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羊的冬季

纪东方

    大风刮了七天，大雪下了七夜。

    战备公路边三四米深的大沟平了，不但平了，连公路上也积了半米厚的雪。暴风雪把路封了，阿拉嘠哨所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前沿。

    大清早一起床，王平均连长召集司务长、给养员、炊事班长开会，讨论一连人的吃饭问题。司务长愁眉苦脸抖搂所有的家底：米够吃一天，菜窖里还有三个大萝卜，一棵瘦白菜。全连已经吃了五天的盐水煮饭，今天山下再送不上来给养，战士们就要饿肚子了。

    山对面，不足200米直线距离就是另一个国家的哨所。边境，前沿，战备紧张，难道真的要让我们的战士饿着肚子去站岗吗？

    王连长急得满脑门子汗，在屋里转了三个圈，忽地甩脱披着的皮大衣，下决心地扔掉手里的烟，说：“不行，我带一班下山。背也得背给养上来。”

    司务长红了眼圈：“这事责任在我，没有在暴风雪来之前安排好，我去。”

    一班长腾地站起来：“这条路我最熟，还是我带人去。连长你要指挥战备，不能离开。”

    门忽地开了，寒风追逐着雪花，低吼着扑向地面，打了个旋。一个小战士阅进来，报告都没有打，结结巴巴地说：“连长，连……长，后院，后院。”

    “有情况！”

    连长顺手掏出了手枪，一班长仲手去撲墙架上的冲锋枪。小战士更急了。“不是，不是，敌人，是……”

    转眼工夫，刚才愁眉苦脸的一屋子人迅速集合，成战斗队形把后院包囤得水泄不通。

    一只羊躺在后院的栅栏门前，可能是冻的，也可能有伤，已经奄奄一息，无助的大眼睛睁开又闭上，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

    营房后面就是山，山上经常有老百姓放羊，国境那边的这边的都有。羊是吃草的，羊吃草不分国境，哪边的草都可以吃饱肚子。昨天晚上的风太大了，估计是风雪中羊跑迷糊了，从山上摔下来。

    连长松了口气，摇摇头，把手枪插回枪套：“嗨，一只羊。”

    一班长如释重负地关上枪机：“嗨，一只羊。”

    司务长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嗨，一只羊。”

    对呀，一只羊！大家的眼刷地都亮了，亮得红彤彤的，好像把山上的雪都照亮了。

    一只羊啊。一只无主的羊。

    看看门脚奄奄一息的羊，大伙看司务长，司务长看一班长，一班长又看看连长。连长说：“先把它弄到炊事班，其余人回连部。”

    连部继续开会。

    战士们也在开会。话题自然离不开羊。有的说，当然是杀了炖一锅，全连美美地吃一顿，留着羊头和骨头，熬成老汤，吃上三天五天没有问题。有的说，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不能违反群众纪律，尤其是边境，闹不好会引起国际纠纷。对方马上反驳，现在牧民有的是羊，不在乎少一只两只。再说，咱们自己不说，吃到肚子里谁知道？不要假积极。双方争得气呼呼，但又谁也不能说服谁。

    想吃肉的似乎已经闻到了伙房里羊肉的香味。怕犯纪律的把脸贴在窗户上，悄悄把玻璃上的冻雪画出一只羊的样子。

晚上开饭的时候，还是米饭盐水萝卜。那只羊没有成为晚饭，而是在灶房里溜达嘴里叼着连里仅存的细莱半棵瘦白菜，没有菜心只有菜帮的当地产的小白菜。

    据说，连长派通讯员卫生员给羊当“保镖”，挡住了炊事班长举起的菜刀。半棵白菜也是连长特批的。司务长心疼得差点和连长吵起来，那是他给连长留的最后的一点特殊“伙食”。王连长的胃病犯了，吃萝卜吃得直吐酸水儿。

