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死

聂鑫森

一辆白色的小车，驶出了湘楚大学的校门。深秋上午的太阳光薄而淡，透出一阵阵的凉意。从这里到江南医院，要穿过繁华的闹市，加上红绿灯，堵车，满打满算要一个小时。

开车的是程奋，坐在后座的是郑波。

程奋在校办公室当主任，四十八岁，头圆、腹凸、体胖。郑波比他大两岁，是中文系的教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主攻古代文字学，师从程奋的父亲程笃，读硕读博，再当助手，一眨眼过去了二十多年。

两个人久久不说话，在去向医院的这一路上静得只听见车轮摩擦水泥路发出的沙沙声。

古稀之年的程笃肝癌晚期，四个月前住进了江南医院的肿瘤科重症监护室。郑波在上课、开会之余，一个人去得很勤。重症监护室是不能随便让人进去探看的，因为里面的空气消了毒。门上只有一个玻璃镶嵌的小孔，郑波隔一阵就会把眼睛贴上去，打量躺在病床上的程笃：一头银发，满脸愁苦，时而清醒，时而昏迷；鼻子的两孔插着氧气管和胃管，胳膊上插着输液的套管，下面还插着输尿管。

每当这个时候，郑波就会喟然长叹。这种“生命支持系统”，无非是让先生毫无质量地活在限定的时间里，死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先生平日曾多次对他说：“人活着，要有尊严，人死去，也要有尊严。”这种比“死别”更残忍的“生离”，身上插着管子，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像吞币机一样耗费钱财，“工业化”地死去，先生一定是极不愿意的。可惜师母因病已去世多年，可惜程奋夫妇和儿子都太忙，来得少，来了也总是匆匆的。

郑波读本科时，程笃第一次上“文字学”的课，自我介绍说：“我姓程名笃，字顿迟，你们可知道这名和字，来自何书？”郑波站起来说：“来自《说文解字》，笃者，‘马行顿迟’。”程笃眼睛一亮，大声说：“你读书多，记性好，孺子可教！”尔后，郑波本科毕业，再读程笃的硕士和博士，因成绩突出，发表多篇论文，也就留校教书，并当了先生的助手。

在郑波看来，程笃于他是亦师亦父，而程笃也视郑波亦友亦子，不但学问上对郑波谆谆引导，生活上也极为关心。郑波的妻子，就是先生和师母介绍相识并喜结连理的。先生最大的遗憾，是儿子程奋读了硕士以后，改行去搞行政，而且干得津津有味。他对郑波说：“在知识界，第一等做学问，第二等教书，第三等做官。程奋没有定力，只能如此了。”

正在开车的程奋，鸣了一声笛，问道：“郑波兄，睡着了？”

“没有。我在想先生，他太痛苦了。”

“是呵……是呵。早几天大夫找我面谈过一次。”

郑波装作一无所知，问：“谈什么呢？”

“他说……老人肯定没有希望了，家属是否可以考虑停止治疗。我问怎么个停止治疗法？他说，由家属签了字，再在医生指导下拔掉输氧管。”

“你怎么说？”

“我明白之所以要这样做，是避免医患纠纷，一切都是家属自愿的。但……我不同意！”

“是只要先生活着，你就可以照领他的工资？”

“绝对不是，那是人性丧尽！我、妻子、儿子，担不起这大不孝的名声，领导、长辈、同事、学生会怎么看我们？今后还怎么做人做事？”

“你担心将来副校长提拔不上？担心儿子将来不好找对象？就不担心老爷子这么受罪！唉！”

“郑波兄，我猜想大夫也和你谈过了，你是做学问的，没什么顾忌，能不能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郑波一惊，随即平静下来，说：“程奋弟，我知道你想说又不好开口，大夫和我谈话后，想得我坐卧不宁，最后才想明白，为了先生尊严地逝去，由我来代替家属……签字和拔掉管子吧。”他的喉头哽咽起来，泪水奔涌而出。

程奋小声说：“谢谢……谢谢……”

程笃安然辞世，然后是火化、开追悼会、入土。

不断地有人向程奋和郑波，询问程笃最后的死因。

由郑波签字的医院、家属共拟的协议书复印件，程奋时刻揣在口袋里，有人问即掏出来说：“一切都由郑师兄做主，我听他的。”

郑波则从容如昔，有人来和气地询问或愤怒地责问，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平静地说： “是我签的字，是我拔的管子。”

悄悄话和悄悄话

赵新

    我是这样认识他的。

那天傍晚，我在我们小区大门口的菜市上买了二斤黄瓜，提起来往家走时，觉得手里轻飘飘的，脚步就有了犹豫。我想请人把黄瓜复一下秤，即使分量不够，我也不去找人家的后账，只想做到心里有数。

    我前后找了两个人。

    第一个是30岁左右的小伙子。小伙子是卖西葫芦的。

    小伙子冲我笑了：大叔，您好，您买西葫芦吗?

