻笑。老师响亮地拍着巴掌，连声说：“好好好！太好了！”

    此后不久，方快便当了学习委员，之后又当了班长，成了好学生，成了老师的骄傲，成了后进变先进的典型，还参加全县朗读比赛获得第三名。如果不是因为历史原因，他很可能成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一个杰出人物。当然，现在也不能说他不杰出，他家的豆腐，质量很好，供不应求。

    方快引发了朗读的热潮。我们朗读，我们背诵，我们把语文课本一字不漏地从头背到尾。我是其中一个追随者。

    后来当了兵，我能慷慨激昂地念报纸的才能被指导员发现，让我在团部欢迎新兵大会上发言。调到军校后，领导错以为我文化水平很高，便让我当政治教员给新学员讲课。讲哲学，政治经济学，我哪里懂这些！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硬着头皮也要冲上去。

    那年寒假，我背了一大堆书回家探亲。我在邻居家滴水成冰的空房子里备课，讲稿写好了，就一遍遍地读。当时我以为我讲的是标准普通话，后来才知道我讲的是“高普”（高密普通话）。我先是小声读，读着读着就起了高声，最后是手舞足蹈地呐喊。全不顾墙外有耳，全不顾村里人的说三道四，全不顾家里人的难堪。那时我们家东厢房里还养着一头牛，每当我呐喊时，母亲就会进来劝我：别吆呼了，你把牛都吓得不吃草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在开学后的课堂上，作用明显，反响强烈。我也颇为得意。三十多年后的一次聚会，一位性格豪爽的女学员说：我们当年给您起了一个外号叫“野狼嗥”——我心中一怔，才知道他们受了我多少折磨。

去年秋天，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叶嘉莹先生，听她吟诵唐诗宋词。叶先生说从来没有人教过她吟唱，从小她就这样唱读，因为她感觉就应该这样读，这样唱。听了叶先生的话，我想，是的，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腔调，想怎么唱就怎么唱；用标准普通话读出的诗词，确实很好听，但其实都不是古典诗词应该发出的声音。告别叶先生后，我曾把门窗堵严了吟唱过几首唐诗宋词，感觉无比畅快。但我知道，叶先生的自由吟唱会赢得满堂彩，而如果我敢登台放腔，迎接我的——当然不会是猎枪。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