    据通讯员说，连长一夜没睡，打了十几个电话。最后一个电话没有说完就断了，大雪结成的冰凌把电话线压断了。

    第二天，雪停了，一班长集合队伍准备下山背粮。临出发的时候，一幅场景让他目瞪口呆：最少有两三百只的羊群争先恐后的涌来，密密麻麻的羊蹄印在雪地里踩出了一条瓷瓷实实的“天路”，后面是旗里拥军模范乌日格愣大叔赶着爬犁，爬犁上是粮食、冻羊肉。麻袋最下面，还有一口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过年都难得的细菜真真正正的内地大白菜。

    那只羊一直养在连队，乌日格愣大叔说不是他家的羊，一冬天也没有人来认领。一只羊温暖了我们整整一个冬天。直到我复员下山，那只羊还在山上。

（有删改）

    20世纪60年代初“生态觉醒”运动使人们意识到“城市不是人类最佳的生存环境”，人们渴望“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生态旅游”应运而生。国内外专家认为“生态旅游”应具备三大标准：旅游对象是原生、和谐的生态系统；旅游对象应该受到保护；要有社区的参与。生态旅游的保护性要求旅游者，旅游从业者以及当地居民有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能自觉地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这就要求生态旅游的开发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传统旅游的最大受益者是开发商和游客，而旅游活动对旅游资源和当地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旅游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旅游活动产生的各种污染等，主要由当地居民承担。生态旅游则强调当地社区的居民是旅游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并应当公平地获得分配旅游业经济效益的机会。通过生态旅游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不但可以防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态侵略悲剧再现，更能提升其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热情和积极性。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只有让当地居民受益，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同时，生态旅游开发为当地环境质量的维护提供一定的资金，以促进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生态旅游的开发是目前生态资本产业化最为常见的做法，也是通过市场手段使生态资源货币化的最有效的途径。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生态旅游的客观条件是充分的，多样的民族风情、独特的自然资源、珍贵的人文古迹与厚重的“丝绸之路”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富有强烈吸引力的旅游景观。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发布，确定了新疆、宁夏、青海等地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作用，为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旅游的开发提供了更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推进，西部地区的交通、能源、水利、卫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将迎来大发展，区域间人员、物资、信息交流也日益充分，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直以来困扰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基础设施落后问题和区位劣势问题。

    独具西部风情的旅游景观，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进，使西部民族地区开发生态旅游成为可能，但目前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如缺乏科学、统一规划，盲目开发；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管理者、经营者及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淡薄。针对这些问题，当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首先要加大基础研究扶持力度，坚持统一规划、科学有序开发生态旅游；还要完善生态旅游法规，加强管理和监督，加大执法力度；坚持多层次多渠道强化生态旅游理念，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民众基础；此外，还可以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设，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开发的步伐。

（摘编自岳一姬《民族地区怎样打好生态旅游牌》）

名医

袁炳发

    梅子涵是苇子沟的名医，这是苇子沟的人公认的。

    梅家是鼎鼎有名的中医世家。关于梅家的来历有很多版本，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梅子涵的祖父梅春鹤早年是宫里医术高深的御医，后来因为无意被牵扯进宫里的一个事件，不仅丢了差使，还险些丢了性命，就一狠心跑到了东北的苇子沟。

    许多年下来，梅家在当地已是屈指可属的殷实人家了。

    梅子涵自幼聪颖，勤奋好学，白天从塾师攻读经书，晚上随祖父、父亲学医。他对医学有着特殊的爱好，在弱冠时就已通读了《本草纲目》《千金方》《内经》《难经》等医学经典，这便为日后行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祖父的教导下，梅子涵的医术日臻成熟，各科兼能，得到远近推重。祖父过世后，梅子涵独挑大旗，继续光大着梅家祖传的医德医道。凡是来他医室治病者，不待启口言明病情，他在视行、听声、切脉、望色中，已能揭示是何病症，言之确凿，就似见到病人体内的五脏六腑一般。对于疑难杂症，有的就在患者平日不良嗜好中找到得救之法；有的并不示方，只告患者谨慎起居饮食，化病于不药之中。