    我说我不买西葫芦，我想把手里的黄瓜复复秤……

    小伙子挥了挥手：对不起，您不买俺的西葫芦，俺怎么给您过秤?

    我笑了：同志，这是哪儿挨着哪儿呢?

    小伙子严肃了：这不是紧紧地挨着嘛，您不帮助我，我怎么帮助您?

    第二个是中年女人，身体粗壮，脸面黝黑。

    我还没把话说完，她的脸就阴了，很不耐烦地说：走开，我可不做这伤天害理的事!我给你称了，就会得罪……你以为我是个孩子?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伸出手来，接过我的黄瓜，放在了他的秤盘上。

    他很认真地告诉我，这黄瓜是一斤六两；他说他的秤很标准，他称错了他负责。

    他显然是一个乡下人，光头，布鞋，一条裤腿挽起来，露出了圆鼓鼓的膝盖；一条裤腿耷拉着，盖住了脚面。个头不高，眼睛不大，一张瘦削的赤红色的脸，一抹浓黑的很好看的胡子；站在如火的落霞里，我闻见他浓郁的汗味。

    他不卖菜，他卖的是苹果、香蕉、橘子。

    我很受感动。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好兄弟，谢谢您!

    他说不谢不谢，做这点儿事情不费吹灰之力；他说他今年才45岁，论年纪我是他的长辈。他说：叔叔，您回家吧，该做饭了，婶子在家里等您。

    我担心他遭到那个黑脸女人的辱骂，或者遭到那个卖黄瓜的报复，就蹲在他跟前慢慢地抽烟，借以观察动静。他轻轻地把我拉起来，亮起嗓门说：叔叔您走吧，光天化日，没人找我的麻烦；找也不怕，咱有地方说理!

    我就慢慢地往家走，走了几步他又追上来，踮起脚尖和我说了几句悄悄话。

    这样我就认识了他，记住了他。我很快知道他姓吴，几个月前他还在村里种地，他的一双儿女一个叫吴优，一个叫吴律，都是正在读书的大学生。我很有兴趣地问他孩子们为什么叫吴优吴律，他说他希望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希望每个人无忧无虑地生活。

    这一天我又看见他帮人复秤。请他称东西的是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放在他秤盘里的是一小袋鲜嫩的豆角，旁边还放着一把水灵灵的小葱。

    他告诉老太太：大娘，您放心，您的豆角分量不差……

    老太太说：你说不差就是不差!你再把那把小葱给我称称……；我让你称这称那，不会给你惹下祸害吧?

    他亮起嗓门回答：不会，光天化日，没人找我的麻烦；找也不怕，咱有地方说理!

    结果那小葱差了一两。

    老太太要走时，他凑上前去，又和她说了几句悄悄话。

    不久便有消息传出来，说难怪这位吴师傅天不怕，地不怕，行得端，走得正，原来人家有后台，根子很硬!

    那天我买菜回来时，那个黑脸女人突然叫住了我：大叔，您等等。

    我便停下脚步看着她，她的脸笑得很灿烂。

    她很神秘地说：大叔，您知道吗?那个老吴的侄子是局长，专管咱们菜市场!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

    她说：大叔，您别替他保密啦，大家伙儿都知道啦。以后我可以给您重新过秤，看谁还敢缺斤短两!

    我悄悄地问：大嫂，这事您听谁说的?

    她悄悄地回答：我听那个称了豆角又称小葱的大娘说，老吴不是和她说悄悄话啦?对了，老吴肯定也告诉您了，他也和您说了悄悄话!