    大凡别人医不好的病，到最后就只能求到梅子涵的门下。如果梅子涵再治不好，这个人恐怕就时日不多了。今天来的病人是这样的，家里已经为他备好了入殓的棺木和寿衣，来这里是因为仰慕梅子涵的大名，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来此一试。

    梅子涵一边细听家人讲述病人的病史，一边走上前为病人细细切脉，回头开出一个方子，而这方子外人是难得一见的，只留作自家的医案。随后，梅子涵又亲自到后院自家药房配药，梅家的这一规矩始自于梅春鹤。待药配好后，梅子涵又亲自将药煎好，要病人立时服下。他嘱咐病人的家人：“如果此人能在子夜时分醒来，说明还有存活希望，不然就真的无药可救啦！”

    说来也奇，这位病人在服下药不多时，便有了动静，不到子夜时分，只见他已能微张双眼。此后数日，几副药服毕，病人的状况竟一天好似一天，最后竟能自己起身了。病人的家人为此感激不尽，特地将一面写有：“妙手神医起死回生”八个烫金大字的匾额送到了梅子涵的府上。

    梅子涵治病救人的奇事轶闻，在苇子沟几乎是妇孺皆知，人们都尊称他为神医，称他的医术为仙术。经他手医好的病人到底有多少，就连梅子涵自己也记不清了。

    多年行医下来，有一件事一直深深困扰着梅子涵。这就是他始终没有找到可以传承他医术的合适人选，梅子涵膝下有一儿一女，但这一儿一女对祖传的医术竟都毫无兴趣，谁也不肯去接续梅子涵的衣钵。

    岁月如驷之过隙，转眼梅子涵已年届花甲。眼看着祖传的医术就要在他这一代失传，梅子涵心急如焚。无奈之下，他只好登出启示，招徒传艺。最终从应招者中挑选了两个人跟自己学医。这时的梅子涵恨不能在一日里，就把自己的所知所学都毫无保留地教授给徒弟，但他又深知欲速则不达这个理，这最是急不得的事，只能慢慢来。

    不料，天有不测，三年之后，梅子涵突然患病，他自己给自己配了一副药，服下却未见好转。不久，病情竟日益加重。两徒弟见状痛心不已，于是各自小心翼翼为师父切脉、诊病，并各自开出了一个方子，可踌躇半晌，竟都不敢轻易给师父下药，都怕自己药方不当，而延误了师父的病。

    几日后，梅子涵病势加重，两徒弟只得跟梅子涵的家人商量，把师父送进省城的一家中医院。一名年轻的中医在诊过梅子涵的病后，马上开出了方子，谁料，不等药煎好，梅子涵就断气了。

    师父突然撒手人寰，两徒弟心存疑惑，便追问那位年轻的医生，问自己的师父究竟患的是什么病，竟会这么快就走了！那位医生告诉他们，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难病，只是一般普通的肺热，但因医治不及时，虚火上升转而成了急症，如果当初医治及时是不致搭上性命的。

    两徒弟听后立时都红了脸，愧疚地低下头。

    后来，当省城的那位年轻的医生得知被自己诊治的人，就是苇子沟大名鼎鼎的梅子涵时，禁不住大惊，继而摇头叹息：“想不到能起死回生的一代名医，自己竟然死于轻如鸿毛的小病之上，可悲呀！”

（选自《小说月刊》2008年12期）

呼兰河传（节选）

萧红

    邻居家磨房里边住着冯歪嘴子。

    那磨房的窗子临着我家的后园。我家的后园四周的墙根上，都种着倭瓜、西葫芦或是黄瓜等类会爬蔓子的植物；倭瓜爬上墙头了，在墙头上开起花来了，有的竟越过了高墙爬到街上去，向着大街开了一朵火黄的黄花。

    因此那磨房的窗子上，也就爬满了那顶会爬蔓子的黄瓜了。黄瓜的小细蔓，细得像银丝似的，太阳一来了的时候，那小细蔓闪眼湛亮，那蔓梢干净得好像用黄蜡抽成的丝子，一棵黄瓜秧上伸出来无数的这样的丝子。丝蔓的尖顶每棵都是掉转头来向回卷曲着，好像是说它们虽然勇敢，大树，野草，墙头，窗棂，到处的乱爬，但到底它们也怀着恐惧的心理。

    太阳一出来了，那些在夜里冷清清的丝蔓，一变而为温暖了。于是它们向前发展的速率更快了，好像眼看着那丝蔓就长了，就向前跑去了。因为种在磨房窗根下的黄瓜秧，一天爬上了窗台，两天爬上了窗根，等到第三天就在窗根上开花了。

    再过几天，一不留心，那黄瓜梗经过了磨房的窗子，爬上房顶去了。

    后来那黄瓜秧就像它们彼此招呼着似的，成群结队地就都一齐把那磨房的窗给蒙住了。

    从此那磨房里边的磨馆就见不着天日了。磨房就有一张窗子，而今被黄瓜掩遮得风雨不透。从此那磨房里黑沉沉的，园里，园外，分成两个世界了。冯歪嘴子就被分到花园以外去了。

    但是从外边看起来，那窗子实在好看，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满窗是黄瓜了。

    还有一棵倭瓜秧，也顺着磨房的窗子爬到房顶去了，就在房檐上结了一个大倭瓜。那倭瓜不像是从秧子上长出来的，好像是由人搬着坐在那屋瓦上晒太阳似的。实在好看。

    夏天，我在后园玩的时候，冯歪嘴子就喊我，他向我要黄瓜。

    我就摘了黄瓜，从窗子递进去。那窗子被黄瓜秧封闭得严密得很，冯歪嘴子用手扒开那满窗的叶子，从一条小缝中伸出手来把黄瓜拿进去。

    有时候，他停止了打他的梆子。他问我，黄瓜长了多大了？西红柿红了没有？他与这后园只隔了一张窗子，就像关着多远似的。

    祖父在园子里的时候，他和祖父谈话。他说拉着磨的小驴，驴蹄子坏了，一走一痴。祖父说请个兽医给它看看。冯至嘴子说，看过了，也不见好。祖父问那驴吃的什么药？冯歪嘴子说是吃的黄瓜子拌高粱醋。

    冯至嘴子在窗里，祖父在窗外，祖父看不见冯歪嘴子，冯歪嘴子看不见祖父。

    有的时候，祖父走远了，回屋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磨房的墙根下边坐着玩，我听到了冯歪嘴子还说：“老太爷今年没下乡去看看哪！”

    有的时候，我听了这话，我故意的不出声，听听他往下还说什么。

    有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可笑，忍也不能忍住，我就跳了起来了，用手敲打着窗子，笑得我把窗上挂着的黄瓜都敲打掉了。而后我一溜烟地跑进屋去，把这情形告诉了祖父。祖父也一样和我似的，笑得不能停了，眼睛笑出眼泪来。但是总是说，不要笑啦，不要笑啦，看他听见。有的时候祖父竟把后门关起来再笑。祖父怕冯歪嘴子听见了不好意思。

    秋天，大榆树的叶子黄了，墙头上的狗尾草干倒了，园里一天一天地荒凉起来了。

    这时候冯歪嘴子的窗子也露出来了。因为那些纠缠缠的黄瓜秧也都蔫败了，舍弃了窗模而脱落下来了。

    于是站在后因里就可看到冯歪嘴子，扒着窗子就可以看到在拉磨的小驴。那小驴竖着耳朵，戴着眼平。走了三五步就响一次鼻子，每一抬脚那只后腿就有点痛，每一停下来，小驴就用三条腿站着。