    我不置可否地说：啊，啊，您忙吧，我走啦……

    我愿意老吴的侄子是局长，但是那次老吴和我说的悄悄话是，叔叔，您保重，为几两黄瓜，不值得生气。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6年第6期，有改动）

光束里的微尘

秦德龙

    他在漫不经心中发现，一束光透过窗户射了进来，而静谧的光束中，悬浮着一些微尘。他伸手去抓，却什么也抓不住。那些微尘忽然飘动起来，瞬间消失在幽暗深处。

    渐渐的，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微尘是在光束中存在的。如果试图挡住它们，它们即会遁失。

    微尘尚且如此，那么个体生命呢？离得开阳光吗？

    到阳光下面去，晒晒太阳。他时自己说。

    每一枚太阳都是新鲜的。

    他曾经到过大海，也到过大山，还到过城市里，感受着太阳带来的温暖。是的，大千世界，让他感慨，可后来，他还是厌倦了一切。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何况，他无法忍受来自生活的挤压，从各方面的挤压。

    他再次回到蜗居的小屋，每天对着电脑，虚构着人生。这天，他百无聊赖，在电脑上敲下几个文字；“昂贵的证据”。很快，电脑便跳出了博尔赫斯的诗句：“这是多么昂贵的证据，尘土，使我们相信难免一死。我们放慢脚步，压低嗓音，走过一列列缓慢的墓碑……”

    博尔赫斯的诗句，在他心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他一遍一遍地默读着那些诗句，不住地洗刷着自己的心灵。自己是多么渺小啊，犹似一粒微尘，微不足道！火热的生活，自己有什么资格去批判呢？该拥抱它才是！

    于是，他打点行装，来到了太阳照耀的乡下。

    他看见一个老农民头顶着烈日，扶着耕牛身后的犁铧在田野里劳作。也许是累了，老农民慢慢地吆喝耕牛停下，然后，楗出一支烟，坐下来休息。香烟从老农民的鼻孔中袅袅冒出，景象美极了。他看得发呆，忘记了时间。

    老农民没有搭理他，在老农民的心中，他是不存在的。老农民吸完了烟，缓缓地站起了身子，重新吆喝耕牛犁地。

    他昂头走了，去寻找乡村新的风景。他边走边想，自己也就是一粒微尘，如果没有阳光的照射，别说舞动起来了，恐怕已不知飘向了何方。

    灵魂啊，需要阳光！

    回到生存的城市，他找来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了“微生”论坛。每晚，坐在电脑前，发表自己的感悟。那些深邃的思想伴随着妙语连珠，洒向广袤的宇宙。以往，他几乎是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的，落落寡合。从乡下回来后，他像变了个人，生命中总有使不完的热情。他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不说出来，灵魂无从安放！

    人们悄悄地打量着他，议论着他。

    他知道，自己也就是个普通人。

    普通人得有普通人的活法，得过普通人的日子。

    不久，他就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每天，夹着公文包或拎着手提电脑，行走在路上。

    又后来，他娶妻生子，建立了一个安康和谐的幸福家庭。

    只是，一个人孤静的时候，他会回忆从前的日子。这时候，他就打开博尔赫斯的诗集《里科莱塔》，为自己读上一段。然后，对着灿烂的银河遐想，把神秘的夜空瞭望。

    他依旧在“微尘”论坛里发表自己的言论，这都是他对人生的观察、体悟。他也没想到，自己会有许多粉丝。这些粉丝不断地要求他更新论坛里的帖子，把精辟的论断展现给大众。

    他无法满足粉丝们的要求，只是按部就班地做着想做的一切。他把自己比作一只老黄牛，他喜欢勤勤恳恳的老黄牛。

    有一天，妻子问他：“你为什么喜欢老黄牛呢？”

    他若有所思地说：“在乡下，有一位老农民。扶着老黄牛身后的犁铧在犁地。”

    妻子又说：“你这个人就是喜欢低调。”

    他温厚地笑道：“我看见了光束里的微尘，只有阳光照射它，它才会舞动。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老黄牛就是这种品格——需要阳光！”

    接下来，他和妻子同声朗读博尔赫斯的诗句：“这是多么昂贵的证据，尘土，使我们相信难免一死。我们放慢脚步，压低嗓音，走过一列列缓慢的墓碑……”

    妻子陶醉地说：“让我们一起慢慢地老吧。”

    他笑道：“还是让我先死吧，死在你前头！”