    冯歪嘴子说小驴的一条腿坏了。

    这窗子上的黄瓜秩一干掉了，磨房里的冯歪嘴子就天天可以看到的。

    冯至嘴子喝酒了，冯歪嘴子睡觉了，冯歪嘴子打柳子了，冯歪嘴子拉胡琴了，冯歪嘴子唱唱本了，冯歪嘴子摇风车了。只要一执着那窗台，就什么都可以看见的。

    一到了秋天，新鲜粘米一下来的时候，冯歪嘴子就三天一拉磨，两天一粒粘糕。黄米粘糕，撒上大云豆。一层黄，一层红，黄的金黄，红的通红。三个铜板一条，两个铜板一片的用刀切着卖。愿意加红糖的有红糖，愿意加白糖的有白糖。加了糖不另要钱。

    冯至嘴子推着单轮车在街上一走，小孩子们就在后边跟了一大帮，有的花钱买，有的围着看。

    祖父最喜欢吃这粘糕，母亲也喜欢，而我更喜欢。母亲有时让老厨子去买，有的时候让我去买。

    不过买了来是有数的，一人只能吃手掌那么大的一片，不准多吃，吃多了怕不能消化。祖父一边吃着，一边说够了够了，意思是怕我多吃。母亲吃完了也说够了，意思是怕我还要买。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够，觉得再吃两块也还不多呢！不过经别人这样一说，我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也就不好意思喊着再去买，但是实在话是没有吃够的。

    当我在大门外玩的时候，推着单轮车的冯歪嘴子总是在那块粘糕上切下一片来送给我吃，于是我就接受了。

    当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冯至嘴子一喊着“粘糕”“粘糕”地从大墙外经过，我就爬上墙头去了。

    因为西南角上的那段土墙，因为年久了出了一个豁，我就扒着那墙豁往外看着。果然冯歪嘴子推着粘糕的单轮车由远而近了。来到我的旁边，就问着：

    “要吃一片吗？”

    而我也不说吃，也不说不吃。但我也不从墙头上下来，还是若无其事地呆在那里。

    冯至嘴子把车子一停，于是切好一片粘糕送上来了。

沙那罕提琴

（美）保罗·琼斯

    在我的一生中，麦克舅舅的那把小提琴一直被视为“传家之宝”，是这个家的象征。

    我还记得麦克舅舅第一次让我亲睹小提琴的情形。他轻轻打开陈旧的黑盒子，在华丽耀眼的绿色天鹅绒里，那把琴静静地平卧其中。“现在，你可以说真正看过一把名琴了，这可是一把沙那罕，顶尖的乐器。”他极其庄重地说，并让我从琴面“f”形音孔中看里面褪色的标志——史塔拉第瓦里斯^①。追根溯源，这把名琴是一位先辈从意大利带回来的，最后由我外公传给了麦克舅舅。

    我的父亲是一位糕饼师傅，与总喜欢把事情往最坏处想的母亲不同，他向来乐观。在亚撒斯大街开店是父亲从事的一桩最大的冒险事业。店铺的前面是糕饼店，后面辟为冰淇淋店，将装潢大理石台面。当父亲头一次告诉母亲这个计划时，他心里异常兴奋。

    “我告诉你，玛丽，根本不会有危险，”看见母亲脸色不对头，父亲说道，“你只要在这份三千美元的借贷申请书上签个名就行了。”

    “但是，万一房子被抵押了，”母亲呜咽着说，“我们会流落街头，变成乞丐啊！查理。”

    “我想稍微说几句。”舅舅说。他站起来从陈列柜顶上取下那只琴盒，“我从报上读到过，这种牌子的小提琴可以卖到五千块钱。把它拿去卖了吧，查理。”

    “哦！麦克！”母亲很吃惊。

    “我不能这么做，麦克。”父亲说。

    “如果你急着用钱，”舅舅对父亲说，“可以在艾瑞特关门之前送去给他。”他把琴盒交给犹豫的父亲，“反正我也老了，不能再去动它了。”

    他的双手在微微地颤抖，可他的声调却异常平静。于是，父亲就挟着那把提琴出去了。

    过了一阵子，父亲从前门进来，他吹着口哨，脚步轻捷，可是仍然挟着那只提琴盒。他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将琴盒放回到陈列柜顶上的老地方。

    “我都已经走到艾瑞特那家店的门口了，可我心里突然起了个念头，”父亲解释道，

    “我们干嘛要卖它？就放在老地方不挺好的吗？这就像我们有了一只保险箱，里面放着崭新的五十张一百元面额的票子。有了这笔钱，我们就用不着为那笔三千元的贷款担惊受怕了。你说是吗，玛丽？如果我们要还的话，只消穿过三条马路到艾瑞特那家店去就行了。”

    母亲露出欣喜的表情：“我很高兴，查理！”

    “一个很明智的主意，”麦克舅舅裁决道，“另外，我自愿把这把琴留给我外甥，供他在大学里念书的费用。”

    贷款的偿还并没有发生问题，虽然比父亲预定的期限晚了三年。我进中学后，上午上课，下午就在店里帮忙。在我即将上大学的那年夏天，麦克舅舅溘然长逝，于是他的小提琴便传给了我。

    “他们难道没有让你们勤工俭学的方案吗？”一天晚上，父亲问我。我告诉他确实有。

    “我想那样最好。”他突然说道，“我在你衣柜的抽屉里放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两百元，应该够缴你入学的那些费用了。你知道的，那把琴对你妈有很特别的意义。”

    他说得没错。可母亲更担心我去异地过分劳累工读的事，她说过，小提琴是属于我的，况且麦克舅舅就是想用它来供我完成学业的。在我离家的头一天，父母都在店里忙着，我提着这把琴来到艾瑞特的乐器行。这位老人从后房走出来，眼睛像猫头鹰般一眨一眨。

    我打开琴盒：“它值多少钱？”

    他拿起琴来：“二十五元，也许能卖到五十元，这就要看谁愿意要它了。”

    “可这是一把史塔拉第瓦里斯制作的沙那罕名琴呀！”我说。

    “不错，这上面确实有他的标志，”他彬彬有礼地说道，“许多小提琴上都有这种标志，可并不是真的，这也绝不会是真的。”他好奇地凝视着我，“我以前见过这件乐器，你是不是查理·安格鲁的儿子？”

    “是的。”我简短地答道。当然，这把琴我没有卖掉，我把它带回家，放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去了。晚餐的时候——那是我行前最后的一次晚餐了，当母亲的眼光瞟到陈列柜顶上的时候，她吓了一跳。

    “小提琴！”她用手按着胸口，“你把它卖了？！”父亲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很忧虑的表情。直到我摇摇头。“我把它和行李一起搁在楼上了，”我回答她，“我想把它摆在学校的寝室里面，看到它我就能想起家里啊！”母亲这才高兴起来。显然，她很满意。

    “此外，”我接着说，“带着它，你也可以放心了。如果我急需用钱，它就好像一个装满钞票的钱匣子，可以随时派用场。对吗？老爹！”

    “对的！乖儿子，对的！”父亲说。他的眼睛却一直避开我，故意瞧着其他的地方。

【注】史塔拉第瓦里斯，为小提琴著名品牌沙那罕的制作家族。

（选自《中外小小说精选》，有删改）

樱花时节

郝 俊

    樱花确实有些特别，看一次就难忘。樱花的花瓣较小，颜色多为粉红或白色。我见过的樱花，更多似乎是介于两种颜色之间，嫩红中含着素白的花色是那般淡雅，犹如在水中涤荡之后，有了一种一洗尘埃之后的脱俗，又像是原本色泽浓艳的花瓣在水中浸渍，褪去了几分娇红，多了几分苍白。