    妻子捶了他一下，充满诗意地说：“想得美，谁先死谁有福，还是你送我吧。”

    他揽住妻子的肩头，幸福地笑了。

霞光灿烂的早晨

陈忠实

    不管夜里睡得多么迟，饲养员恒老八准定在五点钟醒来。屋里静极了，耳边没有了骡马踢踏的骚动声音，也没有牛倒嚼时磨牙的声音。

    恒老八坐起来的时候，猛乍想起，昨日后晌，队里已经把牲畜包养到户了。他昨晚睡在这里，是队长派他看守一时来不及挪走的农具草料。

    窗外很黑，隐隐传来一声鸡啼。他又钻进被窝，却怎么也不能再次入睡……

    编上了号码的纸块儿，盖着队长的私人印章，揉成一团，掺杂在许多空白纸块揉成的纸团当中，一同放到碗里，摇啊搅啊。队长端着碗，走到每一个农户的户主面前，由他们随意拣出一只来……队里给牲畜核了价，价钱比牲畜交易市场的行情低得多了，而且是三年还清。这样的美事，谁不想抓到手一匹马或一头牛哩！八老汉早在心里祈愿，要是能抓到那头母牛就好了。可惜，这牛到了杨三家里，明年准定生出一头小牛犊，人家的小院里，该是怎样一种生气勃勃的气派……他嫉妒起杨三来了。

    杨恒老汉为公社整整喂了十九年牲畜了。十九年来，他睡在塬坡上的这间饲养棚里。无数个日日夜夜，牛马嚼草的声音，像音乐一样和谐悦耳。牛马的粪便和草料混合的气味，灌进鼻孔，渗透进衣裤的布眼儿……可惜！没有抓到一头！这样的生活今天完结啰！从明天开始，他就要在自个的责任田里劳作了。

    木格窗户透出一缕缕微微的亮光。山野里传来一声声沉重的吭哧声，伴和着车轮的吱吱响。一听见别人干活，恒老八躺不住了。他拉开门栓，一股初冬的寒风迎面扑来，让他打个寒颤。从村庄通到塬坡上来的小路上，有人躬着腰，推着独轮小车，前头有婆娘肩头挂着绳拽着。那是杨云山嘛！狗东西，杨庄第一号懒民，混工分专家，刚一包产到户，天不明就推粪上坡了。勤人倒不显眼，懒民比一般庄稼人还积极了。他想笑骂那小子几句，想想又没有开口。既然懒民都赶紧给责任田施冬肥，恒老八这样的正经庄稼人还停得住么？回，赶紧回去。

    恒老八下了坡，刚到村口，老伴迎面走来：“人家都给麦地上粪哩，你倒好，睡到这时光！”

    “八叔——”玉琴跑着喊着，挡在当面，“我那头黄牛，不吃草咧，你去给看看——”

    不等老八开口，八婶转过身来：“各家种各家的地，过各家的日月了。他给你家去看牛病，谁给他记工分？”

    “你这人——”老八瞪起眼，盯着老伴。这样的话，居然能说得出口来，还说她贤明哩！

    “嗨呀！我说笑话嘛！”八婶勉强笑笑，算是圆了场，转身走了。

    牛只是夜里受了凉，没什么大碍。八老汉给牛扎了针，又叮嘱了几句。婆媳二人要留他吃饭，挽留不住，说着感恩戴德的话，送到门口。他在饲养室里多少次治好牛马的小伤小病，也就是那么回事了。如今却受到这样的款待，真是叫八老汉感慨系之。

    老远就看见公社郑书记站在自家门口的粪堆前，帮老伴敲碎冻结的粪疙瘩，还笑着说着什么。郑书记一大早到村里来，有啥事呢？

    “老杨，听说你舍不得那些牛马，还落了泪？”郑书记哈哈笑着，“是吗？”

    老八咧着嘴，不好意思地笑笑。

    “我信哩！你为那些四条腿熬费过心血，有感情哩！”郑书记蹲下来，掏出烟袋。“分了牲畜后，现在好多三十来岁的年轻社员不会喂牲畜。问题很普遍。我今日来，想请你到咱公社广播站，讲讲牛马经。”

    “我说不了话……”老八着实慌了。

    “好多人要求请你讲哩！”郑书记说，“我还得找队长，要帮社员安排好牲畜棚圈。一言为定，明天晚上到公社来，我在广播站等你。讲一小时两块，按教授级付款！”

    太阳已经升到碧蓝的天际，雾气已经散尽，冬日的阳光，温暖灿烂，街道里的柴禾堆，一家一户的土打围墙，红的或蓝的房瓦，光秃秃的树枝，都沐浴在一片灿烂的晨光里。

    “跟你商量一件事。”恒老八对着扑出灶堂的火焰点着旱烟，给老伴说，“咱得买牛。庄稼人不养牛，抓摸啥呢？一年务育一头牛犊，两年就翻身了。现时处处包产到户，牛价月月涨。我没旁的本事，喂牛嘛，嗨嗨……”

    老伴端出一碗荷包蛋，放到老八面前，五十多岁的老妇人，居然嗔声媚气地说：

    “吃吧！吃得精神大了，再满村跑着去给人家看牛看马……”

    老八却像小孩一样笑眯了眼睛。

乞丐

（英）毛姆

我在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市中心广场周边的街道上闲逛，不时瞥一眼那些精巧的庭院，最后，在环绕广场的拱廊里阴凉处坐下来，要了一杯酒。

太阳把无情的烈焰抛洒在广场上，耷拉着的椰子树沾满尘土，巨大的兀鹰不安地栖息其上，有时会突然降落地面，叼起几片残渣，扇动笨重的翅膀，飞上教堂的塔顶。我已经给完所有的零钱，只能对那些纠缠不清的乞丐频频摇头，他们不给你片刻的安宁。报童硬要把那些湿漉漉的报纸卖给我，乞丐们苦苦哀求指望能得到点施舍……但是他们随时留意着那个肥胖的警察，他会拿着皮带突然冲过来，照着他们的头或后背狠狠地抽上一鞭子。

突然，我被一个乞丐吸引住了，他的头发和胡子红得耀眼，胡子乱蓬蓬的，衣服破烂不堪，勉强遮体，他的腿和裸露的胳膊瘦得只剩下皮和骨头，在饥饿的人群里他显然最为可怜。他大约40岁，是唯一不开口说话的乞丐，甚至连手都不伸出来，只是凝视着你，让人感到极其不自在，如果有人给他一个硬币，他会向前一小步，伸出爪子一样的手，拿过硬币，也不说一声谢谢，就木然地走开。

他站在我面前，和他站在其他桌子前的时间一样长，用悲凉的目光看着我。我还从来没见过如此失魂落魄的人。他的外貌有种让人恐惧的东西，神志看上去也不是很健全。我没有什么好给他的，为了不让他白等，我摇了摇头。过了一段时间，他走开了。

傍晚时，凉风再次把我诱惑到了广场上。不久，大量的人群从四周的街道拥入广场，黑色的兀鹰尖叫着从人们的头顶飞过，一旦发现有什么东西可以啄食，它们就会猛然坠落地面，再从人们的脚下急急忙忙地跑开。我又看到了那个红发怪人，他没有在我的桌前停留。我估计他还记得早晨没能从我这里获取分文，觉得再这么做没有用，我在想他是不是个水手，一个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从船上开了小差，逐渐堕落到目前这种令人同情的状况，他不见了。

夜里醒时，不知道为什么，他衣衫褴褛的形象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我曾经见过他，但是我无法确定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我度过的第二天和第一天完全一样，但我在守候红发乞丐的到来，当他站在我邻近的桌子旁边时，我仔细观察着他。现在我非常确信在哪里见过他，甚至认识他。我不好意思上前招呼他，我为不能把他对上号而恼火，就像你在努力回想一个人的名字，那名字分明已经在你的舌尖上，却又一下子溜走了，这一天就这么慢慢地过去了。

新的一天又到来了。他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广场上，一声不吭。他站在一张桌子跟前，离我两张桌子远，无声地恳求着。这时，我看见了那个警察，他偷偷绕过来，用皮带照着红发乞丐响亮地抽了一下，乞丐的身子一缩，但他既不抗议，也没有表露出任何憎恨；他似乎已对这种鞭打的刺痛习以为常，他缓缓移动的身躯悄然融入降临到广场的暮色之中，然而这残酷的一鞭却抽醒了我的记忆，我突然想起来了。