    我觉得樱花的美正好印证了“独木不成林”这句话，看樱花就要看繁花锦簇、片片丛林的热闹。其他花则不然，俏皮的红杏只需一枝就可充当报春的使者——“一段好春藏不住，粉墙斜露杏花梢。”一株莲花就是一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凌波仙子，一枝月下的红梅即可绽放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幽逸风姿。若单看一枝樱花便觉得太柔弱，太单薄，甚至让人难以觉出其生命迹象。带着一份怜恤，从地上随手拾起一片花瓣置于掌心，手中的花瓣就像是被折断的蝴蝶的翅膀，在微风中的颤动恰如断翅后隐隐作痛时的挣扎。倘若花树密集，规模盛大，那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我记得第一次看樱花看的就是一片花海，近千株樱花竞相绽放，花朵密密匝匝，远看层层叠叠，亭亭如盖。白的如雪堆枝条，粉的似落霞满天。这般情景，才让人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目不暇接。眼前的樱花灿烂繁华，加之地势起伏，远看，花潮汹涌。是的，当一种美极其繁复，同时又蕴含连绵的韵律时，几乎是汹涌而来，会令人有点眩晕，可能是在记忆中一时找不到相同或相似的审美经验，所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有些不知所措。

    面对数量如此之多的樱花，不知道从哪里看起，越是想尽收眼底，越是难以穷尽，这样的美来得如此急切，让人振奋，也让人感觉有些压迫，这种不适应会在短时间内激发心灵，使内心的感受能力迅速扩展。这种体验，让我想到在夜间看萤火虫，如果看到零星几只萤火虫，总觉得它们像一盏盏微弱的灯，飘忽不定，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黑夜吞噬，出于同情和怜悯，看一眼就想替它们把光再拨亮些。试想，如果我们看到的不是几只，而是数万只萤火虫在眼前闪烁，这时我们一定不会觉得它们渺小。我们会醉心于它们漫天飞舞时的流光溢彩，会觉得这些小精灵正在尽兴地释放自己的光芒，那么欢快，那么耀眼，那么势不可挡。当我们感觉它们化作繁星点点之时，我们的内心早已阔大辽远，灿若星河。

    看樱花也是如此。一朵樱花甚是娇小，但如果我们置身于一眼望不到边的花海，内心就不只是顿生怜爱了。知道樱花的花期短暂，越看越觉得这些樱花像无数羸弱的生命经过盟约共誓，一起开放，一起凋落。花开，蔚为壮观，有一种试图将一时的绚烂推向极致的意味；花落，悲壮不已，看万花飘零，满地残红，便觉得有一种芳华骤逝的伤悼。或许，当美的事物数量多到一定程度时，会蓄积某种强大的势能，导致内心深处引发的情感突然加剧，久难平复。

    今年看樱花，没有选择白天，友人相邀到近郊的一所植物园，晚上踏月赏樱，感觉甚好。月夜赏花不仅是看花，准确地说是“会花”——与花约会。既是约会，自然不同于白天犹如“花展”一般的喧闹，更不是用贪婪的目光一味地捕获视觉享受。约会是在静谧之中收获惊喜，通过彼此微妙的交流，有了灵魂的相惜和情感的寄托。我看着一树树连绵的樱花，愈发觉得这些繁茂的花枝宛如海底的珊瑚，美得奇异，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愿变成一条鱼，畅游花海……

    花是草木中生发出来的一抹芳华，其美不在色香之惑。人们之所以赏花、赞花，终究是为了满足内心深处对美的渴求。怜花，惜花，其实是希望如花绽放的韶光久留心间。欣赏着夜色里的樱花，期盼下一个樱花时节的到来。

（选自2018年3月25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