他肯定也认出了我，因为这20年来我的外貌变化不大，这就是他从第一天早晨以后，就再也没有在我案前停留的缘故，我认识他已经有20年了。那时候我在罗马过冬，每晚都去一个餐馆用餐。餐馆的常客多是一小群来自美国和英国的艺术院校学生。我们经常在那里无休无止地争辩着与文学和艺术有关的话题，他那时还是个大男孩，不会超过22岁；蓝眼睛、直鼻梁、红头发，长得很讨人喜欢。我记得他说曾在美国水果公司工作过，因为想成为一名作家，他放弃了那份工作。由于他过于傲慢。他在我们中间不怎么受欢迎，他觉得我们是一群可怜虫。并对此直言不讳。他不给我们看他的作品，因为我们的赞誉对他来说毫无价值，对我们的批评他则报以嗤之以鼻的态度。他极其自负，为了成为一名作家，他放弃了一切。他那么自信，而这种自信也让他的一些朋友受到感染。

我回想起当时他那种意气风发、精力充沛，对未来充满信心以及目中无人的样子。这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是我确信这就是他。我起身去广场寻找他。我对比着过去和现在的他，琢磨是什么让他变成现在这种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会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成百上千的年轻人带着奢望投身艰难的艺术行业，但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平庸，并在生活中找到一处落脚之地，好让自己不被饿死。这太可怕了，我问自己能帮他些什么，我绕着广场走着，天色越来越暗，我担心自己错过了他，我经过教堂时看见了坐在台阶上的他。我走到他跟前。

“你还记得罗马吗？”我说。

他一动不动，也不回答我。他毫不在意我的存在，就像面前根本没有我这个人，他看都不看我一眼，空洞的蓝眼睛落在台阶底层那些为什么东西尖叫着争作一团的兀鹰身上。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黄色背面的纸币，塞进他手里。他看都没看它一眼，然而他的手动了一下，像爪子一样的细手指握紧纸币，搓揉着，搓成一个小纸团后把它移到拇指上，一下子弹到了空中，落到了聒噪的兀鹰中间。我下意识地转过头，就见一只兀鹰用嘴衔起它飞走了，两只尖叫着的兀鹰紧随其后。当我回过头来时，那个人已经走掉了。

我在韦拉克鲁斯又待了三天，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有删改）

风过留声

海川

我去市里接站。

风爷穿了一身簇新的中山装，脚上一双发亮的黑皮鞋。村支书二叔、四叔把我隆重介绍给风爷。我说：“风爷，这身行头真出彩，谁给置办的？”

四叔嘴快：“人家派出所呗，给他里里外外都换了新。”

原来，风爷在返回新疆他儿子秋生家的火车上被偷了。乘警把他的案子就近移交给河北一家铁路派出所。谁知他一到派出所就跟到了家一样，进门就抢活干，扫地，抹桌子，提开水，甩开膀子接管小菜园，浇水种菜……时间一长，案子没什么进展，派出所就想先送他回家。可不管怎么问，他都不说是哪里人，好在听他说话经常带个“刚”字，比如“刚坏”“刚热”等。碰巧我们市一位民警出差路过，还算熟悉这个方言，人家派出所就拜托这位民警帮忙打听。

这事传到了宝山县公安局李副局长的耳朵里。大集体那会儿，他下乡调研时听说过风爷蒯大风的奇闻趣事。因为蒯大风在队上“身兼数职”，表现突出，被公社评为劳模。谁知他非但不领情，反而气得大病一场，直到大队向公社又重新汇报，把他从名单里抹去，这才欢天喜地复了工。李副局长让人家传真个照片对一对，就对上了。

一路上说说笑笑，天刚擦黑，就到了县城。二叔、四叔去安置风爷，我先回家里看看。

老娘正在做晚饭，我说了风爷的事。老娘说：“看来你风爷在新疆他老小那边过得也不怎么样，要不还会赖上人家派出所？”我说：“我记着风爷还有个儿子，画画画得刚好。”老娘说：“是有个大儿子叫春生，前些年没考上大学急疯了，后来就跑出去找不着了。”我说：“秋生他娘呢？”我印象里好像也没见过她。

老娘一声长叹。秋生他娘去世得很早，那时候秋生才四五岁。风爷那时在生产队养牲口，隔三岔五回家给俩孩子备上点干粮，煮地瓜、玉米面、窝窝头。孩子饿了就自己热热吃，这兄弟俩可以说是散养长大的，但他们却刚争气。特别是春生，在一位下放教授的传授下，画得一手好画。可惜连考两年美术学院，都因为语文、数学两门主科不及格而名落孙山。他经不起打击就得了疯病。

春生走失的那一年，风爷也转了行，他被调到队部看大门，兼职看坡。看坡是个辛苦活，夏收看麦场，秋收要看更多场院。随着玉米、花生、大豆先后成熟，他一天二十四小时要转战多个“阵地”。最惊险的一次，在一天深夜遇上了偷花生的。小偷怕他追赶，给屋子放了把火。

秋收过后，忙碌了一年的社员进入了农闲期，而风爷“领导”下的豆腐坊却热气腾腾起来，浓浓的豆香飘得很远。

风爷早上去得比谁都早，晚上走得比谁都晚，什么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公家的东西他草根不取，别人也甭想占半点便宜。做豆腐，水还未沥干，先过磅上账。即使是熬豆汁熬出的豆腐皮，他也是晾干后一一数好数，卖豆腐时捎带脚儿一起卖掉。

他赚来别人不少白眼，但他一直是老样子。

年底雪下得特别大，豆腐坊便停了工。风爷闲不住，就一步一个窝地去巡街，看村子周边的树木有没有被盗伐。巡了一圈回来，不小心踩空掉进了一个大雪窟窿里。多亏孩子见天晚了家里啥干粮也没有，去队部找他，队长闻讯后组织人手连夜搜寻，才救了他一条命。

原本这些护林的活并不属于他的职责，可队上见他如此尽职尽责，就把这个活划给了他。从此他跟一些盗伐树木的不法分子算是干上了，不法分子对他的油盐不进一时也没招，就改进了作案手法，分两拨人分头作案。风爷来来回回跑了半宿，累了个半死，天亮后还是发现被盗走了不少棵有年头的刺槐树。这是他，要是换作别人，集体还不知要遭受多少经济损失呢。

听老娘说着风爷的往事，不知不觉，天就黑透了。四叔过来喊我们去吃饭。

我们一进村委办公室，就见风爷蹲在屋子一角，端着碗大口往嘴里扒拉饭。二叔笑着说：“甭管他，烂狗肉上不了大席，我们吃我们的。”我笑着礼让了一下风爷，见他不为所动，便随二叔进里屋吃饭。我说：“风爷在新疆待了多久？怎么回都回来了，又要回去呢？”二叔摇了摇头，说：“谁知道他？包产到组那一年，他谁也没说就跑去了新疆，一去就是七八年。今年刚过了年，他又一声不吭突然跑了回来。他家的老屋那年秋天下连阴雨时倒塌了，他回来后也没个地儿住，只能住在村委。他东家吃了西家吃，排着吃了半个月，吃够了爬起来就又走了。”

我又问：“那现在准备怎么安排他？”二叔说：“还能怎么安排？现时不同以往，都是各人顾各人，他可以承包几亩地，自个儿种饭吃。”我又说：“要不联系一下新疆那边？”二叔哼了一声，说：“联系上了，又能怎么样呢？秋生在新疆是修鞋的皮鞋匠，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风爷回来后就包了地。也不知他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是因为扔下手艺有年头了，一年干下来竟连自己的口粮都没种出来。村委觉着他以前对集体是有功的，就在镇上给他争取了个养老名额，将他送进了镇敬老院。他倒是在敬老院里安稳地待了几个月，村里也派人看望过两回，说是在里面很好，人长胖了，也精神了。

可过了不长时间，他却爬出两米多高的院墙跑了。敬老院找过来，村委配合做了调查。他侄子桂生说，他叔那天晚上很晚了是来过一趟，说他在里面待够了。

村里打发人四处找，问遍了所有与他沾亲带故的人家，都没见人。几天后，我在会上碰到李副局长，就把事说给他。

李副局长还真有一副热心肠，没过俩月，就来了电话，笑呵呵地说：“你要找的蒯大风我们找到了。这老伙计，还很会挑地方。他已在邱县南部与沂市交界的一家国有林场当上了伙头军^① ， 还跟一个胖乎乎的女人过上了小日子。”。

（有删改）

【注】①伙头军：炊事员。